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中關於男女平等的內容。 張競生關於性的一些謬論受到潘光旦嚴厲批評。
1986年上海市《青春期常識》教材是上世紀80年代全國首本性教育教材。
譚嗣同曾經有一個夢想。 在《仁學》裡， 譚氏說， 他希望有學者能夠致力於性教育， 向國人普及性知識——“詳考交媾時筋絡肌肉如何動法， 涎液質點如何情狀， 繪圖列說， 畢盡無餘， 兼范蠟肖人形體， 可拆卸諦辨， 多開考察淫學之館， 廣布闡明淫理之書”——使國人拋棄“性即淫邪”的陳腐觀念， 認識到性
乃自然之事， “毫無可羞醜”之處。
遺憾的是， 一百多年過去了， 譚嗣同的這個夢想， 仍沒有實現。
民國時期：近代性教育理念輸入
民國時期， 以“性心理學”為基礎的近代性教育理念，
有學者統計， “20世紀上半葉中國報刊、雜誌上發表的有關性教育、性衛生、節制生育的文章數以千計。 同一時期出版的有關圖書共約有408部……查閱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館藏的全部民國時期中學生理衛生（共計51種）、師範學校生理衛生和健康教育教材（共計8種）……將性教育寫入其中的教材共計22種。
1929年， 教育部開始要求初級中學教材必須教授學生“性的發育行為和責任”， 高級中學教材須教授學生“男女性器官之解剖生理及其保健(包含配偶之選擇及性的衛生)、自戕之弊害、性道德、性病及其結果”等內容， 性教育正式進入學校。 當時的知識界， 已普遍認識到性教育應該從兒童期即開始。
民國的性教材或性教育專著， 基本涵蓋了性生理、性心理、性衛生、性道德等內容， 較之傳統房中術， 是一個極大的進步。 但因時代局限， 也存在不少錯誤觀念。 如， 世界書局1930年出版的《初中生理衛生學》，
1979年之前：“性”在公共語境中成為禁忌
1949年後，在較短的一段時間裡，民國時期出版的性教育著作仍繼續流傳。如黃嘉音主持編譯自美國兒童研究會的《兒童的性問題》一書（1948年出版），在1951年曾收入“家社婦幼叢書”再版發行。但隨著黃嘉音、潘光旦等人的個人命運發生變化，這些著作很快從市面上消失了。
上世紀50年代最有名的性知識普及著作，是由北京協和醫院王文彬、趙志一和譚銘勳醫生合作編寫的《性的知識》。這是一本只有五六萬字的小冊子。該書的出版，與1954年劉少奇在節育問題上指示——“衛生部可以用衛生常識的名義專門編些節育技術指導的小冊子，也不用登報”——有直接關係。1956年初版時，書中附有男女生殖器官性交狀態時的剖面圖，並介紹了避孕套的用法。1957年再版時，這些內容被刪除。此書初版印了80萬冊，再版印了140萬冊；雖屬正規出版物，但僅在衛生系統推廣，沒有進入教育系統。學生們只能偷偷摸摸傳閱，一旦被學校發現，將受到嚴厲懲罰。
進入60年代，“性”在公共語境中愈來愈成為一種禁忌，“性教育”自然也無從談起。《性的知識》一書不再發行，其作者之一趙志一被誣指為“流氓學者”而自殺。1972年，教育部編寫中學二年級《生理衛生》課本，據葉恭紹回憶：“我編寫‘生殖器官’一章時，當時編寫人員一起商量，竟有一半人反對寫這一章，於是發生了激烈的爭辯，直到我談出了周總理的指示，才算肯定了這一章。可是接著又在是否插圖的問題上發生了爭執。”該課本除簡單描述器官生殖功能之外，幾乎沒有做任何“性”方面的知識普及。同年，新版的《新華字典》裡，沒有了“娼”、“妓”、“嫖”、“姦”……也不再收錄指稱生殖器的相關字眼。80年代：性教育開始萌芽
長久的性壓抑，終於在1979年出現了民意上的反彈。該年，《大眾電影》雜誌第五期封底刊發了一張英國電影《水晶鞋和玫瑰花》的劇照。劇照中男女主角的擁吻，激起了一位叫做“問英傑”的讀者的憤怒。問氏代表“九億人民大眾”，寫信尖銳質問《大眾電影》編輯部：“難道我們的社會主義中國，當前最需要的是擁抱和接吻嗎？你們顯赫地刊登這幅影照，是什麼動機？是在宣揚什麼呢？……你們準備把我國的青少年們引向何方呢？你們還有點中國人的良心嗎？”
問英傑要求《大眾電影》編輯部在讀者來信欄“原文照登一下我的信，讓全國九億人民鑒別一下”。但“鑒別”的結果是：11200余封讀者來信當中，97%的人反對問英傑的觀點。
1980年是中國當代“性史”上的重要年份。這一年，新《婚姻法》承認感情破裂（包括性生活因素所致）可以自由離婚；電影《廬山戀》終於結束了中國電影自1949年以來31年無吻戲的歷史；《性的知識》重印，至次年3月，共發行560余萬冊。從這一年開始，“提高性樂趣”成為媒體可以公開討論的話題，較之前30年只能在生育領域提及性，可謂一個極大的進步。
進步大，局限也大。比如，1982年，吳階平編譯的學術著作《性醫學》出版，刪去了“同性戀”、“變性欲”與“異裝行為”部分的內容。1990年完成的《中國兩萬例“性文明”調查報告》，仍對“手淫”充滿了偏見，未使用被學術界視為更中性的“自慰”、“自我刺激”等詞。什麼都能往裡裝的“流氓罪”，亦貫穿了整個80年代。
迄於今日：教育理念依然守舊
最重要的兒童及青少年的性教育，在80年代前半期幾乎完全是空白。1986年，上海市在初中一年級開設《青春期常識》選修課，才有了80年代全國首本性教育教材。1988年，國家教委和國家計委聯合發佈通知，要求在中學開展“青春期教育”，性教育正式成為中學教育內容——但該通知使用了5個“可以”（可以單獨設課、可以和其他學科結合、可以掛靠人口教育、可以課餘講座……總之，可以適當調整教學計畫），彈性極大，直接導致各地在操作上非常隨意，並沒有把性教育落到實處。
至於小學性教育，雖然學術界早已公認有其必要，但卻長期付諸闕如。直到2000年之後，才略有實質性的進展。2004年深圳曾出版《中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建議學校以之為教材，向小學五、六年級小學生和中學生傳授月經、遺精常識及如何避免性騷擾、性侵害。但“4年間只有兩三百名學生購買了此書”，原因家長認為尺度過大，“該讀本出版之後，曾遭遇到小學生家長的投訴，也有初中生家長就讀本頁末附上的幾張患了性病的生殖器彩色插圖進行投訴。”
80年代至今，中國學校的性教育總體上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學者潘綏銘有一段總結，可供參考：“中國大陸的性教育自20世紀80年代萌芽，主要是在中學開設生理衛生課程，但很多學校對此課程都流於表面形式。而且，這種萌芽式的性教育僅單純局限于性的生理知識介紹，而對於性的價值觀念、性行為、性權利等議題基本沒有涉入。”2001年，以立法的形式明確了學校負有“有計劃地開展生理衛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的責任之後，仍然“很少學校真正落實這個規定，而且，基本上也只是從醫學和健康的層面來推行。因此儘管有進展，但是在當今中國的教育體系，性教育仍處於初級階段，不僅表現在開展的時間短、缺乏適當的教學模式等方面，而且也表現在性教育內容的不完善。”潘綏銘感慨：“瑞典的性教育歷史都有七八十年了，我們現在還沒趕上人家30年代。”
潘的感慨，有數據可考。2015年的一份針對“六省城鄉6-14歲小學生”的調查統計資料顯示，超過七成的9-14歲男生不知道遺精和月經是男、女青春期的主要變化之一，近五成的女生不知道月經是女生青春期的主要變化之一。也有案例可證：2017年3月，一套公認的優秀的兒童性教育教材（《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北京師範大學兒童性教育課題組/編寫），在行銷號的炒作下，引發大批守舊線民發出“尺度過大”的批評而被校方收回。歷史上不幸喪失了性教育機會的父母們，正以自己的守舊思維，製造著新的“性教育缺失”的悲劇。
有直接原因。1979年之前：“性”在公共語境中成為禁忌
1949年後，在較短的一段時間裡，民國時期出版的性教育著作仍繼續流傳。如黃嘉音主持編譯自美國兒童研究會的《兒童的性問題》一書（1948年出版），在1951年曾收入“家社婦幼叢書”再版發行。但隨著黃嘉音、潘光旦等人的個人命運發生變化，這些著作很快從市面上消失了。
上世紀50年代最有名的性知識普及著作，是由北京協和醫院王文彬、趙志一和譚銘勳醫生合作編寫的《性的知識》。這是一本只有五六萬字的小冊子。該書的出版，與1954年劉少奇在節育問題上指示——“衛生部可以用衛生常識的名義專門編些節育技術指導的小冊子，也不用登報”——有直接關係。1956年初版時，書中附有男女生殖器官性交狀態時的剖面圖，並介紹了避孕套的用法。1957年再版時，這些內容被刪除。此書初版印了80萬冊，再版印了140萬冊；雖屬正規出版物，但僅在衛生系統推廣，沒有進入教育系統。學生們只能偷偷摸摸傳閱，一旦被學校發現，將受到嚴厲懲罰。
進入60年代，“性”在公共語境中愈來愈成為一種禁忌，“性教育”自然也無從談起。《性的知識》一書不再發行，其作者之一趙志一被誣指為“流氓學者”而自殺。1972年，教育部編寫中學二年級《生理衛生》課本，據葉恭紹回憶：“我編寫‘生殖器官’一章時，當時編寫人員一起商量，竟有一半人反對寫這一章，於是發生了激烈的爭辯，直到我談出了周總理的指示，才算肯定了這一章。可是接著又在是否插圖的問題上發生了爭執。”該課本除簡單描述器官生殖功能之外，幾乎沒有做任何“性”方面的知識普及。同年，新版的《新華字典》裡，沒有了“娼”、“妓”、“嫖”、“姦”……也不再收錄指稱生殖器的相關字眼。80年代：性教育開始萌芽
長久的性壓抑，終於在1979年出現了民意上的反彈。該年，《大眾電影》雜誌第五期封底刊發了一張英國電影《水晶鞋和玫瑰花》的劇照。劇照中男女主角的擁吻，激起了一位叫做“問英傑”的讀者的憤怒。問氏代表“九億人民大眾”，寫信尖銳質問《大眾電影》編輯部：“難道我們的社會主義中國，當前最需要的是擁抱和接吻嗎？你們顯赫地刊登這幅影照，是什麼動機？是在宣揚什麼呢？……你們準備把我國的青少年們引向何方呢？你們還有點中國人的良心嗎？”
問英傑要求《大眾電影》編輯部在讀者來信欄“原文照登一下我的信，讓全國九億人民鑒別一下”。但“鑒別”的結果是：11200余封讀者來信當中，97%的人反對問英傑的觀點。
1980年是中國當代“性史”上的重要年份。這一年，新《婚姻法》承認感情破裂（包括性生活因素所致）可以自由離婚；電影《廬山戀》終於結束了中國電影自1949年以來31年無吻戲的歷史；《性的知識》重印，至次年3月，共發行560余萬冊。從這一年開始，“提高性樂趣”成為媒體可以公開討論的話題，較之前30年只能在生育領域提及性，可謂一個極大的進步。
進步大，局限也大。比如，1982年，吳階平編譯的學術著作《性醫學》出版，刪去了“同性戀”、“變性欲”與“異裝行為”部分的內容。1990年完成的《中國兩萬例“性文明”調查報告》，仍對“手淫”充滿了偏見，未使用被學術界視為更中性的“自慰”、“自我刺激”等詞。什麼都能往裡裝的“流氓罪”，亦貫穿了整個80年代。
迄於今日：教育理念依然守舊
最重要的兒童及青少年的性教育，在80年代前半期幾乎完全是空白。1986年，上海市在初中一年級開設《青春期常識》選修課，才有了80年代全國首本性教育教材。1988年，國家教委和國家計委聯合發佈通知，要求在中學開展“青春期教育”，性教育正式成為中學教育內容——但該通知使用了5個“可以”（可以單獨設課、可以和其他學科結合、可以掛靠人口教育、可以課餘講座……總之，可以適當調整教學計畫），彈性極大，直接導致各地在操作上非常隨意，並沒有把性教育落到實處。
至於小學性教育，雖然學術界早已公認有其必要，但卻長期付諸闕如。直到2000年之後，才略有實質性的進展。2004年深圳曾出版《中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建議學校以之為教材，向小學五、六年級小學生和中學生傳授月經、遺精常識及如何避免性騷擾、性侵害。但“4年間只有兩三百名學生購買了此書”，原因家長認為尺度過大，“該讀本出版之後，曾遭遇到小學生家長的投訴，也有初中生家長就讀本頁末附上的幾張患了性病的生殖器彩色插圖進行投訴。”
80年代至今，中國學校的性教育總體上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學者潘綏銘有一段總結，可供參考：“中國大陸的性教育自20世紀80年代萌芽，主要是在中學開設生理衛生課程，但很多學校對此課程都流於表面形式。而且，這種萌芽式的性教育僅單純局限于性的生理知識介紹，而對於性的價值觀念、性行為、性權利等議題基本沒有涉入。”2001年，以立法的形式明確了學校負有“有計劃地開展生理衛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的責任之後，仍然“很少學校真正落實這個規定，而且，基本上也只是從醫學和健康的層面來推行。因此儘管有進展，但是在當今中國的教育體系，性教育仍處於初級階段，不僅表現在開展的時間短、缺乏適當的教學模式等方面，而且也表現在性教育內容的不完善。”潘綏銘感慨：“瑞典的性教育歷史都有七八十年了，我們現在還沒趕上人家30年代。”
潘的感慨，有數據可考。2015年的一份針對“六省城鄉6-14歲小學生”的調查統計資料顯示，超過七成的9-14歲男生不知道遺精和月經是男、女青春期的主要變化之一，近五成的女生不知道月經是女生青春期的主要變化之一。也有案例可證：2017年3月，一套公認的優秀的兒童性教育教材（《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北京師範大學兒童性教育課題組/編寫），在行銷號的炒作下，引發大批守舊線民發出“尺度過大”的批評而被校方收回。歷史上不幸喪失了性教育機會的父母們，正以自己的守舊思維，製造著新的“性教育缺失”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