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下編“歷史”成“劇”的場景裡，
我們也看到名喚“司馬遷”的出場人一臉惶恐跪領雄主輕浮的恩典。
不過，
有人憤斥這是對權力者的諛諂，
我卻覺得不儘然，
這恐怕更多是編造者自溺的夢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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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征和二年(前91)， 北軍護軍使者任安因巫蠱案的牽連， 下獄論死， 依常例將於十二月被處決(冬末行刑， 此天人相應之意)， 十一月， 時任中書令的司馬遷寫信到獄中， 此信後人題為《報任安書》， 或用任安的字， 題為《報任少卿書》。
巫蠱事件中， 太子發兵殺死武帝所任命的使者江充而後在走投無路中自殺， 這是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案， 查究此案的官員直接受命于武帝並對他負責。 而任安下獄前所任之職為軍隊高級首領， 司馬遷當時的職務則相當於皇帝的秘書長， 如此人物在獄內外書信往來， 實在不能理解為尋常的私人通訊。 它會被武帝看到， 應屬常理；而要說司馬遷寫信時沒有想到這一點，
《報任安書》開頭只簡單地提到對方來書的內容：“教以慎於接物， 推賢進士為務”。 清人包世臣推測， “推賢進士”並非任安來書中原話， 他本來所說應是向司馬遷求援之言， 而司馬遷不願直白地言及對方求援， “故以四字約來書之意”(見《藝舟雙楫·複石贛州書》)。 包氏此言有一定道理；而且不管怎樣， 司馬遷此時是武帝身旁近臣， 以班固《漢書·司馬遷傳》中不無羡慕的說法乃是“尊寵任職”， 在至交好友無辜蒙冤將要喪命之際， 他應該考慮到自己有相助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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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徹底的理由讓司馬遷可以這樣對將遭巨大不幸的友人說話：死亡也已經是自己當下的歸宿， 他準備和任安承擔同樣的命運。 正因如此， 此刻他需要向任安、同時藉此向皇帝劉徹和天下人解說他的生與死。
我讀書少， 未曾見中國人有誰對生與死作過如司馬遷那樣深痛的思考。 在這數年前， 李陵率孤軍長驅大漠與匈奴數萬驍騎一戰再戰直至無以為戰而被俘， 武帝心願其死， 以其尚存人世而怏怏， 群臣則交口痛詆李陵以撫慰君主的不快，
對於憑藉智慧而擁有精神高貴的司馬遷來說， 這樣的恥辱超出他的想像和能夠忍受的限度。 “太上不辱先， 其次不辱身， 其次不辱理色， 其次不辱辭令， 其次屈體受辱， 其次易服受辱， 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 其次剃毛髮嬰金鐵受辱， 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 最下腐刑， 極矣”。 《報任安書》用“每下愈況， 循次九而至底”(錢鐘書《管錐編》)的文句描摹了內心的不可忍受之狀，猶有未足，篇末繼言受刑之後身心迷恍，至於“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王元化說，每讀《報任安書》總是“展卷方誦，血脈已張”，千古以來，人同此心。
其實死可以結束這一切。當時司馬遷如果不願接受宮刑，他也可以選擇死刑。但在那一刻，生或死卻成為司馬遷最困難的抉擇。“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這是說此時就死，也就成全了殘暴的權力對自己的人格和存在價值的徹底抹殺。“古者富貴而名摩(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無數的生命存在過然後消失在時間的長河裡，富貴者也不能逃脫身死名滅的結局，唯有卓傑之士在這世間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跡。此刻司馬遷需要一個卓傑的證明，這就是有待完成的《史記》。如果說撰作《史記》曾經有過各種其他的理由，此刻它成為對君主的淫威和殘酷的命運的有力反抗。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為《史記》設定的目標是知識者有可能提出的最宏大的人生意願。在實現這一目標時，他證明了思想的力量足以下視帝王虛妄的神聖與無理性的威權。《高祖本紀》描述漢王朝創立過程中一股活潑潑湧動的無賴氣是真切而令人發謔的；《封禪書》則以平緩莊肅的調子十足鋪陳了武帝假天自神的演藝，而篇末的跋語更特地指出：“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裡。後有君子，得以覽焉。”徐複觀以為司馬遷“究天人之際”的要義便在解析封禪的神話，“把人與事的表裡表達出來了，也即是把掩蔽在莊嚴儀式後面的由專制、侈泰、愚妄結合在一起的事之裡與人之裡，表達出來了，使後人得透過由專制權力所散佈的虛偽的歷史資料以把握歷史的真實。”(《論史記》)思想便這樣以它的光照見霧中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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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苟活的恥辱一刻也沒有被忘記，由自己決定的死亡作為人擁有自由的最後一次證明，常在司馬遷的懷念中。所以，我們從《史記》中看到許多壯麗的死亡場面：屈子披髮徜徉，抱石沉江；荊軻悲歌易水，一去不返；項羽在可以逃脫的機會中，以無顏見江東父老，拔劍向頸；李廣並無必死之罪，只因不願以久經征戰的餘生受辱於刀筆吏，橫刀自刎……他的筆墨中傾注著慷慨的激情，至今尚能震撼人心。因為這不僅僅是他和歷史人物的對話，寫作本身也成了司馬遷自己對死亡的心理體驗。
所以《史記》一旦寫成，殘缺的生命頃刻間變得微不足道，輕如鴻毛。《報任安書》說到這裡幾乎是呼喊：“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他憑著《史記》宣稱自己已經洗刷了苟活的恥辱。書已經藏在了能夠藏的地方，託付給了值得託付的人，現在就是被殺一萬次(案“戮”多解為“辱”的通假，然本字可通，無須別解)，又有什麼可以悔恨的！這難道不是對有權殺人者的挑戰嗎？全文最後一句更是說得清楚：“要之死日，是非乃定。”這是與朋友相約共死，要告訴他死不足道，可以不必以死為憾；而就自己的生死而言，這也是對權力者的宣言。總之只有理解這句話，我們才能夠理解這封信整體的筆調。
班固為司馬遷寫傳沒有記錄他的死，只是在讚語中惋惜他不能明哲保身；東漢衛宏《漢舊儀注》則說他“有怨言，下獄死”。《報任安書》即是“怨言”，“下獄死”也合于武帝好殺的性情，衛宏應該有他的依據吧。《史記》一書後來經司馬遷外孫楊惲之手開始傳佈，而楊惲又被宣帝處以腰斬，是否因為《史記》的緣故則各說不一。要之，西漢皇室與司馬遷一家的怨仇，可以算是很深。要說漢武帝當然是對中國歷史影響很大的人物，一個重要的影響便是蘇轍所說：“西漢自孝武之後，崇尚儒術，至於哀、平，百餘年間，士之以儒生進用，功業志氣可紀於世者，不過三四。”(《私試進士策問二十八首》)在他的手裡社會思想的生氣遭到扼殺，“倜儻非常之人”逐一凋零。但那時至少還有司馬遷，人們追懷司馬遷不僅是因為千古不朽的《史記》，也因為他以思想和人格宣告世界未見得會被厚顏無恥的謊言徹底淹沒，權力未見得無所不能，正義未見得一無所成。
算來孟子做中國的“亞聖”資格很老，但因為他說過“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之類犯上的話，明太祖朱元璋便大怒道：這老頭要是活到今天，還想有命嗎！有趣的是，這並不是身居高位者才會有的念頭，現下編“歷史”成“劇”的場景裡，我們也看到名喚“司馬遷”的出場人一臉惶恐跪領雄主輕浮的恩典。不過，有人憤斥這是對權力者的諛諂，我卻覺得不儘然，這恐怕更多是編造者自溺的夢思。對此多說無益，他們自己玩自己，關人甚事。
循次九而至底”(錢鐘書《管錐編》)的文句描摹了內心的不可忍受之狀，猶有未足，篇末繼言受刑之後身心迷恍，至於“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王元化說，每讀《報任安書》總是“展卷方誦，血脈已張”，千古以來，人同此心。其實死可以結束這一切。當時司馬遷如果不願接受宮刑，他也可以選擇死刑。但在那一刻，生或死卻成為司馬遷最困難的抉擇。“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這是說此時就死，也就成全了殘暴的權力對自己的人格和存在價值的徹底抹殺。“古者富貴而名摩(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無數的生命存在過然後消失在時間的長河裡，富貴者也不能逃脫身死名滅的結局，唯有卓傑之士在這世間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跡。此刻司馬遷需要一個卓傑的證明，這就是有待完成的《史記》。如果說撰作《史記》曾經有過各種其他的理由，此刻它成為對君主的淫威和殘酷的命運的有力反抗。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為《史記》設定的目標是知識者有可能提出的最宏大的人生意願。在實現這一目標時，他證明了思想的力量足以下視帝王虛妄的神聖與無理性的威權。《高祖本紀》描述漢王朝創立過程中一股活潑潑湧動的無賴氣是真切而令人發謔的；《封禪書》則以平緩莊肅的調子十足鋪陳了武帝假天自神的演藝，而篇末的跋語更特地指出：“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裡。後有君子，得以覽焉。”徐複觀以為司馬遷“究天人之際”的要義便在解析封禪的神話，“把人與事的表裡表達出來了，也即是把掩蔽在莊嚴儀式後面的由專制、侈泰、愚妄結合在一起的事之裡與人之裡，表達出來了，使後人得透過由專制權力所散佈的虛偽的歷史資料以把握歷史的真實。”(《論史記》)思想便這樣以它的光照見霧中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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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苟活的恥辱一刻也沒有被忘記，由自己決定的死亡作為人擁有自由的最後一次證明，常在司馬遷的懷念中。所以，我們從《史記》中看到許多壯麗的死亡場面：屈子披髮徜徉，抱石沉江；荊軻悲歌易水，一去不返；項羽在可以逃脫的機會中，以無顏見江東父老，拔劍向頸；李廣並無必死之罪，只因不願以久經征戰的餘生受辱於刀筆吏，橫刀自刎……他的筆墨中傾注著慷慨的激情，至今尚能震撼人心。因為這不僅僅是他和歷史人物的對話，寫作本身也成了司馬遷自己對死亡的心理體驗。
所以《史記》一旦寫成，殘缺的生命頃刻間變得微不足道，輕如鴻毛。《報任安書》說到這裡幾乎是呼喊：“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他憑著《史記》宣稱自己已經洗刷了苟活的恥辱。書已經藏在了能夠藏的地方，託付給了值得託付的人，現在就是被殺一萬次(案“戮”多解為“辱”的通假，然本字可通，無須別解)，又有什麼可以悔恨的！這難道不是對有權殺人者的挑戰嗎？全文最後一句更是說得清楚：“要之死日，是非乃定。”這是與朋友相約共死，要告訴他死不足道，可以不必以死為憾；而就自己的生死而言，這也是對權力者的宣言。總之只有理解這句話，我們才能夠理解這封信整體的筆調。
班固為司馬遷寫傳沒有記錄他的死，只是在讚語中惋惜他不能明哲保身；東漢衛宏《漢舊儀注》則說他“有怨言，下獄死”。《報任安書》即是“怨言”，“下獄死”也合于武帝好殺的性情，衛宏應該有他的依據吧。《史記》一書後來經司馬遷外孫楊惲之手開始傳佈，而楊惲又被宣帝處以腰斬，是否因為《史記》的緣故則各說不一。要之，西漢皇室與司馬遷一家的怨仇，可以算是很深。要說漢武帝當然是對中國歷史影響很大的人物，一個重要的影響便是蘇轍所說：“西漢自孝武之後，崇尚儒術，至於哀、平，百餘年間，士之以儒生進用，功業志氣可紀於世者，不過三四。”(《私試進士策問二十八首》)在他的手裡社會思想的生氣遭到扼殺，“倜儻非常之人”逐一凋零。但那時至少還有司馬遷，人們追懷司馬遷不僅是因為千古不朽的《史記》，也因為他以思想和人格宣告世界未見得會被厚顏無恥的謊言徹底淹沒，權力未見得無所不能，正義未見得一無所成。
算來孟子做中國的“亞聖”資格很老，但因為他說過“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之類犯上的話，明太祖朱元璋便大怒道：這老頭要是活到今天，還想有命嗎！有趣的是，這並不是身居高位者才會有的念頭，現下編“歷史”成“劇”的場景裡，我們也看到名喚“司馬遷”的出場人一臉惶恐跪領雄主輕浮的恩典。不過，有人憤斥這是對權力者的諛諂，我卻覺得不儘然，這恐怕更多是編造者自溺的夢思。對此多說無益，他們自己玩自己，關人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