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詹姆士·克拉維爾寫過一部有關日本的小說， 叫《幕府將軍》， 其中有這樣一個故事。 一位名叫布萊克松的英國領航員被關東最大的領主，
為了解除他的鬱悶， 將軍親自帶他去打獵， 捕回了幾隻山雞和兔子。 這些動物讓布萊克松很快活了一陣子， 他飽餐了幾頓後， 將剩餘的兩隻山雞掛在屋簷下， 命令誰都不許觸碰。 這之後， 他就出公差了。 回到宅邸後， 他發現山雞沒有了， 老園丁也不見了， 女管家平靜地告訴他， 他出差的這段時間裡， 山雞腐敗變質， 臭氣蔓延開來， 到了必須扔掉它們的時候， 但因為他的命令， 沒有人敢處理這兩隻山雞。 最後僕人們開會決定， 由老園丁去扔掉， 再切腹以謝罪， 兩隻山雞就這樣決定了一個老人的命運。
故事雖然出自小說， 但非常真實， 詹姆士·克拉維爾很敏銳地捕捉到了德川幕府時代日本人的榮譽觀念和等級制度， 當然， 還有飲食。
日本人並非一開始就不吃肉。 在農業誕生之前， 狩獵和採集是食物獲取的主要途徑， 概莫能外。 貝塚遺址是繩文時代聚落集中拋棄垃圾的垃圾場， 這樣的遺址在日本的太平洋沿岸發現了七百多處， 常見的垃圾， 有熊、鹿、豬、猿、兔、狸、野雞、鶴、野鴨、雀、鷲、鷹等的骨頭， 此外還有大量貝殼， 說明在海邊撿拾貝類， 和狩獵， 都是當時常見的取食途徑， 繩文人對食用禽獸之肉， 並無抵觸。
西元前三百年左右， 中國的戰國末期開始， 有部分大陸移民陸續來到日本本土， 帶去了以稻作和青銅器為特徵的彌生文化。 彌生人征服了繩文人， 稻作文化戰勝了狩獵文化， 將日本帶入了農業時代。 在漢朝時， 日本本土的農業文化體， 與大陸的農業文化體取得了聯繫。 陳壽在《三國志》不無驚異地寫道：“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 ”牛、馬是四世紀末傳入日本的， 此時的確沒有。
但豬是有的，在稻作文化日漸強勢的時代裡，養豬也是件正經事。在《古事記》 和《日本書紀》裡，豬飼、豬甘、豬養的人名和地名比比皆是，這是養豬的證明。日本有山豬，日本人對其的馴養，應該是在彌生人手中完成的。繩文時代遺跡中就發現有野豬的骨頭，但彌生時代的遺跡中野豬骨頭的出土量激增，古墳時代也有出土，可見彌生人沒少吃豬肉。
從彌生時代一路向下，經古墳時代、飛鳥時代，進入奈良時代，可以看到受大陸田獵之風和儒家六藝習練影響，而產生的貴族化的狩獵文化。在《萬葉集》中，“年輕人外出狩獵，姑娘們穿著紅腰裙游于海邊”，鹿的“肉與肝給人做菜肴的材料，胃做醬的材料”等文字，都是證明。
有鹿肉醬吃，有燒豬肉吃，生活有滋有味，又為何突然不吃了呢？原因是出於信仰，對飲食文化展開的自我淨化。佛教在飛鳥時代的權力鬥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聖德太子等崇信佛教的一派，戰勝了崇信神道教的物部守屋的一派，聖德太子帶頭修造佛寺，講衍佛法，使佛教得以迅速普及開來。但隨著佛教知識的傳播，《楞伽經》等典籍中關於“不應食肉”的戒律也引起了廣泛注意。
六二五年，虔誠的天武天皇發佈“自今以後，制諸漁獵者，莫造檻牢及施機槍等之類，亦四月朔以後，九月三十日以前……且莫食牛馬犬猿雞之宍，以外不在禁例……”的敕令，這是肉食禁止令的開端。這次禁令未包括豬和鹿，也說明食用這兩種肉食是常態，驟然禁絕恐有民怨。四十多年後，奈良時代的女帝元正天皇，詔令將犬、鵜、雞、豬等統統放歸自然，“遂使其生”，餐桌上就又少了許多美食。
這樣的肉食禁止令，在日本歷史上連續頒佈了數次，某位太上皇枕席不安，藥不能愈，就想到要積累功德，全國禁止殺生，某位皇太后得了重病，也要禁止殺生，還要豬鹿“永不進禦”，徹底斷了宮中肉食愛好者的活路。生病要禁，服喪要禁，荒年天皇罪己，也要禁，逐漸就形成了習慣，從此遠離禽獸之肉。
少了肉，日常飲食是什麼樣的呢？米、醃菜、鹹魚、海藻、菌菇，如此而已。飲食的自我淨化，帶來的是無比平均的飲食文化，年俸十萬石的城主，和年收入不超過五枚小判的農夫，日常飲食不會相差太多。前者可能比後者多出一條小鹹魚，一盅煮野菜，一碗醬湯，但二個人最基本的食物都是米飯和醃菜。
德川家康非常儉樸，當了將軍之後，每頓飯還是米飯加兩塊醃蘿蔔。他的女官相互抱怨，被他聽到了，再開飯，女官們連醃蘿蔔都沒有了，只剩下米飯。這是武士慣有的精神。上杉謙信的日之丸便當，不過就是一盒白飯加一顆醃梅子，武田信玄的軍糧，也就是味增湯煮掛麵。
若是打仗久了，連這都吃不到，那樹皮、草根用鹽煮一下，也可以下飯。戰國時的歌學名家細川藤孝，遇到沒有軍糧吃，只好把沒有長熟的青麥煮一煮，也覺得可以接受，“和桑樹的果實比較起來，真是一種特殊的美味呢。”他還總結出一條經驗，出陣時，藏幾顆醃梅子在身上，可以下飯，還可以望梅止渴，殊不知，這種醃梅，和曹操讓兵士們望的青梅，實在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如果說日本的平安時代到戰國時代，是飲食文化非常單一，缺少“精緻菜肴”的時期，應該是毫無問題的。窮人有雜糧吃就告滿足，普通武士能吃上糙米，日子也過得去，公卿們可以吃上精白米，已經是無可挑剔的了。《七武士》裡，村民們雇傭武士們包圍村落，酬勞是米飯管夠，武士們也答應下來，大碗酒、大塊肉是不用的。吃得如此簡單，熱量攝入如此之低，卻能和山賊展開殊死搏鬥，也是很可佩服的。
此時的確沒有。但豬是有的，在稻作文化日漸強勢的時代裡，養豬也是件正經事。在《古事記》 和《日本書紀》裡，豬飼、豬甘、豬養的人名和地名比比皆是，這是養豬的證明。日本有山豬，日本人對其的馴養，應該是在彌生人手中完成的。繩文時代遺跡中就發現有野豬的骨頭，但彌生時代的遺跡中野豬骨頭的出土量激增，古墳時代也有出土，可見彌生人沒少吃豬肉。
從彌生時代一路向下，經古墳時代、飛鳥時代，進入奈良時代，可以看到受大陸田獵之風和儒家六藝習練影響，而產生的貴族化的狩獵文化。在《萬葉集》中，“年輕人外出狩獵，姑娘們穿著紅腰裙游于海邊”，鹿的“肉與肝給人做菜肴的材料，胃做醬的材料”等文字，都是證明。
有鹿肉醬吃，有燒豬肉吃，生活有滋有味，又為何突然不吃了呢？原因是出於信仰，對飲食文化展開的自我淨化。佛教在飛鳥時代的權力鬥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聖德太子等崇信佛教的一派，戰勝了崇信神道教的物部守屋的一派，聖德太子帶頭修造佛寺，講衍佛法，使佛教得以迅速普及開來。但隨著佛教知識的傳播，《楞伽經》等典籍中關於“不應食肉”的戒律也引起了廣泛注意。
六二五年，虔誠的天武天皇發佈“自今以後，制諸漁獵者，莫造檻牢及施機槍等之類，亦四月朔以後，九月三十日以前……且莫食牛馬犬猿雞之宍，以外不在禁例……”的敕令，這是肉食禁止令的開端。這次禁令未包括豬和鹿，也說明食用這兩種肉食是常態，驟然禁絕恐有民怨。四十多年後，奈良時代的女帝元正天皇，詔令將犬、鵜、雞、豬等統統放歸自然，“遂使其生”，餐桌上就又少了許多美食。
這樣的肉食禁止令，在日本歷史上連續頒佈了數次，某位太上皇枕席不安，藥不能愈，就想到要積累功德，全國禁止殺生，某位皇太后得了重病，也要禁止殺生，還要豬鹿“永不進禦”，徹底斷了宮中肉食愛好者的活路。生病要禁，服喪要禁，荒年天皇罪己，也要禁，逐漸就形成了習慣，從此遠離禽獸之肉。
少了肉，日常飲食是什麼樣的呢？米、醃菜、鹹魚、海藻、菌菇，如此而已。飲食的自我淨化，帶來的是無比平均的飲食文化，年俸十萬石的城主，和年收入不超過五枚小判的農夫，日常飲食不會相差太多。前者可能比後者多出一條小鹹魚，一盅煮野菜，一碗醬湯，但二個人最基本的食物都是米飯和醃菜。
德川家康非常儉樸，當了將軍之後，每頓飯還是米飯加兩塊醃蘿蔔。他的女官相互抱怨，被他聽到了，再開飯，女官們連醃蘿蔔都沒有了，只剩下米飯。這是武士慣有的精神。上杉謙信的日之丸便當，不過就是一盒白飯加一顆醃梅子，武田信玄的軍糧，也就是味增湯煮掛麵。
若是打仗久了，連這都吃不到，那樹皮、草根用鹽煮一下，也可以下飯。戰國時的歌學名家細川藤孝，遇到沒有軍糧吃，只好把沒有長熟的青麥煮一煮，也覺得可以接受，“和桑樹的果實比較起來，真是一種特殊的美味呢。”他還總結出一條經驗，出陣時，藏幾顆醃梅子在身上，可以下飯，還可以望梅止渴，殊不知，這種醃梅，和曹操讓兵士們望的青梅，實在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如果說日本的平安時代到戰國時代，是飲食文化非常單一，缺少“精緻菜肴”的時期，應該是毫無問題的。窮人有雜糧吃就告滿足，普通武士能吃上糙米，日子也過得去，公卿們可以吃上精白米，已經是無可挑剔的了。《七武士》裡，村民們雇傭武士們包圍村落，酬勞是米飯管夠，武士們也答應下來，大碗酒、大塊肉是不用的。吃得如此簡單，熱量攝入如此之低，卻能和山賊展開殊死搏鬥，也是很可佩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