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說｜如果秦始皇沒有死在西元前210年
我是在重讀《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又一次產生了這個假想：如果西元前210年，
茨威格是撩撥人心思的高手，讀他的這本書，最容易產生的衝動就是想去假設歷史。他在書中向我們展示的，是歷史節點上一些細微的變化，
Part 1
大秦帝國伴隨著燒了3個月的秦宮大火一併熄滅。項羽在咸陽城縱兵屠城，劫掠財貨與婦女，衣錦還鄉。這一年是西元前206年，距離秦始皇去世僅4年時間，而秦帝國的禍患其實就埋在4年前，
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東巡，一路望海而還，車駕到平原津時，皇帝病了。此時，他是一個心裡裝滿死亡恐懼和未來野心的知天命的老人。他沒想過這次生病會要了自己的命，他的帝國雛形初具，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雖然病重，但皇帝不願意相信自己會命不久矣，並沒有開始安排後事，他像一個剛在海邊用沙子塑起城堡的孩子，
歷史上，扶蘇接到的信，並不是授予君權，而是賜死。歷史在這裡拐彎，把秦帝國帶向四年後的徹底滅亡。假如，秦始皇沒有死在這裡，而是挨回了咸陽，
此時的秦帝國，並不是沒有社會矛盾，嚴苛對待六國舊貴族，壓榨民力的情況仍然會繼續。只是因為有始皇帝的存在，所有的矛盾都被壓住了。始皇帝的峻酷，對整個國家來說，一方面是一種強悍的圖騰性的存在，
而且，此時的秦帝國內外正在步入思想逐步統一和國力調整階段。秦始皇好大喜功，晚期營建過度是事實，但民眾畏于他的聲威，尚能順服，即使有陳勝吳廣起事，效忠于皇帝的強大秦軍尚在，始皇帝驅使秦軍，如人使臂，指揮自如；六國故舊，攝于始皇帝之威，未必敢貿然起事。假使有類如陳勝吳廣起事者，難保不被逐一撲滅。
此時，即使有劉、項二人，郡縣制管理體系日漸完善，劉邦只能安心做一名帝國基層幹部，緩圖進身之道；而項羽即使起事，楚國故舊勢力，在始皇帝餘威震懾之下，是否能揭竿而起，支援他們叔侄的義舉，尚在兩可之間，更不用說，嚴格、有效的社會管控之下，項氏叔侄是否有起事的勇氣。
更要命的是，協助秦始皇統一六國的幹部系統只要存在，就能確保帝國高效運轉，不至於因為一處生變，而全盤皆亂。帝國決然不會像胡亥接手之後，先是誅殺三世積功于秦的蒙恬兄弟，冷了人心，散了邊疆精銳之卒的士氣，而後大肆屠戮王室，剪滅先朝群臣，使整個帝國陷入軀幹龐大而神經紊亂的低效之中。
當秦始皇能有時間從容圖之，並有足夠多的時間準備後事，把權力交給素有賢德之稱、同情儒生的長子扶蘇，帝國就會迎來一段難得的修養生息的機會。扶蘇同情儒生，甚至有可能會成為一位尊崇儒家思想的君王。即使在他登基之後，仍然有民變，文治，開創帝國的幹部皆在，國家書牘不絕，運轉如常，武功，蒙恬統帥的擊潰匈奴的大軍拱衛，彈壓農民起義，仍然得力。
以扶蘇之德，不會像胡亥一樣聽從趙高的煽動，他的心腹是蒙氏兄弟，更不會出現胡亥“更為法律，務益刻深”的局面。在迅速撫平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之後，他會察覺到帝國的長治久安，不僅在武力強大，更需要思想統一，儒家思想能提前被政治相中，教化百姓，撫慰六國故舊，則國內承平。而此時，北方最大的威脅匈奴人，也震于蒙氏兄弟所統轄的鐵騎，而不敢有所異動，內外順遂，秦國二世而亡的尷尬，恐怕是很難出現的。
熟悉秦漢歷史的人，都聽說過“漢承秦制”的說法。漢朝建立之後，規章制度基本是秦朝的延續，中央依然是三公九卿，地方還採用郡縣制，不同之處，只是把秦制中嚴苛的程度降低，並與民休養。這些程度上的變化，並非只有漢朝可以施行，對早夭的秦帝國而言，只是沒有攢夠人品，等到一位相對開明、溫和的君主而已。
Part 2
這類的假設到底是否無聊，見仁見智。嚴肅的歷史學家，對此類假設多持不屑態度，在他們看來，歷史已經發生，對事實之外的任何假設，都是無意義的。但是，如果我們變個角度思考，這樣的假設思考，未嘗不會給我們帶來一種歷史的智慧。
斯坦福大學歷史學教授伊恩·莫里斯就曾大張旗鼓地假設東西方歷史的變革，並以此出發，探尋歷史的奧秘。他把自己的假設和研究寫成了一本書——《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麼會落後，西方為什麼能崛起》，這本書一開始，莫里斯教授就假設了這樣一幕：
倫敦，1848年4月3日。維多利亞女王忍著頭痛，跪候在木碼頭上，她的丈夫就跪在她身旁。他們在等待的是大清帝國總督的艦隊，由於中國艦隊的旗艦過於龐大，無法駛入東印度碼頭，總督耆英大張旗鼓的倫敦之行只能改乘一艘稍小些的裝甲汽船上岸。
上岸之後，耆英以單調低沉的聲音，朗讀著來自北京的官方聲明。維多利亞女王已知曉上面的內容：道光皇帝恩准了不列顛女王向宗主國致敬的意願；維多利亞女王乞求向清帝國進貢和納稅，並頓首臣服；道光皇帝恩准將英帝國納為中國的領地，並准許英國遵從中國之道。
伊恩·莫里斯
在莫里斯教授的設想中，大清帝國是這樣擊潰英國的：
起初，中國人受到了歡迎。中國資助過英國人民反抗拿破崙的戰爭，後者對英國實行“大陸”封鎖，不准英國船隻駛進歐洲各港口。但1815年後，中國銷往英國的商品越來越廉價，最終導致蘭開夏的紡織廠破產倒閉。當英國人抗議並提高關稅時，中國軍隊將驕傲的英國皇家海軍一舉擊潰，將納爾遜海軍上將擊斃，並洗劫了南部海岸沿線的各個城鎮。
同樣是對歷史的假設，莫里斯的膽量是遠大於我的，而他把這鍋水攪渾的目的，是想探究在東西方交流的歷史中，西方的崛起到底是否尤其必然性。
關於西方的崛起，向來有兩種說法：“長期註定”說，認為人文、歷史、地理、文化、政治的諸多因素，決定工業革命註定在西方發生，西方的崛起是必然之勢；“短期偶然”說則認為，歐洲崛起只是運氣好而已，歐洲相對於東方的優勢，直到1750年仍不明顯，西方領先東方，只是最近兩百多年的事情而已。
這種爭論多年來糾纏不休，結論孰對孰錯其實不是最重要的，有趣的是論辯的過程，夾雜的是不斷膨脹的西方中心論和“二戰”之後對這一理論的反思。
《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麼會落後，西方為什麼能崛起》
莫里斯的有趣之處在於，他從假設開設，想向更多的人說明，那些標誌著文明社會的標誌性要素，其實在東西方都出現了，儘管年代上或許某些事物西方出現得更早一點，某些事物東方擁有的更快一點，但關鍵是“東西方發生的事情不僅相似，而且發生的先後順序也差不多”。東西方是兩個互相獨立的世界，各自沿著相似的歷史軌跡前進，這說明西方本身並無特異之處；沒有什麼物質文明是永恆的，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西方的優勢，也不過是歷史中的一個短暫插曲。
在這本書，莫里斯最終把西方近兩百年領先的原因，歸結為地理上的優勢，因為地理優勢，西方更早地發現了美洲，並開啟了一個西方的時代。但是，他也發現，當社會發展到當代，地理的優勢開始變得缺乏意義，地理的分隔已經不能阻礙文明的交流與發展了。於是，另一次歷史的機遇重新擺在東西方面前，未來的世紀，東西方誰能更加領先，仍然值得我們繼續探索。
Part 3
其實，理智如莫里斯，仍然在自己的窠臼中打轉，如果把他大膽的假設再嫁接到關於秦始皇的這個假設之上，我們可能會發現更多好玩的事情。
假如，秦帝國二世不絕，扶蘇一系能穩定執掌帝國的權力，那麼，很快內部穩定的帝國就會想方設法根除存在與帝國西北邊陲的匈奴。匈奴人的馬場和胭脂地——河西走廊也會很快就被秦帝國佔領。失去根基的匈奴帝國，面對磐石一塊的秦帝國，是否會失去信心，提前沿著絲綢之路向西遷移，那麼，東方的帝國送給西方世界的，就會是一個提前到來的匈奴輕騎兵軍團，西方的世界又將會發生怎樣的巨變。
而回到秦帝國本身，早早確定郡縣制之後，如果治理一個龐大帝國的問題始終會是皇帝們的頭號難題，貴族系統悉數被消滅，官僚選拔制度會被提前提上日程，科舉制度是否會被跨越千年提上議事日程。那麼，這樣一個龐大帝國的運轉，又會走向一個怎樣的未來。
人類社會的發展中，“假如”“為什麼”“然後呢”是三個偉大的詞彙。不管什麼時候，面對什麼現實，當我們發現現實的罅隙中，有閃光的地方，用“假如”去探索，用“為什麼”來追究，用“然後呢”來保持我們對這個世界的關注，就能構成我們對這個世界生生不息的好奇心，而這些好奇心，才是我們生存下去最重要的武器。
這些胡思亂想，最終還是要感謝茨威格的。理性的探索需要嚴謹，激發人們進入理性思考的，常常是能觸動內心的感動。茨威格在《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中描繪給我們的，是歷史轉折時刻人內心的高貴、不屈，或者惶惑與無奈，無論強大還是孱弱，這都是人性美好的一面，透過這些人性的罅隙看過去，最美妙的事情，其實仍然是已知世界帶給我們的更多未知的想像。
難保不被逐一撲滅。此時，即使有劉、項二人，郡縣制管理體系日漸完善，劉邦只能安心做一名帝國基層幹部，緩圖進身之道；而項羽即使起事，楚國故舊勢力，在始皇帝餘威震懾之下，是否能揭竿而起，支援他們叔侄的義舉，尚在兩可之間，更不用說，嚴格、有效的社會管控之下，項氏叔侄是否有起事的勇氣。
更要命的是，協助秦始皇統一六國的幹部系統只要存在，就能確保帝國高效運轉，不至於因為一處生變，而全盤皆亂。帝國決然不會像胡亥接手之後，先是誅殺三世積功于秦的蒙恬兄弟，冷了人心，散了邊疆精銳之卒的士氣，而後大肆屠戮王室，剪滅先朝群臣，使整個帝國陷入軀幹龐大而神經紊亂的低效之中。
當秦始皇能有時間從容圖之，並有足夠多的時間準備後事，把權力交給素有賢德之稱、同情儒生的長子扶蘇，帝國就會迎來一段難得的修養生息的機會。扶蘇同情儒生，甚至有可能會成為一位尊崇儒家思想的君王。即使在他登基之後，仍然有民變，文治，開創帝國的幹部皆在，國家書牘不絕，運轉如常，武功，蒙恬統帥的擊潰匈奴的大軍拱衛，彈壓農民起義，仍然得力。
以扶蘇之德，不會像胡亥一樣聽從趙高的煽動，他的心腹是蒙氏兄弟，更不會出現胡亥“更為法律，務益刻深”的局面。在迅速撫平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之後，他會察覺到帝國的長治久安，不僅在武力強大，更需要思想統一，儒家思想能提前被政治相中，教化百姓，撫慰六國故舊，則國內承平。而此時，北方最大的威脅匈奴人，也震于蒙氏兄弟所統轄的鐵騎，而不敢有所異動，內外順遂，秦國二世而亡的尷尬，恐怕是很難出現的。
熟悉秦漢歷史的人，都聽說過“漢承秦制”的說法。漢朝建立之後，規章制度基本是秦朝的延續，中央依然是三公九卿，地方還採用郡縣制，不同之處，只是把秦制中嚴苛的程度降低，並與民休養。這些程度上的變化，並非只有漢朝可以施行，對早夭的秦帝國而言，只是沒有攢夠人品，等到一位相對開明、溫和的君主而已。
Part 2
這類的假設到底是否無聊，見仁見智。嚴肅的歷史學家，對此類假設多持不屑態度，在他們看來，歷史已經發生，對事實之外的任何假設，都是無意義的。但是，如果我們變個角度思考，這樣的假設思考，未嘗不會給我們帶來一種歷史的智慧。
斯坦福大學歷史學教授伊恩·莫里斯就曾大張旗鼓地假設東西方歷史的變革，並以此出發，探尋歷史的奧秘。他把自己的假設和研究寫成了一本書——《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麼會落後，西方為什麼能崛起》，這本書一開始，莫里斯教授就假設了這樣一幕：
倫敦，1848年4月3日。維多利亞女王忍著頭痛，跪候在木碼頭上，她的丈夫就跪在她身旁。他們在等待的是大清帝國總督的艦隊，由於中國艦隊的旗艦過於龐大，無法駛入東印度碼頭，總督耆英大張旗鼓的倫敦之行只能改乘一艘稍小些的裝甲汽船上岸。
上岸之後，耆英以單調低沉的聲音，朗讀著來自北京的官方聲明。維多利亞女王已知曉上面的內容：道光皇帝恩准了不列顛女王向宗主國致敬的意願；維多利亞女王乞求向清帝國進貢和納稅，並頓首臣服；道光皇帝恩准將英帝國納為中國的領地，並准許英國遵從中國之道。
伊恩·莫里斯
在莫里斯教授的設想中，大清帝國是這樣擊潰英國的：
起初，中國人受到了歡迎。中國資助過英國人民反抗拿破崙的戰爭，後者對英國實行“大陸”封鎖，不准英國船隻駛進歐洲各港口。但1815年後，中國銷往英國的商品越來越廉價，最終導致蘭開夏的紡織廠破產倒閉。當英國人抗議並提高關稅時，中國軍隊將驕傲的英國皇家海軍一舉擊潰，將納爾遜海軍上將擊斃，並洗劫了南部海岸沿線的各個城鎮。
同樣是對歷史的假設，莫里斯的膽量是遠大於我的，而他把這鍋水攪渾的目的，是想探究在東西方交流的歷史中，西方的崛起到底是否尤其必然性。
關於西方的崛起，向來有兩種說法：“長期註定”說，認為人文、歷史、地理、文化、政治的諸多因素，決定工業革命註定在西方發生，西方的崛起是必然之勢；“短期偶然”說則認為，歐洲崛起只是運氣好而已，歐洲相對於東方的優勢，直到1750年仍不明顯，西方領先東方，只是最近兩百多年的事情而已。
這種爭論多年來糾纏不休，結論孰對孰錯其實不是最重要的，有趣的是論辯的過程，夾雜的是不斷膨脹的西方中心論和“二戰”之後對這一理論的反思。
《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麼會落後，西方為什麼能崛起》
莫里斯的有趣之處在於，他從假設開設，想向更多的人說明，那些標誌著文明社會的標誌性要素，其實在東西方都出現了，儘管年代上或許某些事物西方出現得更早一點，某些事物東方擁有的更快一點，但關鍵是“東西方發生的事情不僅相似，而且發生的先後順序也差不多”。東西方是兩個互相獨立的世界，各自沿著相似的歷史軌跡前進，這說明西方本身並無特異之處；沒有什麼物質文明是永恆的，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西方的優勢，也不過是歷史中的一個短暫插曲。
在這本書，莫里斯最終把西方近兩百年領先的原因，歸結為地理上的優勢，因為地理優勢，西方更早地發現了美洲，並開啟了一個西方的時代。但是，他也發現，當社會發展到當代，地理的優勢開始變得缺乏意義，地理的分隔已經不能阻礙文明的交流與發展了。於是，另一次歷史的機遇重新擺在東西方面前，未來的世紀，東西方誰能更加領先，仍然值得我們繼續探索。
Part 3
其實，理智如莫里斯，仍然在自己的窠臼中打轉，如果把他大膽的假設再嫁接到關於秦始皇的這個假設之上，我們可能會發現更多好玩的事情。
假如，秦帝國二世不絕，扶蘇一系能穩定執掌帝國的權力，那麼，很快內部穩定的帝國就會想方設法根除存在與帝國西北邊陲的匈奴。匈奴人的馬場和胭脂地——河西走廊也會很快就被秦帝國佔領。失去根基的匈奴帝國，面對磐石一塊的秦帝國，是否會失去信心，提前沿著絲綢之路向西遷移，那麼，東方的帝國送給西方世界的，就會是一個提前到來的匈奴輕騎兵軍團，西方的世界又將會發生怎樣的巨變。
而回到秦帝國本身，早早確定郡縣制之後，如果治理一個龐大帝國的問題始終會是皇帝們的頭號難題，貴族系統悉數被消滅，官僚選拔制度會被提前提上日程，科舉制度是否會被跨越千年提上議事日程。那麼，這樣一個龐大帝國的運轉，又會走向一個怎樣的未來。
人類社會的發展中，“假如”“為什麼”“然後呢”是三個偉大的詞彙。不管什麼時候，面對什麼現實，當我們發現現實的罅隙中，有閃光的地方，用“假如”去探索，用“為什麼”來追究，用“然後呢”來保持我們對這個世界的關注，就能構成我們對這個世界生生不息的好奇心，而這些好奇心，才是我們生存下去最重要的武器。
這些胡思亂想，最終還是要感謝茨威格的。理性的探索需要嚴謹，激發人們進入理性思考的，常常是能觸動內心的感動。茨威格在《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中描繪給我們的，是歷史轉折時刻人內心的高貴、不屈，或者惶惑與無奈，無論強大還是孱弱，這都是人性美好的一面，透過這些人性的罅隙看過去，最美妙的事情，其實仍然是已知世界帶給我們的更多未知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