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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書共讀」散文|餘秋雨:身上的文化

20年前, 在上海一輛擁擠的公共汽車上, 一個工作人員開始查票。 查票很安靜, 工作人員只對乘客點一下頭, 乘客看一眼他的胸牌, 便從口袋裡取出票來。 工作人員立即用紅鉛筆在票上劃一下, 便把臉轉向另一位乘客。 整個過程幾乎沒有一點聲響。

終於, 有一位中年乘客拿不出票來。 工作人員說:“逃票要罰款。 ”

“逃票?”中年乘客激動起來。 因為一個“逃”字, 完全排除了遺忘的可能, 聽起來很刺耳。 他看了一眼周圍人的臉, 發現大家都有點幸災樂禍。 乘公車太枯燥, 人人都期待著發生一點與自己無關的事, 解解悶。

中年乘客這一看就更惱怒了。 他拿不出票, 卻要快速找到不是“逃票”的理由, 而且不僅僅要說服工作人員, 還要說服周圍所有的人。 他憋紅了臉, 慌忙從上衣口袋裡取出一張名片塞給工作人員, 說:“你看我管著多少人, 還需要逃票?”

他在摸名片的時候無意中碰到了放在同一口袋裡的一個銀行存摺。 千不該萬不該, 他居然把這個存摺也塞到了工作人員手裡, 說:“你看看這個, 我還用得著逃你的票嗎?”

當年的工作人員很有修養, 既沒有看名片, 也沒有看存摺, 而是禮貌地把這兩件東西塞回到他手裡, 說:“這與職位、金錢沒有關係, 上車買票是一種城市文化。 ”

“文化?”中年乘客受不了當眾被教育, 何況又扯上了文化。 他不知怎麼回應,

便說:“你還給我說文化?我兒子已經是碩士了……”

這一下, 整個車廂的人都笑了。 大家也不清楚這兒怎麼冒出來了文化, 只是在笑這位乘客說不過人家的時候, 拉出兒子來當擋箭牌。

20年過去了, 社會變化天翻地覆。 有趣的是, 那次在公共汽車上出現的最後一個概念——文化, 已成為人們區分榮辱的一道防線。

據調查, 目前多數城市富裕家庭之間最大的攀比, 是孩子的文化程度。

據調查, 目前多數退休人員晚年生活品質的差異指標, 除了健康, 就是文化。 即有沒有戲劇、音樂、文學、書法方面的興趣相伴隨。

這兒所說的文化, 就是每個人身上的文化。

過去, 每個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才會關注, 現在, 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被關注了。

但是, 當大家都在嚮往文化的時候, 怎麼來處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 也就變成了一個問題。

而且, 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迫切, 越來越重要。

我認為, 一個人身上要擁有真正的文化, 首先應當不再“扮演”文化。

真正有了文化, 就不會再“扮演文化”。 這個道理, 一聽就明白。 這就像真正的功夫高手不會一邊走路一邊表演拳腳。 因此, 我們或許可以憑著是否扮演, 來猜測真假和深淺。

我想起了兩件小事。

很多年前, 我曾經組織過一次上海人文學科著名教授的聚會, 《英漢大詞典》主編、復旦大學外文系的陸谷孫教授也應邀前來。 很多教授看到他來了就紛紛圍上去, 其中好幾個對他說話時都夾著英語。 但他, 從頭至尾沒說一個英語單詞。

因為在他看來, 那次聚會, 從內容到人員, 都沒有講英語的理由。 而他, 更沒有理由去表演英語。

還有一次, 東北某地聘請我和當時還健在的汪曾祺先生擔任文化顧問。 聘請儀式上的發言者也許考慮到我們兩人都寫散文, 便美辭滔滔。 汪曾祺先生顯然有點受不住了, 便邊聽邊輕聲地把那些話“翻譯”成平常口語, 像一個語文老師在當場改錯。 他的資歷, 使他有資格這麼做。 發言者說:“今天麗日高照, 惠風和暢。 ”汪先生立即說:“請改成今天天氣不錯。 ”發言者說:“在場莘莘學子, 一代俊彥……”汪先生立即說:“改成在場學生們也挺好……”

這就造成了一種幽默的效果, 現場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 發言者不僅沒有生氣, 而且還以自嘲的口氣感謝汪先生說:“您老人家已經在做文化顧問了。

一聽就知道, 汪曾祺先生和那位發言者, 誰更有文化。 那位可愛的發言者唯一的毛病, 是在“扮演散文”。

因此, 我一再告誡學生, 擁有文化的第一證明, 是不再扮演文化。

按照這個標準, 我們可以省察四周了。

一個真正擁有文化的人, 不會扮演“當代名士”。 他不會寫著半通不通的民國文言, 踱著不疾不徐的遺老方步, 數著百年文壇的散落殘屑, 翻著筆跡草率的誰家信箋, 又矜持地抖一下寬袖。

他也不會扮演“歷史脊樑”。 不會用嫉妒來冒充正義, 用誹謗來展示勇敢, 用瘋話來顯露風骨, 順便再從電視劇中學一點憂鬱的眼神、慈祥的笑容。

他也不會扮演“文壇要人”。 總是遲到, 總是早退, 總在抱怨:“部長又打來電話, 近期有五個論壇……”邊歎氣邊搖頭,像是實在受盡了折磨。

我曾從一個文藝刊物上抄錄過這樣一段論文:“……巴爾特消解了索緒爾的符號理論,認為作品是單數,文本是複數,但那文本也是一種元語言。福柯則認為不必複現創造主體的榮耀,寧肯歸於薄暮時分的荒涼……”

很多朋友認為,這種論文太艱深,沒有考慮到廣大讀者。我則要以內行的身份判定,作者完全不懂自己所寫的任何一個概念,只是在“扮演艱深”,恰恰是想吸引廣大讀者。

種種扮演,本該很累卻居然不累,原因是同道很多,互相觀摩。由於勢頭不小,觸目皆是,這倒也樹立了一個“反向路標”:避開它們,才有可能找到真文化。

當然,文化中也有正常的扮演,那就是在舞臺上。擅長於舞臺藝術的人最容易識破生活中的扮演,一看便笑,輕輕拍著對方的肩,說一句:“咳,別演了,劇本太老,又在台下。”

從事文化,從誠實開始。

近期有五個論壇……”邊歎氣邊搖頭,像是實在受盡了折磨。

我曾從一個文藝刊物上抄錄過這樣一段論文:“……巴爾特消解了索緒爾的符號理論,認為作品是單數,文本是複數,但那文本也是一種元語言。福柯則認為不必複現創造主體的榮耀,寧肯歸於薄暮時分的荒涼……”

很多朋友認為,這種論文太艱深,沒有考慮到廣大讀者。我則要以內行的身份判定,作者完全不懂自己所寫的任何一個概念,只是在“扮演艱深”,恰恰是想吸引廣大讀者。

種種扮演,本該很累卻居然不累,原因是同道很多,互相觀摩。由於勢頭不小,觸目皆是,這倒也樹立了一個“反向路標”:避開它們,才有可能找到真文化。

當然,文化中也有正常的扮演,那就是在舞臺上。擅長於舞臺藝術的人最容易識破生活中的扮演,一看便笑,輕輕拍著對方的肩,說一句:“咳,別演了,劇本太老,又在台下。”

從事文化,從誠實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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