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中世紀時幾乎席捲全歐。 當時， 除了東正教佔據東歐一部， 其他的南歐、中歐、西歐乃至北歐， 基本上都是是天主教的勢力範圍。
不過從中世紀後期開始， 天主教開始由盛轉衰。 新教崛起後， 英國、北歐以及北德意志等地相繼脫離了天主教系統， 北美新大陸也以新教為主導。 憑著這份氣勢， 新教在短短數百年內， 成長與跟天主教、東正教並駕齊驅的基督教三大主流教派之一。
天主教之所以會在這個階段逐漸衰落， 雲石君在《地緣政治：新教崛起》中有過分析， 簡單來說：新教的教義， 契合大航海時代的開拓和冒險精神， 而天主教卻顯得“老態龍鍾”， 封閉保守， 不適應這種變革時代的精神內涵， 所以衰落是自然是順理成章。 照這種趨勢， 天主教即便不至於消亡， 但被邊緣化可以說是在所難免。
但事實並非如此。 儘管新教的崛起， 確實搶佔了許多天主教的原有勢力範圍，
天主教憑什麼能夠東山再起？除了世所共知的天主教的自我變革——確立政教分離原則， 重新闡釋教義以適應時代發展需要等等， 還有以下幾點宏觀層面的原因：
第一， 歐洲內部的整合需要。 在之前的《地緣政治：基督教系列》中， 雲石君曾說道， 歐洲內部地緣結構支四分五裂，
當然， 近代來臨後， 抵禦外侮的需求基本不復存在——這時候都是歐洲去欺負別人， 已沒人敢侵擾歐洲。 何況隨著海外殖民的火熱， 海外經營對國家財富與實力增長的作用越來越大。 這種情況下， 歐洲列強圍繞海外利益產生的矛盾日益激化，
但凡事都是相對的。 歐洲列強儘管普遍存在利益衝突， 不過彼此間的經濟交流， 和和平發展需要卻仍舊存在。 何況歐洲地緣結構的支離破碎， 以及缺乏強權核心的先天結構，
當然，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 因為歐洲列強普遍進入帝國時代， 都希望通過戰爭解決問題， 一時還想不到， 抑或說不願意用和平手段解決彼此間的爭端。
不過機器化大工業時代的戰爭， 遠超當時人們的想像。 兩次世界大戰打下來， 輸的國破家亡不說， 就是贏家， 也是山河破碎， 百年工業化積累下的財富， 在戰爭中頃刻化為灰燼。 最關鍵的是， 由於歐洲地緣結構的支離破碎， 就算是戰勝者， 也沒有把輸家（比如德意）征服吞併的能力， 頂多就是用一些政策性手段，對戰敗方加以遏制。可是政策遏制，限的了一時，限不了一世。等人家養好傷口，就又會恢復元氣，進而重新對自己構成威脅——這相當於仗白打了。
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讓陷入整體性衰落的歐洲列強總算想明白了：歐洲支離破碎的地緣結構，決定了歐洲至少在現階段，還不具備政治大一統的戰略空間。所以光靠打，非但難以大規模，甚至連保證國家長久安全都很難達到，反倒讓自個兒受盡戰爭摧殘——無論贏家輸家都擺不脫。既然如此，大家還不如彼此妥協，構建一個最大限度滿足各方訴求的穩定利益架構，在和平基礎上齊心共謀發展，形成規模優勢，這樣的性價比更高。
而國際格局的變化，更加劇了歐洲的危機感。兩次世界大戰，歐洲整體實力大損，之前構建的龐大殖民體系也瀕臨解體。
而美國和蘇聯卻趁此機會脫穎而出。美蘇兩國地域遼闊，只不過之前大都未能充分開發，所以國力受到限制。隨著工業科技的進步，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斷提升，所以美蘇的地緣實力在第二次科技革命期間快速變現。待到二戰結束，歐洲因內訌陷入整體衰落，美蘇則接全球霸權，一舉成為超級大國。
歐洲兩場內訌，參戰列強啥好處沒得到，卻把自己折騰的山空還落，還把全球秩序主導權拱手交出。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歐洲各國地域狹小，地緣潛力天然受限的先天性缺陷越發明顯，而且又要在東方承受蘇聯的強大地緣壓力。這種格局下，歐洲內部整合，抵禦外侮（增強國際競爭力和話語權，抵禦蘇聯威脅）的需求又一次凸顯出來。
無論是自身的發展，還是應對新形勢下的國際競爭，歐洲都有強化內部整合的戰略需求，可是歐洲又天然不能像東亞大陸那樣，在政治上進行高度集權，這種情況下，天主教的人文紐帶與政治緩衝閥功能，便又一次得以凸顯。
當然，這時候的天主教，早已不復中世紀時覆蓋全歐的盛況。不過，它依然在歐洲大陸的大部分地區，有著強大影響，所以仍舊能夠在相當程度上，滿足歐洲緊密內部交流，凝聚各國向心力的需要。
第二點，天主教的復興，也符合西方文明地緣擴張的需要。大航海時代來臨後，西方文明席捲全球，而這一過程中，也自然而然的遭到來自其它地區原生文明體系的激烈反抗。
雖然西方文明的硬實力超級強大，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夠光憑強力就征服全球。所以，無論是基於穩固，還是更方便的在當地攫取利益，西方都有必要想方設法，增強當地土著民眾對西方文明的好感和認可度。
而天主教就是絕佳的紐帶。天主教天然自帶西方文明基因，不過它的宗教屬性，以及本身的教義，又具備高度的普世性。相對于直接了然的政治統治，這種柔性思想滲透，更加能夠為人認可和接受，對西方文明勢力的進入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這種情況下，天主教的海外拓展，得到了西方世俗勢力的積極支援，在亞非拉獲得了廣大的發展空間。
最後一點，則是緩和階級矛盾的需要。在之前的《地緣政治：基督教系列》中，雲石君曾經介紹過基督教的發跡史，基督教之所以會在西元1世紀出現，並迅速傳播，很重要的一點是，當時羅馬帝國境內存在著大批受盡壓迫，生活窘迫的底層民眾，現實生活的悲慘，使得他們急需精神方面的慰藉——而基督教的出現，正好迎合了這種需求。
這種撫慰人心，也差不多是所有正常宗教的基本職能。
而隨著工業時代的來臨，社會中下層民眾的生存環境急劇惡化，作為無產者的工人，他們的生活狀態非常悲慘。生存環境的惡化，使得這部分人的精神慰藉需求大增。而且這種對底層民眾的心理撫慰，對秩序穩定和社會生產生活正常運轉也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種情況下，基督教在社會層面獲得了廣泛的市場，不僅受到許多底層民眾的歡迎，甚至連中世紀時與教會鬧的不可開交的世俗政治勢力也普遍支持。
當然，隨著現代文明的到來，西方世界下層民眾的工作和生存環境已經大有改觀，勞資關係緩和許多，因此撫慰悲慘心靈的剛醒需求所一定縮減（但仍舊廣泛存在）。而與此同時，平等理念卻普及開來，人們對人人平等理念的認可和接受程度不斷提高。
只是，要真正實現人人平等是不可能的。現代社會仍舊有階級、等級之分——只是未像以前那樣表現的赤裸裸罷了。
這就又產生了矛盾。人類對平等的追求，和階級社會現實之間的矛盾，又應該怎麼來化解呢？從某種層面來看，天主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工具。基督教普遍宣導平等友愛，教友之間，至少在精神層面是高度平等的，通過這種精神層面平等的宣揚，可以對沖世俗層面階級客觀存在的負面影響。
歐洲內部的政治整合訴求、西方文明影響力的拓展，還有緩和階級矛盾，這三大功能，致使天主教在人類社會結構出現重大變革的近現代，依然延續了強大的生命力，甚至伴隨著西方文明影響力在全世界的擴散，把教會的福音播撒全球。
不過，雖然羅馬教廷得以渡過中世紀末的生存危機，並風靡全球，聲勢更勝以往，但隨著後工業時代的來臨，天主教又面臨新的隱患乃至生存危機。那麼，天主教在後工業時代會面臨哪些危機？會對天主教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雲石君下一節繼續解讀。
頂多就是用一些政策性手段，對戰敗方加以遏制。可是政策遏制，限的了一時，限不了一世。等人家養好傷口，就又會恢復元氣，進而重新對自己構成威脅——這相當於仗白打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讓陷入整體性衰落的歐洲列強總算想明白了：歐洲支離破碎的地緣結構，決定了歐洲至少在現階段，還不具備政治大一統的戰略空間。所以光靠打，非但難以大規模，甚至連保證國家長久安全都很難達到，反倒讓自個兒受盡戰爭摧殘——無論贏家輸家都擺不脫。既然如此，大家還不如彼此妥協，構建一個最大限度滿足各方訴求的穩定利益架構，在和平基礎上齊心共謀發展，形成規模優勢，這樣的性價比更高。
而國際格局的變化，更加劇了歐洲的危機感。兩次世界大戰，歐洲整體實力大損，之前構建的龐大殖民體系也瀕臨解體。
而美國和蘇聯卻趁此機會脫穎而出。美蘇兩國地域遼闊，只不過之前大都未能充分開發，所以國力受到限制。隨著工業科技的進步，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斷提升，所以美蘇的地緣實力在第二次科技革命期間快速變現。待到二戰結束，歐洲因內訌陷入整體衰落，美蘇則接全球霸權，一舉成為超級大國。
歐洲兩場內訌，參戰列強啥好處沒得到，卻把自己折騰的山空還落，還把全球秩序主導權拱手交出。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歐洲各國地域狹小，地緣潛力天然受限的先天性缺陷越發明顯，而且又要在東方承受蘇聯的強大地緣壓力。這種格局下，歐洲內部整合，抵禦外侮（增強國際競爭力和話語權，抵禦蘇聯威脅）的需求又一次凸顯出來。
無論是自身的發展，還是應對新形勢下的國際競爭，歐洲都有強化內部整合的戰略需求，可是歐洲又天然不能像東亞大陸那樣，在政治上進行高度集權，這種情況下，天主教的人文紐帶與政治緩衝閥功能，便又一次得以凸顯。
當然，這時候的天主教，早已不復中世紀時覆蓋全歐的盛況。不過，它依然在歐洲大陸的大部分地區，有著強大影響，所以仍舊能夠在相當程度上，滿足歐洲緊密內部交流，凝聚各國向心力的需要。
第二點，天主教的復興，也符合西方文明地緣擴張的需要。大航海時代來臨後，西方文明席捲全球，而這一過程中，也自然而然的遭到來自其它地區原生文明體系的激烈反抗。
雖然西方文明的硬實力超級強大，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夠光憑強力就征服全球。所以，無論是基於穩固，還是更方便的在當地攫取利益，西方都有必要想方設法，增強當地土著民眾對西方文明的好感和認可度。
而天主教就是絕佳的紐帶。天主教天然自帶西方文明基因，不過它的宗教屬性，以及本身的教義，又具備高度的普世性。相對于直接了然的政治統治，這種柔性思想滲透，更加能夠為人認可和接受，對西方文明勢力的進入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這種情況下，天主教的海外拓展，得到了西方世俗勢力的積極支援，在亞非拉獲得了廣大的發展空間。
最後一點，則是緩和階級矛盾的需要。在之前的《地緣政治：基督教系列》中，雲石君曾經介紹過基督教的發跡史，基督教之所以會在西元1世紀出現，並迅速傳播，很重要的一點是，當時羅馬帝國境內存在著大批受盡壓迫，生活窘迫的底層民眾，現實生活的悲慘，使得他們急需精神方面的慰藉——而基督教的出現，正好迎合了這種需求。
這種撫慰人心，也差不多是所有正常宗教的基本職能。
而隨著工業時代的來臨，社會中下層民眾的生存環境急劇惡化，作為無產者的工人，他們的生活狀態非常悲慘。生存環境的惡化，使得這部分人的精神慰藉需求大增。而且這種對底層民眾的心理撫慰，對秩序穩定和社會生產生活正常運轉也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種情況下，基督教在社會層面獲得了廣泛的市場，不僅受到許多底層民眾的歡迎，甚至連中世紀時與教會鬧的不可開交的世俗政治勢力也普遍支持。
當然，隨著現代文明的到來，西方世界下層民眾的工作和生存環境已經大有改觀，勞資關係緩和許多，因此撫慰悲慘心靈的剛醒需求所一定縮減（但仍舊廣泛存在）。而與此同時，平等理念卻普及開來，人們對人人平等理念的認可和接受程度不斷提高。
只是，要真正實現人人平等是不可能的。現代社會仍舊有階級、等級之分——只是未像以前那樣表現的赤裸裸罷了。
這就又產生了矛盾。人類對平等的追求，和階級社會現實之間的矛盾，又應該怎麼來化解呢？從某種層面來看，天主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工具。基督教普遍宣導平等友愛，教友之間，至少在精神層面是高度平等的，通過這種精神層面平等的宣揚，可以對沖世俗層面階級客觀存在的負面影響。
歐洲內部的政治整合訴求、西方文明影響力的拓展，還有緩和階級矛盾，這三大功能，致使天主教在人類社會結構出現重大變革的近現代，依然延續了強大的生命力，甚至伴隨著西方文明影響力在全世界的擴散，把教會的福音播撒全球。
不過，雖然羅馬教廷得以渡過中世紀末的生存危機，並風靡全球，聲勢更勝以往，但隨著後工業時代的來臨，天主教又面臨新的隱患乃至生存危機。那麼，天主教在後工業時代會面臨哪些危機？會對天主教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雲石君下一節繼續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