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和陳寅恪在現代中國思想史和學術史上的地位， 自毋庸待言， 只是當紅的文化明星昔日亦有其“任性”之處， 他們在少年時讀書的成績單就是一個有趣的例證。
先說胡適的成績單。 1908年1月18日的《神州日報》上， 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公學年終試驗成績表》的報導。 其中有雲：“本埠中國公學已開兩年矣！其中教科頗為完善， 除今年十月間師範畢業一班外， 尚有八班， 昨初十日已放假， 茲訪得年假考試各班學生等第名姓如下……”根據名單， 我們可知中國公學當時共有八班學生， 胡洪騂（胡適）這個時候是在高等預科甲班。
據《中國公學年終試驗成績表》可知， 胡適成績在全班倒數第二。
這則成績單說明， 胡適當時在功課方面， 並沒有太用心， 學業之外的社會活動及學詩、白話文等可能花費了他更多的時間。 這些情形正契合他在回憶中所講的：“在中國公學住了兩年多， 在功課上的進步不算怎樣快， 但我卻在課外學得了幾件東西……”（胡適：《四十自述殘稿六件》， 見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5）， 黃山書社1994年版， 第520頁）胡適這裡所說的學得的東西， 包括學會了國語、認識了許多年齡比他大的朋友， 學會了做中國詩詞和白話文等。 不過， 在《四十自述》的改定稿裡，
簡言之， 在中國公學這兩年時間裡， 胡適在學業上的收穫儘管不大， 但卻練就了以後領導中國學術界、思想界的諸般本領。 特別是學會做白話文， 更是胡適日後能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就“暴得大名”的主要憑藉， 如其在《四十自述》中的自謂：“白話文從此成了我的一種工具。 七八年之後， 這件工具使我能夠在中國文學革命的運動裡做一個開路的工人。 ”
接下來再看陳寅恪的成績單。 這是陳寅恪在1908年夏考時的一則成績單。 根據復旦大學檔案館藏的《復旦公學考試等第名冊》（案卷號ZH0101-2）中的《戊申夏季期考甲乙清冊》，
有意思的是， 上述這則資料及所謂《復旦校刊》第108期（1984年2月24日）上刊出的陳寅恪、竺可楨的成績單，
再據不同時間報上刊載的復旦公學錄取新生名單可知，金鎮海是1906年8月錄取的，曾寶權是1907年3月錄取的，張紀常、朱景寬是1907年8月錄取的，張錦誠、萬培基、蘇傑等是1908年2月錄取的，他們都和陳寅恪同在丁班。
敘述及此，問題又出來了，為什麼早入學的陳寅恪能與不同時間入學的同學，甚至較他晚入學兩年半的蘇傑、竺可楨等人同班呢？如中山大學檔案館中陳寅恪個人檔案及陳寅恪所述，陳寅恪是1905年秋季“插班入學”，按理，他當時應該跟隨金通尹所在班學生一起就讀，就是所謂的“丙班”，但可能是因為陳先生入學時被認為程度不夠，故而才能與晚他兩年半入校的竺可楨、萬培基、張錦誠、蘇傑等同班。由此，也涉及到當時復旦公學的分班依據問題。
宣統元年（1909）公佈的《復旦公學章程》雖然標榜研究“泰西學術”，但其實際的課程建制及規劃都是以傳統經史之學與外語（包括拉丁語、英語和法語等）為主，加上一些自然科學的課程，之前招收的學生像于右任、邵力子等，頗不乏舊有的秀才功名，十五歲的陳寅恪在這樣的學校環境中，自然優勢不大。
而查閱不同時間的《復旦公學章程》，均有如下的分班標準：“本校各班課程系按照進步等差，預行編定。學生于入校之時，由教務長及各教員察看程度，分別插班，所有編定各學科，學生不得隨性所好要請變更。”（《復旦公學預行聲明簡章》，《中外日報》1908年2月19日）又據復旦公學1905年8月的招生廣告所言：“本校學程現定預科四年（一為實業專門之預備，一為政法專門之預備，期可直接大學），專科二年。”（《復旦公學廣告》，《中外日報》1905年8月18日）這樣的學制規劃主要應該出自校董嚴複及監督馬相伯的規劃，1907年嚴複擔任復旦監督後得以沿襲。陳寅恪以先入學的資格進入的班級應該是“預科四年”班，或表明當時他在有關教員那裡看來，程度不高，“就其所學程度插班，不限先後資格”，所以他不得不與後來的同學同在丁班，而在丁班，作為屢次“留級”的他考試成績名列前茅，但並不能說明他的實際程度就比同班同學好上多少。
胡適與陳寅恪
在我們今日這個喜歡以事後論英雄、以成敗論英雄的功利時代，胡適這個倒數第二的成績單與陳寅恪的這個正數第一的成績單非但不會影響它們的形象，反而還會被視為美談。只是需要警惕的是，就胡陳的兩個成績單來言，歷史當事者胡適在回憶當年之時卻對此進行了有意無意的修改與遮蔽，而後來陳寅恪的研究者卻為了強化陳的“高光”形象，也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陳寅恪成績單的有關語境，他們這種做法（即如何認識歷史）帶給我們的挑戰與反思，或遠比事實真相本身究竟如何（即歷史是什麼）更為重要。正如錢鍾書在《模糊的銅鏡》一文中的提醒：“不論一個時代或一個人，過去的形象經常適應現在的情況而被加工改造。歷史的過程裡，過去支配了現在，而歷史的寫作裡，現在支配著過去。”過去並非不證自明的存在者，它要依賴歷史學家的書寫來呈現，故此，史家如何認識歷史以及製造出什麼樣的關於過去歷史的知識，很大程度上受制於也影響著或建構了當下的現實。
二十六，浙江嵊縣，宏道、謨楷、崇鼎，長樂鎮，乙巳七月；竺可楨（烈祖），十九，浙江會稽，宏毅、大岡、嘉祥，東關鎮，戊申正月；任傳鶴（守梅），二十，江蘇震澤，振勳、酉、蘭生，同裡鎮，丁未七月……”再據不同時間報上刊載的復旦公學錄取新生名單可知，金鎮海是1906年8月錄取的，曾寶權是1907年3月錄取的，張紀常、朱景寬是1907年8月錄取的，張錦誠、萬培基、蘇傑等是1908年2月錄取的，他們都和陳寅恪同在丁班。
敘述及此，問題又出來了，為什麼早入學的陳寅恪能與不同時間入學的同學，甚至較他晚入學兩年半的蘇傑、竺可楨等人同班呢？如中山大學檔案館中陳寅恪個人檔案及陳寅恪所述，陳寅恪是1905年秋季“插班入學”，按理，他當時應該跟隨金通尹所在班學生一起就讀，就是所謂的“丙班”，但可能是因為陳先生入學時被認為程度不夠，故而才能與晚他兩年半入校的竺可楨、萬培基、張錦誠、蘇傑等同班。由此，也涉及到當時復旦公學的分班依據問題。
宣統元年（1909）公佈的《復旦公學章程》雖然標榜研究“泰西學術”，但其實際的課程建制及規劃都是以傳統經史之學與外語（包括拉丁語、英語和法語等）為主，加上一些自然科學的課程，之前招收的學生像于右任、邵力子等，頗不乏舊有的秀才功名，十五歲的陳寅恪在這樣的學校環境中，自然優勢不大。
而查閱不同時間的《復旦公學章程》，均有如下的分班標準：“本校各班課程系按照進步等差，預行編定。學生于入校之時，由教務長及各教員察看程度，分別插班，所有編定各學科，學生不得隨性所好要請變更。”（《復旦公學預行聲明簡章》，《中外日報》1908年2月19日）又據復旦公學1905年8月的招生廣告所言：“本校學程現定預科四年（一為實業專門之預備，一為政法專門之預備，期可直接大學），專科二年。”（《復旦公學廣告》，《中外日報》1905年8月18日）這樣的學制規劃主要應該出自校董嚴複及監督馬相伯的規劃，1907年嚴複擔任復旦監督後得以沿襲。陳寅恪以先入學的資格進入的班級應該是“預科四年”班，或表明當時他在有關教員那裡看來，程度不高，“就其所學程度插班，不限先後資格”，所以他不得不與後來的同學同在丁班，而在丁班，作為屢次“留級”的他考試成績名列前茅，但並不能說明他的實際程度就比同班同學好上多少。
胡適與陳寅恪
在我們今日這個喜歡以事後論英雄、以成敗論英雄的功利時代，胡適這個倒數第二的成績單與陳寅恪的這個正數第一的成績單非但不會影響它們的形象，反而還會被視為美談。只是需要警惕的是，就胡陳的兩個成績單來言，歷史當事者胡適在回憶當年之時卻對此進行了有意無意的修改與遮蔽，而後來陳寅恪的研究者卻為了強化陳的“高光”形象，也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陳寅恪成績單的有關語境，他們這種做法（即如何認識歷史）帶給我們的挑戰與反思，或遠比事實真相本身究竟如何（即歷史是什麼）更為重要。正如錢鍾書在《模糊的銅鏡》一文中的提醒：“不論一個時代或一個人，過去的形象經常適應現在的情況而被加工改造。歷史的過程裡，過去支配了現在，而歷史的寫作裡，現在支配著過去。”過去並非不證自明的存在者，它要依賴歷史學家的書寫來呈現，故此，史家如何認識歷史以及製造出什麼樣的關於過去歷史的知識，很大程度上受制於也影響著或建構了當下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