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簡介： “間諜王”戴笠一個真實的面目：在美國國防情報局“中國第373號”檔案中， 有此記錄：“他是唯一一個能在任何地點， 任何時間見到蔣介石的人。 ”
“間諜王”戴笠
情報工作多是採取秘密行動， 導致“間諜王”戴笠成為一個撲朔迷離的人。 在此前， 關於他的出版作品雖多， 但多半都是負面評價和八卦軼事， 其是非功過也就任人評價詮釋。 在這些公開的情報檔案裡， 我們可一窺戴笠的神秘一生， 看到一個去標籤化、去政治化的戴笠， 還這個“間諜王”一個真實的面目。 本文原載於2012年第14期甚至注意到這個背負“希姆萊”惡名的人，
中美合作所
由於與戴笠有過合作關係， 梅勒斯和美國軍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 都難以擺脫惡名， 尤以抗美援朝時期中國大陸的輿論為甚。 據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報》載， 戴笠和梅勒斯領導的中美合作所被稱為“法西斯秘密特務的總部， 以美國發明的酷刑和屠殺聞名”。
正式成立於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 由戴笠擔任主任， 而美方則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這個在革命文學中被極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繪成“直到1949年重慶解放前夕， 還是共產黨員的屠宰場”。 《紅岩》裡江姐就義前， 嘲笑看守監獄的軍統特務：“怎麼？你害怕了？你們‘中美合作所’這塊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實， 這塊招牌早在3年前， 也即1946年就已經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 是“戴老闆”生平唯一一次擔任正職。 他的部下沈醉（時任軍統總務處處長）， 在降共後交待他老闆和美國人的關係， 卻用“主奴”來加以描述。
從臺灣“國史館”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檔案觀之， 當初為了爭得中美雙方人員至少對等的領導權，
雙方最終議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範圍限於：分享軍事情報， 為配合美海軍在大平洋作戰提供氣象情報， 裝備和訓練一支在中國淪陷區進行爆破、偵察等作業的突擊隊。 作為條件， 美方必須承諾放棄在華境內進行獨立的情報活動。
《軍情戰報》所披露的戴笠與宋子文頻密的電報往來中， 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視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國人， 美國人要有誠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則戴笠與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會談記錄。
梅解釋說：“每破譯一種秘電碼， 需四十男人二女人， 需時六月， 及有龐大之機器， 故無法供給此項技藝”。 戴笠隨手就向華盛頓拍了份電報， 要求美方派人“攜統計電腦若干架來華”。
大型電子電腦是1941年才列裝美軍的獨家專利， 戴笠的要求堪稱奇想。 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曾出此論：“中美合作所確曾部署了騷擾日軍後方的行動， 並為美國海軍的登陸作了準備。 但其弊端在於， 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國民黨一邊， 後為中國共產黨所深惡痛絕。 ”
美方的物資援助， 通過滇緬公路源源不斷地輸入西南國統區。 這也為後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為掩護，
但這一幕的真實性有待商榷。 從臺灣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檔案看， 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運輸車隊裝運的是什麼：“華方僅知若干箱數量， 而每箱重量及物資之種類與數量則均未得美方之通知。 ”因華方只充當了美方越貨的工具， 徒費燃料。
因為技術上有求于人， 戴笠對美國人向來禮數周全。 每到耶誕節， 必大宴美方人員， 由軍統中方人員作陪， 有時還會招來若干女伴。 “聖誕淫亂派對”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題發揮的素材。
軍統“三巨頭”之一的唐縱，在日記中多次表達過對歡宴的厭倦，他冷眼旁觀戴笠，“臨席前，總是一個人忙於安排座席。”
忠僕
在戰爭年代的重重諜影中，特工變節之事多不勝數，更有不少見勢思遷的滑頭。中共領導人張國燾在紅軍西路軍失敗後，轉投戴笠手下成為一名軍統特務；原中央調查統計局（即“中統”）下屬第三處的領導人丁默村，在該處於1938年取消後，投靠汪精衛。日降前夕，他又再次變節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潛伏在汪偽內部的雙料間諜。
魏斐德曾斷言，戴笠對蔣介石的忠誠，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際，抑或蔣介石個人處於最危難之時，也未發生過動搖。
此次公開的解密檔案，佐證了美國學者的判斷並無偏差。西安事變，蔣有兩次下野之虞。眾人觀望之際，戴笠從南京乘飛機親赴救駕。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遺囑：“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願也，惟未見領袖死不甘心。”
反觀蔣介石對特務機構的依賴，每次都起于個人權威動搖之時。早在“中山艦事件”，尚是個侍衛副官的戴笠，因打“小報告”有功而博得了蔣的好感；在1932年蔣下野之時，一幫以捍衛領袖為口號的青年發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時被任命為“特務處”副處長），聚攏在蔣的身邊。
西安事變後，“共同抗日”成為主流。戴笠在“特務處”時期的同僚，因不諱以“黨衛隊”的裝扮示人，被譏為帶有“極右翼獨裁傾向”，多遭驅逐而失寵于蔣。唯戴笠和領袖的關係，反更進一步。西安事變後，病中的戴笠收到蔣的禦書，“貴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復”。
這是繼“二次北伐”時賜字“艱苦卓絕”後，蔣介石第二次親為戴笠題字。前次是表彰“勞模”，今次只差喚一聲“愛卿”了！戴笠趁機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則：“我個人無政治立場，唯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
當此際，蔣有三根命根子，經濟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蔣夫人宋美齡，內務是戴笠。蔣的副官蔣孝鎮把此三人的關係描述為“無法解套的三角關係”：蔣夫人是蔣的解藥，孔是蔣夫人的解藥，唯獨孔無人制約。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與日人議和的“小報告”，把孔的“小辮子”捏在蔣手裡，迫使其將部分權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關係非同一般”，這是民國史研究專家楊天石解讀宋子文檔案時，便窺得的機竅。此時若以臺灣解密的戴笠檔案觀之，更足資為憑。
戴和宋聯手之後，他的“小報告”內容之深廣，已遠非檢舉揭發所能涵蓋。在國民政府倉惶向西撤退時，是戴笠最先從守軍唐生智殘部得到南京大屠殺的消息。
《軍情戰報》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則電文顯示，在日軍進佔廣州時，戴笠就報告了日德兩軸心國將再度結盟的形勢。還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預見到日蘇難免一戰，密電宋子文“對美須速派大員”。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視作是戴笠內聯外交的勝利。協定文本上為雙方各預留了三個位置，中方分別由蔣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國駐美大使館的武官蕭勃（蕭亦是軍統美國站站長）簽署。而最初美方試圖以美國海軍部對口接洽宋子文，以繞開羅斯福總統所代表的美國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載1943年蕭勃呈戴笠的一封密報中，截獲了有關美方簽署中美合作所協定中最高層變動的消息，美方意圖被戴笠預先偵知，並遭到戴的嚴辭拒絕。
防共
1944年，抗戰已經進入第七個年頭，隨著美軍在密支那地區重挫日軍，盟軍在太平洋戰場轉入了全面的戰略反攻。
為收復東南沿海淪陷區，戴笠曾經想動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帶蟄伏了多年的“忠義救國軍”，充任“接應美軍登陸的先頭部隊”。此情在《忠義救國軍》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調安我華（忠義救國軍第五縱隊隊長）部隊，並由美方負責訓練與裝備”。
1944年9月，戴笠在重慶撞見穿粗布軍服的美國軍人時，神經高度緊張，因為這種服裝的來源只有中共蘇區。戴笠馬上責成軍統華北區“查明美方盟軍人員有無藉日偽協助華北淪陷區活動”。
戴笠在電文中提到，淪陷區的共產黨部隊已“有七十萬之眾”，使美“對匪宣揚之實力極其重視”。同年9月22日，戴笠即電胡宗南“有關日軍南洋部隊動向與共黨要求裝備配合反攻”，此節也收錄在《軍情戰報》中。
“敵寇（日軍）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東南亞）部隊，集結在黃河以北以鞏固其滿洲基地，但敵于黃河以南以匪軍（共產黨部隊）對付我中央軍之部隊，查敵與黃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勢”。
戴笠和胡宗南交誼甚篤，早在胡擔任中學地理教員時，就和在江浙打流（無業，在外遊蕩）的戴笠相識。戴笠稱“兩人好像從沒有一場真正結束的談話”。發跡後，他曾把自己的女秘書葉霞弟嫁與胡宗南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電訊專家魏大銘，則是胡宗南的舊部。
胡宗南身為黃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蔣的信任，堪稱黃埔學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戰期間，他屯兵西北、封鎖陝甘寧邊區，是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軍事主力。直到國民政府最終潰敗，也是胡宗南部一路護送蔣離開大陸。
美國漢學家魏斐德評論說，戴與胡兩人身世和處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傳統理序尚未崩壞的鄉間，身受過其好處，因而認同維護傳統價值的必要。兩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顧炎武的“匹夫有責”論，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為己任”，立志“侍當世之明主”。
據《忠義救國軍》“戴笠函劍萍速擬金華會議決定整編忠救軍計畫”中記載，日降在即，為在國內軍事和政治中為蔣介石占得先機，戴笠親令麾下“忠義救國軍”，開赴京滬、京杭鐵路沿線，以便搶在共產黨部隊之前接手長江下游的淪陷區。
蘇南的沙家浜，正是這樣一塊忠義救國軍、新四軍、日偽軍等各種力量錯綜複雜的地區。在革命樣板戲《沙家浜》中，阿慶嫂質問“忠義救國軍”的頭領胡傳魁，“你到底是姓蔣還是姓汪？”其實嚴格地說，他姓“戴”。
此次檔案解密，也給了一向背負汙名的“忠義救國軍”一個相對公正的評價。臺灣國史館研究員吳淑鳳說：“‘忠義救國軍’是一個有組織的遊擊部隊，當時對整個江南地區的敵後遊擊戰是有貢獻的，而並不像大陸方面所宣傳的，是烏合之眾。這個可以從檔案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戴笠唯恐活動在江浙丘陵地帶的“忠義救國軍”鞭長莫及，難於第一時間趕到上海、杭州、寧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書蔣介石，請求協調偽軍充任臨時受降部隊。《軍情戰報》所載戴笠於1945年8月16日呈蔣介石的電報中，向“領袖”表明心跡：“生因以有利於國家與民族，個人之毀譽成敗固非所計也。”
為此，他甘心放下與丁默村的個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電時任偽杭州市長的丁默村，安排其與日軍交割寧波防務的進退。“如我方無部隊接訪寧波，則日軍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帶匪軍（共產黨部隊）正圖進入寧波也”。
戴笠的“盤外招”，使得共產黨部隊在從抗日戰爭轉向內戰的關頭，處處受到掣肘。對此，周恩來也承認：“戴笠之死，共產黨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盤
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難中殞命之時，內戰尚未開打。各種繚繞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測，是其人生前之謎的餘緒。戴笠這一死，軍統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業”短時間內十去七八，則是早有預兆。
1945年國民黨八大，一度傳出要推舉戴笠為“國務委員”，他予以堅辭。他在當年的軍統大會上講話，總的意思是雖時人常將自己比作“希姆萊”，但他自知軍統的“房子很大，柱頭很小”，其在戰時的亟速擴張是應時代之需。若二戰以盟國勝利而告終，對軍統局本身卻不見得是個好消息。
他屬下的重要機關中美合作所、“忠義救國軍”等20萬眾，因不再有協助盟軍在太平洋作戰之需，必然要另尋出路。戰時他插手的交通、員警、緝私等公開部門，又免不了新一輪的權力洗牌。
在經濟領域，戴笠曾搭檔宋子文負責全國緝私，單單查抄鴉片的收入每年愈億。財長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虧，一直懷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軍事領域，戴笠把“耳目”派駐到每一個前線戰鬥單位，在軍隊中素有積怨。《軍情戰報》顯示，在1938年的長沙大火後，戴笠曾致電蔣中正，說“長沙火災損害巨大張治中辦事不力”；又因“屬下援女求歡”一事打過顧祝同的小報告，並明電胡宗南，“第三戰區戰事失敗全因生活優裕軍紀渙散致無鬥志”，引起了軍事委員會諸多高層將領的不滿。
蔣介石的得意門生陳誠（時任軍政部部長）在日軍投降後，成為力主撤銷“忠義救國軍”的動議者。時在上海前線主持甄別偽特務工作的戴笠，不得不倉惶奔回重慶，“面向陳辭公（陳誠）有所陳述”，勸其“應集中力量經營北方（軍事），方能分校長之憂”。如今解密的《忠義救國軍》中，載有1945年10月“戴笠電王耀武擬向陳誠陳述軍政部主張撤銷忠救軍一事”。
“‘忍耐’是我們工作的總答案。”這是戴笠在1945年軍統四一大會上的講話。這也是那個時期，戴笠對屬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話。
如何保住一手創下的家業？據沈醉在回憶錄中記述，戴笠曾向他誇口：“如果讓我兼任海軍總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給我兼任個副官長，怎麼樣？”
這個聽來空穴來風的念頭，在臺灣“國史館”現今披露的檔案中得到了證實。早在1942年草擬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戰後援建中國海軍的條款。戴笠特批“此款須另案實施”。
戰時三次親自陪同梅勒斯考察東南沿海情況，戴笠已將目光投向了戰後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願，戴笠成為國民黨海軍司令，他的“忠義救國軍”搖身一變成為海軍陸戰隊，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殞命，讓這一切付諸東流。他死後不出一月，軍統局最龐大的單位“忠義救國軍”就在杜聿明、陳誠等將領的一再催逼下，整編成了交警總隊。軍統“三巨頭”之一的唐縱脫離軍統，自領全國員警總署。唯餘“中美合作所”種種聳人聽聞的傳說，像屍骨上的小鬼，至今襲擾戴笠倒塌的墳頭。
文章轉載：歷史之家
軍統“三巨頭”之一的唐縱，在日記中多次表達過對歡宴的厭倦，他冷眼旁觀戴笠，“臨席前，總是一個人忙於安排座席。”
忠僕
在戰爭年代的重重諜影中，特工變節之事多不勝數，更有不少見勢思遷的滑頭。中共領導人張國燾在紅軍西路軍失敗後，轉投戴笠手下成為一名軍統特務；原中央調查統計局（即“中統”）下屬第三處的領導人丁默村，在該處於1938年取消後，投靠汪精衛。日降前夕，他又再次變節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潛伏在汪偽內部的雙料間諜。
魏斐德曾斷言，戴笠對蔣介石的忠誠，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際，抑或蔣介石個人處於最危難之時，也未發生過動搖。
此次公開的解密檔案，佐證了美國學者的判斷並無偏差。西安事變，蔣有兩次下野之虞。眾人觀望之際，戴笠從南京乘飛機親赴救駕。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遺囑：“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願也，惟未見領袖死不甘心。”
反觀蔣介石對特務機構的依賴，每次都起于個人權威動搖之時。早在“中山艦事件”，尚是個侍衛副官的戴笠，因打“小報告”有功而博得了蔣的好感；在1932年蔣下野之時，一幫以捍衛領袖為口號的青年發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時被任命為“特務處”副處長），聚攏在蔣的身邊。
西安事變後，“共同抗日”成為主流。戴笠在“特務處”時期的同僚，因不諱以“黨衛隊”的裝扮示人，被譏為帶有“極右翼獨裁傾向”，多遭驅逐而失寵于蔣。唯戴笠和領袖的關係，反更進一步。西安事變後，病中的戴笠收到蔣的禦書，“貴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復”。
這是繼“二次北伐”時賜字“艱苦卓絕”後，蔣介石第二次親為戴笠題字。前次是表彰“勞模”，今次只差喚一聲“愛卿”了！戴笠趁機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則：“我個人無政治立場，唯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
當此際，蔣有三根命根子，經濟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蔣夫人宋美齡，內務是戴笠。蔣的副官蔣孝鎮把此三人的關係描述為“無法解套的三角關係”：蔣夫人是蔣的解藥，孔是蔣夫人的解藥，唯獨孔無人制約。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與日人議和的“小報告”，把孔的“小辮子”捏在蔣手裡，迫使其將部分權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關係非同一般”，這是民國史研究專家楊天石解讀宋子文檔案時，便窺得的機竅。此時若以臺灣解密的戴笠檔案觀之，更足資為憑。
戴和宋聯手之後，他的“小報告”內容之深廣，已遠非檢舉揭發所能涵蓋。在國民政府倉惶向西撤退時，是戴笠最先從守軍唐生智殘部得到南京大屠殺的消息。
《軍情戰報》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則電文顯示，在日軍進佔廣州時，戴笠就報告了日德兩軸心國將再度結盟的形勢。還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預見到日蘇難免一戰，密電宋子文“對美須速派大員”。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視作是戴笠內聯外交的勝利。協定文本上為雙方各預留了三個位置，中方分別由蔣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國駐美大使館的武官蕭勃（蕭亦是軍統美國站站長）簽署。而最初美方試圖以美國海軍部對口接洽宋子文，以繞開羅斯福總統所代表的美國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載1943年蕭勃呈戴笠的一封密報中，截獲了有關美方簽署中美合作所協定中最高層變動的消息，美方意圖被戴笠預先偵知，並遭到戴的嚴辭拒絕。
防共
1944年，抗戰已經進入第七個年頭，隨著美軍在密支那地區重挫日軍，盟軍在太平洋戰場轉入了全面的戰略反攻。
為收復東南沿海淪陷區，戴笠曾經想動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帶蟄伏了多年的“忠義救國軍”，充任“接應美軍登陸的先頭部隊”。此情在《忠義救國軍》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調安我華（忠義救國軍第五縱隊隊長）部隊，並由美方負責訓練與裝備”。
1944年9月，戴笠在重慶撞見穿粗布軍服的美國軍人時，神經高度緊張，因為這種服裝的來源只有中共蘇區。戴笠馬上責成軍統華北區“查明美方盟軍人員有無藉日偽協助華北淪陷區活動”。
戴笠在電文中提到，淪陷區的共產黨部隊已“有七十萬之眾”，使美“對匪宣揚之實力極其重視”。同年9月22日，戴笠即電胡宗南“有關日軍南洋部隊動向與共黨要求裝備配合反攻”，此節也收錄在《軍情戰報》中。
“敵寇（日軍）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東南亞）部隊，集結在黃河以北以鞏固其滿洲基地，但敵于黃河以南以匪軍（共產黨部隊）對付我中央軍之部隊，查敵與黃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勢”。
戴笠和胡宗南交誼甚篤，早在胡擔任中學地理教員時，就和在江浙打流（無業，在外遊蕩）的戴笠相識。戴笠稱“兩人好像從沒有一場真正結束的談話”。發跡後，他曾把自己的女秘書葉霞弟嫁與胡宗南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電訊專家魏大銘，則是胡宗南的舊部。
胡宗南身為黃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蔣的信任，堪稱黃埔學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戰期間，他屯兵西北、封鎖陝甘寧邊區，是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軍事主力。直到國民政府最終潰敗，也是胡宗南部一路護送蔣離開大陸。
美國漢學家魏斐德評論說，戴與胡兩人身世和處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傳統理序尚未崩壞的鄉間，身受過其好處，因而認同維護傳統價值的必要。兩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顧炎武的“匹夫有責”論，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為己任”，立志“侍當世之明主”。
據《忠義救國軍》“戴笠函劍萍速擬金華會議決定整編忠救軍計畫”中記載，日降在即，為在國內軍事和政治中為蔣介石占得先機，戴笠親令麾下“忠義救國軍”，開赴京滬、京杭鐵路沿線，以便搶在共產黨部隊之前接手長江下游的淪陷區。
蘇南的沙家浜，正是這樣一塊忠義救國軍、新四軍、日偽軍等各種力量錯綜複雜的地區。在革命樣板戲《沙家浜》中，阿慶嫂質問“忠義救國軍”的頭領胡傳魁，“你到底是姓蔣還是姓汪？”其實嚴格地說，他姓“戴”。
此次檔案解密，也給了一向背負汙名的“忠義救國軍”一個相對公正的評價。臺灣國史館研究員吳淑鳳說：“‘忠義救國軍’是一個有組織的遊擊部隊，當時對整個江南地區的敵後遊擊戰是有貢獻的，而並不像大陸方面所宣傳的，是烏合之眾。這個可以從檔案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戴笠唯恐活動在江浙丘陵地帶的“忠義救國軍”鞭長莫及，難於第一時間趕到上海、杭州、寧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書蔣介石，請求協調偽軍充任臨時受降部隊。《軍情戰報》所載戴笠於1945年8月16日呈蔣介石的電報中，向“領袖”表明心跡：“生因以有利於國家與民族，個人之毀譽成敗固非所計也。”
為此，他甘心放下與丁默村的個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電時任偽杭州市長的丁默村，安排其與日軍交割寧波防務的進退。“如我方無部隊接訪寧波，則日軍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帶匪軍（共產黨部隊）正圖進入寧波也”。
戴笠的“盤外招”，使得共產黨部隊在從抗日戰爭轉向內戰的關頭，處處受到掣肘。對此，周恩來也承認：“戴笠之死，共產黨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盤
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難中殞命之時，內戰尚未開打。各種繚繞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測，是其人生前之謎的餘緒。戴笠這一死，軍統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業”短時間內十去七八，則是早有預兆。
1945年國民黨八大，一度傳出要推舉戴笠為“國務委員”，他予以堅辭。他在當年的軍統大會上講話，總的意思是雖時人常將自己比作“希姆萊”，但他自知軍統的“房子很大，柱頭很小”，其在戰時的亟速擴張是應時代之需。若二戰以盟國勝利而告終，對軍統局本身卻不見得是個好消息。
他屬下的重要機關中美合作所、“忠義救國軍”等20萬眾，因不再有協助盟軍在太平洋作戰之需，必然要另尋出路。戰時他插手的交通、員警、緝私等公開部門，又免不了新一輪的權力洗牌。
在經濟領域，戴笠曾搭檔宋子文負責全國緝私，單單查抄鴉片的收入每年愈億。財長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虧，一直懷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軍事領域，戴笠把“耳目”派駐到每一個前線戰鬥單位，在軍隊中素有積怨。《軍情戰報》顯示，在1938年的長沙大火後，戴笠曾致電蔣中正，說“長沙火災損害巨大張治中辦事不力”；又因“屬下援女求歡”一事打過顧祝同的小報告，並明電胡宗南，“第三戰區戰事失敗全因生活優裕軍紀渙散致無鬥志”，引起了軍事委員會諸多高層將領的不滿。
蔣介石的得意門生陳誠（時任軍政部部長）在日軍投降後，成為力主撤銷“忠義救國軍”的動議者。時在上海前線主持甄別偽特務工作的戴笠，不得不倉惶奔回重慶，“面向陳辭公（陳誠）有所陳述”，勸其“應集中力量經營北方（軍事），方能分校長之憂”。如今解密的《忠義救國軍》中，載有1945年10月“戴笠電王耀武擬向陳誠陳述軍政部主張撤銷忠救軍一事”。
“‘忍耐’是我們工作的總答案。”這是戴笠在1945年軍統四一大會上的講話。這也是那個時期，戴笠對屬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話。
如何保住一手創下的家業？據沈醉在回憶錄中記述，戴笠曾向他誇口：“如果讓我兼任海軍總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給我兼任個副官長，怎麼樣？”
這個聽來空穴來風的念頭，在臺灣“國史館”現今披露的檔案中得到了證實。早在1942年草擬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戰後援建中國海軍的條款。戴笠特批“此款須另案實施”。
戰時三次親自陪同梅勒斯考察東南沿海情況，戴笠已將目光投向了戰後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願，戴笠成為國民黨海軍司令，他的“忠義救國軍”搖身一變成為海軍陸戰隊，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殞命，讓這一切付諸東流。他死後不出一月，軍統局最龐大的單位“忠義救國軍”就在杜聿明、陳誠等將領的一再催逼下，整編成了交警總隊。軍統“三巨頭”之一的唐縱脫離軍統，自領全國員警總署。唯餘“中美合作所”種種聳人聽聞的傳說，像屍骨上的小鬼，至今襲擾戴笠倒塌的墳頭。
文章轉載：歷史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