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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兵力嚴重不足,一位官員告訴崇禎皇帝,為什麼反賊越剿越多

【崇禎十七年三月庚寅, 初二日】

崇禎皇帝在中極殿召見文武大臣, 討論對策。

參加朝見的一共有三十多人, 崇禎皇帝問起如何應付當前的危局, 大臣們“漫應支吾, 無他語”, 所以討論了半天, 不過是練兵、催餉的舊話, 沒有誰提出新鮮、有用的見解。

榆林陷落的消息傳到北京, 而此時, 李自成已經揮師奔向宣府。

崇禎皇帝命令宮中太監上城, 守衛九門。 太監們的作用, 一方面是補充兵力的不足, 同時監督守城將士, 嚴格監視出入人等。

這裡說的九門, 指的是北京內城九門, 分別是城北的安定門和德勝門, 城東的東直門和朝陽門,

城南的崇文門、正陽門和宣武門, 城西的阜成門和西直門。

崇禎皇帝又命令襄城伯李國楨提督城防, 全面負責城防事務, 同時兼管西直門。 其它的每個城門派“勳臣一人卿貳二人”具體負責。

守城的兵力嚴重不足。 有人建議, 可以從民間挑選精壯之人,

補充城防人員。 大學士魏藻德反對, 認為百姓沒有經過訓練, 沒有經過戰陣, 作用不大。 更重要的是, 百姓害怕賊寇, 萬一交戰之時他們率先潰逃, 必定影響軍心, 形勢恐怕就很難收拾了。 ”

崇禎皇帝認為有道理, 下令禁止百姓上城。

這個決定是明智的。 後來的事實證明, 即使那些吃皇糧的官兵和太監們, 都不願為朝廷、為皇爺奮力守城, 普通的百姓更不會賣命。 這和作戰經驗關係不大, 和民心的向背關係很大。

《崇禎長編》記載, 早在這一年的正月, 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在一份奏疏中談到當前形勢的關鍵, 不是賊眾的人數太多, 勢力太強大, 而是百姓們願意響應賊人的號令。 造成的結果就是, 賊人所到之處, 百姓要麼歸降,

從逆成賊, 要麼望風而逃, 所以各處無人可守。

這種風氣的出現, 原因在於貧富的極度分化, 富裕者越來越富, 貧困者越來越貧窮。 富裕者過著安逸的寄食生活。 而貧窮者雖然每日裡苦苦掙扎, 但始終看不到擺脫貧窮的一線希望:

“今之紳富, 率皆衣租食稅, 安坐而吸百姓之髓, 平日操奇贏以役愚民, 而獨擁其利……故富者極其富, 而每至於剝民;貧者極其貧, 而甚至於不能聊生。 ”

即使面臨著巨大的社會危機, 那些富裕者依然守財如命, 繼續盤剝無度, 不清楚自己高高坐在累卵之上的危局。 曾應遴舉了兩個典型的例子, 一個是西安的秦王朱存樞。

秦王朱存樞是朱元璋二兒子朱樉的後代, 世代累積, 秦王府的財富富甲天下, 而陝西一帶近年來一直天災不斷, 災民遍地, 秦王府並沒有拿出財富來賑濟百姓, 這些災民無以為生, 不想坐而待斃, 只好追隨李自成, 成為農民軍源源不斷的生力軍。

崇禎十六年十月, 李自成攻破西安, 秦王朱存樞投降, 被任命為權將軍, “妃劉氏死之”。

李自成打開秦王府的府庫, 繳獲的財富不下千百萬。 後來朱存樞和晉王朱求桂跟隨李自成去了北京, 不知所終。

另一個事例發生在基層, 富有的鄉紳與貧苦百姓之間對立。 山東萊陽的百姓幫助守城, 得到犒賞。 危機過後, 鄉紳張宏德追討百姓們得到的犒賞, “痛笞而窘迫之”。 後來兵難再起, 張宏德被逼交出百萬兩銀子, 然後被殺。

貧富對立如此尖銳, 當事變之時, 秦王也好, 萊陽的鄉紳也好, 怎麼能夠指望千百萬的百姓起來捍衛地方, 與他們休戚與共?

所以曾應遴說:“國家者, 不患寡, 而患不均;不患貧, 而患不安。 ”

他因此請求崇禎皇帝, 把他的這份疏文刊佈中外, 號召各地藩王和鄉紳汲取教訓, 為國家、為百姓捐出自己的部分財富, 緩解尖銳的社會矛盾和階級對立,其實也是拯救自己。

這樣的認識,不可謂不深刻,不清醒。但是,深刻的、正確的認識要轉化成正確的、能夠落實的政策,中間的過程需要一個健全的權力系統。問題在於,此時明朝廷的權力系統表面看起來還在那裡,其實已經癱瘓,很難運行了。

《明史紀事本末·甲申之變》記載,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殺到太原城下,在散發的一份檄文中指出社會的重大弊病:

“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

李自成沒有把矛頭直接指向崇禎皇帝,而是指向公侯和各級官吏和地方豪紳:“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為腹心;宦官皆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看得出,貧富懸殊、沉重的賦稅、地主鄉紳的搜刮盤剝,無處不在的腐敗,種種的社會不公不義,讓社會矛盾難以化解。

前篇:李自成橫掃山西,昌平兵變,崇禎皇帝鬧心

城變三十天(之二),于左 撰

緩解尖銳的社會矛盾和階級對立,其實也是拯救自己。

這樣的認識,不可謂不深刻,不清醒。但是,深刻的、正確的認識要轉化成正確的、能夠落實的政策,中間的過程需要一個健全的權力系統。問題在於,此時明朝廷的權力系統表面看起來還在那裡,其實已經癱瘓,很難運行了。

《明史紀事本末·甲申之變》記載,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殺到太原城下,在散發的一份檄文中指出社會的重大弊病:

“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

李自成沒有把矛頭直接指向崇禎皇帝,而是指向公侯和各級官吏和地方豪紳:“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為腹心;宦官皆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看得出,貧富懸殊、沉重的賦稅、地主鄉紳的搜刮盤剝,無處不在的腐敗,種種的社會不公不義,讓社會矛盾難以化解。

前篇:李自成橫掃山西,昌平兵變,崇禎皇帝鬧心

城變三十天(之二),于左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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