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輕的朋友並不知道， 中國解決吃飯問題在有史以來， 僅僅是最近30多年的事情， 在30多年之前， 尤其是在清代以前， 中國人其實一直貧困， 有人說古代中國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體， 這種說法是錯的， 在歷史上， 中國從來就沒有“自給自足”過， 一旦遇上水旱蝗災， 就會爆發大規模的饑荒， 歷朝歷代都是如此， 就算是號稱鼎盛的唐朝， 也爆發水旱蝗災， 也餓死整片整片的人。
也就是說歷史上， 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富裕過， 這才是歷史的事實。 那麼， 古代中國人為什麼貧窮？對於這個問題， 有人說是因為科技不發達。
有一個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古代中國人貧窮， 關鍵原因是在於商品經濟不發達、商業和貿易不繁榮。
認識到這一點， 又可以繼續追問下去：那麼古代中國為什麼市場經濟不發達呢？
答案是：歷朝歷代的統治者普遍堅持“重農抑商”的錯誤經濟指導思想， 並在國家政策上限制工商業的發展。 在歷朝政府的壓迫下， 古代中國人的生產活動， 並不是為了追求利潤， 而是為了自家的消費， 所謂“男耕女織”， 只有當自家出現了生活盈餘品的時候， 才拿到集市上去交換（趕集）， 在這樣的經濟形態下， 人民不可能富裕起來。
那麼歷朝政府是如何壓迫商業的呢？舉個例子， 劉邦當上皇帝之後， 說過一句什麼話呢？他說：“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 重租稅以困辱之”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它是說：我們這個國家的商人是賤人， 我不准商人穿絲綢的衣服， 不准商人乘坐馬車， 並且我們要對商人施加苛捐雜稅， 逼死這些不務正業的王八蛋， 看他們還敢經商不！
當然這是演繹方式的翻譯了。 那麼為什麼古代的中國皇帝要壓迫商人呢？因為中國的皇帝認為：農民生產糧食， 是“務正業”， 商人是不生產糧食的， 因此商人是“寄生蟲”， 是“不務正業”。 他們認為：農業是本， 商業是末， 所以要“重本抑末”， 一個人不種田、專門做生意， 這種人是“捨本逐末”， 要嚴加看管， 你比如說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
再往前看， 就算是那位以所謂“開明”著稱的唐太宗， 也說過這樣的話： “設此官員， 以待賢士。 工商雜色之流， 假令術逾儔類， 正為厚給財物， 必不可超授官秩， 與朝賢君子， 比肩而立， 同坐而食。 ”這話我就不譯了， 總的意思是：做生意的人是賤人、下等人。
以歷朝歷代的皇帝， 在這種錯誤的經濟指導思想下， 出臺過一種叫做“賤商令”的東西， 從日常生活方面對商人進行壓迫， 對其穿衣、建屋、乘車等各方各面，
此外， 朱元璋還規定過：“農家許著綢紗絹布， 商賈之家， 止許著絹布。 如農民之家， 但有一人為商賈者， 亦不許穿細紗”。 還有明武宗朱厚照也曾經“禁商販、僕役、倡優、下賤不許服用貂裘”。
象這種例子根本就是列舉不完的， 總之， 歷朝歷代的中國皇帝， 基本上都瞧不起商人、壓迫商人、不允許商人群體壯大。 可是問題又來了， 這些當皇帝的， 為什麼不允許商人群體壯大呢？
對此， 唐太宗李世民曾經說過一句這樣的話：“禁絕浮華， 勸課耕織， 使民還其本， 俗反其真， 則競懷仁義之心， 永絕貪殘之路。 此務農之本也。
唐太宗的大體意思是這樣的：只有使人民務農， 人民才會老實本分， 你要讓人民都做生意去了， 人民就會變貪， 變貪了就不安分。 實際上唐太宗還有一句言外之意， 那就是：人民不安分， 我的皇位就很難穩固。
到這裡應該有恍然大悟的感覺了， 歷朝歷代的皇帝認為：全國人民都務農了， 人人就吃飽了， 人人都吃飽了， 老百姓就本分了， 都安分守己了， 就沒有人起來推翻皇位了， 如果讓人民都經商去了， 那麼人心就會膨脹起來， 國家就容易不穩定， 局勢就不好控制， 這就是古代中國皇帝的普遍觀念。
正是出於如此， 歷朝歷代的統治者， 都對中國商人施加各種苛捐雜稅， 千方百計地打壓商業， 舉個例子， 明萬曆年代按察使應朝卿在給朝廷的奏疏中曾經指出：“自稅使紛出， 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稅額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
應朝卿的這個報告讓我們看到：在明萬曆年間，由於政府的苛捐雜稅，在民間做生意的商人，竟然可以整整減少60-70%，也就是說，大部分的商人都走向破產的境地。
歷朝政府不但在國內打壓貿易，在國際上也打壓貿易，比如說那個臭名昭著的“海禁”政策，就是一個典型，朱元璋說：“仍禁瀕海居民不得私出海”、“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以重法”。
還有清朝中頁的廣州“一口通商”政策，其實就是變相的“海禁”政策，只不過是稍微開了一個口子。
要知道，老百姓是不會思考的，在這種政策的指導下，民間就興起了“當官光榮”、“經商低賤”的觀念，你比如說“市儈”這個詞，它本來是個名詞，是古代的房產仲介，但竟然逐漸演變成了一個貶義詞。
所謂“士農工商”，古代中國的生意人社會地位最低，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在這種國家政策指導思想下，社會上就有了一個這樣的價值觀：當官才是成功，發財的不算。
這樣的國策，將無數的中國精英關在了書齋之中，壓抑了無數個可以創造財富的靈魂，所以古代中國人致富了之後，不是想著擴大自己的生意和事業，而是千方百計地去花錢買個官職來當，當時叫做“捐官”，有不少的商人就是死了，也要穿著官服下葬，活著當不成官，死了也要過把官癮。可見人的執念是如此之大。
清朝中晚期廣州的首富伍秉鑒富可敵國，可是他就不喜歡別人叫他“伍老闆”、“伍總”之類的，他喜歡別人叫他什麼呢？他就喜歡別人叫他“浩官”，雖然我姓伍的這一輩子當不了官，但是起碼你得奉迎我一下，叫我一聲“官”，哄哄我，我才高興。總之，什麼都要沾個“官”字，才有面子。
歷代中國的抑商政策還導致了一個容易被人忽視的結果：因為打壓商人，所以古代中國的商人致富之後，他們不會花心思去將生意做大，而是做什麼呢？他們去買田。他們認為：做生意只是個手段，它不是我的事業，我真正的事業，是要麼捐個官、過把官癮，要麼是用掙來的錢購置田產。富人們你這麼幹，我也這麼幹，則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土地兼併。所謂地主階級，就是這麼來的。
所以在“重義輕利”的古代中國，稍微有點才華的青年才俊，都遠離了市場，他們都念八股文、考科舉去了，所謂“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就是這麼來的。問題是這群讀書人畢竟也是人，是人就有貪欲，所以他們一旦考取功名、當上官老爺之後，權力在手，心中的貪欲就復蘇、並開始膨脹，所以他們開始盤剝富戶、壓榨商人，四處斂財，久而久之，社會上做蛋糕的人就越來越少，分蛋糕的人則越來越多，這樣的社會，要想不貧窮，那才怪了。
歷朝歷代的統治者，他們是憑直覺去看問題的，而不是憑經濟常識，其實當時也沒有什麼經濟常識，皇帝們及他們的文人幕僚們憑直覺認為：農民生產糧食，商人消費糧食，所以我們應該鼓勵務農、取締經商。但是這群統治者萬萬沒有想到：商人雖然不務農，但是商人的經商活動會給農業發送巨大的需求信號，這個需求信號會促使更多的人去務農、而且是更好地務農，在巨大的商業利益驅動下，農業才可能集團化發展，才會有人發明殺蟲劑、農業機器、以及各種提高農業產量的高科技，進而才會有工業科技的發展，國家才能富強，社會才能真正長治久安。
可見古代中國人貧窮，在於統治者的三觀不正。農耕文明無法造就富強的國家，農耕文明也根本無法抵抗商業文明，回頭再看過去發生的種種問題,就看得比較清楚了。
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稅額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應朝卿的這個報告讓我們看到：在明萬曆年間，由於政府的苛捐雜稅，在民間做生意的商人，竟然可以整整減少60-70%，也就是說，大部分的商人都走向破產的境地。
歷朝政府不但在國內打壓貿易，在國際上也打壓貿易，比如說那個臭名昭著的“海禁”政策，就是一個典型，朱元璋說：“仍禁瀕海居民不得私出海”、“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以重法”。
還有清朝中頁的廣州“一口通商”政策，其實就是變相的“海禁”政策，只不過是稍微開了一個口子。
要知道，老百姓是不會思考的，在這種政策的指導下，民間就興起了“當官光榮”、“經商低賤”的觀念，你比如說“市儈”這個詞，它本來是個名詞，是古代的房產仲介，但竟然逐漸演變成了一個貶義詞。
所謂“士農工商”，古代中國的生意人社會地位最低，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在這種國家政策指導思想下，社會上就有了一個這樣的價值觀：當官才是成功，發財的不算。
這樣的國策，將無數的中國精英關在了書齋之中，壓抑了無數個可以創造財富的靈魂，所以古代中國人致富了之後，不是想著擴大自己的生意和事業，而是千方百計地去花錢買個官職來當，當時叫做“捐官”，有不少的商人就是死了，也要穿著官服下葬，活著當不成官，死了也要過把官癮。可見人的執念是如此之大。
清朝中晚期廣州的首富伍秉鑒富可敵國，可是他就不喜歡別人叫他“伍老闆”、“伍總”之類的，他喜歡別人叫他什麼呢？他就喜歡別人叫他“浩官”，雖然我姓伍的這一輩子當不了官，但是起碼你得奉迎我一下，叫我一聲“官”，哄哄我，我才高興。總之，什麼都要沾個“官”字，才有面子。
歷代中國的抑商政策還導致了一個容易被人忽視的結果：因為打壓商人，所以古代中國的商人致富之後，他們不會花心思去將生意做大，而是做什麼呢？他們去買田。他們認為：做生意只是個手段，它不是我的事業，我真正的事業，是要麼捐個官、過把官癮，要麼是用掙來的錢購置田產。富人們你這麼幹，我也這麼幹，則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土地兼併。所謂地主階級，就是這麼來的。
所以在“重義輕利”的古代中國，稍微有點才華的青年才俊，都遠離了市場，他們都念八股文、考科舉去了，所謂“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就是這麼來的。問題是這群讀書人畢竟也是人，是人就有貪欲，所以他們一旦考取功名、當上官老爺之後，權力在手，心中的貪欲就復蘇、並開始膨脹，所以他們開始盤剝富戶、壓榨商人，四處斂財，久而久之，社會上做蛋糕的人就越來越少，分蛋糕的人則越來越多，這樣的社會，要想不貧窮，那才怪了。
歷朝歷代的統治者，他們是憑直覺去看問題的，而不是憑經濟常識，其實當時也沒有什麼經濟常識，皇帝們及他們的文人幕僚們憑直覺認為：農民生產糧食，商人消費糧食，所以我們應該鼓勵務農、取締經商。但是這群統治者萬萬沒有想到：商人雖然不務農，但是商人的經商活動會給農業發送巨大的需求信號，這個需求信號會促使更多的人去務農、而且是更好地務農，在巨大的商業利益驅動下，農業才可能集團化發展，才會有人發明殺蟲劑、農業機器、以及各種提高農業產量的高科技，進而才會有工業科技的發展，國家才能富強，社會才能真正長治久安。
可見古代中國人貧窮，在於統治者的三觀不正。農耕文明無法造就富強的國家，農耕文明也根本無法抵抗商業文明，回頭再看過去發生的種種問題,就看得比較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