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 德國醫學科學家邁耳首次發表論文， 指出服用甲基苯丙胺能消除疲勞以及提高連續工作的能力。 此消息一經發佈， 立刻引起社會各界尤其是軍方的關注。 緊接著， 相似言論的研究報告陸續發表， 佐實了邁耳的觀點。 很快， 德國、日本等國家就將甲基苯丙胺列為軍需藥品， 日本還在朝鮮等地建立製藥工廠， 大量生產甲基苯丙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太平洋戰場和蘇聯斯大林格勒等戰場中， 日本和德國軍隊士兵就是依靠這種藥物保持不同尋常的戰鬥力。 據史料記載， 日美之間發生的沖繩島戰鬥中， 日本的“神風特攻隊”敢死隊員， 也稱自殺性飛機隊， 就是服用了甲基苯丙胺後駕著戰機亢奮地沖向美國艦隊。
日本士兵稱甲基苯丙胺為“貓目錠”、“突擊錠”或“空擊錠”。 二戰中， 日本軍隊大量使用甲基苯丙胺， 讓士兵們服用後， 不知疲倦地持續戰鬥，
另外， 大多中國人只知道日本用槍炮打開了中國大門， 卻不瞭解日本侵華的深層目的， 本文在此展示一組資料供讀者研判：
1）日本縱毒下的東北
1905年， 日本將沙俄勢力趕出東北， 始對東北地區實施“毒化政策”。 每年由日本輸入中國的嗎啡18噸之多。 （此時距抗戰爆發尚有32年之久。 ）
1932年9月， 偽滿洲政府成立了鴉片專賣籌備委員會。 （侵華意圖漸漸顯露）
1933年， 日本鴉片專賣公署成立。 1940年《日本滿洲國年鑒》統計， 法律許可的罌粟種植面積是，
熱河是當時鴉片的最大產區， 據1936年10月承德憲兵隊長報告， 當年熱河罌粟種植面積為650000畝， 總收穫量為10000000兩。
1932年， 日偽當局的鴉片歲入為19409637元。 1936年增加到37692641元。
2）日據時期的東北吸毒人數
1931年， 東北的吸毒者有30000人（此時日本在東北施實“毒化政策”已26年）
1933年為56894人吸毒；
1934年為115447人吸毒；
1935年為217060人吸毒；
1936年為491965人吸毒；
1937年為811005人（日本的“毒化政策”在東北已卓有成效， 東三省槍炮未動， 士氣已喪失）
日軍第九師團的一項內部報告中， 也作了與上述數字基本一致的估計：“三千萬民眾中有百分之三吸食鴉片， 其數約達90萬人。 ”當時日本政府指出， 中國若有百分之四吸食鴉片，
3）日本佔領區中國吸毒人數
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地吸食毒品的人口約占總人口的28％， 共有2240000人；
河北、山東、山西三省吸食鴉片煙毒者約占該區總人口的8％， 約為6560000人；
河南吸毒者約有2240000人， 約占總人口的7％。
據金陵大學副校長的《南京毒物調查報告書》說，
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吸毒者約占總人口的6％， 約有5160000人；
福建吸毒者約占總人口的7％， 約有840000人；
江西、廣東、廣西、湖南、湖北的吸毒者約占總人口的4％， 約有4480000人是煙毒患者。
4）日本入侵期間在中國種植毒品情形
1930年的中國鴉片年產量為12000噸；
1939年， 華北共生產鴉片4792800兩， 其中河北、山東、山西、河南被佔領區生產的鴉片依次為262000兩、2719600兩、1411200兩、100000兩。
據國民政府內政部調查統計， 日本在佔領區強迫栽種的罌粟面積有1500余萬畝。 服用毒品患者約有3200萬人， 其中3100余萬人系因日本佔領直接造成的結果。
在北平， 每一條大街小巷， 都可以看到日本人開設的“白麵房子”和鴉片煙館， 公開兜售“白麵”、“嗎啡”和“紅丸” 。 1939年廈門銷售的鴉片有399000兩。
1940年，廣州被日軍佔領後，新生煙館1152家。
戰後“覺醒劑”流向日本民眾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作為軍需品的覺醒劑在一些國家大量合法地銷售，尤其以日本最盛。戰後，日本將其軍隊中囤積的苯丙胺類藥物以片劑或針劑的方式在國內各藥店和雜貨店出售，價格極其便宜。此時的日本，作為戰敗國，舉國上下極具挫敗和悲觀意識，一部分國民投入精力搞戰後的經濟建設，他們恨不能一天24小時都在工作，而覺醒劑恰恰能令其保持旺盛的精力和體力；另一部分國民，無法接受戰敗的事實，精神上極其沮喪，而服食覺醒劑之後，精神上有一種被麻醉的欣快和鬆馳感，悲傷的心情也似乎得以改變。於是，各取所需，多方所需，一付覺醒劑無意中撐起了負重累累的戰後的日本，成為那個時期日本的最佳心理撫慰劑。
據資料記載，1945年至1952年，日本吸食覺醒劑的民眾高達200萬人以上，出現精神障礙的吸毒者推定為20萬人，成癮者達55萬人。另有史料稱，那個期間日本有5%—10%，相當於300萬的民眾，都在吸食苯丙胺類興奮劑。這被稱為日本毒品濫用的第一次高峰，並且帶動了其他國家的濫用開始。此時濫用人群，各個年齡段、各個階層都有，相比較是以成年男性為主體。
《覺醒劑取締法》出臺
據資料顯示，1946年～1950年期間，日本國內急劇上升的刑事案件，以及越來越多的精神病大都與覺醒劑使用有關。這種現象引起了法學家、心理學家及社會學家的注意。日本政府組成了專門的調查組，最終得出結論，覺醒劑不能再使用了，必須給予取締。於是，1951年，日本政府頒佈了《覺醒劑取締法》，禁止甲基苯丙胺的生產和銷售。覺醒劑在日本沉寂了近20年。
1939年廈門銷售的鴉片有399000兩。1940年，廣州被日軍佔領後，新生煙館1152家。
戰後“覺醒劑”流向日本民眾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作為軍需品的覺醒劑在一些國家大量合法地銷售，尤其以日本最盛。戰後，日本將其軍隊中囤積的苯丙胺類藥物以片劑或針劑的方式在國內各藥店和雜貨店出售，價格極其便宜。此時的日本，作為戰敗國，舉國上下極具挫敗和悲觀意識，一部分國民投入精力搞戰後的經濟建設，他們恨不能一天24小時都在工作，而覺醒劑恰恰能令其保持旺盛的精力和體力；另一部分國民，無法接受戰敗的事實，精神上極其沮喪，而服食覺醒劑之後，精神上有一種被麻醉的欣快和鬆馳感，悲傷的心情也似乎得以改變。於是，各取所需，多方所需，一付覺醒劑無意中撐起了負重累累的戰後的日本，成為那個時期日本的最佳心理撫慰劑。
據資料記載，1945年至1952年，日本吸食覺醒劑的民眾高達200萬人以上，出現精神障礙的吸毒者推定為20萬人，成癮者達55萬人。另有史料稱，那個期間日本有5%—10%，相當於300萬的民眾，都在吸食苯丙胺類興奮劑。這被稱為日本毒品濫用的第一次高峰，並且帶動了其他國家的濫用開始。此時濫用人群，各個年齡段、各個階層都有，相比較是以成年男性為主體。
《覺醒劑取締法》出臺
據資料顯示，1946年～1950年期間，日本國內急劇上升的刑事案件，以及越來越多的精神病大都與覺醒劑使用有關。這種現象引起了法學家、心理學家及社會學家的注意。日本政府組成了專門的調查組，最終得出結論，覺醒劑不能再使用了，必須給予取締。於是，1951年，日本政府頒佈了《覺醒劑取締法》，禁止甲基苯丙胺的生產和銷售。覺醒劑在日本沉寂了近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