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史上， 曾有一所與北大、清華齊名的大學， 如今正漸漸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中。 這所大學就是燕京大學， 創辦這所大學並擔任了28年校長、將這所大學從一窮二白帶到世界一流的人， 是一位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的美國人——司徒雷登。
2008年， 在去世46年之後， 司徒雷登的骨灰歷盡曲折終於回到中國， 卻沒能安葬在他魂牽夢繞的燕園、他的愛妻愛琳當年安葬的地方。
有燕京大學校友感慨：“偌大的燕園， 竟容不下一個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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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是司徒雷登逝世55周年。
在司徒雷登86年的人生歲月中， 就有50年是在中國度過的。 他自己說， 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更甚於一個美國人。
1876年是中國的光緒二年， 在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之後， 一些中國人開始意識到， 只有打開國門， 向外國學習， 才能改變落後的現狀， 在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的帶領下， 一場“洋務運動”正熱鬧地開展。
司徒雷登的父母， 是美國南長老會派遣到中國的第一批基督教傳教士， 在中國傳教半個世紀之久， 兩人死後都葬在了杭州。 這個出生在京杭大運河畔的美國男孩可能沒想到， 自己對這個古老國家的深厚感情， 會如此鮮明而又矛盾地刻畫在後來半個多世紀風雲變幻的歷史畫卷之中。
司徒雷登(後立者)赴美求學前與父母和弟妹
司徒雷登對中國最大的貢獻， 就是在28年的時間裡， 創建了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學。
在那個年代， 教會學校如同雨後春筍般出現：之江大學、金陵大學、東吳大學、聖約翰大學、嶺南大學、震旦大學、震旦大學……它們對落後的中國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 也打開了對外的一扇視窗， 後來很多影響中國的大咖， 都曾在教會學校就讀：榮毅仁、費孝通、鄒韜奮、宋子文、顧維鈞、貝聿銘、陶行知、雷潔瓊、金庸、林語堂、冰心……
司徒雷登在美國漢普頓悉尼學院完成學業後， 以傳教士的身份， 被派回到了中國。
1919年， 42歲的司徒雷登受北平匯文大學理事會的邀請來到北平， 要在被義和團焚毀的教會學校北平匯文大學和華北協和學院的基礎上， 負責籌辦一所新的大學， 這就是著名的燕京大學。
司徒雷登終於相中了位於清華大學對面的一塊地， 當時叫淑春園， 是山西督軍陳樹藩為其父買下的一個園子。 司徒雷登遠赴陝西找到陳樹藩， 也許是他的一番誠意讓人感動， 陳樹藩答應將園子賣給他， 價錢非常便宜， 只要六萬銀元， 還將其中的兩萬元返還給燕京大學，
選定校址後， 司徒雷登找來美國建築師亨利墨菲， 他曾設計過清華大學， 於是有了我們今天看到北大校園內的燕園， 一個中西合璧、湖光山色交相輝映的園林式校園。
就在燕大搬進新校址前夕， 司徒雷登的妻子愛琳去世了， 他把她葬在燕園， 從此沒有再娶， 並許下心願， 自己死後也要回到燕園， 回到愛妻的身邊。
司徒雷登親自懸掛燕京大學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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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在答應接手燕京大學的時候，司徒雷登提出了一個前提條件，就是自己不要負責籌款的事情。
當真正辦起燕京大學的時候，司徒雷登卻為籌措辦學經費而四處奔走，中美兩國的富豪權貴、社會名流，他都去拜訪。為了燕京大學，他不惜四處求人，遭人白眼。在為燕京大學捐過款的要人名單上，除了陳樹藩，還有段祺瑞、顏惠慶、孫傳芳、馮玉祥、孔祥熙，以及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等。
司徒雷登找到大軍閥孫傳芳“化緣”，孫問：“外國人為什麼要來中國教育中國人？”司徒雷登回答說：“文明無國界，文明屬於國際。如果想要對彼此的文明有更深刻的認識，就應該將全世界的文明彙聚在一起。攜手中國傳統文化一起努力開拓出新的文化是我們的目標。”孫傳芳給燕大捐了兩萬銀元。
在籌款的過程中，司徒雷登展現了他傑出的社會活動能力。當時教會學校並沒有政府的撥款，除了一小部分學費收入，絕大多數都屬私人捐款。在擔任校長的28年裡，司徒雷登奔波於中美兩國之間，一共為燕大籌集到250萬美元的經費。在當時，這樣的一筆錢可以說是鉅款了。
司徒雷登做“乞丐”最成功的一次，就是說服哈佛大學，聯手爭取到了美國鋁業大王霍爾150萬美元的遺產捐助。在這筆基金的幫助下，燕京大學成功取得與哈佛大學合作的機會，成立了哈佛燕京學社，並建立哈佛燕京圖書館。哈佛燕京學社的成立，是燕京大學躋身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要里程碑，兩校互相合作，互派研究生和訪問學者，培養出了眾多的傑出人才，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學術成就。
當時，大家都知道燕京大學“有錢”，卻有個“窮校長”。燕大給教授開出的工資是360銀元，校長是500銀元，司徒雷登卻是按照教授的標準領工資。自從妻子去世以後，獨身一人的他就完全以校為家，幾乎把一切都奉獻給了這個學校。
在建校之初，司徒雷登為燕京大學定下“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的校訓，由聖經中的兩句話融合而成。雖是教會學校，但燕京大學不強迫老師和學生信教。司徒雷登堅持學校聘用教師權力不容干涉和學術自由的原則，並提出要將燕大“徹底中國化”。
一時之間，燕園名師雲集：郭紹虞、俞平伯、周作人、鄭振鐸、陳垣、鄧文如、顧頡剛、張東蓀、劉廷芳、吳雷川、胡適、吳文藻、馮友蘭、陸志韋、沈尹默……在司徒雷登的努力下，只用了十多年的時間，燕京大學就成為中國規模最大、品質最高、環境最優美的一所高等學府，並躋身世界知名大學之列。
有統計顯示，在1949年之後，在燕京大學老師和畢業學生中，有42人被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有11人被評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各學科帶頭人超過100人。費孝通、雷潔瓊、冰心、侯仁之等等如雷貫耳的名字，都曾是燕京大學的學生。
要知道，在燕京大學33年的辦學時間裡，註冊學生一共只有9988名。也就是說，在每不到200名燕京大學學生中，就能產生1名兩院院士！而且，人家還是在當時動盪的社會環境下辦學，尤其在日本侵華期間，更是受到嚴重干擾。
這讓我想到今天的大學，不禁令人感慨萬千。如今的大學校園已成為“名利場”，官本位思想盛行、思想僵化、學術腐敗、論文造假、拜金主義……很多人將大學當成了拿文憑“鍍金”的場所，就連校慶校友聚會，也要以行政級別安排座位，真正有學問的人得不到重視。雖然全國高校林立，卻只能培養出一批批工於算計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經歷了民國、新中國兩個時代的錢學森，在94歲高齡的時候仍無限感慨：“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並提出發人深省的“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司徒雷登與燕大師生在一起
在燕大學子的眼中，司徒雷登是一位謙卑而善良的基督教徒。冰心曾這樣充滿感情地描述自己的校長：“你添了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而來的。”溫良謙讓、彬彬君子的司徒雷登，在遇到殘暴的侵略者的時候，卻會變得跟比石頭還堅硬。
抗日戰爭期間，日軍經常找藉口逮捕燕大愛國師生，司徒雷登利用他美國人的身份斡旋其中，盡力營救被捕的師生。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已不再顧忌美國，將正在天津為學校募捐的司徒雷登逮捕。他被日軍關押在山東濰縣集中營（長老會樂道院），度過了4年的監禁生活，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才重獲自由。
歷史就是這樣吊詭，司徒雷登後來為中國人所熟知，不是因為他對中國教育做出的傑出貢獻，而是因為他在1945年接任了美國駐華大使，成為了一名“壞人”。
三年的大使生涯，讓他感到心力交瘁。善於辦教育，將燕京大學辦得風生水起的司徒雷登，在外交上顯然沒有那麼得心應手，中國歷史現實的發展，也註定了他這個大使的調停工作必定會失敗，被國共雙方所拋棄。
作為駐華大使，他必須要執行美國的政策，這樣就得罪了中共；在蔣介石最後快要失敗的時候，司徒雷登又想與之保持距離，又得罪了老朋友蔣介石。1950年，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顧維鈞向蔣介石請示，要不要以蔣介石的名義，給75歲生日的司徒雷登贈送獻花，蔣介石就冷漠地表示：“不必了”。
對於中國的內戰，司徒雷登曾痛心地寫道：“我辜負了中國人民對我的信任。我未能說服任何一方為達成協議而做出讓步。”在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的時候，就連蘇聯駐華大使都隨國民黨政府遷到了廣州，司徒雷登卻堅持留在南京，希望作一些最後的努力。
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舉了聞一多的事例說明“中國人有骨氣”：“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
其實，在被暗殺之前，聞一多所作的《最後一次演講》中，就高度讚揚司徒雷登：“現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的美國教育。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就如一個中國的留學生一樣，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面。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轉變。”
在他的墓碑上，除了名字和生卒時間，只有簡單的八個字：“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司徒雷登之墓
司徒雷登親自懸掛燕京大學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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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在答應接手燕京大學的時候，司徒雷登提出了一個前提條件，就是自己不要負責籌款的事情。
當真正辦起燕京大學的時候，司徒雷登卻為籌措辦學經費而四處奔走，中美兩國的富豪權貴、社會名流，他都去拜訪。為了燕京大學，他不惜四處求人，遭人白眼。在為燕京大學捐過款的要人名單上，除了陳樹藩，還有段祺瑞、顏惠慶、孫傳芳、馮玉祥、孔祥熙，以及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等。
司徒雷登找到大軍閥孫傳芳“化緣”，孫問：“外國人為什麼要來中國教育中國人？”司徒雷登回答說：“文明無國界，文明屬於國際。如果想要對彼此的文明有更深刻的認識，就應該將全世界的文明彙聚在一起。攜手中國傳統文化一起努力開拓出新的文化是我們的目標。”孫傳芳給燕大捐了兩萬銀元。
在籌款的過程中，司徒雷登展現了他傑出的社會活動能力。當時教會學校並沒有政府的撥款，除了一小部分學費收入，絕大多數都屬私人捐款。在擔任校長的28年裡，司徒雷登奔波於中美兩國之間，一共為燕大籌集到250萬美元的經費。在當時，這樣的一筆錢可以說是鉅款了。
司徒雷登做“乞丐”最成功的一次，就是說服哈佛大學，聯手爭取到了美國鋁業大王霍爾150萬美元的遺產捐助。在這筆基金的幫助下，燕京大學成功取得與哈佛大學合作的機會，成立了哈佛燕京學社，並建立哈佛燕京圖書館。哈佛燕京學社的成立，是燕京大學躋身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要里程碑，兩校互相合作，互派研究生和訪問學者，培養出了眾多的傑出人才，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學術成就。
當時，大家都知道燕京大學“有錢”，卻有個“窮校長”。燕大給教授開出的工資是360銀元，校長是500銀元，司徒雷登卻是按照教授的標準領工資。自從妻子去世以後，獨身一人的他就完全以校為家，幾乎把一切都奉獻給了這個學校。
在建校之初，司徒雷登為燕京大學定下“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的校訓，由聖經中的兩句話融合而成。雖是教會學校，但燕京大學不強迫老師和學生信教。司徒雷登堅持學校聘用教師權力不容干涉和學術自由的原則，並提出要將燕大“徹底中國化”。
一時之間，燕園名師雲集：郭紹虞、俞平伯、周作人、鄭振鐸、陳垣、鄧文如、顧頡剛、張東蓀、劉廷芳、吳雷川、胡適、吳文藻、馮友蘭、陸志韋、沈尹默……在司徒雷登的努力下，只用了十多年的時間，燕京大學就成為中國規模最大、品質最高、環境最優美的一所高等學府，並躋身世界知名大學之列。
有統計顯示，在1949年之後，在燕京大學老師和畢業學生中，有42人被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有11人被評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各學科帶頭人超過100人。費孝通、雷潔瓊、冰心、侯仁之等等如雷貫耳的名字，都曾是燕京大學的學生。
要知道，在燕京大學33年的辦學時間裡，註冊學生一共只有9988名。也就是說，在每不到200名燕京大學學生中，就能產生1名兩院院士！而且，人家還是在當時動盪的社會環境下辦學，尤其在日本侵華期間，更是受到嚴重干擾。
這讓我想到今天的大學，不禁令人感慨萬千。如今的大學校園已成為“名利場”，官本位思想盛行、思想僵化、學術腐敗、論文造假、拜金主義……很多人將大學當成了拿文憑“鍍金”的場所，就連校慶校友聚會，也要以行政級別安排座位，真正有學問的人得不到重視。雖然全國高校林立，卻只能培養出一批批工於算計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經歷了民國、新中國兩個時代的錢學森，在94歲高齡的時候仍無限感慨：“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並提出發人深省的“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司徒雷登與燕大師生在一起
在燕大學子的眼中，司徒雷登是一位謙卑而善良的基督教徒。冰心曾這樣充滿感情地描述自己的校長：“你添了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而來的。”溫良謙讓、彬彬君子的司徒雷登，在遇到殘暴的侵略者的時候，卻會變得跟比石頭還堅硬。
抗日戰爭期間，日軍經常找藉口逮捕燕大愛國師生，司徒雷登利用他美國人的身份斡旋其中，盡力營救被捕的師生。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已不再顧忌美國，將正在天津為學校募捐的司徒雷登逮捕。他被日軍關押在山東濰縣集中營（長老會樂道院），度過了4年的監禁生活，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才重獲自由。
歷史就是這樣吊詭，司徒雷登後來為中國人所熟知，不是因為他對中國教育做出的傑出貢獻，而是因為他在1945年接任了美國駐華大使，成為了一名“壞人”。
三年的大使生涯，讓他感到心力交瘁。善於辦教育，將燕京大學辦得風生水起的司徒雷登，在外交上顯然沒有那麼得心應手，中國歷史現實的發展，也註定了他這個大使的調停工作必定會失敗，被國共雙方所拋棄。
作為駐華大使，他必須要執行美國的政策，這樣就得罪了中共；在蔣介石最後快要失敗的時候，司徒雷登又想與之保持距離，又得罪了老朋友蔣介石。1950年，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顧維鈞向蔣介石請示，要不要以蔣介石的名義，給75歲生日的司徒雷登贈送獻花，蔣介石就冷漠地表示：“不必了”。
對於中國的內戰，司徒雷登曾痛心地寫道：“我辜負了中國人民對我的信任。我未能說服任何一方為達成協議而做出讓步。”在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的時候，就連蘇聯駐華大使都隨國民黨政府遷到了廣州，司徒雷登卻堅持留在南京，希望作一些最後的努力。
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舉了聞一多的事例說明“中國人有骨氣”：“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
其實，在被暗殺之前，聞一多所作的《最後一次演講》中，就高度讚揚司徒雷登：“現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的美國教育。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就如一個中國的留學生一樣，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面。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轉變。”
在他的墓碑上，除了名字和生卒時間，只有簡單的八個字：“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司徒雷登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