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給後人的啟示,細思極恐
關於“鄭和下西洋”這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事件,史學家眾說紛壇。而讓我們來評價這一事件,似乎有點不自量力,那既然談不上評價,說點自己的見解想必還是可以的吧!
1405年,
就這樣,在明朝滿足了亞非國家對中國絲綢、玉器、茶葉的需求後,明朝自己的財政負擔卻進一步加重了。在中華長達幾千年的歷史裡,除了少數幾個特例,幾乎所有的王朝都敗亡於財政的破產——這又反襯出當下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殊為不易。
又或許,我們應該換一種角度看待,在1405-1433年間,鄭和七下西洋所宣導的“不欺寡、不淩弱,友好相處,共用太平”,為亞非國家的交往,確立了不成文的準則,至今仍有現實意義。與此同時,在世界的另一端,歐洲正醞釀著一場給亞非人民帶來無盡痛苦的災難。相較之下,西方一手屠殺,一手掠奪和擴張,在迅速完成自身資本原始積累的同時,
但現實不會因為東方文質彬彬的文明使得東方變得強大;相反,幾百年的侵略使得西方成為世界的主宰,包括思想和話語的霸權。明朝不計經濟利益的朝貢貿易,必然在財政無以為繼的情況下,喪失了持續前進的內在驅動力;而西方對黃金無限的貪婪使他們未曾停下掠奪的腳步,即使是迎接他們的是死亡,也會前仆後繼的走下去——掠奪者的具象“加勒比海盜”成了西方塑造的英雄和偶像,
糾結於歷史故紙堆是對歷史最大的褻瀆,而擯棄歷史的本真以後代人的眼光肆意重塑是對歷史本質的背叛。困囿於時代的局限,鄭和們沒有跨出劃時代的腳步,即便他們具備了相應的物質條件。而對於我們,最大的反思便是,當我們具備了改變時代的的條件時,我們是否具備了相應的眼光和勇氣,跨出邁向新時代的哪怕小小的一步。
佩雷菲特在《停滯的帝國》一書中曾這麼描述乾隆與馬戛爾尼的接觸:“無論是英國船隊的航行情況還是夷人的表現,皇帝都一清二楚。但皇帝受他人的影響,全朝廷的人都知道這一點,惟獨他自己不知道”。
我們無法改變已經發生的歷史的進程,但我們可以影響甚至改變正在進行的歷史的方向,我想這是我們應有的歷史自覺吧。
跨出邁向新時代的哪怕小小的一步。佩雷菲特在《停滯的帝國》一書中曾這麼描述乾隆與馬戛爾尼的接觸:“無論是英國船隊的航行情況還是夷人的表現,皇帝都一清二楚。但皇帝受他人的影響,全朝廷的人都知道這一點,惟獨他自己不知道”。
我們無法改變已經發生的歷史的進程,但我們可以影響甚至改變正在進行的歷史的方向,我想這是我們應有的歷史自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