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商莫學胡雪岩，要學就學張弼士
本人與清華大學出版社合作的新作《長進：中外史上的30條血訓》正式面世，敬請閱讀第十四條《一紅就死，並非所有官商宿命》選段——
經商莫學胡雪岩，要學就學張弼士
提及離我們最近的古代鉅賈，
胡雪岩的確是個傳奇人物。一個出生於19世紀上半葉、清朝道光年間的安徽窮孩子，沒讀過多少書，就靠一雙手，一副頭腦，闖蕩半生，即成晚清二品大員、全國名義首富，
後人佩服胡雪岩黑白通吃、權錢一把抓，且妻妾成群後院不失火。然而，可能很少有人豔羨他的結局。
西元1882年，60歲的胡雪岩盛極而衰，經濟破產，清廷宣佈對他“革職查抄”。錢沒了，頂子也沒了。三年後，胡雪岩在貧病中死去。終年63歲。
胡雪岩的倒掉，看似湘淮兩派鬥爭的結果，胡雪岩看似李鴻章“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攻略的犧牲者，
當然，胡雪岩的悲劇命運，除了時代因素，也有個人因素。從更深的個人質地講，胡雪岩只是一個貼著封建標籤的商人，他為富不仁，奴顏媚骨，沒有獨立人格，更沒有自由思想，還不具備“近代商人”特質。其失敗當屬必然。
那麼，什麼是“近代商人”的特質，這樣的商人命運如何呢？讓我們來看這樣一個人。
張弼士，
出身類似，經歷類似，但張弼士的結局卻與胡雪岩大不同。
我們知道，胡雪岩人生最後三年過得非常淒慘，饑寒交迫，死時，只有兒孫陪在身邊。死後匆匆入殮，棺木草草埋於杭州西郊鸕鷀嶺下亂石堆。
而張弼士於1916年逝世時，享受到與胡雪岩天壤之別的無尚哀榮：
靈樞所到之處，各地行政長官親自憑弔，政府為之下半旗致哀。
同為紅頂商人，差距咋就這麼大？
與胡雪岩一樣，在張弼士的財富史上，政治是兩個無法剝離的文字。
這位在面見慈禧太后時都享有“免跪”特權的傳奇商人，在他大半輩子的經商生涯中，也一直游走於政治邊緣，成為紅極一時的“紅頂商人”。在仕途上，
按理說，這麼“紅”的螃蟹，也應該被朝廷“下酒”才是。但為什麼，他沒有被煮、而是打破了“胡雪岩式結局”呢？
這裡有兩個奧妙。
第一個奧妙，是根據地的擺放。胡雪岩的根據地，擺放到了內地，而張弼士的根據地，卻擺放到了海外。
張弼士的生意“大單”多來自中國內地，但他卻把公司總部牢牢設在東南亞。
在清政府面前，他是以“南洋富商”面目出現的。這個粘上“洋”字的身份，令他在“畏洋如虎”“崇洋媚外”的晚清政府面前，遊刃有餘，底氣十足。
1890年，清國上海道台龔照瑗奉命考察歐美洋務，途經馬來亞檳城，主動與“南洋富商”張弼士探討“富國之道”。張弼士侃侃而談，慷慨大方，瞬間俘獲了龔大人的心。回國後龔便極力向北洋大臣李鴻章舉薦張弼士。李鴻章於是召見了張弼士，張弼士又是一番更大方更從容的財藝表演。李鴻章大悅。對張弼士的“財富和韜略”極為賞識，遂奏請朝廷，任命張弼士為檳城首任領事和新加坡總領事。由此，張弼士成為中國第一位既有官方名分，又有海外自由的紅頂商人。
因為海外身份，所以張弼士受到的朝廷尊重是內地商人不能比的。
1894年，張弼士開辦張裕釀酒公司，李鴻章親自批准在內地落地。專做“洋酒”的張裕公司，在當時人看來，頗具神秘色彩，李鴻章為此大開綠燈，為“北洋新政”套上了一道閃亮光環。史料顯示，李鴻章對張家格外關照，張弼士的侄子張成卿，這位張裕第一任總經理，每到天津謁見李鴻章，不必門前等候，青衣小帽，直入府中，談笑猶如家人，旁觀者無不咋舌豔羨。
就是清廷實際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也對“洋商”張弼士高看一眼。史料顯示，在慈禧太后面前，張弼士無需行跪拜之禮，這樣“等貴賤”的“免跪權”，可是胡雪岩打死也不敢想的。
海外的身份，內地的高看，使張弼士買賣如火如荼，來自清政府的官方採買訂單源源不斷，加官晉爵亦家常便飯。
這就是他第一個高於內商胡雪岩之處。但還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第二項：政見。
升官發財，一般商人到了張弼士這個程度，已是志得意滿。而張弼士卻不滿足於此，他不僅追逐大的商業利益，而且兼有政治之志。
這個政治之志，不是庸俗理解的做大官，而是在政治大方向上與時俱進。
張弼士雖與胡雪岩同行官商仕途，但他的政治眼力大大超過胡雪岩。胡雪岩在仕途上，是個只知抱大腿的俗見商人，根本不具備透視國家政治方向眼光。而張弼士在國內摸索多年，早已修煉出一雙慧眼：欲成就一番大業，不借助朝廷之力只能是紙上雲煙。然而，同時他又深知：如此腐敗的政府，是不能依靠長久的，自己在政治上應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主動轉型，適時求變。
1911年5月，清政府宣佈“鐵路國有”政策，經營鐵路的商人一夜之間成為被強取豪奪的窮光蛋。雖然張弼士的生意與鐵路無關，但他出於國家前途考慮，還是積極參與保路行動。他不斷上奏朝廷，力言鐵路國有不當，但終被拒絕。由此，張弼士被清廷的“饕餮盛宴”所驚醒，看透了封建王朝腐敗和貪婪本性，遂主動與清廷決裂。轉而支持孫中山同盟會的政治革命。
張弼士暗潛兒子張鐵君參加同盟會，暗捐孫中山30萬兩白銀作為活動經費。並暗示南洋所屬各企業，要對在海外活動的革命黨人給予大力支持。
武昌起義爆發後，張弼士自告奮勇，成為革命的“財政官”，革命處於緊要關頭，張弼士以南洋中華商會的名義，發動群眾捐款，又以個人的名義捐贈鉅款。辛亥革命後，繼續捐款南方軍民7萬元。
對政治的清醒認識，換來的是張弼士更加悠長的政治生涯：民國成立後，張弼士先後任總統府顧問、立法會議員、參政院參政、全國商會聯合會會長、南洋宣撫使等職——這在朝代更替的時代裡，是絕無僅有的奇跡了。
當1885年胡雪岩被朝廷革職查抄、淒慘結束自己一生時，張弼士正矗立在人生事業的最高端。而張弼士在1916年逝世時，受到官民一致的隆重悼念。就連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對張弼士也是追念有嘉。得知訃告後，孫中山特派代表送挽聯，以“怪傑”“千古”等大詞高度評價張弼士——
“怪傑贏得人心，流芳千古。”
同為紅頂商人，張胡二人結局迥異。那麼，張弼士比胡雪岩高明的原因在哪裡？
必須看到，這與個人成長經歷和素養相關。張弼士雖生廣東，但青少年即赴南洋闖蕩。他長期在國外接受多元思想文化薰陶，立下的是振興實業、富強國家之志，他與清廷合作，顯然不等同盡忠清王朝封建統治，而是抱著獨立之心，做大最強自己。而胡雪岩所做的一切，做的只不過是傳統士大夫加富家翁之夢：希冀附屬朝廷、榮華富貴、封妻蔭子。所以，與同時代的張弼士相比，胡雪岩自然相形見絀——不僅顯得不夠自主，而且“昧於世界大勢”。
經商莫學胡雪岩，要學就學張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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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政府面前，他是以“南洋富商”面目出現的。這個粘上“洋”字的身份，令他在“畏洋如虎”“崇洋媚外”的晚清政府面前，遊刃有餘，底氣十足。
1890年，清國上海道台龔照瑗奉命考察歐美洋務，途經馬來亞檳城，主動與“南洋富商”張弼士探討“富國之道”。張弼士侃侃而談，慷慨大方，瞬間俘獲了龔大人的心。回國後龔便極力向北洋大臣李鴻章舉薦張弼士。李鴻章於是召見了張弼士，張弼士又是一番更大方更從容的財藝表演。李鴻章大悅。對張弼士的“財富和韜略”極為賞識，遂奏請朝廷，任命張弼士為檳城首任領事和新加坡總領事。由此，張弼士成為中國第一位既有官方名分，又有海外自由的紅頂商人。
因為海外身份，所以張弼士受到的朝廷尊重是內地商人不能比的。
1894年，張弼士開辦張裕釀酒公司，李鴻章親自批准在內地落地。專做“洋酒”的張裕公司，在當時人看來，頗具神秘色彩，李鴻章為此大開綠燈，為“北洋新政”套上了一道閃亮光環。史料顯示，李鴻章對張家格外關照，張弼士的侄子張成卿，這位張裕第一任總經理，每到天津謁見李鴻章，不必門前等候，青衣小帽，直入府中，談笑猶如家人，旁觀者無不咋舌豔羨。
就是清廷實際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也對“洋商”張弼士高看一眼。史料顯示，在慈禧太后面前，張弼士無需行跪拜之禮，這樣“等貴賤”的“免跪權”，可是胡雪岩打死也不敢想的。
海外的身份，內地的高看，使張弼士買賣如火如荼，來自清政府的官方採買訂單源源不斷，加官晉爵亦家常便飯。
這就是他第一個高於內商胡雪岩之處。但還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第二項：政見。
升官發財，一般商人到了張弼士這個程度，已是志得意滿。而張弼士卻不滿足於此，他不僅追逐大的商業利益，而且兼有政治之志。
這個政治之志，不是庸俗理解的做大官，而是在政治大方向上與時俱進。
張弼士雖與胡雪岩同行官商仕途，但他的政治眼力大大超過胡雪岩。胡雪岩在仕途上，是個只知抱大腿的俗見商人，根本不具備透視國家政治方向眼光。而張弼士在國內摸索多年，早已修煉出一雙慧眼：欲成就一番大業，不借助朝廷之力只能是紙上雲煙。然而，同時他又深知：如此腐敗的政府，是不能依靠長久的，自己在政治上應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主動轉型，適時求變。
1911年5月，清政府宣佈“鐵路國有”政策，經營鐵路的商人一夜之間成為被強取豪奪的窮光蛋。雖然張弼士的生意與鐵路無關，但他出於國家前途考慮，還是積極參與保路行動。他不斷上奏朝廷，力言鐵路國有不當，但終被拒絕。由此，張弼士被清廷的“饕餮盛宴”所驚醒，看透了封建王朝腐敗和貪婪本性，遂主動與清廷決裂。轉而支持孫中山同盟會的政治革命。
張弼士暗潛兒子張鐵君參加同盟會，暗捐孫中山30萬兩白銀作為活動經費。並暗示南洋所屬各企業，要對在海外活動的革命黨人給予大力支持。
武昌起義爆發後，張弼士自告奮勇，成為革命的“財政官”，革命處於緊要關頭，張弼士以南洋中華商會的名義，發動群眾捐款，又以個人的名義捐贈鉅款。辛亥革命後，繼續捐款南方軍民7萬元。
對政治的清醒認識，換來的是張弼士更加悠長的政治生涯：民國成立後，張弼士先後任總統府顧問、立法會議員、參政院參政、全國商會聯合會會長、南洋宣撫使等職——這在朝代更替的時代裡，是絕無僅有的奇跡了。
當1885年胡雪岩被朝廷革職查抄、淒慘結束自己一生時，張弼士正矗立在人生事業的最高端。而張弼士在1916年逝世時，受到官民一致的隆重悼念。就連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對張弼士也是追念有嘉。得知訃告後，孫中山特派代表送挽聯，以“怪傑”“千古”等大詞高度評價張弼士——
“怪傑贏得人心，流芳千古。”
同為紅頂商人，張胡二人結局迥異。那麼，張弼士比胡雪岩高明的原因在哪裡？
必須看到，這與個人成長經歷和素養相關。張弼士雖生廣東，但青少年即赴南洋闖蕩。他長期在國外接受多元思想文化薰陶，立下的是振興實業、富強國家之志，他與清廷合作，顯然不等同盡忠清王朝封建統治，而是抱著獨立之心，做大最強自己。而胡雪岩所做的一切，做的只不過是傳統士大夫加富家翁之夢：希冀附屬朝廷、榮華富貴、封妻蔭子。所以，與同時代的張弼士相比，胡雪岩自然相形見絀——不僅顯得不夠自主，而且“昧於世界大勢”。
經商莫學胡雪岩，要學就學張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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