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軍：昆明步兵訓練團
1943年我是重慶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二年級的學生。 當時為配合英美盟軍對日作戰， 國民政府教育部代軍事委員會外事局（Foreign Affairs Bureau – FAB）徵調四川、雲南、貴州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充當翻譯官。 我和同班的幾位同學響應這個號召， 志願從軍。 其時， 美方為增強中國軍隊的戰鬥力， 其中緬印戰區(CBI Theater ) 的軍官軍士開始籌畫對中國軍隊的訓練工作。 1943年4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成立駐滇幹部訓練團， 下分步兵、炮兵、工兵等兵種。 我被派至“步兵訓練團”（美方稱Infantry Training Center - ITC）任翻譯官。 駐滇訓練團的教育長為11集團軍副總司令梁華盛將軍，
1943年昆明步兵訓練團胸章。 胸章藍色邊緣為尉官級。 三個三角為上尉。 （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任翻譯官的都是像我一樣從各大學志願從軍的學生。 開始的時候， 翻譯的工作比較困難， 因為我們對軍事方面的知識非常缺乏， 特別是軍事術語和各種武器零件的名稱， 所以必須要惡補《步兵操典》一類的參考資料。 幸好受訓的人都是被挑選過的、有相當程度和經驗的軍官軍士， 當我們翻譯不了的時候， 他們就變成了我們的隨身活字典， 説明我們順利通過難關。 另外一個問題是， 如何與美國教官講話溝通。 當時在中國英文教學不十分注意會話。 因之，
我記憶特別深刻的就是當時步兵訓練團中方主任趙家驤上校對我們這批年青的翻譯人員的循循善誘的輔導。 他那種和藹可親的父執式的愛戴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雖然物質條件很差， 中美兩方的人員都沒有任何抱怨， 因為彼此的目標一致， 那就是爭取抗戰的勝利。 美國中緬印戰區總司令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將軍和中國陸軍參謀總長何應欽將軍也曾到步兵訓練團來看望我們，
桂林步兵訓練團
大概是1944年初， 中美合議在桂林另成立一個步兵訓練團， 一切仿昆明步兵訓練團的組織和教育方式。 因當時翻譯官人數不足， 我被先派往桂林， 協助籌畫招考一批翻譯人員。 報考者大部分為大專學生， 但多數的英文程度不高， 僅有少數合乎我們要求的標準。 不過在報考人當中有四五位來自香港大學的學生， 英文程度很好， 但只會廣東話。 因為訓練團開班在即， 我們決定錄取除那幾位英文和普通話都合乎標準的之外， 也全部錄取香港大學那幾位學生， 再給他們惡補普通話。
1944年桂林步兵訓練團胸章。 胸章黃色邊緣為校官級。 二級翻譯官為少校。
桂林撤退途中負傷
1944年初秋， 日軍發動了在華的最後一次攻勢。 大舉進攻長沙、衡陽， 繼而直逼柳州、桂林。 當時廣西方面中國軍隊實力微弱，不敵裝備完善的日軍部隊。日軍佔領柳州後，步兵訓練團的中美官兵積極投入桂林當地部隊執行“堅壁清野”的“焦土抗戰”任務，那就是儘量破壞一切日軍可以利用的資源、建築和設備。 我們協助炸毀了道路、橋樑、飛機跑道，並把一些發電機推下灕江。10月底我們從桂林撤退。11月初日軍佔領桂林。
從桂林撤退的步兵訓練團隊伍包括所有美國軍官軍士及翻譯官約50人。分乘大卡車和小吉普車共11輛，向昆明進發。因車輛在途中需要前後彼此照應，並須攜帶汽油，而路面多崎嶇不平，所以每日最多只能行500公里左右。早上8點啟程，下午約5點在宿營地集合過夜。每日有一縱隊領先出發，前往尋覓可以作為當晚適當宿營的地方，並負責豎立帳篷等宿營事宜。飲食使用美軍供應的乾糧。從桂林撤退時，領隊的美方軍官給我們作了一個彙報，說明去昆明的路線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其中有一項說，從廣西去雲南必須經過貴州。根據當時的情報，貴州常有土匪沿途搶擊的事，需要特別警惕。因之，每人都發了一支卡賓槍（Carbine rifle）。
我和十余位翻譯官乘一大卡車，坐在車後面，司機是兩位美國上士兵。出發頭兩天，一切平靜無事。第三天早上，我們所乘的那一部卡車在路上頻頻拋錨，結果就落隊了。本來下午5點以前得到達宿營地，但是到了8、9 點我們還在路上。那時，突然聽見有朝天放的槍聲。司機本能地立刻刹車。就在那一刻，路旁埋伏的土匪直向我們的卡車撲來，企圖上車。我們看情況不對，雖然都有卡賓槍，但是我們坐在卡車後面，又被卡車的綠帆布蓋住，目標太大，不敢開槍。於是大聲叫前面的司機“Let’s go！”（“我們走吧！”）幸運的是那部當天常常拋錨的卡車，立刻就開動了。但是我們的車開動之後，後面槍聲累累，向我們射擊。我們坐在卡車後面的人都立刻躺下。刹那間，我意識到有什麼東西從我的身上搽過，但是沒有感覺到任何疼痛。過了一兩分鐘，已經聽不見槍聲了，我才覺得左腹部有些熱呼呼的感覺，同時開始疼痛，我才知道我受傷了。於是我叫：”I am hit! I am hit!” （“我中了！我中了！”）不久我們就到達宿營地。同車的人都下去了，叫我不要動。有兩位美軍軍醫立刻上車，用他們的手電筒照著我。那時我才發現我用來按住腹部的左手全是血，軍服左邊的褲子也全被血滲透了！一位軍醫說：“我們要把你的褲子剪開。”同時給我打嗎啡針，之後我就完全不省人事了。等我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好像是在郊外，因為我看見天上的星星。原來我是躺在一個擔架上，擔架擺在一部小卡車後面，兩邊各站了一位荷槍實彈的美國兵。他們見我醒了，立刻向坐在駕駛室的軍醫報告。軍醫過來問我感覺如何。我說我非常疲倦。他說我流了很多血。他們等我醒了，帶我到附近一個地方再仔細查看我的傷口。原來我們出事的地方就在貴州出名的黃果樹大瀑布附近，該處有一間中國旅行社的辦事處，那就是他們那天晚上要帶我去看傷口的地方。路程大概不遠，但是路面不平，又是晚間，雖然開得很慢，那部小卡車顛簸得很厲害。當時我的傷口疼痛異常，大約半小時的路程，對我來說可以算是永恆了。到了目的地之後，我記得很清楚，他們早已派人到那裡佈置一切，把辦事處的一間小屋轉變成臨時的野外手術室。大門開著，大門後面擺了一張長桌子，我的擔架放在長桌上，腳朝著大門。房間裡只有一盞光線微弱的煤氣燈，所以他們把小卡車開在大門前，打開車燈，照進房間，然後由一個人拿一把鏡子，站在我頭部的後面反射卡車的燈，這樣光亮差不多足夠，軍醫再度給我打嗎啡針，我再次失去知覺。
我醒來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早上。軍醫們非常高興。他們告訴我說，你流血過多。昨天晚上我們盡一切可能替你止血，但是我們完全沒有把握你今天會不會醒過來。你醒了是一個好徵兆。我們打聽到附近一個叫安順的地方有一家中國軍醫院，大概有半天的路程。我們要帶你去那裡做一次徹底的檢查。你現在感覺如何？我說我非常疲倦。他們看我的手指甲完全是白的，立刻給我輸了一大袋血漿。之後我感覺好多了。去安順前他們給我好些止痛藥，雖然在路上還是感覺疼痛，但是跟頭天晚上相比要好得多了。
到了安順，我才第一次知道自己受傷的詳細情形。子彈從我的右大腿下打進，穿過小腹，然後從我的左手臂下面搽出去。因為是“開花彈”，子彈進口的地方很小，出來的地方特大。子彈從我的小腹出去，所以那裡的傷口特別大，流血也特別多。軍醫們給我檢查時，我看見他們從我小腹傷口裡把一疊一疊的被血浸透的紗布拿出來。大概是紗布用完了，最後還拿出一隻動手術時用的塑膠手套！戰時物資缺乏，安順的軍醫院設備也非常不理想。所以美國軍醫對我說，我的情況暫時穩定，但是需要相當長期的治療。回昆明的團隊在這裡已經等了一天，第二天必需啟程。他們很願意讓我跟他們一起走，但是還有大概三四天的路程，萬一我在路上有什麼事故，就比較麻煩。軍醫說，另一個辦法就是回頭送我到貴陽的中央醫院，那裡的設備比較好，已經有幾位美國軍官在那裡住院，還有一位軍官照顧他們。我如願意去那裡，他也可以照顧我。究竟怎樣，由我自己決定。我說我願意到貴陽去。
留貴陽醫治
到貴陽中央醫院之後，中國醫生給我身體前後左右都照了X光。他們非常詫異，經過這樣嚴重的槍傷，竟然沒有傷到任何致命的器官。他們說只要傷口不發炎，好好靜養，兩三個月也許就可以出院了。那位美國軍醫和我告別的時候，留給我一瓶100粒當時僅供軍用的消炎特效藥磺胺嘧啶片（Sulfadiazine）。有了它，我的傷口從未發炎。有趣的是，在中央醫院時，中國醫生在給人動手術以後，也來向我要幾粒這個藥片，幫助動手術的病人消炎！我主要的傷口是在左下腹，每逢伸直左腿，就會繃到傷口，不但疼痛，而且不利於傷口的癒合。所以我的左腿總要彎起來。在醫院兩個月，大部分都是仰臥、彎腿。等到傷口痊癒之後，我竟然無法伸直左腿。經過好些時候的物理治療，才慢慢恢復原狀。從病床起來後，竟然還需要些時候學習走路！在中央醫院時，昆明曾來電報，問我何時可以出院回昆明報到，隨一批遠征軍去緬甸參加後來稱為“密支那戰役”的戰爭。照顧我的那位美國軍官複電說，我無法回昆明報到，因為我還躺在床上，無法行動。這樣，我就錯過了去緬甸作戰的機會。
調美協助中國空軍訓練
1945年初，我回到昆明，被派為“參謀幹部學校”（General Staff School）補前任首席翻譯官朱立民的職位。（立民是和我一起從軍的中央大學同班同學。曾隨遠征軍赴緬甸作戰。戰後在美國學成後，歷任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淡江大學副校長等職。）到“參謀幹部學校”不幾月，美國陸軍部（War Department，現國防部 Defense Department 的前身）要求國民政府選派100名翻譯人員來美“離職另役”（Detached Service)。我和其他報考的人經口試筆試後，被錄取為首批50人。4月初我們在昆明集中，50人旋分成三批分乘三架兩個螺旋槳引擎的C-46運輸機於1945年4月17日由昆明啟程。每批由一美國軍官領隊。（第二批50人兩月後於1945年6月19日啟程。這兩批共100人後被稱為FAB-100。）
由於當時太平洋戰爭激烈，我們的路程繞了一個大圈子。從昆明飛過所謂的“駝峰”（喜瑪拉雅山）到印度。C-46運輸機載油量有限，沿途停下來加油的地方很多。在印度就有好幾處——查布亞(Chabua), 加雅(Gaya)，雅格拉(Agra)、卡拉奇（時屬印度），然後到伊朗的阿巴丹，埃及的開羅。在開羅時有半天的休息，讓我們有機會參觀了金字塔和獅身人首像。從開羅我們沿著北非海岸飛行，到利比亞的首都的黎波里（Tripoli），然後到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在那裡停了一個晚上，是我們離開昆明後第一次睡在床上過夜。我們住的地方是羅斯福、邱吉爾和戴高樂1943年發表“卡薩布蘭卡宣言”堅持軸心國家必須無條件投降的安法宮酒店（Anfa Hotel）。離開卡薩布蘭卡時，我們改乘較大的4個引擎C54運輸機橫渡北大西洋，先在紐芬蘭的亞速爾群島（Azores Island）幹德軍用機場（Gander Air Field）加油，再轉斯蒂芬維爾（Stephenville），然後直飛紐約，於4月21日到達拉瓜迪亞機場。整個行程共5天4夜，沿途降落計11次。
丹佛市羅瑞空軍基地
從紐約乘巴士去托騰堡軍營（Fort Totten Camp），在那裡我們才知道來美國的任務是協助訓練中國空軍。在托騰堡軍營三天，除辦理一切手續外，也曾被帶領去紐約市觀光。第一次乘地下鐵，參觀了帝國大廈、廣播城音樂廳、自由女神像，並去了拉丁區夜總會參觀舞蹈表演。真好像是劉姥姥進大觀園！
在托騰堡軍營辦理一切手續後，我們乘火車去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市在克利空軍基地（Kelly Field）旁邊的“聖安東尼航空學員中心”（San Antonio Aviation Cadet Center – SAACC）報到。當時有規定，凡是從外國到該基地受空軍入伍訓練的人必須有兩個星期的隔離期，以免病疫的傳染。我們也不例外。
1945年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洛瑞空軍基地與中國空軍受訓人員合影。右二為作者。
當我們在SAACC時，德國已于當年5月初正式投降。但那並未影響中國空軍的訓練，因為盟軍對日戰爭還在繼續進行。5月上旬，我和另兩位翻譯同仁從SAACC被派至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洛瑞空軍基地（Lowry Field）服役，那裡是訓練中國空軍轟炸員和空中照相員的地方。空中照相的訓練工作比較輕鬆，轟炸員的訓練則大不相同。當時美國發明了一種列為戰時機密的“轟炸瞄準器”（Bomb Sight）。它的使用不但增加了對轟炸目標的高度準確性，更進一步保證了轟炸機的安全。在這以前，轟炸機到達轟炸目標上空時，必須下降扔擲炸彈以保證轟炸的準確性，但是因為飛行的高度下降，轟炸機就容易被地上的高射炮射擊，危險性很高。使用轟炸瞄準器以後，轟炸機到達目的地上空時不必下降，扔擲炸彈時可以保持飛行高度，這樣高射炮的威脅就大大減少了。轟炸瞄準器屬於戰時機密，所以在授課時就有很多防止洩露機密的措施。首先，所有課程和實際操作都是在地下室進行。去地下室時必須搜身，不能攜帶筆記本或任何錄音的器具。一切都憑記憶。從地下室出來，也會照樣再一次搜身。
在洛瑞基地3個月後，日本於8月15日無條件正式投降。因之，中國空軍在美國的各種訓練項目就開始準備分期結束的工作。在洛瑞基地的轟炸和空中照相的項目於1945年年底結束。當時，有一部分中國空軍人員仍然在原地接受訓練, 另一部分則調往德克薩斯州首府奧斯丁市的伯格斯特朗(Bergstrom)空軍基地接受運輸機的訓練。我和十余位翻譯同仁則調到伯格斯特朗基地服役。
奧斯丁市伯格斯特朗空軍基地
中國在美國的空軍訓練專案本來是在不同的基地進行的。比如說，戰鬥機的訓練都安排在天氣晴朗的地方，如美國南部或亞利桑納州等地。每一個地方的人數都不太多。但是到後來運輸機訓練時，情形大有改變。受訓人員和翻譯人員共500余人，都集中在伯格斯特朗基地。是中國空軍在美受訓人數最多的一次。我和翻譯官許芥煜被派至該地中國空軍訓練總部工作，主要是筆譯，沒有參加課室或飛行的口譯工作。
伯格斯特朗的訓練項目於1946年夏天結束。在那裡和其他地方受訓的空軍人員都陸續返國。我們這100個翻譯官得到國民政府的允許，如果能獲得美國大學的入學許可，就可以留在美國繼續我們的學業。當時有50多位翻譯同仁選擇留在美國求學。我是其中之一。1946年秋我轉學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從大二開始，攻讀歷史。這樣就結束了我將近4年服役任翻譯官的生涯。
1946年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市的伯格斯特朗空軍基地中國空軍訓練總部與總部官員合影。左二為作者。
1946年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市的伯格斯特朗空軍基地與中國空軍受訓人員及翻譯官在該基地軍官俱樂部合影。前排正中持啤酒瓶者為作者。
自由勳章
當年5月14日美軍駐華總部發佈命令稱：“奉總統指示，依據總統行政命令9586號（1945年7月6日）為協助美國對敵作戰立功之下列人員頒發自由勳章（銅粽葉）。” 命令中列26名中國將官，56名翻譯官（22名為FAB-100 成員，我僥倖名列其中）。
外事局翻譯官百人服役展
2006年7月30日，在已改名為奧斯丁-伯格斯特朗國際機場的購票廳有一個永久性的“FAB-100展覽”揭幕儀式。這個關於FAB-100在美服役前後的展覽，特別是伯格斯特朗基地的那一段，是紀念伯格斯特朗基地發展史的一部分。發起人是奧斯丁市戴爾電腦公司資深副總裁兼法律總顧問杜建善（Larry Tu）。Larry是FAB-100成員杜葵之哲嗣。杜葵1946年曾在伯格斯特朗基地服役。展覽揭幕時邀請我們曾被頒發自由勳章中的6位FAB-100成員參加典禮。我代表FAB-100致謝詞，奧斯丁市長及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亦被邀請出席致賀詞。
當時廣西方面中國軍隊實力微弱，不敵裝備完善的日軍部隊。日軍佔領柳州後，步兵訓練團的中美官兵積極投入桂林當地部隊執行“堅壁清野”的“焦土抗戰”任務，那就是儘量破壞一切日軍可以利用的資源、建築和設備。 我們協助炸毀了道路、橋樑、飛機跑道，並把一些發電機推下灕江。10月底我們從桂林撤退。11月初日軍佔領桂林。從桂林撤退的步兵訓練團隊伍包括所有美國軍官軍士及翻譯官約50人。分乘大卡車和小吉普車共11輛，向昆明進發。因車輛在途中需要前後彼此照應，並須攜帶汽油，而路面多崎嶇不平，所以每日最多只能行500公里左右。早上8點啟程，下午約5點在宿營地集合過夜。每日有一縱隊領先出發，前往尋覓可以作為當晚適當宿營的地方，並負責豎立帳篷等宿營事宜。飲食使用美軍供應的乾糧。從桂林撤退時，領隊的美方軍官給我們作了一個彙報，說明去昆明的路線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其中有一項說，從廣西去雲南必須經過貴州。根據當時的情報，貴州常有土匪沿途搶擊的事，需要特別警惕。因之，每人都發了一支卡賓槍（Carbine rifle）。
我和十余位翻譯官乘一大卡車，坐在車後面，司機是兩位美國上士兵。出發頭兩天，一切平靜無事。第三天早上，我們所乘的那一部卡車在路上頻頻拋錨，結果就落隊了。本來下午5點以前得到達宿營地，但是到了8、9 點我們還在路上。那時，突然聽見有朝天放的槍聲。司機本能地立刻刹車。就在那一刻，路旁埋伏的土匪直向我們的卡車撲來，企圖上車。我們看情況不對，雖然都有卡賓槍，但是我們坐在卡車後面，又被卡車的綠帆布蓋住，目標太大，不敢開槍。於是大聲叫前面的司機“Let’s go！”（“我們走吧！”）幸運的是那部當天常常拋錨的卡車，立刻就開動了。但是我們的車開動之後，後面槍聲累累，向我們射擊。我們坐在卡車後面的人都立刻躺下。刹那間，我意識到有什麼東西從我的身上搽過，但是沒有感覺到任何疼痛。過了一兩分鐘，已經聽不見槍聲了，我才覺得左腹部有些熱呼呼的感覺，同時開始疼痛，我才知道我受傷了。於是我叫：”I am hit! I am hit!” （“我中了！我中了！”）不久我們就到達宿營地。同車的人都下去了，叫我不要動。有兩位美軍軍醫立刻上車，用他們的手電筒照著我。那時我才發現我用來按住腹部的左手全是血，軍服左邊的褲子也全被血滲透了！一位軍醫說：“我們要把你的褲子剪開。”同時給我打嗎啡針，之後我就完全不省人事了。等我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好像是在郊外，因為我看見天上的星星。原來我是躺在一個擔架上，擔架擺在一部小卡車後面，兩邊各站了一位荷槍實彈的美國兵。他們見我醒了，立刻向坐在駕駛室的軍醫報告。軍醫過來問我感覺如何。我說我非常疲倦。他說我流了很多血。他們等我醒了，帶我到附近一個地方再仔細查看我的傷口。原來我們出事的地方就在貴州出名的黃果樹大瀑布附近，該處有一間中國旅行社的辦事處，那就是他們那天晚上要帶我去看傷口的地方。路程大概不遠，但是路面不平，又是晚間，雖然開得很慢，那部小卡車顛簸得很厲害。當時我的傷口疼痛異常，大約半小時的路程，對我來說可以算是永恆了。到了目的地之後，我記得很清楚，他們早已派人到那裡佈置一切，把辦事處的一間小屋轉變成臨時的野外手術室。大門開著，大門後面擺了一張長桌子，我的擔架放在長桌上，腳朝著大門。房間裡只有一盞光線微弱的煤氣燈，所以他們把小卡車開在大門前，打開車燈，照進房間，然後由一個人拿一把鏡子，站在我頭部的後面反射卡車的燈，這樣光亮差不多足夠，軍醫再度給我打嗎啡針，我再次失去知覺。
我醒來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早上。軍醫們非常高興。他們告訴我說，你流血過多。昨天晚上我們盡一切可能替你止血，但是我們完全沒有把握你今天會不會醒過來。你醒了是一個好徵兆。我們打聽到附近一個叫安順的地方有一家中國軍醫院，大概有半天的路程。我們要帶你去那裡做一次徹底的檢查。你現在感覺如何？我說我非常疲倦。他們看我的手指甲完全是白的，立刻給我輸了一大袋血漿。之後我感覺好多了。去安順前他們給我好些止痛藥，雖然在路上還是感覺疼痛，但是跟頭天晚上相比要好得多了。
到了安順，我才第一次知道自己受傷的詳細情形。子彈從我的右大腿下打進，穿過小腹，然後從我的左手臂下面搽出去。因為是“開花彈”，子彈進口的地方很小，出來的地方特大。子彈從我的小腹出去，所以那裡的傷口特別大，流血也特別多。軍醫們給我檢查時，我看見他們從我小腹傷口裡把一疊一疊的被血浸透的紗布拿出來。大概是紗布用完了，最後還拿出一隻動手術時用的塑膠手套！戰時物資缺乏，安順的軍醫院設備也非常不理想。所以美國軍醫對我說，我的情況暫時穩定，但是需要相當長期的治療。回昆明的團隊在這裡已經等了一天，第二天必需啟程。他們很願意讓我跟他們一起走，但是還有大概三四天的路程，萬一我在路上有什麼事故，就比較麻煩。軍醫說，另一個辦法就是回頭送我到貴陽的中央醫院，那裡的設備比較好，已經有幾位美國軍官在那裡住院，還有一位軍官照顧他們。我如願意去那裡，他也可以照顧我。究竟怎樣，由我自己決定。我說我願意到貴陽去。
留貴陽醫治
到貴陽中央醫院之後，中國醫生給我身體前後左右都照了X光。他們非常詫異，經過這樣嚴重的槍傷，竟然沒有傷到任何致命的器官。他們說只要傷口不發炎，好好靜養，兩三個月也許就可以出院了。那位美國軍醫和我告別的時候，留給我一瓶100粒當時僅供軍用的消炎特效藥磺胺嘧啶片（Sulfadiazine）。有了它，我的傷口從未發炎。有趣的是，在中央醫院時，中國醫生在給人動手術以後，也來向我要幾粒這個藥片，幫助動手術的病人消炎！我主要的傷口是在左下腹，每逢伸直左腿，就會繃到傷口，不但疼痛，而且不利於傷口的癒合。所以我的左腿總要彎起來。在醫院兩個月，大部分都是仰臥、彎腿。等到傷口痊癒之後，我竟然無法伸直左腿。經過好些時候的物理治療，才慢慢恢復原狀。從病床起來後，竟然還需要些時候學習走路！在中央醫院時，昆明曾來電報，問我何時可以出院回昆明報到，隨一批遠征軍去緬甸參加後來稱為“密支那戰役”的戰爭。照顧我的那位美國軍官複電說，我無法回昆明報到，因為我還躺在床上，無法行動。這樣，我就錯過了去緬甸作戰的機會。
調美協助中國空軍訓練
1945年初，我回到昆明，被派為“參謀幹部學校”（General Staff School）補前任首席翻譯官朱立民的職位。（立民是和我一起從軍的中央大學同班同學。曾隨遠征軍赴緬甸作戰。戰後在美國學成後，歷任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淡江大學副校長等職。）到“參謀幹部學校”不幾月，美國陸軍部（War Department，現國防部 Defense Department 的前身）要求國民政府選派100名翻譯人員來美“離職另役”（Detached Service)。我和其他報考的人經口試筆試後，被錄取為首批50人。4月初我們在昆明集中，50人旋分成三批分乘三架兩個螺旋槳引擎的C-46運輸機於1945年4月17日由昆明啟程。每批由一美國軍官領隊。（第二批50人兩月後於1945年6月19日啟程。這兩批共100人後被稱為FAB-100。）
由於當時太平洋戰爭激烈，我們的路程繞了一個大圈子。從昆明飛過所謂的“駝峰”（喜瑪拉雅山）到印度。C-46運輸機載油量有限，沿途停下來加油的地方很多。在印度就有好幾處——查布亞(Chabua), 加雅(Gaya)，雅格拉(Agra)、卡拉奇（時屬印度），然後到伊朗的阿巴丹，埃及的開羅。在開羅時有半天的休息，讓我們有機會參觀了金字塔和獅身人首像。從開羅我們沿著北非海岸飛行，到利比亞的首都的黎波里（Tripoli），然後到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在那裡停了一個晚上，是我們離開昆明後第一次睡在床上過夜。我們住的地方是羅斯福、邱吉爾和戴高樂1943年發表“卡薩布蘭卡宣言”堅持軸心國家必須無條件投降的安法宮酒店（Anfa Hotel）。離開卡薩布蘭卡時，我們改乘較大的4個引擎C54運輸機橫渡北大西洋，先在紐芬蘭的亞速爾群島（Azores Island）幹德軍用機場（Gander Air Field）加油，再轉斯蒂芬維爾（Stephenville），然後直飛紐約，於4月21日到達拉瓜迪亞機場。整個行程共5天4夜，沿途降落計11次。
丹佛市羅瑞空軍基地
從紐約乘巴士去托騰堡軍營（Fort Totten Camp），在那裡我們才知道來美國的任務是協助訓練中國空軍。在托騰堡軍營三天，除辦理一切手續外，也曾被帶領去紐約市觀光。第一次乘地下鐵，參觀了帝國大廈、廣播城音樂廳、自由女神像，並去了拉丁區夜總會參觀舞蹈表演。真好像是劉姥姥進大觀園！
在托騰堡軍營辦理一切手續後，我們乘火車去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市在克利空軍基地（Kelly Field）旁邊的“聖安東尼航空學員中心”（San Antonio Aviation Cadet Center – SAACC）報到。當時有規定，凡是從外國到該基地受空軍入伍訓練的人必須有兩個星期的隔離期，以免病疫的傳染。我們也不例外。
1945年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洛瑞空軍基地與中國空軍受訓人員合影。右二為作者。
當我們在SAACC時，德國已于當年5月初正式投降。但那並未影響中國空軍的訓練，因為盟軍對日戰爭還在繼續進行。5月上旬，我和另兩位翻譯同仁從SAACC被派至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洛瑞空軍基地（Lowry Field）服役，那裡是訓練中國空軍轟炸員和空中照相員的地方。空中照相的訓練工作比較輕鬆，轟炸員的訓練則大不相同。當時美國發明了一種列為戰時機密的“轟炸瞄準器”（Bomb Sight）。它的使用不但增加了對轟炸目標的高度準確性，更進一步保證了轟炸機的安全。在這以前，轟炸機到達轟炸目標上空時，必須下降扔擲炸彈以保證轟炸的準確性，但是因為飛行的高度下降，轟炸機就容易被地上的高射炮射擊，危險性很高。使用轟炸瞄準器以後，轟炸機到達目的地上空時不必下降，扔擲炸彈時可以保持飛行高度，這樣高射炮的威脅就大大減少了。轟炸瞄準器屬於戰時機密，所以在授課時就有很多防止洩露機密的措施。首先，所有課程和實際操作都是在地下室進行。去地下室時必須搜身，不能攜帶筆記本或任何錄音的器具。一切都憑記憶。從地下室出來，也會照樣再一次搜身。
在洛瑞基地3個月後，日本於8月15日無條件正式投降。因之，中國空軍在美國的各種訓練項目就開始準備分期結束的工作。在洛瑞基地的轟炸和空中照相的項目於1945年年底結束。當時，有一部分中國空軍人員仍然在原地接受訓練, 另一部分則調往德克薩斯州首府奧斯丁市的伯格斯特朗(Bergstrom)空軍基地接受運輸機的訓練。我和十余位翻譯同仁則調到伯格斯特朗基地服役。
奧斯丁市伯格斯特朗空軍基地
中國在美國的空軍訓練專案本來是在不同的基地進行的。比如說，戰鬥機的訓練都安排在天氣晴朗的地方，如美國南部或亞利桑納州等地。每一個地方的人數都不太多。但是到後來運輸機訓練時，情形大有改變。受訓人員和翻譯人員共500余人，都集中在伯格斯特朗基地。是中國空軍在美受訓人數最多的一次。我和翻譯官許芥煜被派至該地中國空軍訓練總部工作，主要是筆譯，沒有參加課室或飛行的口譯工作。
伯格斯特朗的訓練項目於1946年夏天結束。在那裡和其他地方受訓的空軍人員都陸續返國。我們這100個翻譯官得到國民政府的允許，如果能獲得美國大學的入學許可，就可以留在美國繼續我們的學業。當時有50多位翻譯同仁選擇留在美國求學。我是其中之一。1946年秋我轉學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從大二開始，攻讀歷史。這樣就結束了我將近4年服役任翻譯官的生涯。
1946年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市的伯格斯特朗空軍基地中國空軍訓練總部與總部官員合影。左二為作者。
1946年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市的伯格斯特朗空軍基地與中國空軍受訓人員及翻譯官在該基地軍官俱樂部合影。前排正中持啤酒瓶者為作者。
自由勳章
當年5月14日美軍駐華總部發佈命令稱：“奉總統指示，依據總統行政命令9586號（1945年7月6日）為協助美國對敵作戰立功之下列人員頒發自由勳章（銅粽葉）。” 命令中列26名中國將官，56名翻譯官（22名為FAB-100 成員，我僥倖名列其中）。
外事局翻譯官百人服役展
2006年7月30日，在已改名為奧斯丁-伯格斯特朗國際機場的購票廳有一個永久性的“FAB-100展覽”揭幕儀式。這個關於FAB-100在美服役前後的展覽，特別是伯格斯特朗基地的那一段，是紀念伯格斯特朗基地發展史的一部分。發起人是奧斯丁市戴爾電腦公司資深副總裁兼法律總顧問杜建善（Larry Tu）。Larry是FAB-100成員杜葵之哲嗣。杜葵1946年曾在伯格斯特朗基地服役。展覽揭幕時邀請我們曾被頒發自由勳章中的6位FAB-100成員參加典禮。我代表FAB-100致謝詞，奧斯丁市長及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亦被邀請出席致賀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