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八路軍的策略選擇
1937年八路軍挺進平型關。
1937年10月八路軍騎兵挺進敵後。
全面抗戰爆發後，依據國共談判協議，八路軍開赴山西前線，很快即取得的平型關大捷，之後又迅速分兵多處創建根據地，短時間內實現了迅猛發展，為日後在華北站穩腳跟奠定了關鍵基礎。事後觀之，這個過程似乎順理成章。實際上，夾在多方勢力之間的八路軍當時處境艱危，
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只是大的框架，但在當時十分混亂且不明朗的局勢下，八路軍出征後究竟該怎麼辦，是擺在中共中央面前極為重要而迫切的問題。
中共中央認為這些事“關係重大”，有必要“慎重討論”，洛川會議因此召開。
據聶榮臻回憶，在這次會議上，討論時間比較長、爭論比較多的是八路軍出征後的作戰方針問題。毛澤東發言中說，同日本侵略軍作戰，不能局限於同國民黨軍隊作戰的那套老辦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因為我們的子彈和武器供應都很困難，
毛澤東原本提出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方針，綜合大家的意見後把關於作戰方針的提法確定為“基本的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融合了不同意見的表述。
貫徹山地遊擊戰方針在洛川會議決定在敵後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的戰略方針後，為加深八路軍指戰員對這一方針的理解，並使友軍也瞭解與同意八路軍的這一方針，毛澤東於1937年9月間多次致電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劉少奇等進行解釋說明。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毛澤東強調無論在晉在冀在京，均著重解釋“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這個基本原則，這個原則包含四個方面的自由：依照情況使用兵力的自由；發動群眾創造根據地組織義勇軍的自由；南京只作戰略規定，紅軍有執行此戰略的一切自由；堅持依傍山地與不打硬仗的自由。
為貫徹這一方針，毛澤東於9月21日再次致電彭德懷要求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原則。當時前方的情況是，閻錫山部可能將被迫在雁門關、平型關、沙河一帶與日軍決戰，毛澤東判斷不管決戰勝敗如何，太原與整個華北都是危如累卵。由於一些同志對此沒有深刻認識，他擔心紅軍也可能像閻錫山部一樣陷入被動挨打局面，因而再次強調：“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好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不是運動戰）。”而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依託有力部隊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故而要分散兵力，而不是集中打仗。
9月25日，毛澤東致電北方局和八路軍負責同志，重申“整個華北工作應以遊擊戰爭為唯一方向”。就在這天，一一五師在平型關伏擊了日軍板垣師團第二十一團一部，取得了八路軍出征以來的首捷，這也被認為是全國抗戰以來的一個重要勝利。這次戰鬥，一一五師以一個團和騎兵營在靈丘、淶源、廣靈之間鉗制敵人，以三個團在平型關東北公路兩側山地設伏，全師主力配合取得勝利，但同時也付出了傷亡四百餘人的不小代價。
這種集中全師主力的打法，顯然有悖於此前一直強調的“山地遊擊戰”方針。
事實上，這種儘快打出八路軍聲威是當時八路軍將領的普遍心聲，彭德懷稱自己當時從總部出發奔赴抗日前線時，也在考慮“八路軍如何爭取在抗日戰爭中頭一仗打個勝仗，以提高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一二九師更是以“壯氣軍”為內部動員口號，意在奮勇殺敵，以壯全國人民抗戰志氣。平型關戰鬥捷報傳到尚未出動的陳賡部時，“人人歡躍，大家都以為我們出動太遲了”。八路軍的普通士兵在沿途群眾熱烈慰問和歡送下，加之不久前東征閻錫山時所收穫的信心，普遍熱情高漲，躍躍欲試。在這種上下一致的求戰心切、取勝心切的情緒影響下，“山地遊擊戰”的方針難以得到堅決執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林彪和其他將領的高昂情緒都表明中央及毛澤東三番五次重申和強調堅持預定方針謹慎沉著的必要性。彭德懷在多年後檢討，表示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多位八路軍領導同志在當時並沒有把敵後遊擊戰爭提到戰略上來認識，對於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提出的“以遊擊戰為主，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個方針，認識也是模糊的。沒有真正認識到這是長期堅持敵後抗日戰爭的正確方針，因而對於“運動戰”和“遊擊戰”這兩個概念的主次也是模糊的，以至於時而提“運動遊擊戰”，又時而提“遊擊運動戰”。
在八路軍出征之初，為何會出現前方將士求戰心切以及對形勢估計樂觀，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卻一再敦促其謹慎沉著以及堅決執行之前確定的遊擊戰略？
實際上這應是毛澤東基於實力對比和當時局勢的判斷和考慮。在八路軍正式改編之前毛澤東就曾專門致電八路軍參謀處處長兼駐晉辦事處主任彭雪楓，告訴他在同各方接洽時“不可自誇紅軍長處，不可說紅軍抗日一定打勝仗”，“不可隱瞞紅軍若干不應該隱瞞的缺點，例如只會打遊擊戰，不會打陣地戰，只會打山地戰，不會打平原戰，只宜於在總的戰略下進行獨立自主的指揮，不宜於以戰役戰術上的集中指揮去束縛，以致失去其長處。”還特別提到“紅軍技術與裝備十分貧弱，也要使他們知道”。這或許是一種韜光養晦的策略，但與日軍相比，八路軍無論是規模還是技戰術抑或是裝備都存在巨大差距。
在八路軍各部開赴前線並頻頻取得勝利之際，毛澤東在給朱德、彭德懷及周恩來的電報中再次提醒：“我軍各部勝利之後，易生驕志，易啟輕敵觀念，而敵在失敗之後，對我必增加憤恨之心理，發生謹慎之心理，因此，請你們告戒各部首長，仍一本謹慎沉著精神使之與勇猛奮發精神相配合，爭取與日寇之持久戰。”果不其然，幾天後陳賡旅七七一團在平定縣七亙村因疏於警戒被日軍襲擊，遭受相當損失。毛澤東接報後，再次嚴詞電令前方，指出“小勝之後，必生驕氣，輕視敵人，以為自己了不得”，認為該團遭襲是“勝利衝昏頭腦的結果”，因此要求“發通令于全軍，一直傳達到連隊戰士，說明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是一個艱苦奮鬥的過程，凡那種自稱天下第一、驕氣洋溢、目無餘子的幹部，須以深切的話告訴他們，必須把勇敢精神與謹慎精神聯繫起來，反對軍隊中的片面觀點與機械主義。”
正是充分認識到雙方實力的巨大差距，毛澤東堅定地認為對日戰爭將是一個“艱苦奮鬥的過程”。
八路軍工作重點的轉移1937年10月8日，中央軍委華北分會就華北戰爭形勢與八路軍任務發出指示，稱南京當局“已漸認識保衛山西為華北抗戰堡壘的重要”，認為“如果改善軍事上的領導，堅決實現已定戰役計畫，真正實現民主改善民眾生活綱領，動員廣大群眾發展遊擊戰戰爭，加上我軍以自己積極行動的配合推動和領導晉北戰局勝利的開展，在敵人遠離鐵路交通增援接濟困難條件下，爭取殲滅深入晉境之敵，鞏固山西，實現反擊敵人，改變華北戰局之可能是存在的”，因而指示八路軍要將爭取這種前途作為“當前最中心的政治與戰略上的任務”。華北軍分會的這個指示很快遭到了中央的否定，10月17日，毛澤東同張聞天致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指出：“軍分會十月八日指示檔，有原則錯誤，望停止傳達。”
據彭德懷稱，這個指示是在平型關大捷影響下產生的。在指示中，把山西太原說成是華北抗日戰爭的堡壘，而實際上，太原在一個月之後就失守了。彭德懷在多年後撰寫的自傳中承認：“軍分會的指示是盲目的，沒有充分估計到日本侵華各方面的準備（政治上、經濟上，尤其是軍事力量上），同時也過高估計了國民黨軍隊的力量及其進步性。”
基於對局勢的準確預判，11月8日太原淪陷後，中央迅即下達指示，認為太原失守標誌著華北正規戰爭階段基本結束，遊擊戰爭階段開始，而這一階段的總的形勢是“遊擊戰爭將以八路軍為主體，其他則附以於八路軍”。毛澤東判斷，隨著所部大量潰散閻錫山將無力過分干涉八路軍之地方工作，因而八路軍放手發動群眾的時機已成熟，並明確要求在不靠國民黨發餉自己籌集供給的條件下每師擴大三個團。隨後又指示，“大部儘量分散於各要地，組織民眾武裝為第一義”，並期於一個月內收得“顯著成績”。
為因應形勢變化及貫徹執行中央關於八路軍工作重點轉移的指示，11月11日華北軍分會在遼縣石拐鎮召開會議。會議決定：一一五師除聶榮臻率一部留在晉察冀創建根據地外，主力迅速轉移到汾河流域和晉南進行群眾工作，並留一部在太行，配合一二九師在晉東南依託太行山脈開展遊擊戰爭，創建根據地；一二〇師仍留在晉西北同蒲鐵路北段活動。根據地的創建及擴軍工作由此全面展開，並迅速取得良好成效。
逆勢大發展據任弼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報告，至1937年12月底，八路軍共擴兵九萬二千餘人，各種槍兩萬余支。一共新編了二十四個團，其中一一五師增加了三個團，一二〇師增加了五個團，一二九師增加了兩個團，八路軍總直屬隊增加了一個特務團，一個炮團，聶榮臻部增加了十二個團。晉冀豫邊區已有遊擊隊八千二百餘人，槍二千余支；晉察冀邊區有遊擊隊一萬人左右，晉西北有五六千人。
在出征後兩三個月，實際著手擴兵工作也就兩個月時間內，八路軍已經擴大了兩倍以上，而同時期的國民黨軍則是十數萬的潰散。八路軍這一時期的逆勢迅猛發展對未來局勢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而三個師分四部的部署既讓八路軍更加安全，也在事實上形成了華北敵後抗戰的數個戰略支點。
在紛繁複雜、變幻莫測的局勢中，毛澤東及中共中央準確預判形勢且敏銳搶抓時機，對於紅軍出征後採取並堅持正確有利的作戰方針和發展策略起到了突出作用。正由於在創建根據地上的激動靈活，才成功地把握住了這樣稍縱即逝的歷史契機，使紅軍很快打開局面。
（作者王龍飛單位：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並使友軍也瞭解與同意八路軍的這一方針，毛澤東於1937年9月間多次致電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劉少奇等進行解釋說明。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毛澤東強調無論在晉在冀在京，均著重解釋“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這個基本原則，這個原則包含四個方面的自由：依照情況使用兵力的自由；發動群眾創造根據地組織義勇軍的自由；南京只作戰略規定，紅軍有執行此戰略的一切自由；堅持依傍山地與不打硬仗的自由。為貫徹這一方針，毛澤東於9月21日再次致電彭德懷要求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原則。當時前方的情況是，閻錫山部可能將被迫在雁門關、平型關、沙河一帶與日軍決戰，毛澤東判斷不管決戰勝敗如何，太原與整個華北都是危如累卵。由於一些同志對此沒有深刻認識，他擔心紅軍也可能像閻錫山部一樣陷入被動挨打局面，因而再次強調：“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好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不是運動戰）。”而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依託有力部隊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故而要分散兵力，而不是集中打仗。
9月25日，毛澤東致電北方局和八路軍負責同志，重申“整個華北工作應以遊擊戰爭為唯一方向”。就在這天，一一五師在平型關伏擊了日軍板垣師團第二十一團一部，取得了八路軍出征以來的首捷，這也被認為是全國抗戰以來的一個重要勝利。這次戰鬥，一一五師以一個團和騎兵營在靈丘、淶源、廣靈之間鉗制敵人，以三個團在平型關東北公路兩側山地設伏，全師主力配合取得勝利，但同時也付出了傷亡四百餘人的不小代價。
這種集中全師主力的打法，顯然有悖於此前一直強調的“山地遊擊戰”方針。
事實上，這種儘快打出八路軍聲威是當時八路軍將領的普遍心聲，彭德懷稱自己當時從總部出發奔赴抗日前線時，也在考慮“八路軍如何爭取在抗日戰爭中頭一仗打個勝仗，以提高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一二九師更是以“壯氣軍”為內部動員口號，意在奮勇殺敵，以壯全國人民抗戰志氣。平型關戰鬥捷報傳到尚未出動的陳賡部時，“人人歡躍，大家都以為我們出動太遲了”。八路軍的普通士兵在沿途群眾熱烈慰問和歡送下，加之不久前東征閻錫山時所收穫的信心，普遍熱情高漲，躍躍欲試。在這種上下一致的求戰心切、取勝心切的情緒影響下，“山地遊擊戰”的方針難以得到堅決執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林彪和其他將領的高昂情緒都表明中央及毛澤東三番五次重申和強調堅持預定方針謹慎沉著的必要性。彭德懷在多年後檢討，表示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多位八路軍領導同志在當時並沒有把敵後遊擊戰爭提到戰略上來認識，對於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提出的“以遊擊戰為主，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個方針，認識也是模糊的。沒有真正認識到這是長期堅持敵後抗日戰爭的正確方針，因而對於“運動戰”和“遊擊戰”這兩個概念的主次也是模糊的，以至於時而提“運動遊擊戰”，又時而提“遊擊運動戰”。
在八路軍出征之初，為何會出現前方將士求戰心切以及對形勢估計樂觀，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卻一再敦促其謹慎沉著以及堅決執行之前確定的遊擊戰略？
實際上這應是毛澤東基於實力對比和當時局勢的判斷和考慮。在八路軍正式改編之前毛澤東就曾專門致電八路軍參謀處處長兼駐晉辦事處主任彭雪楓，告訴他在同各方接洽時“不可自誇紅軍長處，不可說紅軍抗日一定打勝仗”，“不可隱瞞紅軍若干不應該隱瞞的缺點，例如只會打遊擊戰，不會打陣地戰，只會打山地戰，不會打平原戰，只宜於在總的戰略下進行獨立自主的指揮，不宜於以戰役戰術上的集中指揮去束縛，以致失去其長處。”還特別提到“紅軍技術與裝備十分貧弱，也要使他們知道”。這或許是一種韜光養晦的策略，但與日軍相比，八路軍無論是規模還是技戰術抑或是裝備都存在巨大差距。
在八路軍各部開赴前線並頻頻取得勝利之際，毛澤東在給朱德、彭德懷及周恩來的電報中再次提醒：“我軍各部勝利之後，易生驕志，易啟輕敵觀念，而敵在失敗之後，對我必增加憤恨之心理，發生謹慎之心理，因此，請你們告戒各部首長，仍一本謹慎沉著精神使之與勇猛奮發精神相配合，爭取與日寇之持久戰。”果不其然，幾天後陳賡旅七七一團在平定縣七亙村因疏於警戒被日軍襲擊，遭受相當損失。毛澤東接報後，再次嚴詞電令前方，指出“小勝之後，必生驕氣，輕視敵人，以為自己了不得”，認為該團遭襲是“勝利衝昏頭腦的結果”，因此要求“發通令于全軍，一直傳達到連隊戰士，說明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是一個艱苦奮鬥的過程，凡那種自稱天下第一、驕氣洋溢、目無餘子的幹部，須以深切的話告訴他們，必須把勇敢精神與謹慎精神聯繫起來，反對軍隊中的片面觀點與機械主義。”
正是充分認識到雙方實力的巨大差距，毛澤東堅定地認為對日戰爭將是一個“艱苦奮鬥的過程”。
八路軍工作重點的轉移1937年10月8日，中央軍委華北分會就華北戰爭形勢與八路軍任務發出指示，稱南京當局“已漸認識保衛山西為華北抗戰堡壘的重要”，認為“如果改善軍事上的領導，堅決實現已定戰役計畫，真正實現民主改善民眾生活綱領，動員廣大群眾發展遊擊戰戰爭，加上我軍以自己積極行動的配合推動和領導晉北戰局勝利的開展，在敵人遠離鐵路交通增援接濟困難條件下，爭取殲滅深入晉境之敵，鞏固山西，實現反擊敵人，改變華北戰局之可能是存在的”，因而指示八路軍要將爭取這種前途作為“當前最中心的政治與戰略上的任務”。華北軍分會的這個指示很快遭到了中央的否定，10月17日，毛澤東同張聞天致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指出：“軍分會十月八日指示檔，有原則錯誤，望停止傳達。”
據彭德懷稱，這個指示是在平型關大捷影響下產生的。在指示中，把山西太原說成是華北抗日戰爭的堡壘，而實際上，太原在一個月之後就失守了。彭德懷在多年後撰寫的自傳中承認：“軍分會的指示是盲目的，沒有充分估計到日本侵華各方面的準備（政治上、經濟上，尤其是軍事力量上），同時也過高估計了國民黨軍隊的力量及其進步性。”
基於對局勢的準確預判，11月8日太原淪陷後，中央迅即下達指示，認為太原失守標誌著華北正規戰爭階段基本結束，遊擊戰爭階段開始，而這一階段的總的形勢是“遊擊戰爭將以八路軍為主體，其他則附以於八路軍”。毛澤東判斷，隨著所部大量潰散閻錫山將無力過分干涉八路軍之地方工作，因而八路軍放手發動群眾的時機已成熟，並明確要求在不靠國民黨發餉自己籌集供給的條件下每師擴大三個團。隨後又指示，“大部儘量分散於各要地，組織民眾武裝為第一義”，並期於一個月內收得“顯著成績”。
為因應形勢變化及貫徹執行中央關於八路軍工作重點轉移的指示，11月11日華北軍分會在遼縣石拐鎮召開會議。會議決定：一一五師除聶榮臻率一部留在晉察冀創建根據地外，主力迅速轉移到汾河流域和晉南進行群眾工作，並留一部在太行，配合一二九師在晉東南依託太行山脈開展遊擊戰爭，創建根據地；一二〇師仍留在晉西北同蒲鐵路北段活動。根據地的創建及擴軍工作由此全面展開，並迅速取得良好成效。
逆勢大發展據任弼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報告，至1937年12月底，八路軍共擴兵九萬二千餘人，各種槍兩萬余支。一共新編了二十四個團，其中一一五師增加了三個團，一二〇師增加了五個團，一二九師增加了兩個團，八路軍總直屬隊增加了一個特務團，一個炮團，聶榮臻部增加了十二個團。晉冀豫邊區已有遊擊隊八千二百餘人，槍二千余支；晉察冀邊區有遊擊隊一萬人左右，晉西北有五六千人。
在出征後兩三個月，實際著手擴兵工作也就兩個月時間內，八路軍已經擴大了兩倍以上，而同時期的國民黨軍則是十數萬的潰散。八路軍這一時期的逆勢迅猛發展對未來局勢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而三個師分四部的部署既讓八路軍更加安全，也在事實上形成了華北敵後抗戰的數個戰略支點。
在紛繁複雜、變幻莫測的局勢中，毛澤東及中共中央準確預判形勢且敏銳搶抓時機，對於紅軍出征後採取並堅持正確有利的作戰方針和發展策略起到了突出作用。正由於在創建根據地上的激動靈活，才成功地把握住了這樣稍縱即逝的歷史契機，使紅軍很快打開局面。
（作者王龍飛單位：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