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魯舒天 ／ 微信公眾號：qspyq2015
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601篇原創首發文章
“我同意海牙（荷蘭中央政府）的說法， 在全球進步人士的參與下，
它是什麼？何以神通廣大乃至無孔不入？它真的是一件劃時代的好發明嗎？在科幻驚悚電影《圓圈》裡， 你不僅會找到答案， 更能發覺那種鮮遭質疑的荒謬——神仙法術與專制帝王早已成為全民批判的眾矢之的， 但“老大哥”如果換了一層充滿科技感的保鮮膜， 似乎就可以從喬治·奧威爾的書中隨意跳出來了。
“分享就是關懷”
在電影的一開始，
“圓圈”公司有三句遞進的宣傳口號， 即“秘密都是謊言”、“分享就是關懷”以及“隱私即為偷竊”。 雖然以上內容在其領導人貝利和斯坦頓那裡存在邏輯高明的理論依據， 但做到這些完全依賴全面的視頻監控和個人資訊透明化。 得以保障“圓圈”網路的技術手段主要有兩個：其一是易於隱藏和分佈的微型攝像頭， 提供包括衛星拍攝、即時資料分析、儲存檢索等多功能在內的系統服務；其二是包括但不限於多媒體手環的可穿戴設備， 它能將穿戴者的資料儲存在“雲”裡，
在貌似溫馨的職場勵志故事的前半段， 梅主動加入了公司的名為“真實的你”的透明計畫。
“我不能成為你創造的這個世界的一部分”
電影雖然呈現了未來時代的高科技風貌， 但骨子裡卻是嚴肅的現實主義批判題材。 “圓圈”的平臺的確造就了別開生面的全民互動狂潮， 但它的一切構建完全淩駕於個人隱私之上。不僅有參議員試圖援引反托拉斯法去制止“圓圈”的擴張，女主青梅竹馬的男伴莫瑟也多次規勸前者認真思考這個社交媒體的實質究竟是什麼。當梅把莫瑟製作的仿鹿角形狀的木制吊燈發佈到“圓圈”的網路中後，莫瑟不斷線上上被指控為“鹿殺手”，甚至遭遇死亡威脅的電郵。莫瑟悲憤地告訴梅，自己不想成為她“創造”的這個世界的一部分，他不想讓自己的生活毫無保留地示於眾人，不想沒有選擇權地被人評頭論足。
與此同時給予梅啟發的還有她在公司裡不期而遇的黑人同事，後者拉著女主去了公司禁地，並表明了自己的真實身份是公司的真正創始人拉菲特。“圓圈”的創意和技術都是拉菲特的，但等他意識到這件天才構想極易被利用從而嚴重侵犯到大眾的隱私權與知情權的時候，他已經被另外兩位創始人貝利和斯坦頓架空出了管理層。公司的禁地是儲存著被錄入物件每分每秒生命資料的廢棄地下通道，不是所謂的“雲端”，而是一個“物理的地方”。拉菲特告訴梅，貝利和斯坦頓的計畫是錄下所有的錄音和廣播，而“圓圈”可以隨時提取使用這些被儲存和分析的資訊，並在他們認為合適的時候使用。“圓圈”正在研究它偷窺的一切，正在把所有的人貨幣化，並從中獲得財富和控制權，而這一切並不是自己發明“真實的你”的初衷。
大多數時候人們並不是死於被害妄想症，而是死於漫不輕心與輕信，勿論那些突如其來的東西叫做“技術進步”還是某種舶來的主義。但即便如此，質疑精神總是稀缺的，尤其是當“圓圈”的同類項率先佔領道德高地的時候。電影中貝利以自己的患腦麻痹而坐在輪椅上的兒子舉例，他說當兒子通過攝像頭看到了登山者攀登肯亞山脈時，仿佛自己也經歷了一場身臨其境的臥遊。“這些經驗是由慷慨的他人促成的，他人分享了他人眼中的世界”，貝利的邏輯就是你不能保留隱私，因為你的有所保留就侵犯了未能身臨其境者們知曉你所看到的東西的權利。梅甚至在貝利的誘導下得出了更加似是而非的結論——獲得所有可能獲得的人類體驗是一項基本人權。這裡之所以似是而非，是因為他們都有意或無意地漠視了兩點：一，隱私不等於自私；二，可能獲得不等於應該獲得。
新“楚門的世界”
“圓圈”的胃口不止於此，貝利和斯坦頓甚至希望將所有擁有政治權利的公民全部納入到他們的網路之中，進而擁有翻雲覆雨的國家意志。他們把效率和程式正確變成教義與真理，而那些不願加入“圓圈”的人，則一律被視為不想融入社會乃至於反社會的狂徒。這種危險的傾向很快就在一場名為“靈魂搜索”的實驗中露出它猙獰的一面：梅帶領著“圓圈”的員工們在大螢幕前通過“圓圈”網路的力量成功追捕到了一名逃犯，但在下一場針對無辜者的測試中，眾人齊喊道莫瑟的名字。梅竟然無力控制局面，眼睜睜地看著莫瑟在無人機的監視和靈魂搜索者的圍追下不幸車禍身亡。
所有無意識的簇擁都成了殺害莫瑟的共犯，烏合之眾與引領群體性狂熱的元兇珠聯璧合地完成合謀，並親手掀開踐踏人性的潘朵拉魔盒。參與者忽視了問題的關鍵：“靈魂搜索”能夠追殺逃犯，也能使每一個無辜者無處遁形。然而誰有罪、誰無罪？這從來不在技術關心的範圍之內。即便是在莫瑟死後，貝利在大螢幕前依然能夠大言不慚地轉移矛盾——後者把問題推給了駕駛操作還不夠優化，而“圓圈”未來將實現的連接足以改善這一點，這就完全繞開了莫瑟死于他的導演之下的事實。
實際上，電影中貝利和斯坦頓的哲學一直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只是由於他們從頭到尾把持著劇本，所以觀眾很容易像女主梅一樣不假思索地就沉浸在科技帶來的所謂改變之中。貝利們的矛盾之處，可作如下簡要分析：
貝利們看上去是持“性惡論”的，下面這段他對於梅的勸誡基於一種以“技術”壓制“性惡”的立場：“我相信，當人類的聰明才智完全用於正途時，潛力是無限的。人類將無往不利，我們可以治癒疾病、終結饑餓。但只有當人類沒有秘密，不再躲在長篇累牘的觀念屏障之後，我們才能抵達自己的潛能。”正因為“秘密都是謊言，秘密使犯罪成為可能”，所以無縫不鑽的攝像頭和感測器就獲得了招搖過市的正當性。貝利手裡似乎只有“技術”這把尚方寶劍，可對他人先驗之惡先斬後奏。仿佛從教育上使人們學會溫良敦厚、謹言慎行的道路已經被堵死了，即便這條路從來都是真正的“性惡論”者所堅持宣導的。
貝利們當然是偽“性惡論”者，因為當他們通過“看到變化”操縱起大多數人對於概念浮動的少數人的專政時，他們永遠不會淪陷到那少數人的構成中去。他們或是站在幕後，或是站在雲端，走馬燈式的悲情往復對於他們來說就像日常供應的皮影戲。他們以一種絕對意義上的“性善論”自我加持，眼皮都不眨一下地撰寫著對於“性惡論”的批判綱領。
《圓圈》就是一部新的《楚門的世界》，不同之處在於它的陰謀論更難被察覺，因為陷阱都是未來的受難者親手設置的。正是在莫瑟以身殉道之後，梅才從那個名為“圓圈”的烏托邦中卒然蘇醒。她這時候才意識到科技再怎麼改變都未見得更安全，因為操縱機器的從來都是人。真正的改變是改變那些古已有之的“祖宗體法”，而不是用技術革命的手段為那種腐朽和卑鄙的傾向賦予新裝。
電影的最後，梅從“圓圈”裡轉了出來，她在拉菲特的幫助下施以巧計，把攝像頭也貼在了貝利和斯坦頓的身上。當後者猝不及防之際，梅提醒大螢幕前的公司員工：“我們希望一切都在雲端，而我們的領導人生活在雲之上”。眼看著那些私密帳戶和不透明的信件都無死角地呈現在大螢幕上時，斯坦頓繞到幕後切斷了光源。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從前迷信“圓圈”的教徒們自發用手機照亮了大螢幕。這才是名副其實的“看到變化”，理想主義者們並沒有以棄置技術的消極姿態應對他們剛剛意識到的問題的嚴重性，而是朝著更理想的方向邁進一步，徹底推開了閉合已久的那扇門。
作者出生于1992年，金牛座。
作品連結：
這個時代欠《二十二》的，不止一張電影票
許知遠和馬東促席對作，年輕人卻只看到“尬聊”
從<建軍大業>到<戰狼2>，主旋律的商業化與商業化的主旋律
花花公子最深刻的內涵，或在這位更出格的“性書大亨”身上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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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的一切構建完全淩駕於個人隱私之上。不僅有參議員試圖援引反托拉斯法去制止“圓圈”的擴張，女主青梅竹馬的男伴莫瑟也多次規勸前者認真思考這個社交媒體的實質究竟是什麼。當梅把莫瑟製作的仿鹿角形狀的木制吊燈發佈到“圓圈”的網路中後，莫瑟不斷線上上被指控為“鹿殺手”，甚至遭遇死亡威脅的電郵。莫瑟悲憤地告訴梅，自己不想成為她“創造”的這個世界的一部分，他不想讓自己的生活毫無保留地示於眾人，不想沒有選擇權地被人評頭論足。
與此同時給予梅啟發的還有她在公司裡不期而遇的黑人同事，後者拉著女主去了公司禁地，並表明了自己的真實身份是公司的真正創始人拉菲特。“圓圈”的創意和技術都是拉菲特的，但等他意識到這件天才構想極易被利用從而嚴重侵犯到大眾的隱私權與知情權的時候，他已經被另外兩位創始人貝利和斯坦頓架空出了管理層。公司的禁地是儲存著被錄入物件每分每秒生命資料的廢棄地下通道，不是所謂的“雲端”，而是一個“物理的地方”。拉菲特告訴梅，貝利和斯坦頓的計畫是錄下所有的錄音和廣播，而“圓圈”可以隨時提取使用這些被儲存和分析的資訊，並在他們認為合適的時候使用。“圓圈”正在研究它偷窺的一切，正在把所有的人貨幣化，並從中獲得財富和控制權，而這一切並不是自己發明“真實的你”的初衷。
大多數時候人們並不是死於被害妄想症，而是死於漫不輕心與輕信，勿論那些突如其來的東西叫做“技術進步”還是某種舶來的主義。但即便如此，質疑精神總是稀缺的，尤其是當“圓圈”的同類項率先佔領道德高地的時候。電影中貝利以自己的患腦麻痹而坐在輪椅上的兒子舉例，他說當兒子通過攝像頭看到了登山者攀登肯亞山脈時，仿佛自己也經歷了一場身臨其境的臥遊。“這些經驗是由慷慨的他人促成的，他人分享了他人眼中的世界”，貝利的邏輯就是你不能保留隱私，因為你的有所保留就侵犯了未能身臨其境者們知曉你所看到的東西的權利。梅甚至在貝利的誘導下得出了更加似是而非的結論——獲得所有可能獲得的人類體驗是一項基本人權。這裡之所以似是而非，是因為他們都有意或無意地漠視了兩點：一，隱私不等於自私；二，可能獲得不等於應該獲得。
新“楚門的世界”
“圓圈”的胃口不止於此，貝利和斯坦頓甚至希望將所有擁有政治權利的公民全部納入到他們的網路之中，進而擁有翻雲覆雨的國家意志。他們把效率和程式正確變成教義與真理，而那些不願加入“圓圈”的人，則一律被視為不想融入社會乃至於反社會的狂徒。這種危險的傾向很快就在一場名為“靈魂搜索”的實驗中露出它猙獰的一面：梅帶領著“圓圈”的員工們在大螢幕前通過“圓圈”網路的力量成功追捕到了一名逃犯，但在下一場針對無辜者的測試中，眾人齊喊道莫瑟的名字。梅竟然無力控制局面，眼睜睜地看著莫瑟在無人機的監視和靈魂搜索者的圍追下不幸車禍身亡。
所有無意識的簇擁都成了殺害莫瑟的共犯，烏合之眾與引領群體性狂熱的元兇珠聯璧合地完成合謀，並親手掀開踐踏人性的潘朵拉魔盒。參與者忽視了問題的關鍵：“靈魂搜索”能夠追殺逃犯，也能使每一個無辜者無處遁形。然而誰有罪、誰無罪？這從來不在技術關心的範圍之內。即便是在莫瑟死後，貝利在大螢幕前依然能夠大言不慚地轉移矛盾——後者把問題推給了駕駛操作還不夠優化，而“圓圈”未來將實現的連接足以改善這一點，這就完全繞開了莫瑟死于他的導演之下的事實。
實際上，電影中貝利和斯坦頓的哲學一直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只是由於他們從頭到尾把持著劇本，所以觀眾很容易像女主梅一樣不假思索地就沉浸在科技帶來的所謂改變之中。貝利們的矛盾之處，可作如下簡要分析：
貝利們看上去是持“性惡論”的，下面這段他對於梅的勸誡基於一種以“技術”壓制“性惡”的立場：“我相信，當人類的聰明才智完全用於正途時，潛力是無限的。人類將無往不利，我們可以治癒疾病、終結饑餓。但只有當人類沒有秘密，不再躲在長篇累牘的觀念屏障之後，我們才能抵達自己的潛能。”正因為“秘密都是謊言，秘密使犯罪成為可能”，所以無縫不鑽的攝像頭和感測器就獲得了招搖過市的正當性。貝利手裡似乎只有“技術”這把尚方寶劍，可對他人先驗之惡先斬後奏。仿佛從教育上使人們學會溫良敦厚、謹言慎行的道路已經被堵死了，即便這條路從來都是真正的“性惡論”者所堅持宣導的。
貝利們當然是偽“性惡論”者，因為當他們通過“看到變化”操縱起大多數人對於概念浮動的少數人的專政時，他們永遠不會淪陷到那少數人的構成中去。他們或是站在幕後，或是站在雲端，走馬燈式的悲情往復對於他們來說就像日常供應的皮影戲。他們以一種絕對意義上的“性善論”自我加持，眼皮都不眨一下地撰寫著對於“性惡論”的批判綱領。
《圓圈》就是一部新的《楚門的世界》，不同之處在於它的陰謀論更難被察覺，因為陷阱都是未來的受難者親手設置的。正是在莫瑟以身殉道之後，梅才從那個名為“圓圈”的烏托邦中卒然蘇醒。她這時候才意識到科技再怎麼改變都未見得更安全，因為操縱機器的從來都是人。真正的改變是改變那些古已有之的“祖宗體法”，而不是用技術革命的手段為那種腐朽和卑鄙的傾向賦予新裝。
電影的最後，梅從“圓圈”裡轉了出來，她在拉菲特的幫助下施以巧計，把攝像頭也貼在了貝利和斯坦頓的身上。當後者猝不及防之際，梅提醒大螢幕前的公司員工：“我們希望一切都在雲端，而我們的領導人生活在雲之上”。眼看著那些私密帳戶和不透明的信件都無死角地呈現在大螢幕上時，斯坦頓繞到幕後切斷了光源。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從前迷信“圓圈”的教徒們自發用手機照亮了大螢幕。這才是名副其實的“看到變化”，理想主義者們並沒有以棄置技術的消極姿態應對他們剛剛意識到的問題的嚴重性，而是朝著更理想的方向邁進一步，徹底推開了閉合已久的那扇門。
作者出生于1992年，金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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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代欠《二十二》的，不止一張電影票
許知遠和馬東促席對作，年輕人卻只看到“尬聊”
從<建軍大業>到<戰狼2>，主旋律的商業化與商業化的主旋律
花花公子最深刻的內涵，或在這位更出格的“性書大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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