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可是， 同一條湘江,在古代和近代養出了幾乎完全不同的兩種人。 清中葉以前， 湖南人在國史上罕有表現。 用湖南近代知名革命党人楊毓麟的話說：“碌碌無所輕重於天下， 亦幾不知有所謂對於天下之責任”。 然而到了近代， 湖南人呈現出了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 在平定太平天國的過程中， “紮硬寨， 打死仗， 好漢打脫牙和血吞”的湘軍將帥打出總督14人， 巡撫13位。 此後每一波社會風潮， 都有湖南人挺立潮頭。 先師譚其驤院士在民國時就注意到：“清季以來， 湖南人才輩出， 功業之盛，
同一方水土,為何在悠長的古代如漫漫長夜， 偶爾才驚現星光點點；而到了近代卻風起雲湧， 氣象萬千， 莫非， 一方水土果真有所謂“氣數”在？
縱觀千古,湘江流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確實存在著不同的發展趨勢。 大而言之， 可謂一波三折。 其背後原因， 則與湘江交通形勢的變化深有關係。
“獨立寒秋， 湘江北去”， 作為長江中游右岸支流， 它有兩個突出特徵。
一是其流域足夠廣闊。 特別是在它左側， 資水流域較為狹窄， 且資水中上游與湘江中游的橫向交通非常方便， 較之與資水下游更為方便。 這就使得資水流域的經濟文化與湘江流域密不可分， 等於擴張了湘江流域的容量。
二是在湘江下游和長江之間,汪著一個洞庭湖。 它吸納湘、資、沅、澧四水， “枯水一線， 汛期一片”， 極大地強化了湘資流域的地域完整性。
早在秦代， 湘資流域就單獨設置了一個長沙郡， 表明已意識到了這一地域單元的存在。 東晉時（西元307年）此地設為“湘州”。 中唐以後,此地又屬於“湖南觀察使”， 從此出現了“湖南”的地名。 逶迤至清代， 與沅澧流域共設為湖南一省。
影響湘江流域發展運勢的是它的走向。 自古以來， 它就是溝通珠江、長江兩大水系的孔道。 正是這一點， 導致湘江流域的發展出現了波折。
波折來源於全國總體的交通形勢。 在中國歷史上， 一般來說， 連接首都和主要外貿港口的交通線路特別重要，
秦始皇征嶺南時， 兵分五路， 其中四道在今湖南， 三道經由湘水。 這三道是：溯耒水而過騎田嶺一道（大致沿今京廣線）， 溯瀟水而至今廣西賀州一道,溯湘江上源至漓水一道（另兩道分別取道于沅水和江西的贛水）。 為了通糧道， 還在湘、漓二水上源特地開鑿靈渠， 以溝通長江、珠江兩大水系， 這在當時是絕不多見的位於南方的交通工程。 其後漢武帝攻南越，
佔據如此的交通優勢， 其時湘江流域的經濟文化發展可謂蒸蒸日上。 自進入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 南方的經濟文化水準較之北方大為落後。 是一次次的北方人口大南遷， 促進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 從而到唐代以後實現了全國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 目前學界習知的北方人口大南遷有三次：兩晉之交的永嘉南渡， 中唐安史之亂， 兩宋之交的靖康南渡。 這三次的遷入地均以長江下游地區為主。 事實上， 在此之前， 兩漢之交也有一次北方人口的南遷浪潮， 其分佈主要在湘江流域。
與移民的南遷相呼應， 東漢有不少史稱“循吏”的地方官在南方推行教化，
可惜這一勢頭到了魏晉以後急轉直下。 一方面是外貿港東移， 嶺南的港口東移到以廣州為主， 東部沿海也陸續興起了一些外貿港口；同時， 國內的政治重心也不斷東移。 東吳、南朝均偏安于建康（今南京）；隋唐首都在長安， 北宋定都開封， 元代以後東移至今北京。 隋代又開鑿了大運河。這一形勢使得首都與外貿港之間最便捷的連線，亦即全國最重要的經濟文化動脈長期穩定於東部。而翻過南嶺的交通線路雖有四道在今湖南，江西僅一道，可是江西這一道的重要性遠遠超過湖南四道。
在這樣的態勢中，湘江流域就眼睜睜看著原本落後的江西從南朝以後迅速崛起，宋代極盛時且成為全國最發達的所在。唐宋古文八大家，唐代韓愈、柳宗元兩位都是北方人；宋代六家，全在南方。宋代這六位中，四川三蘇，其實是一家子，多少有點裙帶成分；而江西歐陽修、曾鞏、王安石三家，個個都是實打實的。即此已可見當時江西文運之旺。
而湘江流域，卻漸次淪為當時人眼中的文化邊疆。中唐以後詩聖杜甫避地湖南，目睹湘江清澈幽深、四下卻空曠無人，情不自禁地發出了“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的感歎。另一位詩人徐安貞的感覺更離奇。徐安貞流落到衡山的寺廟裡，無法北歸。碰巧他的老相識、書法家李邕到南嶽遊覽，這才把他帶回去。走到長沙，他無限感慨，說：“瀟湘逢故人，若幽谷之睹太陽！不然，委頓岩穴矣！”湘江流域而如此荒遠，恐怕是秦漢時人不曾夢見過的。
等到這一局面有所改變，已經是明代開通滇、黔以後。雲南、貴州往來中原都要取道湖南，由此湖南的地位大為上升。這一形勢本來直接繁榮的是沅水流域的鎖鑰常德，但由於它提振人氣，湘江流域也跟著受惠。湖南到清中葉以後人才輩出，雲蒸霞蔚，就其社會經濟基礎來說,從明初以降就已經在積累了。要是沒有這樣的社會基礎，當太平天國席捲長江中下游，清朝內憂外患、四面楚歌之時，湖南不可能以一省之力，挽狂瀾於既倒，創造出一個中興的局面。
咸豐四年（1854年）十月初一，湘軍名將羅澤南率2600人在鄂東長江邊的半壁山前與太平軍對壘。太平軍主將燕王秦日綱坐在將臺上，龍旗黃傘，調度兩萬余人，兵分數路，將湘軍包在中間。湘軍嚴陣以待，堅忍不發，相持達兩個時辰之久。眼見得太平軍銳氣已盡,羅澤南大旗一揮，湘軍突起急攻，大呼沖陣，連在軍營裡幫忙的後勤人員都持刀拼殺，殺得太平軍一敗塗地。對岸田家鎮的太平軍船隻四千餘艘也被焚燒殆盡。此役湘軍一舉奪下半壁山，取得成軍以來的空前大捷。
類似戰例在湘軍戰史上屢見不鮮。
這種戰鬥力來自其強大的精神力量。而這精神力量，又源於湘軍將帥的學問。
湘軍的一大特點是書生帶兵，將帥們閒暇時不忘研討學問。羅澤南臨死還書寫了一個警句：“亂極時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學。”頗可以反映當時湖南士人的問學旨趣。
1916年著名湘籍文人王闓運去世後，同鄉熊希齡曾撰有一副挽聯，上聯寫的是：“楚學離中原而獨行，讀《湘綺全書》，直接三閭大夫，船山遺老。”這句話流傳很廣，高度概括了湖南的文化風氣。
所謂三閭大夫，指屈原。屈原忠君愛國，“哀民生之多艱”，深刻地影響了湖湘間讀書人的精神氣質。船山遺老指王夫之，他的學問現在被認為與顧炎武、黃宗羲齊名，號稱清初三大家。但這一地位其實是到了清末才有的。在湘軍成功前，他的影響其實有限。
特別有意思的是“楚學離中原而獨行”一句。其中大意主要是想表明湖南的學問自成風格，講求的是宋儒的心性之學。所謂“中原”並不是指真的中原，而是指清代學術主流。熟悉學術史的人都知道，清代的主流學問是漢學，其興盛之地並不在中原，而是在江南。一部清代學術史，幾乎就是一部江南的學術史。
熊希齡採用了一個非常詩意的表達。換用平常語言，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有一個總結：“清儒考證之學，盛起于吳皖，而流行於全國，獨湖湘之間被其風最稀。” 對此，湖南人自己當然也不乏清醒認識。早在清季，郭嵩燾便寫道：“乾嘉之際，經師輩出，風動天下，而湖以南暗然，無知鄭、許《說文》之學者。”也就是說，湖南在清代沒有受到多少主流學術的影響。
這樣，問題就變得很有意思。當一種學術思潮風動天下，而湖湘之間居然未受影響。這是怎麼做到的？
推究起來，這其實與湘江的水系結構深有關係。上文已述，在湘江和長江之間，隔著一個洞庭湖。
說起洞庭湖，人們一般總會詩意地想起“八百里洞庭”、“煙波浩淼”等一干詞藻，把它想像得很美。可是，在傳統的水運技術條件下，它嚴重地阻礙交通，曾讓多少出行的湖南人望而卻步。
早在晉代，中原人就注意到洞庭湖對於交通的阻塞作用。之後歷代均有人對此發過牢騷。如唐人方幹句的“三湘漂寓若流萍，萬里湘鄉隔洞庭”。對此最恨的當數明代的湖南士子。由於要到湖北武昌去應鄉試（考舉人），洞庭湖的存在，給他們造成了極大的苦惱。
清初兩湖分省時，“分闈”（湖南單獨舉行鄉試）當然是湖南士子的重要訴求。從籲請分闈的呈文中，可以看到此前湖南士子到武昌去應試有多少麻煩。湘潭人陳鵬年寫道：“洞庭之水，自夏初至秋，蓋巨浸汪洋，綿亙數百里，狂風惡浪，發作不常。每當大比之年，貧寒士子，或十數人、或數人斂費僦舟，沖濤而往，一舟覆溺則所損者多人，一番淪波則各郡縣引以為戒。於是湖南士子畏怯不前，有終身未見場屋者。”
幾番上奏之後，連雍正皇帝都感到於心不忍。為此在雍正元年給禮部下了一道諭旨決定讓湖南、北分闈。
湖南、北分闈,湘籍士子不必遠涉重湖就能應鄉試，總體上應該講是件好事。有利於湖南的文化發展。但刀無兩頭利，這中間也不無負作用。那就是讓一些士子不再有走出湘江流域的需求，從某種意義上強化了湘江流域的封閉。
清代考據學風行天下，三湘四水間未受到影響，形成“楚學離中原而獨行”的局面，不能說與其較為封閉的地理環境毫無關係。
消夏的人們，在湘江邊的雕塑前閒聊。他們或許並不知道，小船上的銅像是左宗棠和林則徐。船似乎是江邊人傳統生活的象徵。青年的左宗棠，在船上見到了自己敬仰的前輩林則徐，也從此走出了湖南。
湘軍的成就極大地激勵了湖湘後輩的人生理想。尤其湘軍主帥、諡號“文正”的曾國藩，更是被一代又一代的湘籍士子奉為人生楷模。
辛亥革命時，鎮守長沙的清軍將領（總統全省巡防營兼中路巡防營統領）黃忠浩也是曾國藩的腦殘粉。當聽到起義的風聲時，他覺得為清廷平定叛亂、成為曾文正第二的時機到了，一心與革命黨為敵；終於在撫署門口被一個炮兵捅傷，就此被捉牢，隨後推出小吳門斬首。未能建功立業，倒成了替清王朝殉節的第一人。
很戊戌運動，極端維新派的譚嗣同、樊錐、熊希齡、唐才常等，和極端守舊派的王先謙、葉德輝、曾廉等，皆是湖南人；辛亥起義，湖南首先響應,而頭一個為滿清殉節的將官黃忠浩，也是湖南人；洪憲稱帝，最擁護帝制的籌安會領袖楊度，和最反對帝制的討袁軍領袖蔡鍔，也同是湖南人。”
何以這兩個極端的思想能薈萃於湖湘？
這同樣是自然、社會環境的封閉而造成的結果。
隋代又開鑿了大運河。這一形勢使得首都與外貿港之間最便捷的連線，亦即全國最重要的經濟文化動脈長期穩定於東部。而翻過南嶺的交通線路雖有四道在今湖南，江西僅一道，可是江西這一道的重要性遠遠超過湖南四道。在這樣的態勢中，湘江流域就眼睜睜看著原本落後的江西從南朝以後迅速崛起，宋代極盛時且成為全國最發達的所在。唐宋古文八大家，唐代韓愈、柳宗元兩位都是北方人；宋代六家，全在南方。宋代這六位中，四川三蘇，其實是一家子，多少有點裙帶成分；而江西歐陽修、曾鞏、王安石三家，個個都是實打實的。即此已可見當時江西文運之旺。
而湘江流域，卻漸次淪為當時人眼中的文化邊疆。中唐以後詩聖杜甫避地湖南，目睹湘江清澈幽深、四下卻空曠無人，情不自禁地發出了“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的感歎。另一位詩人徐安貞的感覺更離奇。徐安貞流落到衡山的寺廟裡，無法北歸。碰巧他的老相識、書法家李邕到南嶽遊覽，這才把他帶回去。走到長沙，他無限感慨，說：“瀟湘逢故人，若幽谷之睹太陽！不然，委頓岩穴矣！”湘江流域而如此荒遠，恐怕是秦漢時人不曾夢見過的。
等到這一局面有所改變，已經是明代開通滇、黔以後。雲南、貴州往來中原都要取道湖南，由此湖南的地位大為上升。這一形勢本來直接繁榮的是沅水流域的鎖鑰常德，但由於它提振人氣，湘江流域也跟著受惠。湖南到清中葉以後人才輩出，雲蒸霞蔚，就其社會經濟基礎來說,從明初以降就已經在積累了。要是沒有這樣的社會基礎，當太平天國席捲長江中下游，清朝內憂外患、四面楚歌之時，湖南不可能以一省之力，挽狂瀾於既倒，創造出一個中興的局面。
咸豐四年（1854年）十月初一，湘軍名將羅澤南率2600人在鄂東長江邊的半壁山前與太平軍對壘。太平軍主將燕王秦日綱坐在將臺上，龍旗黃傘，調度兩萬余人，兵分數路，將湘軍包在中間。湘軍嚴陣以待，堅忍不發，相持達兩個時辰之久。眼見得太平軍銳氣已盡,羅澤南大旗一揮，湘軍突起急攻，大呼沖陣，連在軍營裡幫忙的後勤人員都持刀拼殺，殺得太平軍一敗塗地。對岸田家鎮的太平軍船隻四千餘艘也被焚燒殆盡。此役湘軍一舉奪下半壁山，取得成軍以來的空前大捷。
類似戰例在湘軍戰史上屢見不鮮。
這種戰鬥力來自其強大的精神力量。而這精神力量，又源於湘軍將帥的學問。
湘軍的一大特點是書生帶兵，將帥們閒暇時不忘研討學問。羅澤南臨死還書寫了一個警句：“亂極時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學。”頗可以反映當時湖南士人的問學旨趣。
1916年著名湘籍文人王闓運去世後，同鄉熊希齡曾撰有一副挽聯，上聯寫的是：“楚學離中原而獨行，讀《湘綺全書》，直接三閭大夫，船山遺老。”這句話流傳很廣，高度概括了湖南的文化風氣。
所謂三閭大夫，指屈原。屈原忠君愛國，“哀民生之多艱”，深刻地影響了湖湘間讀書人的精神氣質。船山遺老指王夫之，他的學問現在被認為與顧炎武、黃宗羲齊名，號稱清初三大家。但這一地位其實是到了清末才有的。在湘軍成功前，他的影響其實有限。
特別有意思的是“楚學離中原而獨行”一句。其中大意主要是想表明湖南的學問自成風格，講求的是宋儒的心性之學。所謂“中原”並不是指真的中原，而是指清代學術主流。熟悉學術史的人都知道，清代的主流學問是漢學，其興盛之地並不在中原，而是在江南。一部清代學術史，幾乎就是一部江南的學術史。
熊希齡採用了一個非常詩意的表達。換用平常語言，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有一個總結：“清儒考證之學，盛起于吳皖，而流行於全國，獨湖湘之間被其風最稀。” 對此，湖南人自己當然也不乏清醒認識。早在清季，郭嵩燾便寫道：“乾嘉之際，經師輩出，風動天下，而湖以南暗然，無知鄭、許《說文》之學者。”也就是說，湖南在清代沒有受到多少主流學術的影響。
這樣，問題就變得很有意思。當一種學術思潮風動天下，而湖湘之間居然未受影響。這是怎麼做到的？
推究起來，這其實與湘江的水系結構深有關係。上文已述，在湘江和長江之間，隔著一個洞庭湖。
說起洞庭湖，人們一般總會詩意地想起“八百里洞庭”、“煙波浩淼”等一干詞藻，把它想像得很美。可是，在傳統的水運技術條件下，它嚴重地阻礙交通，曾讓多少出行的湖南人望而卻步。
早在晉代，中原人就注意到洞庭湖對於交通的阻塞作用。之後歷代均有人對此發過牢騷。如唐人方幹句的“三湘漂寓若流萍，萬里湘鄉隔洞庭”。對此最恨的當數明代的湖南士子。由於要到湖北武昌去應鄉試（考舉人），洞庭湖的存在，給他們造成了極大的苦惱。
清初兩湖分省時，“分闈”（湖南單獨舉行鄉試）當然是湖南士子的重要訴求。從籲請分闈的呈文中，可以看到此前湖南士子到武昌去應試有多少麻煩。湘潭人陳鵬年寫道：“洞庭之水，自夏初至秋，蓋巨浸汪洋，綿亙數百里，狂風惡浪，發作不常。每當大比之年，貧寒士子，或十數人、或數人斂費僦舟，沖濤而往，一舟覆溺則所損者多人，一番淪波則各郡縣引以為戒。於是湖南士子畏怯不前，有終身未見場屋者。”
幾番上奏之後，連雍正皇帝都感到於心不忍。為此在雍正元年給禮部下了一道諭旨決定讓湖南、北分闈。
湖南、北分闈,湘籍士子不必遠涉重湖就能應鄉試，總體上應該講是件好事。有利於湖南的文化發展。但刀無兩頭利，這中間也不無負作用。那就是讓一些士子不再有走出湘江流域的需求，從某種意義上強化了湘江流域的封閉。
清代考據學風行天下，三湘四水間未受到影響，形成“楚學離中原而獨行”的局面，不能說與其較為封閉的地理環境毫無關係。
消夏的人們，在湘江邊的雕塑前閒聊。他們或許並不知道，小船上的銅像是左宗棠和林則徐。船似乎是江邊人傳統生活的象徵。青年的左宗棠，在船上見到了自己敬仰的前輩林則徐，也從此走出了湖南。
湘軍的成就極大地激勵了湖湘後輩的人生理想。尤其湘軍主帥、諡號“文正”的曾國藩，更是被一代又一代的湘籍士子奉為人生楷模。
辛亥革命時，鎮守長沙的清軍將領（總統全省巡防營兼中路巡防營統領）黃忠浩也是曾國藩的腦殘粉。當聽到起義的風聲時，他覺得為清廷平定叛亂、成為曾文正第二的時機到了，一心與革命黨為敵；終於在撫署門口被一個炮兵捅傷，就此被捉牢，隨後推出小吳門斬首。未能建功立業，倒成了替清王朝殉節的第一人。
很戊戌運動，極端維新派的譚嗣同、樊錐、熊希齡、唐才常等，和極端守舊派的王先謙、葉德輝、曾廉等，皆是湖南人；辛亥起義，湖南首先響應,而頭一個為滿清殉節的將官黃忠浩，也是湖南人；洪憲稱帝，最擁護帝制的籌安會領袖楊度，和最反對帝制的討袁軍領袖蔡鍔，也同是湖南人。”
何以這兩個極端的思想能薈萃於湖湘？
這同樣是自然、社會環境的封閉而造成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