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數第二與正數第一：胡適和陳寅恪的成績單
胡適和陳寅恪在現代中國思想史和學術史上的地位，自毋庸待言，只是當紅的文化明星昔日亦有其“任性”之處，他們在少年時讀書的成績單就是一個有趣的例證。
先說胡適的成績單。
據《中國公學年終試驗成績表》可知，胡適成績在全班倒數第二。
這則成績單說明，胡適當時在功課方面，並沒有太用心，學業之外的社會活動及學詩、白話文等可能花費了他更多的時間。這些情形正契合他在回憶中所講的：“在中國公學住了兩年多，在功課上的進步不算怎樣快，但我卻在課外學得了幾件東西……”（胡適：《四十自述殘稿六件》，
簡言之，
接下來再看陳寅恪的成績單。
有意思的是，上述這則資料及所謂《復旦校刊》第108期（1984年2月24日）上刊出的陳寅恪、竺可楨的成績單，都沒有說這是他們的畢業成績，但《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的作者卻據此判斷陳寅恪“是年（1909），先生以第一名畢業於上海復旦公學”（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54頁）。這樣的表述就有點問題了。陳寅恪其實並沒有完成在復旦的學業，而是提前於1909年秋離開復旦，而據復旦大學檔案館所藏《江蘇省寶山縣公立復旦學堂一覽表》及珍藏檔案丁班學生姓名冊上的記載，我們可知竺可楨等人的確切字型大小、年齡、籍貫、曾祖父及祖父父親名、住址、入校時間等資訊：“陳寅恪，十九，江西義寧，偉琳、寶箴、三立，南京中正街，乙巳七月；高丙炎（嵩山），二十四，江蘇丹徒，士洪、同庾、汝楫，揚州蘇唱街，丙午正月；錢智修（經宇），二十六，浙江嵊縣，宏道、謨楷、崇鼎，長樂鎮，乙巳七月；竺可楨（烈祖），十九，浙江會稽，宏毅、大岡、嘉祥，東關鎮，戊申正月；任傳鶴（守梅），二十，江蘇震澤，振勳、酉、蘭生，同裡鎮，丁未七月……”
再據不同時間報上刊載的復旦公學錄取新生名單可知，金鎮海是1906年8月錄取的，曾寶權是1907年3月錄取的，張紀常、朱景寬是1907年8月錄取的，張錦誠、萬培基、蘇傑等是1908年2月錄取的，他們都和陳寅恪同在丁班。
敘述及此，問題又出來了，為什麼早入學的陳寅恪能與不同時間入學的同學，甚至較他晚入學兩年半的蘇傑、竺可楨等人同班呢？如中山大學檔案館中陳寅恪個人檔案及陳寅恪所述，陳寅恪是1905年秋季“插班入學”，按理，他當時應該跟隨金通尹所在班學生一起就讀，就是所謂的“丙班”，但可能是因為陳先生入學時被認為程度不夠，故而才能與晚他兩年半入校的竺可楨、萬培基、張錦誠、蘇傑等同班。由此，也涉及到當時復旦公學的分班依據問題。
宣統元年（1909）公佈的《復旦公學章程》雖然標榜研究“泰西學術”，但其實際的課程建制及規劃都是以傳統經史之學與外語（包括拉丁語、英語和法語等）為主，加上一些自然科學的課程，之前招收的學生像于右任、邵力子等，頗不乏舊有的秀才功名，十五歲的陳寅恪在這樣的學校環境中，自然優勢不大。
而查閱不同時間的《復旦公學章程》，均有如下的分班標準：“本校各班課程系按照進步等差，預行編定。學生于入校之時，由教務長及各教員察看程度，分別插班，所有編定各學科，學生不得隨性所好要請變更。”（《復旦公學預行聲明簡章》，《中外日報》1908年2月19日）又據復旦公學1905年8月的招生廣告所言：“本校學程現定預科四年（一為實業專門之預備，一為政法專門之預備，期可直接大學），專科二年。”（《復旦公學廣告》，《中外日報》1905年8月18日）這樣的學制規劃主要應該出自校董嚴複及監督馬相伯的規劃，1907年嚴複擔任復旦監督後得以沿襲。陳寅恪以先入學的資格進入的班級應該是“預科四年”班，或表明當時他在有關教員那裡看來，程度不高，“就其所學程度插班，不限先後資格”，所以他不得不與後來的同學同在丁班，而在丁班，作為屢次“留級”的他考試成績名列前茅，但並不能說明他的實際程度就比同班同學好上多少。
胡適與陳寅恪
在我們今日這個喜歡以事後論英雄、以成敗論英雄的功利時代，胡適這個倒數第二的成績單與陳寅恪的這個正數第一的成績單非但不會影響它們的形象，反而還會被視為美談。只是需要警惕的是，就胡陳的兩個成績單來言，歷史當事者胡適在回憶當年之時卻對此進行了有意無意的修改與遮蔽，而後來陳寅恪的研究者卻為了強化陳的“高光”形象，也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陳寅恪成績單的有關語境，他們這種做法（即如何認識歷史）帶給我們的挑戰與反思，或遠比事實真相本身究竟如何（即歷史是什麼）更為重要。正如錢鍾書在《模糊的銅鏡》一文中的提醒：“不論一個時代或一個人，過去的形象經常適應現在的情況而被加工改造。歷史的過程裡，過去支配了現在，而歷史的寫作裡，現在支配著過去。”過去並非不證自明的存在者，它要依賴歷史學家的書寫來呈現，故此，史家如何認識歷史以及製造出什麼樣的關於過去歷史的知識，很大程度上受制於也影響著或建構了當下的現實。
任傳鶴七十九分三，張興祖七十七分八，張紀常七十六分六，丁邦藩七十六分三，吳貽榘七十五分五，金鎮海七十四分九，張錦誠七十四分八，任傳薪六十九分五，沈文六十五分八，施允堯六十四分九，陸敬修六十二分六，蘇傑四十分八。有意思的是，上述這則資料及所謂《復旦校刊》第108期（1984年2月24日）上刊出的陳寅恪、竺可楨的成績單，都沒有說這是他們的畢業成績，但《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的作者卻據此判斷陳寅恪“是年（1909），先生以第一名畢業於上海復旦公學”（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54頁）。這樣的表述就有點問題了。陳寅恪其實並沒有完成在復旦的學業，而是提前於1909年秋離開復旦，而據復旦大學檔案館所藏《江蘇省寶山縣公立復旦學堂一覽表》及珍藏檔案丁班學生姓名冊上的記載，我們可知竺可楨等人的確切字型大小、年齡、籍貫、曾祖父及祖父父親名、住址、入校時間等資訊：“陳寅恪，十九，江西義寧，偉琳、寶箴、三立，南京中正街，乙巳七月；高丙炎（嵩山），二十四，江蘇丹徒，士洪、同庾、汝楫，揚州蘇唱街，丙午正月；錢智修（經宇），二十六，浙江嵊縣，宏道、謨楷、崇鼎，長樂鎮，乙巳七月；竺可楨（烈祖），十九，浙江會稽，宏毅、大岡、嘉祥，東關鎮，戊申正月；任傳鶴（守梅），二十，江蘇震澤，振勳、酉、蘭生，同裡鎮，丁未七月……”
再據不同時間報上刊載的復旦公學錄取新生名單可知，金鎮海是1906年8月錄取的，曾寶權是1907年3月錄取的，張紀常、朱景寬是1907年8月錄取的，張錦誠、萬培基、蘇傑等是1908年2月錄取的，他們都和陳寅恪同在丁班。
敘述及此，問題又出來了，為什麼早入學的陳寅恪能與不同時間入學的同學，甚至較他晚入學兩年半的蘇傑、竺可楨等人同班呢？如中山大學檔案館中陳寅恪個人檔案及陳寅恪所述，陳寅恪是1905年秋季“插班入學”，按理，他當時應該跟隨金通尹所在班學生一起就讀，就是所謂的“丙班”，但可能是因為陳先生入學時被認為程度不夠，故而才能與晚他兩年半入校的竺可楨、萬培基、張錦誠、蘇傑等同班。由此，也涉及到當時復旦公學的分班依據問題。
宣統元年（1909）公佈的《復旦公學章程》雖然標榜研究“泰西學術”，但其實際的課程建制及規劃都是以傳統經史之學與外語（包括拉丁語、英語和法語等）為主，加上一些自然科學的課程，之前招收的學生像于右任、邵力子等，頗不乏舊有的秀才功名，十五歲的陳寅恪在這樣的學校環境中，自然優勢不大。
而查閱不同時間的《復旦公學章程》，均有如下的分班標準：“本校各班課程系按照進步等差，預行編定。學生于入校之時，由教務長及各教員察看程度，分別插班，所有編定各學科，學生不得隨性所好要請變更。”（《復旦公學預行聲明簡章》，《中外日報》1908年2月19日）又據復旦公學1905年8月的招生廣告所言：“本校學程現定預科四年（一為實業專門之預備，一為政法專門之預備，期可直接大學），專科二年。”（《復旦公學廣告》，《中外日報》1905年8月18日）這樣的學制規劃主要應該出自校董嚴複及監督馬相伯的規劃，1907年嚴複擔任復旦監督後得以沿襲。陳寅恪以先入學的資格進入的班級應該是“預科四年”班，或表明當時他在有關教員那裡看來，程度不高，“就其所學程度插班，不限先後資格”，所以他不得不與後來的同學同在丁班，而在丁班，作為屢次“留級”的他考試成績名列前茅，但並不能說明他的實際程度就比同班同學好上多少。
胡適與陳寅恪
在我們今日這個喜歡以事後論英雄、以成敗論英雄的功利時代，胡適這個倒數第二的成績單與陳寅恪的這個正數第一的成績單非但不會影響它們的形象，反而還會被視為美談。只是需要警惕的是，就胡陳的兩個成績單來言，歷史當事者胡適在回憶當年之時卻對此進行了有意無意的修改與遮蔽，而後來陳寅恪的研究者卻為了強化陳的“高光”形象，也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陳寅恪成績單的有關語境，他們這種做法（即如何認識歷史）帶給我們的挑戰與反思，或遠比事實真相本身究竟如何（即歷史是什麼）更為重要。正如錢鍾書在《模糊的銅鏡》一文中的提醒：“不論一個時代或一個人，過去的形象經常適應現在的情況而被加工改造。歷史的過程裡，過去支配了現在，而歷史的寫作裡，現在支配著過去。”過去並非不證自明的存在者，它要依賴歷史學家的書寫來呈現，故此，史家如何認識歷史以及製造出什麼樣的關於過去歷史的知識，很大程度上受制於也影響著或建構了當下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