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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楊津濤
人們普遍認為溥儀當年瘋狂地想復辟， 所以甘心當日本的傀儡。 其實， 在溥儀投靠日本這件事上， 馮玉祥也有責任。
事情要追溯到1924年。 那一年， 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 囚禁曹錕， 又將溥儀驅逐出宮， 把紫禁城變身為博物院。 對於此事， 馮玉祥頗為自豪， 宣稱“吾今日作一最痛快的事， 已將宣統逐出宮外”， 後世更贊他完成了辛亥革命“反封建”的未竟之功。 但是， 馮玉祥此舉其實弊大於利：溥儀若沒有被驅逐出宮， 很有可能不會成為日本的傀儡。
溥儀被逐出宮不久， 馮玉祥迎段祺瑞進京， 建立執政府。 段祺瑞極其反對馮玉祥的逼宮之舉， 因為《清室優待條件》是段祺瑞親自訂立的， 各國使館也都知情， 根本不容馮玉祥一手撕毀。 清室也希望段祺瑞能恢復被廢除的優待條件， 讓溥儀重回紫禁城。
但當時一則國民軍依舊控制北京，
幾經拖延， 至1925年“雙十節”， 故宮博物院宣告成立， 民國高官發表演講， 稱這一天“為國慶與博物院之兩重紀念。 如有破壞博物院者， 即為破壞民國之佳節， 吾人宜共保衛之”——將保護故宮博物院和保護民國關聯在一起， 等於斷了溥儀回紫禁城的可能性。 到了1926年， 北伐軍前鋒勢如破竹， 吳佩孚等前線軍隊不住潰敗， 自顧不暇， 哪有心思管對清室的什麼優待？此事遂不了了之。
結果， 溥儀出宮後， 日本人刻意討好、籠絡溥儀及其親信，
溥儀出宮後回到醇親王府上， 不僅用度緊張、每天和後妃只有四元錢， 而且極為不安， 害怕馮玉祥會進一步加害自己。 在溥儀不知所措之際， 他的英文老師莊士敦請求英國公使館收留被拒， 便求見日本駐華公使， 並得到了其首肯。 日本駐華公使表示， 自己“和日本政府都很願意幫助宣統帝， 並且會妥善安排宣統帝的起居”。 於是溥儀就秘密住進了日本公使館。
在日本公使館， 溥儀受到了“空前”的禮遇。 為安排他的數十名隨行人員， 日方甚至特意讓出一所樓房， 使“‘大清皇帝’的奏事處和值班房又全套恢復了”；清朝遺老們也獲許進出日本公使館， 以至“許多遺老對使館主人懷著感激之情。 他們從使館的招待上看出了希望， 至少得到某種心理上的滿足”。 顯然， 遜清小朝廷從上到下都被日本籠絡了。
不過， 溥儀住在日本公使館內並非長久之計， 於是日本外務省指示日本駐華公使：“宣統帝願意繼續居住在北京附近乃是上策，
在這七年時間裡， 日方不斷向溥儀示好， 如安排溥儀參觀日僑小學， 讓學生們列隊歡迎， 高呼“皇帝萬歲”；每逢溥儀的生日， 日本在天津的軍政人員都會登門祝賀；他們還邀請溥儀參加閱兵、參觀日艦， 以顯示日本的強大軍力。 這一切都使溥儀確信， 日本會成為自己“復辟的第一個外援力量”。
與此對應的是， 國民政府漠視對清帝陵寢的保護， 使溥儀更堅定了依靠日本復辟的決心。
讓溥儀徹底對國民政府失望的標誌是1928年的東陵盜案，溥儀說自己聽說消息後“所受到的刺激，比我自己被驅逐出宮時還嚴重”。加之以孫殿英為首的盜墓者未能被依法懲治，溥儀心裡更是充滿怨恨，他發誓說“不報此仇，就不是愛新覺羅的子孫”，其復辟思想由此“達到了一個新的頂峰”。孫殿英雖然並非蔣介石包庇，但不知情的溥儀自此對蔣介石產生了不講信義的印象。
東陵盜案對遜清皇室的影響還不只是溥儀。溥儀的弟弟聽到消息後，從日本寫信給溥儀，說“處處國破家亡之際，凡百不如意事皆勢所必至……觀如此等刺激物，較之臥薪嚐膽，尤為驚心動魄，謹識之心而已”。這一事件顯然激起了溥儀弟弟的“故國”之思，讓溥儀更加渴求“複國”。
當時國民政府剛剛建立，其領導者都是革命党人，同清室沒有淵源，同時，國內戰事頻繁，也實在無力顧及清室。直至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才派了一位監察委員到北平遊說溥儀。
溥儀回憶，蔣介石希望自己不要和日本人走到一起，國民政府願意恢復優待條件，每年照舊付優待費，或者一次付給自己一筆整數，請自己提出數目即可；至於居住地，蔣介石希望自己住到上海或者出國，總之除了東北和日本都可以選擇。
溥儀對此的態度是：“國民政府早幹什麼去了？優待條件廢了多少年，孫殿英褻瀆了我的祖陵，連管也沒有管……我這個人是不受什麼優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去……”他直接回絕了該監察委員。
不過，溥儀多年後的回憶似乎和實情頗有出入。當時一個大漢奸的兒子向日本人彙報說，那位監察委員提出的條件是：如果溥儀能遷居到上海或北平的俄國公使館，國民政府每月將向他支付20000元。溥儀拒絕了，並表示，“時值當前內憂外患、形勢緊張之際，中央無須顧念一介平民，應為全體國民的安居樂業而盡力”。顯然，到了最後關頭，國民政府依舊無意恢復《清室優待條件》，而溥儀假裝做了不投敵的許諾。
其實，在這個時候，溥儀投靠日本的想法已經不可更改。正如莊士敦所說，有中國人力圖證明溥儀去東北並非本意，而是受了日本人的蒙蔽，但實際上“他們太自信了，事實的真相並非如此，宣統帝前往東北的確是出於自願”。
如果1924年溥儀不被非法驅逐，首先，他在宮內要遵守嚴格的規矩，不會被一心復辟的遺老們所包圍，日本人更不會有機會輕易接觸到他，對他的影響自然非常小；
其次，有《清室優待條件》在，溥儀等人事實上也滿足于和民國和平相處，在紫禁城中維持一個小朝廷，一旦沒有了《清室優待條件》，溥儀成為“一介平民”，地位和環境的驟然變化讓其恢復帝號的野心油然而生；
第三，若溥儀還在宮中，即使有東陵盜案的衝擊，他在國民政府所派衛兵保護下，日本人想要將他劫走也十分困難。然而馮玉祥貿然毀約，驅逐溥儀出宮，客觀上讓溥儀完全脫離了國民政府的掌握，確實方便了日本人輕易利用溥儀。
溥儀出關投靠日本前，國民政府阻攔不及，後來便吸取了教訓：在1933年1月請段祺瑞“南下頤養”；1937年曲阜淪陷前，駐兗州的部隊奉命連夜將末代衍聖公（孔子嫡長子孫的世襲封號）接往武漢，以免被敵人利用。可是溥儀早已背叛了故國，以致多年後，這位末代皇帝只得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補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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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陵盜案對遜清皇室的影響還不只是溥儀。溥儀的弟弟聽到消息後，從日本寫信給溥儀，說“處處國破家亡之際，凡百不如意事皆勢所必至……觀如此等刺激物，較之臥薪嚐膽，尤為驚心動魄，謹識之心而已”。這一事件顯然激起了溥儀弟弟的“故國”之思，讓溥儀更加渴求“複國”。
當時國民政府剛剛建立，其領導者都是革命党人，同清室沒有淵源，同時，國內戰事頻繁，也實在無力顧及清室。直至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才派了一位監察委員到北平遊說溥儀。
溥儀回憶，蔣介石希望自己不要和日本人走到一起，國民政府願意恢復優待條件，每年照舊付優待費，或者一次付給自己一筆整數，請自己提出數目即可；至於居住地，蔣介石希望自己住到上海或者出國，總之除了東北和日本都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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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有《清室優待條件》在，溥儀等人事實上也滿足于和民國和平相處，在紫禁城中維持一個小朝廷，一旦沒有了《清室優待條件》，溥儀成為“一介平民”，地位和環境的驟然變化讓其恢復帝號的野心油然而生；
第三，若溥儀還在宮中，即使有東陵盜案的衝擊，他在國民政府所派衛兵保護下，日本人想要將他劫走也十分困難。然而馮玉祥貿然毀約，驅逐溥儀出宮，客觀上讓溥儀完全脫離了國民政府的掌握，確實方便了日本人輕易利用溥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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