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靈魂 守護暴風驟雨中的燭火
1970年12月7日，剛剛對捷克、波蘭進行國事訪問後，當時的聯邦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冒著凜冽的寒風來到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下，
《美麗靈魂:黑暗中的反抗者》
作者：埃亞勒·普雷斯
譯者:劉靜雯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7年5月
作者通過四個故事，力圖找出當個體遭遇道德困境，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
作者：漢娜·阿倫特
譯者：安尼
版本：譯林出版社
2016年12月
阿倫特代表作，
一個嚴肅的哲學問題，人性中的善良對於一個墮落世界所起的最低限度的維護，究竟能有多大？更具體地說，當環境出現問題，人人都去作惡而不自覺、人人都滿腔正義拿起石塊砸妓☆禁☆女的時候，
古人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可是，比之蓬勃的欲念和破壞的衝動，“一念之間”的善行可能是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如同暴風雨中的燭火，
人類的每一寸進步都需要艱難跋涉
《美麗靈魂》容納了四個不相關的故事：1938年，一位瑞士警官違抗瑞士當局的移民法令，非法庇護猶太難民，結果他的這一善舉即便在1945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以後，依舊受到周圍人的壓制和不公待遇，
這四個故事很像一幅層層重疊的“雲圖”，通過距離我們並不是很遠的真實事件，多角度地詮釋了“美麗靈魂”的含義。通過閱讀，一方面可以從這些義人身上獲得良善的力量，一方面它也提醒我們深思所面臨的困境。恰如魯迅先生深刻認識到的，人類文明是通過極大的代價換取緩慢的進步，成片的樹林塌陷才換來一小塊煤。從古至今，人類每一點的進步，都需要經歷太多的劫難才能換取。
大屠殺、種族滅絕和種族清洗、隱藏在意識形態絞殺背後的利益衝突，是人類歷史不可避免的黑暗面，幾乎也是個難以治癒的頑疾。我們沒法記住太多在歷次屠殺中無辜被害者的名字，也沒法細細分析讓這些罪惡能夠持續的人性之惡，可能未必就如阿倫特所謂的“平庸之惡”能概括的。《美麗靈魂》所陳述的四個故事線，正好折射了人類經歷過20世紀的主要類型的殺戮:種族滅絕、意識形態衝突、民族隔離……
在無盡血海中，可以見到一株美麗的小花，我們更樂於記住，山洪暴發般的災難中那些閃亮的人性閃光面的名字和他們的義舉。那些拯救者，那些善人，那些守義之事，成為絕望之中的一絲希望。比如，拯救猶太人的德國工廠主辛德勒；冒死簽發生命過關簽證的西班牙外交官，為猶太人避難上海提供援助的中國外交官何鳳山；在南京大屠殺中援助受害者的各國使節團和傳教士，在盧旺達大屠殺中提供生命庇護的圖西族飯店經理，等等。
成為好人，就是對內心向善的最好回報
這些義士的共同特徵就是在他們所身處的環境，顯得極為格格不入。特別是書中描述的瑞士的警官格魯甯格，在納粹發動對猶太人進行迫害的“水晶之夜”，他放寬了邊境線入境的督查，從而讓大量的猶太人獲得了一線生機。對於永久中立國瑞士而言，他的行為無疑是嚴重違反了法律，也有悖於政府交給他的職責。因此當時，他被判有罪，並被開除公職。然而二戰結束了，納粹作為法西斯的罪行已經被人們所熟知了，可瑞士政府依舊沒有更改對格魯寧格的不公正待遇，周圍的人依舊視他為一個瀆職的前警官。他沒法領取養老金，也無處為他自己的義舉而申述。如此，他只能在貧窮和衰老之中度過孤獨的晚年。唯有那一千多位被他拯救的猶太人，依舊感恩他果斷的善舉。
曾有一位長者說，“成為一個好人，就是對內心向善的最好回報。”的確，還有什麼比確信自己是個好人更美好的呢？可是，對於行善的人而言，他們多半要在扭曲的環境裡頂著“不正常”的壓力。作者在《美麗靈魂》一書中也說，“最大的壓力倒不是盲目服從，而是渴望融入集體，不願意被集體拋棄”。
那位在戰火中拯救敵族的塞爾維亞平民亞科就是個例證，因為種族間的殺戮，同一民族緊密抱團是最好的安全性原則，如果出手拯救敵人，那麼等於說自動放棄本族人集體的保護，把自己暴露在對方仇恨的殺戮之中。實際上人群或者組織的集體性犯罪衝動，有點像火山噴發，往往不可遏制，並會經常反復發生。與此同時，人性的基本的善，也會一直存在；惡，從不會主動意識到自身的惡，但是善，也總是默默無言。就一場普遍性的災難而言，所有這些義人所做的努力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對每個被拯救者來說，就是生命意義的全部。
閱讀《美麗靈魂》可發現，每個人其實都是想像的共同體、事實的共同體和孤立無援的個體這“三體”所構成。民族、國族、省族等是想像之共同，身處某個單位、工廠、公司或者家庭是事實上的利益共同，而每個自身是客觀存在的個體，這“三體”之間充滿重重疊疊的矛盾。書中的前兩個故事，是國家、民族這樣想像共同體與個體意志之間的衝突，而後兩個故事是事實共同體與個體的衝突。以色列軍人阿夫納和華爾街會計師萊拉都要同自己供職的組織——軍隊和金融集團的不端行為作鬥爭，維護了法律和正義，個人也為之付出了巨大代價。
守護良知即捍衛文明
可是，在一片混亂之中，怎麼來判斷什麼是正常呢？這甚至比如何挺身而出更令人感到困惑。人類歷史最大的過錯就在於，一類人有辦法用光輝燦爛的詞語把人性之惡包裝成滿滿的正義，從而煽動犯罪，比如說把告密叫做勇敢揭發，背叛和離間叫做劃清界限，殘害他人叫做打倒敵人等。作為孤立個體，不要被想像共同和事實共同的強力風暴所裹挾，是何其之難哉，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來說，就是敢質疑“2加2等於4”，或者如村上春樹所說，是“用雞蛋去碰牆壁”。
孤立無援的個體保護一絲良知，就像在暴風雨之中保護燭火，即使無力讓世界變得更好，但不能讓自己變得更壞。翻譯家傅雷夫婦自殺之後，因為是“自絕於人民”，所以長期沒有人敢站出來為這對夫婦收屍，處理後事，特別是他們的同事和親友，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一個素不相識的女孩子站出來，為傅雷夫婦料理了後事。旁人問及原因，她說自己是個心地軟弱的基督教徒，看到人死橫屍街頭不加收殮是不義的。
或許，是我們所經歷的苦難太多了，與曾經發生過的苦難相比，我們任何的書寫都顯得孱弱無力。古人雲“君子慎獨”，我們知道自己靈魂之中有惡意的種子，但是文明就是不管處於什麼樣的狀況下，都不要把這種惡意釋放出來，不要對微小的苗頭視而不見，不要聽之任之，不要煽動鼓勵仇恨，即使此刻世界範圍內屠殺和仇恨依舊在流溢，ISIS的恐怖主義、各種民族主義、民粹思潮依舊在氾濫。
與歌頌一個個“美麗靈魂”相比，更迫切的是要找到那種遏制“暴風雨”再度來襲的辦法。
□陶林
這四個故事很像一幅層層重疊的“雲圖”，通過距離我們並不是很遠的真實事件，多角度地詮釋了“美麗靈魂”的含義。通過閱讀，一方面可以從這些義人身上獲得良善的力量，一方面它也提醒我們深思所面臨的困境。恰如魯迅先生深刻認識到的，人類文明是通過極大的代價換取緩慢的進步，成片的樹林塌陷才換來一小塊煤。從古至今，人類每一點的進步，都需要經歷太多的劫難才能換取。
大屠殺、種族滅絕和種族清洗、隱藏在意識形態絞殺背後的利益衝突，是人類歷史不可避免的黑暗面，幾乎也是個難以治癒的頑疾。我們沒法記住太多在歷次屠殺中無辜被害者的名字，也沒法細細分析讓這些罪惡能夠持續的人性之惡，可能未必就如阿倫特所謂的“平庸之惡”能概括的。《美麗靈魂》所陳述的四個故事線，正好折射了人類經歷過20世紀的主要類型的殺戮:種族滅絕、意識形態衝突、民族隔離……
在無盡血海中，可以見到一株美麗的小花，我們更樂於記住，山洪暴發般的災難中那些閃亮的人性閃光面的名字和他們的義舉。那些拯救者，那些善人，那些守義之事，成為絕望之中的一絲希望。比如，拯救猶太人的德國工廠主辛德勒；冒死簽發生命過關簽證的西班牙外交官，為猶太人避難上海提供援助的中國外交官何鳳山；在南京大屠殺中援助受害者的各國使節團和傳教士，在盧旺達大屠殺中提供生命庇護的圖西族飯店經理，等等。
成為好人，就是對內心向善的最好回報
這些義士的共同特徵就是在他們所身處的環境，顯得極為格格不入。特別是書中描述的瑞士的警官格魯甯格，在納粹發動對猶太人進行迫害的“水晶之夜”，他放寬了邊境線入境的督查，從而讓大量的猶太人獲得了一線生機。對於永久中立國瑞士而言，他的行為無疑是嚴重違反了法律，也有悖於政府交給他的職責。因此當時，他被判有罪，並被開除公職。然而二戰結束了，納粹作為法西斯的罪行已經被人們所熟知了，可瑞士政府依舊沒有更改對格魯寧格的不公正待遇，周圍的人依舊視他為一個瀆職的前警官。他沒法領取養老金，也無處為他自己的義舉而申述。如此，他只能在貧窮和衰老之中度過孤獨的晚年。唯有那一千多位被他拯救的猶太人，依舊感恩他果斷的善舉。
曾有一位長者說，“成為一個好人，就是對內心向善的最好回報。”的確，還有什麼比確信自己是個好人更美好的呢？可是，對於行善的人而言，他們多半要在扭曲的環境裡頂著“不正常”的壓力。作者在《美麗靈魂》一書中也說，“最大的壓力倒不是盲目服從，而是渴望融入集體，不願意被集體拋棄”。
那位在戰火中拯救敵族的塞爾維亞平民亞科就是個例證，因為種族間的殺戮，同一民族緊密抱團是最好的安全性原則，如果出手拯救敵人，那麼等於說自動放棄本族人集體的保護，把自己暴露在對方仇恨的殺戮之中。實際上人群或者組織的集體性犯罪衝動，有點像火山噴發，往往不可遏制，並會經常反復發生。與此同時，人性的基本的善，也會一直存在；惡，從不會主動意識到自身的惡，但是善，也總是默默無言。就一場普遍性的災難而言，所有這些義人所做的努力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對每個被拯救者來說，就是生命意義的全部。
閱讀《美麗靈魂》可發現，每個人其實都是想像的共同體、事實的共同體和孤立無援的個體這“三體”所構成。民族、國族、省族等是想像之共同，身處某個單位、工廠、公司或者家庭是事實上的利益共同，而每個自身是客觀存在的個體，這“三體”之間充滿重重疊疊的矛盾。書中的前兩個故事，是國家、民族這樣想像共同體與個體意志之間的衝突，而後兩個故事是事實共同體與個體的衝突。以色列軍人阿夫納和華爾街會計師萊拉都要同自己供職的組織——軍隊和金融集團的不端行為作鬥爭，維護了法律和正義，個人也為之付出了巨大代價。
守護良知即捍衛文明
可是，在一片混亂之中，怎麼來判斷什麼是正常呢？這甚至比如何挺身而出更令人感到困惑。人類歷史最大的過錯就在於，一類人有辦法用光輝燦爛的詞語把人性之惡包裝成滿滿的正義，從而煽動犯罪，比如說把告密叫做勇敢揭發，背叛和離間叫做劃清界限，殘害他人叫做打倒敵人等。作為孤立個體，不要被想像共同和事實共同的強力風暴所裹挾，是何其之難哉，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來說，就是敢質疑“2加2等於4”，或者如村上春樹所說，是“用雞蛋去碰牆壁”。
孤立無援的個體保護一絲良知，就像在暴風雨之中保護燭火，即使無力讓世界變得更好，但不能讓自己變得更壞。翻譯家傅雷夫婦自殺之後，因為是“自絕於人民”，所以長期沒有人敢站出來為這對夫婦收屍，處理後事，特別是他們的同事和親友，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一個素不相識的女孩子站出來，為傅雷夫婦料理了後事。旁人問及原因，她說自己是個心地軟弱的基督教徒，看到人死橫屍街頭不加收殮是不義的。
或許，是我們所經歷的苦難太多了，與曾經發生過的苦難相比，我們任何的書寫都顯得孱弱無力。古人雲“君子慎獨”，我們知道自己靈魂之中有惡意的種子，但是文明就是不管處於什麼樣的狀況下，都不要把這種惡意釋放出來，不要對微小的苗頭視而不見，不要聽之任之，不要煽動鼓勵仇恨，即使此刻世界範圍內屠殺和仇恨依舊在流溢，ISIS的恐怖主義、各種民族主義、民粹思潮依舊在氾濫。
與歌頌一個個“美麗靈魂”相比，更迫切的是要找到那種遏制“暴風雨”再度來襲的辦法。
□陶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