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歷史的回憶， 瞭解中國近代的人口遷移“闖關東”!
“闖關東”有廣義的與狹義的兩個概念。 有史以來山海關以內地區的民眾出關謀生， 皆可謂之“闖關東”， 此為廣義。 狹義的“闖關東”僅是指從清朝同治年間到中華民國這個歷史時期內， 中原地區百姓去關東謀生的歷史。 我們通常所說的“闖關東”是狹義的。
闖關東， 作為一種社會習俗而被廣泛接受。 山海關城東門， 界定著關外和中原大地， 從清朝到民國數百年間， 背井離鄉的山東等地區的關內人開始興起了闖關東。 清入關實行民族等級與隔離制度， 嚴禁漢人進入東北“龍興之地”墾殖——頒佈禁關令。 順治曾告誡滿洲貴族末路退往關東。 滿人傾族入關， 關東人口劇減， 藉口“祖宗肇跡興王之所”保護“參山珠河之利”， 長期對關東實行封禁政策。 順治開始， 滿境分段修千餘公里“柳條邊”籬笆牆——東北長城（柳條邊牆、柳牆、柳城、條子邊），
十九世紀中葉， 虛掩的山海關大門敞開， 流民潮湧， 洶湧澎湃。 人是文化、資訊的載體， 人的流動實際上就是文化的流動。 “闖關東”浪潮疊起， 意味著中原文化向關東地區大規模挺進， 文化交流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如果說“閉關”時代的文化交流表現為中原文化對東北固有文化的“影響”， 受到“封禁”的人為干擾， 那麼， 在開放的歷史條件下， 中原文化迅速在關東地區擴散， 使得中原文化和關東文化在遼闊的關東得到了並存。
山東村在關東的“複製”， 實際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 加上人員數量龐大， 他們有充分理由保持自己的文化， 所謂“聚族而居， 其語言風俗一如舊貫”即是。 他們可以不必改變自己， 削足適履， 去適應當地的社會風俗、宗教信仰， 使用當地的語言文字等， 從某種意義上說， 這同樣是文化上的保守主義。
面對關內文化的撲面而來， 關東文化不可能沒有絲毫戒心， 也不可能沒有“土客”矛盾產生， 如《黑龍江述略》載：“而雇值開墾， 則山東省為多。 每值冰合之後， 奉吉兩省， 通衢行人如織， 土著頗深惡之， 隨事輒相欺淩。 ”遼寧安廣縣（今吉林大安市新平安鎮）也是一個例子， 《安廣縣鄉土志》記載：“縣屬未經設治以前，
1644至1667年， 《遼東招民開墾條例》， 規定“招至百者， 文授知縣， 武授守備”，其中23年間“魯民（今山東）移民東北者甚多”，許多遼東地區因移民而“地利大辟， 戶益繁息”。山東的百姓大多遷至了遼寧省的大連和丹東，而其他省份的百姓大都遷至了遼西（遼西中心城市為錦州）和遼北地區。
1668至1860年，為維護東北固有風俗和保護八旗生計，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下令“遼東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對關東實行禁封政策。這期間，關內和關外的移民，以及文化交流驟然停止，其實也是清政府閉關自守的一種體現。
1861至1911年，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對邊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斷侵蝕黑龍江邊境，清政府採納了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建議，于咸豐十年（1860年）正式開禁放墾。從此開禁放墾，鼓勵移民實邊，以振興關外的經濟。 這期間，闖關東的百姓已經大規模向黑龍江地區遷移，例如哈爾濱市的小西屯，一部分河北百姓遷移到那裡，並且把河北文化帶到了那裡，繁衍生息。19世紀，黃河下游連年遭災，清朝政府卻依舊禁關。破產農民不顧禁令，成千上萬的冒著被懲罰危險，“闖”入關東，此為“闖關東”來歷。清末，沙俄侵略東北。清於1860年在關東局部馳禁放荒，1897年全部開禁，1910年關東總人口增至1800萬人。民國年間（1912年——1949年），“闖關東”洪流澎湃，新中國前夕近4000萬人（資料來自《中國人口地理》，張善餘）。民國38年間，山東人闖關東數量達到平均每年48萬人之多，總數超過1830萬，大約占全部闖關東人口（3700萬）的一半。全國解放後，統計的闖關東後留下的山東人達到700多萬，約占當時東北總人口（4000萬）17%，而當時全國人口為5.4億（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所以說闖關東“可以算得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移動之一”、“近代史上空前的大舉”。 因此，關東大多數漢族居民的先祖大多屬於山東、河北、山西等省份——黃河下游地區的（雖然解放後，開發北大荒，很多南方的建設者也移居到東北，參與東北的開發，但這不屬於闖關東的範圍）。
追溯到戰國時期，關外的遼西（遼河以西），和北京地區、河北北部一樣，曾經屬於燕國的統治下。南北朝時期，前燕和後燕也分別管轄這裡。而遼東至明代仍屬山東府管轄，滿人入關，削去了遼東山東之領土。因此遼東被迫在清代與山東分割！也就是說在古代時期到清軍入關，關內和東北地區（至少和遼寧地區）就頗有淵源。
雖然努爾哈赤於1588年統一了東北地區，建立了八旗制度，並發佈滿文（建立于蒙文的基礎上），導致關外文化和關內文化的差異加大，再加上清政府的“禁墾”政策限制漢人出關， 但是這一切並不能阻止闖關東的浪潮！
當大批中原的破產農民進入遼闊的東北地區。原居住民，即滿人、蒙古人和流民對這些外來客在開始階段並不是很友好。有記錄記載“原有土著，多以惡言相向”，“然因族類各異，言語不通，情意未能浹洽，蒙古多欺淩之......”。
而且匪患嚴重“本境胡匪，少或三五，多或百十成群，忽聚忽散，出沒無常......” ，在此環境下，外地人移居至此，要在一個陌生環境開墾荒田、做工打漁等等，困難程度可想而知。在此環境下，廣大的漢族人民，用自己勤勞的雙手，在遼闊的關東地區，闖出了自己的天地。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日俄雙方發生大規模的海戰和陸戰，東北地區“陷於槍煙彈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陣之上者數萬生靈，血飛肉濺，產破家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婦親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慘不忍聞。 闖關東變得如履薄冰。而當九一八事變之後，闖關東變得更加艱難，很多山東人為了躲避日本人的統治，加上關內旱情的緩解，紛紛返鄉。
據一個闖關東老人回憶：他8歲的時候在哈爾濱，日本人進入關東，要求其去讀日本書，一家人氣憤不已，離開東北，返回了山東老家。對於這個老人來說，闖關東除了給自己留下那一串串不堪回首的艱難往事，就是他和父母的唯一合影.
電視劇《闖關東》展現的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闖關東對於這些農民來說，即是一個艱苦的歲月，也是一個奮鬥的征程。
闖關東，是悲壯的歷史，是一次移民壯舉。存在特定的“闖關東”路線以及“闖關東”的特定背景。因此，闖關東是一種社會歷史移民現象，有自發的客觀因素，有內在的政治影響深度。“山東人闖關東實質上是貧苦農民在死亡線上自發的不可遏止的悲壯的謀求生存的運動。”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滿洲旅行記》 中記載了當年真實的歷史畫面：“由奉天入興京，道上見夫擁獨輪車者，婦女坐其上，有小兒哭者眠者，夫從後推，弟自前挽，老媼拄杖，少女相依，踉蹌道上，丈夫罵其少婦，老母喚其子女。隊隊總進通化、 懷仁、海龍城、朝陽鎮，前後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寢者皆山東移民……”。作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漢族，幾百年來人囗壓力就使漢人不斷向周邊擴散：走西囗、下南洋，內蒙古和新疆也成為漢人移民地。那麼，闖關東便成了人口與經濟的平衡學。
武授守備”，其中23年間“魯民（今山東）移民東北者甚多”，許多遼東地區因移民而“地利大辟， 戶益繁息”。山東的百姓大多遷至了遼寧省的大連和丹東，而其他省份的百姓大都遷至了遼西（遼西中心城市為錦州）和遼北地區。1668至1860年，為維護東北固有風俗和保護八旗生計，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下令“遼東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對關東實行禁封政策。這期間，關內和關外的移民，以及文化交流驟然停止，其實也是清政府閉關自守的一種體現。
1861至1911年，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對邊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斷侵蝕黑龍江邊境，清政府採納了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建議，于咸豐十年（1860年）正式開禁放墾。從此開禁放墾，鼓勵移民實邊，以振興關外的經濟。 這期間，闖關東的百姓已經大規模向黑龍江地區遷移，例如哈爾濱市的小西屯，一部分河北百姓遷移到那裡，並且把河北文化帶到了那裡，繁衍生息。19世紀，黃河下游連年遭災，清朝政府卻依舊禁關。破產農民不顧禁令，成千上萬的冒著被懲罰危險，“闖”入關東，此為“闖關東”來歷。清末，沙俄侵略東北。清於1860年在關東局部馳禁放荒，1897年全部開禁，1910年關東總人口增至1800萬人。民國年間（1912年——1949年），“闖關東”洪流澎湃，新中國前夕近4000萬人（資料來自《中國人口地理》，張善餘）。民國38年間，山東人闖關東數量達到平均每年48萬人之多，總數超過1830萬，大約占全部闖關東人口（3700萬）的一半。全國解放後，統計的闖關東後留下的山東人達到700多萬，約占當時東北總人口（4000萬）17%，而當時全國人口為5.4億（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所以說闖關東“可以算得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移動之一”、“近代史上空前的大舉”。 因此，關東大多數漢族居民的先祖大多屬於山東、河北、山西等省份——黃河下游地區的（雖然解放後，開發北大荒，很多南方的建設者也移居到東北，參與東北的開發，但這不屬於闖關東的範圍）。
追溯到戰國時期，關外的遼西（遼河以西），和北京地區、河北北部一樣，曾經屬於燕國的統治下。南北朝時期，前燕和後燕也分別管轄這裡。而遼東至明代仍屬山東府管轄，滿人入關，削去了遼東山東之領土。因此遼東被迫在清代與山東分割！也就是說在古代時期到清軍入關，關內和東北地區（至少和遼寧地區）就頗有淵源。
雖然努爾哈赤於1588年統一了東北地區，建立了八旗制度，並發佈滿文（建立于蒙文的基礎上），導致關外文化和關內文化的差異加大，再加上清政府的“禁墾”政策限制漢人出關， 但是這一切並不能阻止闖關東的浪潮！
當大批中原的破產農民進入遼闊的東北地區。原居住民，即滿人、蒙古人和流民對這些外來客在開始階段並不是很友好。有記錄記載“原有土著，多以惡言相向”，“然因族類各異，言語不通，情意未能浹洽，蒙古多欺淩之......”。
而且匪患嚴重“本境胡匪，少或三五，多或百十成群，忽聚忽散，出沒無常......” ，在此環境下，外地人移居至此，要在一個陌生環境開墾荒田、做工打漁等等，困難程度可想而知。在此環境下，廣大的漢族人民，用自己勤勞的雙手，在遼闊的關東地區，闖出了自己的天地。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日俄雙方發生大規模的海戰和陸戰，東北地區“陷於槍煙彈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陣之上者數萬生靈，血飛肉濺，產破家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婦親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慘不忍聞。 闖關東變得如履薄冰。而當九一八事變之後，闖關東變得更加艱難，很多山東人為了躲避日本人的統治，加上關內旱情的緩解，紛紛返鄉。
據一個闖關東老人回憶：他8歲的時候在哈爾濱，日本人進入關東，要求其去讀日本書，一家人氣憤不已，離開東北，返回了山東老家。對於這個老人來說，闖關東除了給自己留下那一串串不堪回首的艱難往事，就是他和父母的唯一合影.
電視劇《闖關東》展現的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闖關東對於這些農民來說，即是一個艱苦的歲月，也是一個奮鬥的征程。
闖關東，是悲壯的歷史，是一次移民壯舉。存在特定的“闖關東”路線以及“闖關東”的特定背景。因此，闖關東是一種社會歷史移民現象，有自發的客觀因素，有內在的政治影響深度。“山東人闖關東實質上是貧苦農民在死亡線上自發的不可遏止的悲壯的謀求生存的運動。”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滿洲旅行記》 中記載了當年真實的歷史畫面：“由奉天入興京，道上見夫擁獨輪車者，婦女坐其上，有小兒哭者眠者，夫從後推，弟自前挽，老媼拄杖，少女相依，踉蹌道上，丈夫罵其少婦，老母喚其子女。隊隊總進通化、 懷仁、海龍城、朝陽鎮，前後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寢者皆山東移民……”。作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漢族，幾百年來人囗壓力就使漢人不斷向周邊擴散：走西囗、下南洋，內蒙古和新疆也成為漢人移民地。那麼，闖關東便成了人口與經濟的平衡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