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鄭和下西洋”這一“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的事件， 史學家眾說紛壇。 而讓我們來評價這一事件， 似乎有點不自量力， 那既然談不上評價， 說點自己的見解想必還是可以的吧!
1405年， 明成祖永樂三年， 鄭和在朱棣的派遣下出使西洋。 難以想像， 二百四十多艘海船和兩萬七千四百名船員組成的船隊遠航是怎樣的一幅氣勢恢宏的場面， 這一場面向世界宣告了東方的強大。 又或者， 中國本應該從這次遠航中獲取數不勝數的財富和敬畏。 但事實呢， “天朝上國”的國君更願意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來賞賜那些願意“臣屬”的邦國。
就這樣， 在明朝滿足了亞非國家對中國絲綢、玉器、茶葉的需求後， 明朝自己的財政負擔卻進一步加重了。 在中華長達幾千年的歷史裡， 除了少數幾個特例， 幾乎所有的王朝都敗亡於財政的破產——這又反襯出當下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殊為不易。
又或許， 我們應該換一種角度看待， 在1405-1433年間， 鄭和七下西洋所宣導的“不欺寡、不淩弱， 友好相處， 共用太平”， 為亞非國家的交往， 確立了不成文的準則， 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與此同時， 在世界的另一端， 歐洲正醞釀著一場給亞非人民帶來無盡痛苦的災難。 相較之下， 西方一手屠殺， 一手掠奪和擴張， 在迅速完成自身資本原始積累的同時， 又無意識地促進東方的某種意義上的進步。 但是， 這不是我們罹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理由， 也不是掠奪者天然的使命和正義——聯想當下某些人士為西方傳教士的歌功頌德，
但現實不會因為東方文質彬彬的文明使得東方變得強大;相反， 幾百年的侵略使得西方成為世界的主宰， 包括思想和話語的霸權。 明朝不計經濟利益的朝貢貿易， 必然在財政無以為繼的情況下，
糾結於歷史故紙堆是對歷史最大的褻瀆， 而擯棄歷史的本真以後代人的眼光肆意重塑是對歷史本質的背叛。 困囿於時代的局限， 鄭和們沒有跨出劃時代的腳步， 即便他們具備了相應的物質條件。 而對於我們， 最大的反思便是， 當我們具備了改變時代的的條件時， 我們是否具備了相應的眼光和勇氣， 跨出邁向新時代的哪怕小小的一步。
佩雷菲特在《停滯的帝國》一書中曾這麼描述乾隆與馬戛爾尼的接觸：“無論是英國船隊的航行情況還是夷人的表現， 皇帝都一清二楚。 但皇帝受他人的影響， 全朝廷的人都知道這一點， 惟獨他自己不知道”。
我們無法改變已經發生的歷史的進程， 但我們可以影響甚至改變正在進行的歷史的方向， 我想這是我們應有的歷史自覺吧。
我想這是我們應有的歷史自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