黃益平：為什麼中國的互聯網金融能全球領先？
圖為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在峰會上作主旨演講。
9月13日，第二屆長三角金融科技高層對話暨新華網思客陸家嘴峰會在上海舉辦。在峰會上，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做了主旨演講。
他認為，中國的互聯網金融取得快速發展，已經走在世界前列。但是隨著監管的加強，互聯網金融可能會進入整頓、調整甚至是相對緩慢的發展時期。
互聯網金融未來的發展，取決於監管和技術兩個方面。特別是監管方面，太松容易引發風險爆發，過嚴又會把很多潛在發展機會消滅掉，監管者需要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作者 | 黃益平（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我今天主要跟大家討論一下在嚴監管的政策環境下，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未來。
第一，中國的科技金融可能是走在世界前列。
但是我們到美國看了之後感受更加深刻。如果我們簡單去看全球的科技金融公司，我可以列很多名單，但是如果大家看全球最大的五家科技金融公司，
第二，中國互聯網金融發展速度很快，但地區差異明顯。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構建了一個中國互聯網金融發展指數，這個指數分解到每個業務不同省份，包括不同的地級市。從指數結果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三個非常有意思的結論：
1.互聯網金融產業平均每年翻一番。
2.互聯網金融發展主要是由年輕人推動。
3.互聯網金融在中國的發展仍然有明顯的地區性差異，其中心在杭州，在長三角。因此地區差異非常明顯。
與此同時，我們還有一個指數，北京大學互聯網金融情緒指數，這個指數是用深度學習的技術對1800萬條媒體的報導做了提煉，最後提煉出情緒指數。這個情緒指數有三個部分，我這裡講兩個。
1.關注度指數。媒體或者是公眾對互聯網金融發展關注度的高低（數字越高關注度越高），我們可以看到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關注度指數一直在上升，但是到2015年之後慢慢有所回落。
2.正負情緒指數。我們知道對互聯網行業關注度高，有可能是正面關注，因為這個行業發展好有很多投資機會和理財機會，也可能是負面關注。這個關注度也在大幅度波動，從2013年開始，這個指數一直不斷上行。
到2015年7月，十部委發佈了《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2015年12月發佈了《P2P監管細則徵求意見稿》，情緒指數到了頂峰之後回落，一直到最近才有所回升。這個情緒的大幅振盪，大家肯定不會覺得特別意外，其背後有很多故事，有可能是這個行業裡出現的一些風險和事件導致了公眾情緒的變化，但是也可能確實是一些監管政策開始出來導致。
比如，在互聯網金融行業，從支付寶2004年開始上線算，很長時間內是沒有監管政策的，到2015年十部委才開始思考如何監管互聯網金融行業。開始監管對一部分的從業者來說是好事情，但同時也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為怎麼監管，從業者不知道，監管者也還沒有完全弄清楚。
為什麼中國的互聯網金融能高速發展而且在全球領先？在和美國的比較當中，有兩點比較明顯。
第一，我們國家的金融空白比較大，普惠金融的需求非常高。說到協力廠商支付的時候，我們問美國專家，為什麼美國的協力廠商支付沒有發展起來，他說有很多理由，其中有一條理由就是信用卡非常普及，非常方便，而且對消費者來說非常便利，有很多優惠。實際上信用卡只是一個例子。我的解釋是：在美國傳統金融對老百姓、對企業的服務相對來說比較完善，市場空白比較小。而我們國家的空白比較大，普惠金融的需求非常高，所以我們的互聯網金融一起來就發展了。
第二，監管的態度很重要。我們到美國一家互聯網金融機構去參觀時，他掛了二三十張牌照，各個州都有非常多的監管，他的發展就比較困難。而我們的監管則比較寬容，客觀上來說為我們的互聯網金融發展提供了寬鬆環境。但是現在環境會慢慢發生改變，監管政策開始改變，對市場、對行業來說就可能有一些不確定性。因此我覺得我們可以理解情感指數的變化。
圖為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
新華網席航飛 攝
但同時，我們也看到行業本身確實在不斷振盪。比如，P2P網路貸款，我們從2007年第一家P2P平臺上線到2014年時，中國的市場已經超過美國和歐洲，成為全球最大的網路貸款市場，我們已經成為全球最主要的市場，成為領頭羊。同時，我們的問題也很多。2017年6月累計的P2P平臺總數裡，問題平臺比例是64%。在這個行業裡，這樣一個資料表明，確實有很多魚龍混雜甚至是惡意詐騙的事件，風險很高。
從政府工作報告中，也能看出監管部門對互聯網金融的態度。今天很多人都說2013年是中國互聯網金融發展的元年，那是因為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提到互聯網金融的問題，在隨後的四年幾乎每年都提到互聯網金融的問題。但是在這一段時間裡，政府工作報告對互聯網金融本身的態度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原來是更多地鼓勵，現在更多地關注風險，所以環境確實在發生變化。
互聯網金融到底有沒有價值？應該說，它為我們解決普惠金融的難題提供了一種方案。北京大學數字研究中心做的第三個指數，叫“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這個指數把全國各個地級市分為不同的梯隊，第一梯隊是紅色，第二梯隊是橙色，第三梯隊是黃色，第四梯隊是綠色。根據這個指數，2011年全國大部分地區是綠色，而2015年時大部分地區變成橙色和黃色，綠色變成很小的一部分。地區之間的普惠金融發展水準在迅速縮小，落後地區的發展在變快，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數位金融可能是解決普惠金融很好的方案。
當然，互聯網金融因為其本身的特點——風險比較多，傳導比較快，有很多人風險承受能力相對低一些。互聯網金融的出現，也對傳統的金融監管有了挑戰。
首先，貨幣政策的影響，對貨幣的度量和貨幣政策的傳導引發了新變化。
第二，互聯網金融發展的重要支撐是技術。大資料分析的長尾效應，就會出現一家平臺可能為所有客戶提供服務會不會帶來壟斷的問題？監管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大資料分析可以真正應用到金融交易當中，説明我們解決金融問題，一個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會不會加劇市場上的羊群效應？
第三，在分業監管的框架下，大多數互聯網公司都是混業經營，而且有一些已經是重要機構，如何對這些機構進行監管，防範風險，尤其是防範系統性風險？這些都值得我們探索。
過去我們的做法和經驗，包括國際上很好的做法，都值得借鑒。比如創新中心、監管沙箱都是很好的辦法，在創新和穩定之間似乎可以求得一個平衡。美國金融科技的經驗表明，多頭監管會明顯降低效率，不適合互聯網金融業的發展。
包括我們在美國調研P2P網貸，他們現在喜歡自稱“市場場景”，實際上他們碰到的問題是：很多公司很難真正地做到資訊仲介的定位。這時，我們就想到我們的監管框架當中要求所有P2P平臺都做資訊仲介，不許做金融仲介。在美國，P2P平臺很難完全做到資訊仲介，在中國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還有對資料保護的問題。當前，資料保護不嚴，個人隱私容易受到侵犯。資料保護過度同樣也會有問題。比如，我們去美國P2P貸款公司做調查，有一家公司，我問他們如何用大資料分析個人的征信狀況，公司高管說其實很難，因為美國有《信貸機會均等法》，其基本要求是不能用個人的年齡、性別、種族、教育水準等等分析信用。所以，對這些資料都有管控的時候，大資料分析就會很難。如何在兩者之間求得一個平衡，確實很難。
最後，我做一個簡單的展望。互聯網金融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有一些機會，也碰到一些問題。我想講三點：
一、互聯網金融經過一段時間的高速生長，有的人稱之為“野蠻生長”，現在加強監管，把它納入監管框架當中是有必要的，這意味著互聯網金融可能會進入整頓、調整甚至是相對緩慢的發展時期。
二、數位技術為解決金融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解決方案。但是這只是一種方案，未來我們會看到，互聯網公司做金融和金融公司利用互聯網技術兩個傾向會不斷趨同、融合。但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各自會擁有自己的相對優勢。
三、未來的發展，技術是有用的，但技術多大程度上可以讓互聯網金融進一步發展，取決於監管和技術兩個方面。首先，技術比較容易理解，就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幫助我們解決計算的問題，分析的問題。對大多數金融公司來說，核心就是風控和獲客。第二是監管的問題。監管太松容易引發風險爆發，可能把這個行業摧毀；監管過嚴就會把很多潛在發展機會消滅掉。在這兩者之間如何取得平衡？我非常贊成蔡鄂生主席的觀點，監管者的責任變得更重，我們既要讓行業有發展機會，同時又要牢牢把握住系統風險。
編輯：熊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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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5年7月，十部委發佈了《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2015年12月發佈了《P2P監管細則徵求意見稿》，情緒指數到了頂峰之後回落，一直到最近才有所回升。這個情緒的大幅振盪，大家肯定不會覺得特別意外，其背後有很多故事，有可能是這個行業裡出現的一些風險和事件導致了公眾情緒的變化，但是也可能確實是一些監管政策開始出來導致。
比如，在互聯網金融行業，從支付寶2004年開始上線算，很長時間內是沒有監管政策的，到2015年十部委才開始思考如何監管互聯網金融行業。開始監管對一部分的從業者來說是好事情，但同時也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為怎麼監管，從業者不知道，監管者也還沒有完全弄清楚。
為什麼中國的互聯網金融能高速發展而且在全球領先？在和美國的比較當中，有兩點比較明顯。
第一，我們國家的金融空白比較大，普惠金融的需求非常高。說到協力廠商支付的時候，我們問美國專家，為什麼美國的協力廠商支付沒有發展起來，他說有很多理由，其中有一條理由就是信用卡非常普及，非常方便，而且對消費者來說非常便利，有很多優惠。實際上信用卡只是一個例子。我的解釋是：在美國傳統金融對老百姓、對企業的服務相對來說比較完善，市場空白比較小。而我們國家的空白比較大，普惠金融的需求非常高，所以我們的互聯網金融一起來就發展了。
第二，監管的態度很重要。我們到美國一家互聯網金融機構去參觀時，他掛了二三十張牌照，各個州都有非常多的監管，他的發展就比較困難。而我們的監管則比較寬容，客觀上來說為我們的互聯網金融發展提供了寬鬆環境。但是現在環境會慢慢發生改變，監管政策開始改變，對市場、對行業來說就可能有一些不確定性。因此我覺得我們可以理解情感指數的變化。
圖為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
新華網席航飛 攝
但同時，我們也看到行業本身確實在不斷振盪。比如，P2P網路貸款，我們從2007年第一家P2P平臺上線到2014年時，中國的市場已經超過美國和歐洲，成為全球最大的網路貸款市場，我們已經成為全球最主要的市場，成為領頭羊。同時，我們的問題也很多。2017年6月累計的P2P平臺總數裡，問題平臺比例是64%。在這個行業裡，這樣一個資料表明，確實有很多魚龍混雜甚至是惡意詐騙的事件，風險很高。
從政府工作報告中，也能看出監管部門對互聯網金融的態度。今天很多人都說2013年是中國互聯網金融發展的元年，那是因為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提到互聯網金融的問題，在隨後的四年幾乎每年都提到互聯網金融的問題。但是在這一段時間裡，政府工作報告對互聯網金融本身的態度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原來是更多地鼓勵，現在更多地關注風險，所以環境確實在發生變化。
互聯網金融到底有沒有價值？應該說，它為我們解決普惠金融的難題提供了一種方案。北京大學數字研究中心做的第三個指數，叫“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這個指數把全國各個地級市分為不同的梯隊，第一梯隊是紅色，第二梯隊是橙色，第三梯隊是黃色，第四梯隊是綠色。根據這個指數，2011年全國大部分地區是綠色，而2015年時大部分地區變成橙色和黃色，綠色變成很小的一部分。地區之間的普惠金融發展水準在迅速縮小，落後地區的發展在變快，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數位金融可能是解決普惠金融很好的方案。
當然，互聯網金融因為其本身的特點——風險比較多，傳導比較快，有很多人風險承受能力相對低一些。互聯網金融的出現，也對傳統的金融監管有了挑戰。
首先，貨幣政策的影響，對貨幣的度量和貨幣政策的傳導引發了新變化。
第二，互聯網金融發展的重要支撐是技術。大資料分析的長尾效應，就會出現一家平臺可能為所有客戶提供服務會不會帶來壟斷的問題？監管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大資料分析可以真正應用到金融交易當中，説明我們解決金融問題，一個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會不會加劇市場上的羊群效應？
第三，在分業監管的框架下，大多數互聯網公司都是混業經營，而且有一些已經是重要機構，如何對這些機構進行監管，防範風險，尤其是防範系統性風險？這些都值得我們探索。
過去我們的做法和經驗，包括國際上很好的做法，都值得借鑒。比如創新中心、監管沙箱都是很好的辦法，在創新和穩定之間似乎可以求得一個平衡。美國金融科技的經驗表明，多頭監管會明顯降低效率，不適合互聯網金融業的發展。
包括我們在美國調研P2P網貸，他們現在喜歡自稱“市場場景”，實際上他們碰到的問題是：很多公司很難真正地做到資訊仲介的定位。這時，我們就想到我們的監管框架當中要求所有P2P平臺都做資訊仲介，不許做金融仲介。在美國，P2P平臺很難完全做到資訊仲介，在中國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還有對資料保護的問題。當前，資料保護不嚴，個人隱私容易受到侵犯。資料保護過度同樣也會有問題。比如，我們去美國P2P貸款公司做調查，有一家公司，我問他們如何用大資料分析個人的征信狀況，公司高管說其實很難，因為美國有《信貸機會均等法》，其基本要求是不能用個人的年齡、性別、種族、教育水準等等分析信用。所以，對這些資料都有管控的時候，大資料分析就會很難。如何在兩者之間求得一個平衡，確實很難。
最後，我做一個簡單的展望。互聯網金融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有一些機會，也碰到一些問題。我想講三點：
一、互聯網金融經過一段時間的高速生長，有的人稱之為“野蠻生長”，現在加強監管，把它納入監管框架當中是有必要的，這意味著互聯網金融可能會進入整頓、調整甚至是相對緩慢的發展時期。
二、數位技術為解決金融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解決方案。但是這只是一種方案，未來我們會看到，互聯網公司做金融和金融公司利用互聯網技術兩個傾向會不斷趨同、融合。但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各自會擁有自己的相對優勢。
三、未來的發展，技術是有用的，但技術多大程度上可以讓互聯網金融進一步發展，取決於監管和技術兩個方面。首先，技術比較容易理解，就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幫助我們解決計算的問題，分析的問題。對大多數金融公司來說，核心就是風控和獲客。第二是監管的問題。監管太松容易引發風險爆發，可能把這個行業摧毀；監管過嚴就會把很多潛在發展機會消滅掉。在這兩者之間如何取得平衡？我非常贊成蔡鄂生主席的觀點，監管者的責任變得更重，我們既要讓行業有發展機會，同時又要牢牢把握住系統風險。
編輯：熊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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