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讀洋洋六大卷的《西蒙· 波伏娃回憶錄》， 書寫得極好， 逝去的時光復活了。 我喜歡用鉛筆或墨水筆在書上劃下心儀的句子， 比如西蒙·波伏娃在講到一位過早接觸成人書的小女孩在十一二歲就自殺時說， “但是假如人們不再相信什麼， 不再有信仰， 一切的深淵就將裂開”“想到生活的真面目能扼殺某一種年齡的生命時， 我竟產生了對理性主義的反感”。 不可理喻的理性主義！
連這話也打動了我。 “在我眼中， 友誼、愛情是某種確定的、永恆的東西， 而不是一種無常的奇遇。 我不願自己的將來和自己的過去斷絕，
一旦打開了精裝本的《西蒙· 波伏娃回憶錄》，
看完了西蒙回憶錄的第一卷， 心滿意足地合上書， 又打開， 在整個閱讀的旅程， 就像沉醉在黑夜與微風中。 我琢磨附錄裡的時間年表，
她已和另一法國女哲學家西蒙娜· 薇伊（那時也很年輕）交談過， 另一個西蒙的聰慧和奇裝異服當時已經引起了眾議， 當她聽說中國在鬧饑荒時， 曾經號啕大哭過。
二十一歲， 她走入了由薩特、梅洛·龐蒂、埃爾博等人組成的哲學精英小圈子， 在其中， 她“樂得騰雲駕霧”， 從那時起， 她有了個綽號叫“海狸”。
她在二十歲時就已十分明確， “除了自己的意志之外， 我不願意別人的意志強加於我的生活之中”。 她讀鄧肯的《我的生活》， 也幻想著自己的生活， 反叛的性格已經昭然若揭。 她從九歲就相伴的女友紮紮在一本書裡看到一句話被震撼， 書的作者暗示服從也可能是惡魔的陷阱， 接受使人變得卑微、愚鈍。 無論大人物還是如我等小人物，這句話都是適用的。人生是個不斷叛逆的過程，尤其是女人，想得到更多的精神自由，更多的空間，更大限度上成就自己可能打開的人生，叛逆是一個唯一的方向，而接受總是帶著自我犧牲的色彩。二十一歲時，她的女友紮紮陷入與她的好友梅洛·龐蒂的愛情之中，因家庭反對他們的愛情，紮紮精神崩潰而死。紮紮是一個比波伏娃更有藝術家氣質的才女，家庭所處更優裕的資產階級上層，被束縛得更深，又是基督徒（波伏娃早就不信上帝），終於早逝。
薩特出場之時，對於波伏娃的一生當然是最關鍵的時刻。他們相遇，由她的好友埃爾博將她介紹給薩特認識，很快他們就無話不談。她發現的不僅是薩特非同凡響的才華和自我認知，還有他對她的重要性。“當其他人希望對我解釋時，他們把我附加到他們的世界中，這使我惱怒。薩特正好與他們相反，他試著把我放在我自己的系統中。他顯然瞭解我的價值和計畫。”所以她說，薩特完全符合她十五歲時渴求的夢中伴侶。因為他的存在，“我的愛好變得愈加強烈，和他在一起，我們能分享一切”。
真的是非常地幸運啊。
自傳第一卷的尾聲令我落淚。最後她寫到死去的女友紮紮，“我們曾一起戰鬥，反抗擺在我們前面的令人厭惡的命運，我一直相信，因為她的死，我獲得了自由”。
記得是冬天，我縮著涼冰冰的腳，讀著西蒙·波伏娃回憶錄的《閨中淑女》部分，完全被她的文字和經歷迷住。在那些少女時光，她獨自在夜晚去蒙巴拿斯的小酒館，喝高度酒，假裝自己是妓女，但又不被早已閱春無數的酒吧客們相信。於是有某男當即畫個男性生殖器給她，告訴她，如果你是妓女，那麼這是你每天要面對的東西。西蒙想故作鎮定狀，輕描淡寫表示這沒什麼了不起的，但是她回答的方式錯了，立馬被人識破。
她膽子不小，和陌生人跳舞、喝酒。在路上，上了一個陌生男人的車，只是為了體驗冒險的感覺。一上車，陌生男人就動手動腳，她掙脫了，於是被男人用極其難聽的話大罵了一頓，指責她不懂潛規則，上了陌生男的車，還那麼一本正經？更有意思的一次，是她在一個露天遊樂場和幾個壞小子（相當於街頭流氓）那樣的男孩玩踢足球和射擊，這小資產階級的女大學生想坐最後一班公車回家，結果被那兩個壞小子拖下車來，說要教訓她，最後她倒空了錢包裡的十幾個法郎才得以脫身。壞小子們不滿意地說，還不夠找一個妓女的錢。
種種冒險經歷都發生在二十歲前後，經歷多了之後，她才知道，作為女人這麼幹，那的確是藏著危險的，才知道了害怕。她在巴黎索邦大學求學時，常提醒自己不要看起來太像書呆子、女知識份子。因為看起來太像女知識份子，其實沒什麼值得驕傲的。這個時期，她還沒有碰到薩特，愛慕她的表兄雅克。正是雅克，領她第一次踏上了咖啡館和小酒館，她在知識女性的唇上，塗上了一抹性感的口紅。
讀《西蒙·波伏娃回憶錄》第二卷。薩特被一個醫生朋友拉去體驗一種名叫墨斯卡靈的致幻藥，醫生說這不會影響身體，但可能會引起一些不快。隨後薩特在一間燈火灰暗的房間中躺下，他並沒有得到什麼美妙的幻覺，而是各種東西都變了形。傘變成了禿鷹，鞋變成了骷髏等等，眼前的世界變得不堪入目。總之，他的致幻體驗是一個世界向醜惡變形的過程，而另一個同屋的體驗者卻獲得了美妙的感受。實驗結束後他告訴薩特，他在鮮花盛開的草地上亂蹦亂跳，美女嬌娃盡收眼底。同樣的東西，在一個人身上引起悲劇體驗，在另一個身上則是喜劇。
這種截然相反的幻覺體驗讓人非常好奇，因為未知世界總是如此吸引人，如此充滿誘惑。薩特的感覺讓我想起垮掉派的教父級人物威廉·巴勒斯。巴勒斯是雙性戀，大半輩子都與毒品為伴，能活到壽終正寢實屬不易，他的妻子就死于毒品過量和絕望。看巴勒斯的著名作品《赤裸的午餐》改編成的電影，幾乎是巴勒斯與幾個垮掉派哥們金斯堡、凱魯亞克等人的自傳性作品，是一個充滿不快感覺的體驗，因為他的幻覺體驗與薩特的極為相似：生活中正常的東西忽然變成可怕的蟲子，變成古怪的形狀。如果人一生都被這樣噁心變態的幻覺糾纏，真是生不如死了。
為什麼在致幻起作用後，薩特和巴勒斯的體驗全是審醜的？也許，真是因為他們在本質上對這個世界是悲觀的，絕望的。正如薩特之《噁心》、巴勒斯的《赤裸的午餐》，他們對這個世界都是警惕的，懷疑的，薩特比巴勒斯大九歲，他們幾乎同時經歷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薩特在法國，巴勒斯在美國，只是他們的表達方式、思維的向度不同而已。
又或許，如超現實主義領袖安德列· 布勒東所說的，每個人身上都潛伏著堅不可摧的黑暗內核，而致幻劑恰巧向這個方向激發了他們？
翻《盛年》上卷時，忽然有一聯想：薩特和戈達爾是一類的，氣息相通的。戈達爾的電影語言有濃濃的薩特味，有存在意味。薩特自己搞的戲劇可惜沒有看過，不知是什麼樣。加繆和薩特很不一樣，所以兩個因為政見不一，主義不一，以及女人，最後鬧翻了。加繆的女友也夠酷，曾對當時迷戀共產主義的薩特說：“薩特，你應該去自殺。”波伏娃與加繆是有過暖昧的。加繆小她五歲，英俊而又有才華，他車禍而死，對她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加繆既被她吸引，又不喜歡她，覺得她過於強大，高談闊論，很是矛盾。但加繆與貝克特卻是氣息相通的。後一對，更黑，更絕望，更陰冷，更無聊，沒有前一對那麼寬廣、開闊。
就像鮑勃·狄倫與瓊·貝茲這一對民謠靈魂，他們為什麼要分手。有一次，狄倫說他與瓊·貝茲的不同在於，他從不認為可以改變什麼，但她以為能。這是他們看這個世界的根本不同。
波伏娃也提到薩特某個階段的矛盾，即他曾對“內心生活”這個概念望而生畏。據他說，一旦理性意識以某些特定物件為目標，跳躍性地超越自我而存在時，“內心生活”就會煙消雲散。我以為，有時“理性生活”過於強大時，便會干擾內心生活。理性生活其實是個外在的東西，理性意識的至高無上，難道不是一種外在的社會法則嗎？“內心生活”因理性意識而煙消雲散，令人悲傷。
波伏娃自己的難題：在男人和女人之間，互相以愛維繫起來的忠誠是否有極限？如果有，這個極限在什麼地方？
這是個值得追問的問題，甚至是個有禪意的問題，就像“雨淅淅瀝瀝地灑在石板路上”那麼有禪意。誰會對終極追問不感興趣呢。波伏娃的另一個問題也許對女性更為適用。她說，這個問題即是，我怎樣才能把自己對獨立的渴望和對另一個人的激情調和起來？
她坦率地說，顯而易見，這些方面的問題之所以讓我遇上，恰恰是因為我是一個女人。但是，正是作為一個女人，我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坊間對於波伏娃的態度，也頗有點古怪的趣味。那滿臉的譏諷及對女性的蔑視都堂而皇之地暴曬在陽光下：別看她穿上得體的套裙，人五人六地寫著女權解放著作，脫掉衣服她還是一個薩特床上的女人，她得為薩特的花心垂淚哭泣無奈，她基本上和漸至人老珠黃不斷地受小三威脅的中國大奶的處境差不多，等等。
其實我以為，拿波伏娃和薩特比，就像拿李銀河與王小波比，是比較文本中的偽命題。波伏娃中年以後的大多數思想意義上的研究，與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在思想上是有明顯分野的。她早已不再滿足於年輕時代，也即與薩特契約關係的早些年一樣，幫助薩特分析、完善著他一點點冒出的哲學思想火花，而完全沒有自己在哲學上的建樹，甚至不清楚自己到底該幹些什麼。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也就是她個人思想上的迷茫歲月，波伏娃經常像凱魯亞克那樣獨自旅行，登山，在搭車與小旅館之間度過思想的成長期（這與她和薩特一起的旅行在精神上是不一致的）。她坦誠地說過，女人不宜搞哲學，也是對她自己的幽默調侃。所以可以說，薩特的哲學體系裡，有她的很多貢獻，但那思想的主體是薩特的，她更多是以“批評家”的身份在參與。再說，波伏娃並沒有像現在的一些美女文化人一樣，慣於在與她親密的男人的成果後面，署上自己的名字。
“但我想重新成為一個有我自身歷史和未來的人”，這是她 1940年 6 月 30 日這一天的日記中所說的話，幸好，她做到了。波伏娃身上也有強烈的母性，這一點有些像布魯姆斯伯裡集團的溫尼莎·貝爾。戰時物資極度匱乏，波伏娃也像楊絳那樣成為“灶下婢”，要管他們“大家庭”中所有人的吃喝，擺脫饑餓困擾，為了搞到一塊牛肉費盡心機。他們的大家庭指她和薩特，還有他們兩個的追隨者們。他們的大家庭在巴黎的旅館和弗洛咖啡館之間移動。除了在弗洛的寫作，作為大家庭女掌門的她要做很多家務。“我總是割掉發惡臭的牛肉，用醋浸泡，然後，把它們煮上幾個小時，再用味很重的香草作調料，做成蔬菜牛肉湯。每當薩特沒吃完就推開了盤子時，我感到很難受。有一次，當我解開裝著半隻兔子的包裹時，他在場。他馬上抓起兔子，奔下樓，把它扔進垃圾箱。”薩特曾因為營養不良病倒，而她自己的體重減輕了十六磅，渾身都是斑點。戰時，她對吃飯的操心遠遠勝過寫作，直到有一天，當她發現自己寫給薩特的信中都在談論吃的，忽然覺得臉紅。在當一大家子的女主人的間隙，她完成了《女賓》的創作。她說，我要我的下一部小說闡明一個在真正的紛繁複雜中人與人的關係。
還有一樣東西是酒。戰時，如果搞得到酒，就用飲酒去打破日常生活的無聊。沒有人不想喝醉，有些人，甚至把喝酒看成是一樁義務。對很多忠於酒道的人來說，酒，其實是一根精神的拐杖。
盛宴是一些非同一般的日子，跟一天又一天的平靜尋常日子不同，短暫卻是盛宴的命運，而且盛宴總是女人在張羅。幾個人的狂歡，一群人的狂歡。盛宴時分，是當下的燃燒。盛宴超越了現實，或者是暫時趕走了現實。所以，盛宴正在進行的時候，感傷也同時相伴。輝煌的片刻遮蔽不住更多日子的平庸蒼白無意義。
她說，“我們只想抓住一小段時間，在一片混亂之中得到完全的快樂，讓自己陶醉一番，而不讓現實清醒我們的頭腦。”
有時，我們也是這樣，盛宴未來到時每一天都在掰著手指期待著盛宴，盛宴開始時感覺到隨後而來的寂寞。
讀了半本《時勢的力量》下冊，也就是《西蒙· 波伏娃回憶錄》的第五卷。讀到一句話，“加繆說過，不管發生什麼，你保持你自己的歡樂吧。”我想我不可能做到，並且永遠都做不到。還有一句讓人心跳的話--“我總有這樣一個秘不告人的狂想：我的生活正被錄到某架巨大的答錄機上，有朝一日，我會把整個往昔都倒回來。”這也是她寫這部巨著的動因。還看到一個名詞，“精神的脫衣舞”，忽然想笑。人們總會不由自主地暴露精神，那麼，是不是都在跳“精神的脫 ?衣舞”呢？薩特和波伏娃都認為，他們像帕韋澤小說中的人，所有那些輝煌的設想總是泡湯，那麼我們這些小人物呢 ? 是否如喬治· 巴塔耶說的那樣，“我為痛苦安排了日程表”？還是，我們有能力在麻木瑣屑中得到小團圓呢？
我也讀了很沉重的那部分，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戰爭。關於阿爾及利亞的戰爭，我並不陌生。因為新浪潮導演戈達爾、阿涅斯·瓦爾達和布努埃爾的電影中早有反應，我一直敬佩法國人的自省精神（當然布努埃爾是西班牙人）。在波伏娃這裡，痛苦和反省是那麼深切。
她記下了 1956 年 8 月赴阿法軍中一位班長對一個新兵說的話：“如果有另一次紐倫堡審判，我們都得受到判決。”她說，我再也不能容忍這樣的偽善，這樣的冷漠，這樣的國家，我甚至不能容忍我自身了。在這種非正義戰爭方國民的恥辱感之下，她說，說出“我是法國人”這幾個字，如同應諾做一次可怕的截肢一樣，令喉嚨發痛。她提到一個給她寫信的女人，贈予她十八本日記，日記中說她老是擔心原子彈，曾給科學家奧本· 海默寫過信。還好，看完戲劇《哥本哈根》，我知道了奧本·海默的意義。
她提到切· 格瓦拉曾對美國人預言說“你們會喪失全球”，而格瓦拉的預言在如今正成為現實。
她的情人，比她小十七歲的朗茲曼也說了一句很憂鬱的話--“連青草的顏色也不會依舊了”。法國紀念西蒙· 波伏娃一百周年誕辰日，朗茲曼又在她的墓前朗誦了自己寫給她的紀念文章。
是在“連青草的顏色也不會依舊了”的冬夜，讀完了六大卷的《西蒙· 波伏娃回憶錄》。合上書，發了會呆。最後一卷的後半部分，看得人心情不快，因為她身處的世界一直動盪不定，非正義事件一次又一次發生。有很多頁是講美國人在越南犯下的罪行，以及越南平民受到的巨大傷害。這讓我們想起了日本在中國的暴行，所有的侵略者，似乎都無法回避“野蠻”。在這種不快中合上書，進入睡眠，所以牽連得睡眠也變得鬱鬱不歡。但我終於可以放下這麼久以來的這種嚴肅的對話了。
《錦灰堆 美人計》
本文摘自蕭耳文化隨筆集《錦灰堆 美人計》，蕭耳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
薩特出場之時，對於波伏娃的一生當然是最關鍵的時刻。他們相遇，由她的好友埃爾博將她介紹給薩特認識，很快他們就無話不談。她發現的不僅是薩特非同凡響的才華和自我認知，還有他對她的重要性。“當其他人希望對我解釋時，他們把我附加到他們的世界中，這使我惱怒。薩特正好與他們相反，他試著把我放在我自己的系統中。他顯然瞭解我的價值和計畫。”所以她說，薩特完全符合她十五歲時渴求的夢中伴侶。因為他的存在，“我的愛好變得愈加強烈，和他在一起，我們能分享一切”。
真的是非常地幸運啊。
自傳第一卷的尾聲令我落淚。最後她寫到死去的女友紮紮，“我們曾一起戰鬥，反抗擺在我們前面的令人厭惡的命運，我一直相信，因為她的死，我獲得了自由”。
記得是冬天，我縮著涼冰冰的腳，讀著西蒙·波伏娃回憶錄的《閨中淑女》部分，完全被她的文字和經歷迷住。在那些少女時光，她獨自在夜晚去蒙巴拿斯的小酒館，喝高度酒，假裝自己是妓女，但又不被早已閱春無數的酒吧客們相信。於是有某男當即畫個男性生殖器給她，告訴她，如果你是妓女，那麼這是你每天要面對的東西。西蒙想故作鎮定狀，輕描淡寫表示這沒什麼了不起的，但是她回答的方式錯了，立馬被人識破。
她膽子不小，和陌生人跳舞、喝酒。在路上，上了一個陌生男人的車，只是為了體驗冒險的感覺。一上車，陌生男人就動手動腳，她掙脫了，於是被男人用極其難聽的話大罵了一頓，指責她不懂潛規則，上了陌生男的車，還那麼一本正經？更有意思的一次，是她在一個露天遊樂場和幾個壞小子（相當於街頭流氓）那樣的男孩玩踢足球和射擊，這小資產階級的女大學生想坐最後一班公車回家，結果被那兩個壞小子拖下車來，說要教訓她，最後她倒空了錢包裡的十幾個法郎才得以脫身。壞小子們不滿意地說，還不夠找一個妓女的錢。
種種冒險經歷都發生在二十歲前後，經歷多了之後，她才知道，作為女人這麼幹，那的確是藏著危險的，才知道了害怕。她在巴黎索邦大學求學時，常提醒自己不要看起來太像書呆子、女知識份子。因為看起來太像女知識份子，其實沒什麼值得驕傲的。這個時期，她還沒有碰到薩特，愛慕她的表兄雅克。正是雅克，領她第一次踏上了咖啡館和小酒館，她在知識女性的唇上，塗上了一抹性感的口紅。
讀《西蒙·波伏娃回憶錄》第二卷。薩特被一個醫生朋友拉去體驗一種名叫墨斯卡靈的致幻藥，醫生說這不會影響身體，但可能會引起一些不快。隨後薩特在一間燈火灰暗的房間中躺下，他並沒有得到什麼美妙的幻覺，而是各種東西都變了形。傘變成了禿鷹，鞋變成了骷髏等等，眼前的世界變得不堪入目。總之，他的致幻體驗是一個世界向醜惡變形的過程，而另一個同屋的體驗者卻獲得了美妙的感受。實驗結束後他告訴薩特，他在鮮花盛開的草地上亂蹦亂跳，美女嬌娃盡收眼底。同樣的東西，在一個人身上引起悲劇體驗，在另一個身上則是喜劇。
這種截然相反的幻覺體驗讓人非常好奇，因為未知世界總是如此吸引人，如此充滿誘惑。薩特的感覺讓我想起垮掉派的教父級人物威廉·巴勒斯。巴勒斯是雙性戀，大半輩子都與毒品為伴，能活到壽終正寢實屬不易，他的妻子就死于毒品過量和絕望。看巴勒斯的著名作品《赤裸的午餐》改編成的電影，幾乎是巴勒斯與幾個垮掉派哥們金斯堡、凱魯亞克等人的自傳性作品，是一個充滿不快感覺的體驗，因為他的幻覺體驗與薩特的極為相似：生活中正常的東西忽然變成可怕的蟲子，變成古怪的形狀。如果人一生都被這樣噁心變態的幻覺糾纏，真是生不如死了。
為什麼在致幻起作用後，薩特和巴勒斯的體驗全是審醜的？也許，真是因為他們在本質上對這個世界是悲觀的，絕望的。正如薩特之《噁心》、巴勒斯的《赤裸的午餐》，他們對這個世界都是警惕的，懷疑的，薩特比巴勒斯大九歲，他們幾乎同時經歷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薩特在法國，巴勒斯在美國，只是他們的表達方式、思維的向度不同而已。
又或許，如超現實主義領袖安德列· 布勒東所說的，每個人身上都潛伏著堅不可摧的黑暗內核，而致幻劑恰巧向這個方向激發了他們？
翻《盛年》上卷時，忽然有一聯想：薩特和戈達爾是一類的，氣息相通的。戈達爾的電影語言有濃濃的薩特味，有存在意味。薩特自己搞的戲劇可惜沒有看過，不知是什麼樣。加繆和薩特很不一樣，所以兩個因為政見不一，主義不一，以及女人，最後鬧翻了。加繆的女友也夠酷，曾對當時迷戀共產主義的薩特說：“薩特，你應該去自殺。”波伏娃與加繆是有過暖昧的。加繆小她五歲，英俊而又有才華，他車禍而死，對她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加繆既被她吸引，又不喜歡她，覺得她過於強大，高談闊論，很是矛盾。但加繆與貝克特卻是氣息相通的。後一對，更黑，更絕望，更陰冷，更無聊，沒有前一對那麼寬廣、開闊。
就像鮑勃·狄倫與瓊·貝茲這一對民謠靈魂，他們為什麼要分手。有一次，狄倫說他與瓊·貝茲的不同在於，他從不認為可以改變什麼，但她以為能。這是他們看這個世界的根本不同。
波伏娃也提到薩特某個階段的矛盾，即他曾對“內心生活”這個概念望而生畏。據他說，一旦理性意識以某些特定物件為目標，跳躍性地超越自我而存在時，“內心生活”就會煙消雲散。我以為，有時“理性生活”過於強大時，便會干擾內心生活。理性生活其實是個外在的東西，理性意識的至高無上，難道不是一種外在的社會法則嗎？“內心生活”因理性意識而煙消雲散，令人悲傷。
波伏娃自己的難題：在男人和女人之間，互相以愛維繫起來的忠誠是否有極限？如果有，這個極限在什麼地方？
這是個值得追問的問題，甚至是個有禪意的問題，就像“雨淅淅瀝瀝地灑在石板路上”那麼有禪意。誰會對終極追問不感興趣呢。波伏娃的另一個問題也許對女性更為適用。她說，這個問題即是，我怎樣才能把自己對獨立的渴望和對另一個人的激情調和起來？
她坦率地說，顯而易見，這些方面的問題之所以讓我遇上，恰恰是因為我是一個女人。但是，正是作為一個女人，我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坊間對於波伏娃的態度，也頗有點古怪的趣味。那滿臉的譏諷及對女性的蔑視都堂而皇之地暴曬在陽光下：別看她穿上得體的套裙，人五人六地寫著女權解放著作，脫掉衣服她還是一個薩特床上的女人，她得為薩特的花心垂淚哭泣無奈，她基本上和漸至人老珠黃不斷地受小三威脅的中國大奶的處境差不多，等等。
其實我以為，拿波伏娃和薩特比，就像拿李銀河與王小波比，是比較文本中的偽命題。波伏娃中年以後的大多數思想意義上的研究，與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在思想上是有明顯分野的。她早已不再滿足於年輕時代，也即與薩特契約關係的早些年一樣，幫助薩特分析、完善著他一點點冒出的哲學思想火花，而完全沒有自己在哲學上的建樹，甚至不清楚自己到底該幹些什麼。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也就是她個人思想上的迷茫歲月，波伏娃經常像凱魯亞克那樣獨自旅行，登山，在搭車與小旅館之間度過思想的成長期（這與她和薩特一起的旅行在精神上是不一致的）。她坦誠地說過，女人不宜搞哲學，也是對她自己的幽默調侃。所以可以說，薩特的哲學體系裡，有她的很多貢獻，但那思想的主體是薩特的，她更多是以“批評家”的身份在參與。再說，波伏娃並沒有像現在的一些美女文化人一樣，慣於在與她親密的男人的成果後面，署上自己的名字。
“但我想重新成為一個有我自身歷史和未來的人”，這是她 1940年 6 月 30 日這一天的日記中所說的話，幸好，她做到了。波伏娃身上也有強烈的母性，這一點有些像布魯姆斯伯裡集團的溫尼莎·貝爾。戰時物資極度匱乏，波伏娃也像楊絳那樣成為“灶下婢”，要管他們“大家庭”中所有人的吃喝，擺脫饑餓困擾，為了搞到一塊牛肉費盡心機。他們的大家庭指她和薩特，還有他們兩個的追隨者們。他們的大家庭在巴黎的旅館和弗洛咖啡館之間移動。除了在弗洛的寫作，作為大家庭女掌門的她要做很多家務。“我總是割掉發惡臭的牛肉，用醋浸泡，然後，把它們煮上幾個小時，再用味很重的香草作調料，做成蔬菜牛肉湯。每當薩特沒吃完就推開了盤子時，我感到很難受。有一次，當我解開裝著半隻兔子的包裹時，他在場。他馬上抓起兔子，奔下樓，把它扔進垃圾箱。”薩特曾因為營養不良病倒，而她自己的體重減輕了十六磅，渾身都是斑點。戰時，她對吃飯的操心遠遠勝過寫作，直到有一天，當她發現自己寫給薩特的信中都在談論吃的，忽然覺得臉紅。在當一大家子的女主人的間隙，她完成了《女賓》的創作。她說，我要我的下一部小說闡明一個在真正的紛繁複雜中人與人的關係。
還有一樣東西是酒。戰時，如果搞得到酒，就用飲酒去打破日常生活的無聊。沒有人不想喝醉，有些人，甚至把喝酒看成是一樁義務。對很多忠於酒道的人來說，酒，其實是一根精神的拐杖。
盛宴是一些非同一般的日子，跟一天又一天的平靜尋常日子不同，短暫卻是盛宴的命運，而且盛宴總是女人在張羅。幾個人的狂歡，一群人的狂歡。盛宴時分，是當下的燃燒。盛宴超越了現實，或者是暫時趕走了現實。所以，盛宴正在進行的時候，感傷也同時相伴。輝煌的片刻遮蔽不住更多日子的平庸蒼白無意義。
她說，“我們只想抓住一小段時間，在一片混亂之中得到完全的快樂，讓自己陶醉一番，而不讓現實清醒我們的頭腦。”
有時，我們也是這樣，盛宴未來到時每一天都在掰著手指期待著盛宴，盛宴開始時感覺到隨後而來的寂寞。
讀了半本《時勢的力量》下冊，也就是《西蒙· 波伏娃回憶錄》的第五卷。讀到一句話，“加繆說過，不管發生什麼，你保持你自己的歡樂吧。”我想我不可能做到，並且永遠都做不到。還有一句讓人心跳的話--“我總有這樣一個秘不告人的狂想：我的生活正被錄到某架巨大的答錄機上，有朝一日，我會把整個往昔都倒回來。”這也是她寫這部巨著的動因。還看到一個名詞，“精神的脫衣舞”，忽然想笑。人們總會不由自主地暴露精神，那麼，是不是都在跳“精神的脫 ?衣舞”呢？薩特和波伏娃都認為，他們像帕韋澤小說中的人，所有那些輝煌的設想總是泡湯，那麼我們這些小人物呢 ? 是否如喬治· 巴塔耶說的那樣，“我為痛苦安排了日程表”？還是，我們有能力在麻木瑣屑中得到小團圓呢？
我也讀了很沉重的那部分，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戰爭。關於阿爾及利亞的戰爭，我並不陌生。因為新浪潮導演戈達爾、阿涅斯·瓦爾達和布努埃爾的電影中早有反應，我一直敬佩法國人的自省精神（當然布努埃爾是西班牙人）。在波伏娃這裡，痛苦和反省是那麼深切。
她記下了 1956 年 8 月赴阿法軍中一位班長對一個新兵說的話：“如果有另一次紐倫堡審判，我們都得受到判決。”她說，我再也不能容忍這樣的偽善，這樣的冷漠，這樣的國家，我甚至不能容忍我自身了。在這種非正義戰爭方國民的恥辱感之下，她說，說出“我是法國人”這幾個字，如同應諾做一次可怕的截肢一樣，令喉嚨發痛。她提到一個給她寫信的女人，贈予她十八本日記，日記中說她老是擔心原子彈，曾給科學家奧本· 海默寫過信。還好，看完戲劇《哥本哈根》，我知道了奧本·海默的意義。
她提到切· 格瓦拉曾對美國人預言說“你們會喪失全球”，而格瓦拉的預言在如今正成為現實。
她的情人，比她小十七歲的朗茲曼也說了一句很憂鬱的話--“連青草的顏色也不會依舊了”。法國紀念西蒙· 波伏娃一百周年誕辰日，朗茲曼又在她的墓前朗誦了自己寫給她的紀念文章。
是在“連青草的顏色也不會依舊了”的冬夜，讀完了六大卷的《西蒙· 波伏娃回憶錄》。合上書，發了會呆。最後一卷的後半部分，看得人心情不快，因為她身處的世界一直動盪不定，非正義事件一次又一次發生。有很多頁是講美國人在越南犯下的罪行，以及越南平民受到的巨大傷害。這讓我們想起了日本在中國的暴行，所有的侵略者，似乎都無法回避“野蠻”。在這種不快中合上書，進入睡眠，所以牽連得睡眠也變得鬱鬱不歡。但我終於可以放下這麼久以來的這種嚴肅的對話了。
《錦灰堆 美人計》
本文摘自蕭耳文化隨筆集《錦灰堆 美人計》，蕭耳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