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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明天是什麼日子嗎?」和平玫瑰:記錄傳遞戰爭真相、呼喚和平的戰地女記者

和平玫瑰:記錄傳遞戰爭真相,呼喚和平的戰地女記者

11月8日, 是第18個中國記者節。 新中國成立前, 就有記者節。 1933年到1949年, 每年的11月8日, 我國新聞工作者都舉行各種儀式紀念這一節日。 1949年12月23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頒佈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中明確規定了“記者節”, 但因當時未確定具體日期, 所以長期以來中國新聞工作者一直未過記者節。 2000年, 國務院正式批復中國記協《關於確定“記者節”具體日期的請示》, 同意將中國記協的成立日11月8日定為記者節。

據媒體報導, 目前新聞記者位居世界十大危險行業的第三名,

僅次於礦工和員警, 屬於高危職業人群。 據媒體今年9月報導, 因出演《王牌特工》而聞名的塔倫·埃格頓, 已確認加盟戰爭題材新片《一個人的戰爭》。 該片講述了《星期日泰晤士報》著名女戰地記者瑪麗·科爾文如何在科索沃戰爭、車臣戰爭、阿拉伯地區的動亂、斯里蘭卡內戰等數場戰爭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併發回優質戰爭報導的傳奇故事。 雖然她採訪中失去了一隻眼睛, 但她依然堅持自己的戰地報導事業。 2012年2月22日, 瑪麗·科爾文在敘利亞霍姆斯的臨時媒體報導中心遭炮擊身亡。 據法國國際廣播電臺報導, 根據美國法院於當地時間2017年7月9日接獲的訴狀, 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政權於2012年2月鎖定並殺害美籍戰地女記者柯文,
阻止她揭露當局的暴行。 該訴狀稱, 法國籍攝影記者歐克裡克與柯文一同殉職。 另有一名英國攝影記者、一名法國記者和一位元敘利亞媒體保護人士也在同一場攻擊中受傷。 報導指出, 柯文在過去30年採訪過許多血腥衝突。 2001年, 她報導斯里蘭卡內戰時遭手榴彈炸傷失去1只眼睛後戴上黑色眼罩。

回顧歷史, 在中國早期的新聞機構中, 編輯和記者沒有嚴格的分工, 編輯、採訪合一。 1872年,《申報》創刊後開始設立訪員, 專門採訪本地新聞。 此後, 《申報》在北京、南京、杭州、武昌、寧波、揚州等26個城市聘有“報事人”或“訪員”。 1899年《清議報》第7期上出現“記者”一詞。 戰地記者最早出現在西方國家。 19世紀初, 歐洲誕生了戰地記者。 1854年2月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威廉·霍華德·拉塞爾隨英軍遠征馬爾他,

成為世界上第一名職業戰地記者。

一部戰地記者的歷史, 就是一部讓世人難以忘記的新聞史, 也是一部記錄戰爭硝煙的戰爭史。 戰地記者, 就是指那些在戰爭中報導新聞的記者, 又稱“隨軍記者”, 是新聞工作者中的一種職業分工。 戰爭是最驚險的, 也是最恐怖的考驗。 戰地記者忠於職責, 追逐新聞, 早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 也許會有流血和犧牲, 但是他們更愛記者的使命和崇高的職業。 他們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所見所聞采寫的戰地現場新聞或目擊新聞就是戰地報導。 “如果你沒法阻止戰爭, 那你就把戰爭的真相告訴世界”, 這是戰地記者永遠的格言。 時至今日,

戰地記者不僅包括文字記者、畫家、攝影記者、攝像記者, 也包括數位新聞記者。 他們堅持時間就是效率的原則, 要求快速、客觀和公正地將戰爭新聞宣傳報導傳播出去。 正是基於他們從事高危職業發出和平的聲音, 人們才知曉戰爭的真相, 感受戰爭的殘酷和血腥, 更深刻地體會和平的難得可貴。

目前, 世界並不太平, 國際社會處於多事之秋, 國際仍然面臨多元複雜的安全威脅, 恐怖主義頻發, 局部地區動盪, 特別是伊拉克、敘利亞戰場上, 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聯盟對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打擊, 造成戰地記者的犧牲時有發生。

二戰以來:戰地記者與死亡相伴,有時用生命記錄戰爭真相

戰地記者既是一群與死神經常擦肩而過的人,

也是一群與戰爭無關的局外人, 他們冒險、衝動、熱情, 充滿責任感, 他們的工作就是力爭在被不可預料的槍擊、炸彈、導彈或地雷奪去生命之前, 用文字、聲音或圖像將戰爭記錄下來, 向世界真實傳遞著戰爭的殘酷。 有時, 可能還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電影《薩爾瓦多1986》中死在美軍槍下的攝影記者約翰·卡薩迪就是一個典型的戰地記者, 他面對著遊擊隊的槍口一邊虛言應付, 一邊偷偷地按下快門;當美軍的直升機開始向遊擊隊和市民射擊時, 他從藏身之處興奮地跳出瘋狂拍攝, 直至中彈倒地。

二戰以來, 千萬名記者走入戰爭的殿堂, 以他們的戰爭日記、報紙照片、戰後回憶錄、長篇通訊, 銘記炮火紛飛、激烈對抗、殘酷廝殺, 以及在這些中間不滅的希望、和平。紀錄片《二戰啟示錄》中有幾個鏡頭至今難以忘懷,那就是戰地記者衝鋒在槍林彈雨、炮火紛飛的戰場上,用一個個鏡頭、一卷卷膠片為後人記錄了戰爭殘酷瞬間。實踐證明,深入前線陣地採訪,面臨著生命危險,難免會流血犧牲。據報導,二戰中,《消息報》有44名記者犧牲。據美聯社報導,1965-1975年越戰期間,共有71名記者因報導這場戰爭而遇難,其中在柬埔寨遇難的有34人,越南33人,老撾有4人。截至目前,越南戰爭是戰地記者遇難人數最多的戰爭。在越戰中遇難的71名記者中,來自美國、法國和日本的最多。其中20人來自美國,14人來自法國和日本。 如今二戰的硝煙雖然已經散去,但是電影中兩軍對峙的交戰態勢始終縈繞在人們的腦海裡,特別是那些戰地報導新聞的身影仿佛歷歷在目。如中國戰地記者蕭乾,1939年8月31日奔赴戰火洗禮的歐洲戰場。1949年9月,德國空軍狂轟亂炸倫敦時,蕭乾用手中的筆把戰時倫敦的被炸場景記錄下來,展示出來,成了那個時候國內讀者瞭解歐洲戰況和戰時英國的一個視窗。在中國新聞史上,徐鑄成寫了不少遊記,如香港淪陷後,時任《大公報》香港版總編輯的他逃經已淪陷3年的廣州,寫成《廣州探險記》。後來,他曾冒險穿越“江南淪陷區”,寫成十篇淪陷區進出記,分頭記錄了那些“死了的洋場”“苦難中的上海外僑”“南京群醜”等。韜奮主持下的《生活》週刊,希望用新聞學的眼光,為中國造成一種言論公正評述精當的週刊。在這個過程中,有“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一·二八淞滬抗戰”等重要時間節點,《生活》週刊都有出色的作為。“七七”事變後,韜奮8月即創辦《抗戰》三日刊。次年《抗戰》與《全民》合併為《全民抗戰》,銷量曾高達30萬份,還推出了“戰地版”“通俗版”。

近年來,戰地女記者以驚人的勇氣、毅力和卓越的表現,在近20年中爭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頂起戰地記者半邊天。據不完全統計,每年都有數量不等的記者殞命衝突現場。戰地記者的生存條件極其惡劣和工作環境極其艱苦,既有可能遭受炮火的襲擊,又有可能遭到搜身、毒打甚至遭到非法關押、綁架劫持。當女戰地記者被綁架時,綁架者一般會開出很高的價碼,當這些要求無法被滿足時,戰地女記者一般會被撕票。波黑內戰前兩年,死於巴爾幹地區的各國記者約68人。1999年北約空襲南聯盟伊始,就有兩名西方記者喪生。而在貝爾格勒,南聯盟有10余名記者殉職。在這場戰爭中,中國女記者首次上了犧牲名單。2007年9月15日,義大利著名女記者奧裡亞娜·法拉奇病逝,享年77歲。據報導,法拉奇10歲起就“參加了革命”,給抵抗運動放風、傳遞情報,還曾把逃出法西斯魔掌的盟軍士兵領到安全地帶。這種勇敢的性格為她日後成為著名記者打下了堅實基礎。上世紀60年代中期,她奔赴越南戰場,多次被彈片擊中,但總是有驚無險、化險為夷。其中,最危險的戰地採訪是在墨西哥。1968年在奧運會舉辦前夕,墨西哥發生了大規模群眾示威遊行,法拉奇在採訪政府派兵鎮壓時身中三槍,被士兵拖著頭髮拽下樓梯,扔在大街上。但她臨危不懼、大難不死,被人救了過來。正由於她先後報導越南戰爭、中東戰爭等重大衝突,成為當代最著名的戰地女記者之一。

抗日戰爭以來到世界局部戰爭:女戰地記者成為軍中馬前卒,戰火硝煙中盛開的和平玫瑰花

20世紀30年代初,國民黨為加強其統治地位,對堅持正義的新聞工作者任意加以迫害、逮捕乃至殺戮。1933年1月,江蘇鎮江的《江聲日報》主筆劉煜生,被江蘇省民政廳長趙啟以“宣傳共產”之罪名,下令殺害。上海《申報》登載了這條消息,輿論譁然,新聞界提出“開放言路、保障人權”的強烈要求。為了緩和輿論指責,南京國民政府在1933年9月1日被迫發出《切實保護新聞從業人員》的通令。1934年8月,杭州記者公會向全國新聞界發出通電,倡議定9月1日為記者節,得到不少地區的回應和認同,1934年9月1日,杭州、北平、南京、太原、廈門、青島等地的新聞界,都舉行了紀念慶祝活動,1935年,“9.1”記者節得到了全國的認同,天津《大公報》並為此發表了《記者節》的短評,要求政府積極地解放言論。1938年,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在漢口成立,同年9月1日,在漢口普海春大酒家舉行盛大的記者節活動,向來華採訪的各國新聞界,向在漢口當時出版的各種報紙,向出入於槍林彈雨中的戰地記者,向從南洋等地歸來的新聞同業表示感謝和敬意,並且號召全國新聞工作者,團結在抗戰建國的旗幟下,奮勇前進。當時,范長江同志講了話,塔斯社的羅果夫,法國《人道報》的黎蒙都講了話,在中國新聞史上,這是一次最盛大的最莊嚴的記者節。此後,在有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分會的各地,如湖南、廣西、延安及各抗日根據地、香港的新聞同業,都在9.1記者節這一天舉行慶祝活動,號召加強團結,加強學習,貫徹“青記”一貫提出的主張。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中華兒女迅猛覺醒。“8.13”以後,上海許多年輕的新聞工作者,以筆作武器,毅然投身於抗日鬥爭的烽火中,為民族解放而戰。當時周恩來同志在上海代表黨中央領導南方党的工作。他十分重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聞宣傳工作。他向在上海負責党的文化和宣傳工作的胡愈之、夏衍等同志傳達了黨中央的指示:廣泛團結愛國新聞工作者,組織統一戰線,為民族解放貢獻更大的力量。在周恩來同志的宣導和支持下,經胡愈之、夏衍、羊棗等同志的醞釀,確定在新聞工作者比較集中的上海,成立新聞工作者統一戰線組織,並推舉優秀新聞工作者范長江、羊棗、惲逸群等同志負責這一組織的籌備工作。1937年11月4日,范長江、羊棗、惲逸群、袁殊、邵宗漢、朱明等考慮到當時的國內形勢,把即將成立的組織定名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1937年11月8日,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中國記協的前身)在上海宣告成立。1949年,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備委員會同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共青團中央等15個全國性人民團體及民主黨派一起發起了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憑這一點就足以表明,中國記協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國新聞工作者的唯一有代表性的人民團體。幾十年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它積極開展了大量的工作和活動,為團結我國廣大新聞工作者,推動我國新聞事業的發展,以及在開展國際新聞界友好往來等方面做出了顯著成績,在國內外都有較大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以來,世界衝突和局部戰爭接連不斷,中國戰地記者主要經歷柬埔寨戰爭和中越邊境反擊戰的洗禮。中越反擊戰中首都女記協曾組織記者團到老山前線採訪,顯示出女性對戰地採訪的自強自信精神。柬埔寨戰爭中,女記者蔡錫梅曾兩次參加新華社記者組奔赴前線。中越邊境反擊戰,唯一代表《光明日報》的女記者吳力田拍攝不少頗有影響力的照片。20世紀90年代,北約轟炸南聯盟,中央國際廣播電臺的王智敏贏得了“身穿‘CRI’服裝的戰地之花”的評價。這個稱呼贏得女性戰地記者的一席之地。1999年北約空襲南聯盟,新華社女記者黃文是中國第一位前往國際戰場的攝影記者。香港第一位戰地女記者張翠容,歷經15年,跑遍世界局部衝突地區,於2001年出版記錄她戰地採訪心路歷程的《行過烽火大地》。

隨著戰爭向資訊化方向發展,戰場環境更加複雜多變、作戰節奏越來越快、武器打擊範圍增大,戰場已經沒有前後方之分。但無數事實證明,女記者正越來越多地在戰爭中成為暴力襲擊的目標,她們在戰地進行戰爭報導時遇到的危險越來越大。而在歷史上,已有眾多戰地女記者死于對戰爭進行報導的現場、為維護世界和平付出犧牲。新華社女記者邵雲環,1990年到1993年首赴貝爾格勒,1999年主動請纓再赴南斯拉夫,為世人報導北約空襲南斯拉夫的事實真相。同年5月7日在北約空襲中國駐南大使館事件中以身殉職。伊拉克戰爭中,閭丘、露薇等5位元女記者成為鳳凰衛視戰地報導的主力軍,她們報導技術水準、能力素質比起男記者絲毫都不遜色。特別是閭丘,被人稱為戰地玫瑰。2001年她三次入阿富汗、伊拉克,成為中國戰地記者第一人。2003年3月7日,《國際先驅導報》大篇幅報導《誰說戰爭讓女人走開》一文,刊發3篇新華社戰地女記者洪漫、周軼君、張蘭華分別從科威特、加沙、巴格達發回的戰地報導。同樣表現出色的還有中央電視臺的梁玉珍、上個世紀就以戰地報導著稱的張翠容等。

近年來,在這個曾經屬於男性報導的境地,世界戰地女記者呈現出以下發展趨勢:參與次數不斷增多、人數規模逐漸壯大、社會影響力越來越突出。外國戰地女記者們經常奔赴烽火彌漫的戰場,特別是在阿富汗、科索沃和伊拉克、敘利亞,她們臨危不懼,捨生忘死,將第一手的戰地報導公諸於眾,讓世人瞭解戰爭的殘酷慘烈和生命脆弱。2009年1月7日,幾名女攝影記者出現在加沙地帶北部的炮火隆隆的戰場上。據1995年《參考消息》報導:從波黑戰場回來的女記者們應邀出席一個研討會,講述各自經歷。聽眾恍然大悟地發現,女記者並沒有因性別歧視而影響戰地報導,有時還是戰地報導的軍中馬前卒。

文字作者:魏岳江 展婷婷 李春華

向戰地記者致敬!

以及在這些中間不滅的希望、和平。紀錄片《二戰啟示錄》中有幾個鏡頭至今難以忘懷,那就是戰地記者衝鋒在槍林彈雨、炮火紛飛的戰場上,用一個個鏡頭、一卷卷膠片為後人記錄了戰爭殘酷瞬間。實踐證明,深入前線陣地採訪,面臨著生命危險,難免會流血犧牲。據報導,二戰中,《消息報》有44名記者犧牲。據美聯社報導,1965-1975年越戰期間,共有71名記者因報導這場戰爭而遇難,其中在柬埔寨遇難的有34人,越南33人,老撾有4人。截至目前,越南戰爭是戰地記者遇難人數最多的戰爭。在越戰中遇難的71名記者中,來自美國、法國和日本的最多。其中20人來自美國,14人來自法國和日本。 如今二戰的硝煙雖然已經散去,但是電影中兩軍對峙的交戰態勢始終縈繞在人們的腦海裡,特別是那些戰地報導新聞的身影仿佛歷歷在目。如中國戰地記者蕭乾,1939年8月31日奔赴戰火洗禮的歐洲戰場。1949年9月,德國空軍狂轟亂炸倫敦時,蕭乾用手中的筆把戰時倫敦的被炸場景記錄下來,展示出來,成了那個時候國內讀者瞭解歐洲戰況和戰時英國的一個視窗。在中國新聞史上,徐鑄成寫了不少遊記,如香港淪陷後,時任《大公報》香港版總編輯的他逃經已淪陷3年的廣州,寫成《廣州探險記》。後來,他曾冒險穿越“江南淪陷區”,寫成十篇淪陷區進出記,分頭記錄了那些“死了的洋場”“苦難中的上海外僑”“南京群醜”等。韜奮主持下的《生活》週刊,希望用新聞學的眼光,為中國造成一種言論公正評述精當的週刊。在這個過程中,有“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一·二八淞滬抗戰”等重要時間節點,《生活》週刊都有出色的作為。“七七”事變後,韜奮8月即創辦《抗戰》三日刊。次年《抗戰》與《全民》合併為《全民抗戰》,銷量曾高達30萬份,還推出了“戰地版”“通俗版”。

近年來,戰地女記者以驚人的勇氣、毅力和卓越的表現,在近20年中爭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頂起戰地記者半邊天。據不完全統計,每年都有數量不等的記者殞命衝突現場。戰地記者的生存條件極其惡劣和工作環境極其艱苦,既有可能遭受炮火的襲擊,又有可能遭到搜身、毒打甚至遭到非法關押、綁架劫持。當女戰地記者被綁架時,綁架者一般會開出很高的價碼,當這些要求無法被滿足時,戰地女記者一般會被撕票。波黑內戰前兩年,死於巴爾幹地區的各國記者約68人。1999年北約空襲南聯盟伊始,就有兩名西方記者喪生。而在貝爾格勒,南聯盟有10余名記者殉職。在這場戰爭中,中國女記者首次上了犧牲名單。2007年9月15日,義大利著名女記者奧裡亞娜·法拉奇病逝,享年77歲。據報導,法拉奇10歲起就“參加了革命”,給抵抗運動放風、傳遞情報,還曾把逃出法西斯魔掌的盟軍士兵領到安全地帶。這種勇敢的性格為她日後成為著名記者打下了堅實基礎。上世紀60年代中期,她奔赴越南戰場,多次被彈片擊中,但總是有驚無險、化險為夷。其中,最危險的戰地採訪是在墨西哥。1968年在奧運會舉辦前夕,墨西哥發生了大規模群眾示威遊行,法拉奇在採訪政府派兵鎮壓時身中三槍,被士兵拖著頭髮拽下樓梯,扔在大街上。但她臨危不懼、大難不死,被人救了過來。正由於她先後報導越南戰爭、中東戰爭等重大衝突,成為當代最著名的戰地女記者之一。

抗日戰爭以來到世界局部戰爭:女戰地記者成為軍中馬前卒,戰火硝煙中盛開的和平玫瑰花

20世紀30年代初,國民黨為加強其統治地位,對堅持正義的新聞工作者任意加以迫害、逮捕乃至殺戮。1933年1月,江蘇鎮江的《江聲日報》主筆劉煜生,被江蘇省民政廳長趙啟以“宣傳共產”之罪名,下令殺害。上海《申報》登載了這條消息,輿論譁然,新聞界提出“開放言路、保障人權”的強烈要求。為了緩和輿論指責,南京國民政府在1933年9月1日被迫發出《切實保護新聞從業人員》的通令。1934年8月,杭州記者公會向全國新聞界發出通電,倡議定9月1日為記者節,得到不少地區的回應和認同,1934年9月1日,杭州、北平、南京、太原、廈門、青島等地的新聞界,都舉行了紀念慶祝活動,1935年,“9.1”記者節得到了全國的認同,天津《大公報》並為此發表了《記者節》的短評,要求政府積極地解放言論。1938年,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在漢口成立,同年9月1日,在漢口普海春大酒家舉行盛大的記者節活動,向來華採訪的各國新聞界,向在漢口當時出版的各種報紙,向出入於槍林彈雨中的戰地記者,向從南洋等地歸來的新聞同業表示感謝和敬意,並且號召全國新聞工作者,團結在抗戰建國的旗幟下,奮勇前進。當時,范長江同志講了話,塔斯社的羅果夫,法國《人道報》的黎蒙都講了話,在中國新聞史上,這是一次最盛大的最莊嚴的記者節。此後,在有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分會的各地,如湖南、廣西、延安及各抗日根據地、香港的新聞同業,都在9.1記者節這一天舉行慶祝活動,號召加強團結,加強學習,貫徹“青記”一貫提出的主張。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中華兒女迅猛覺醒。“8.13”以後,上海許多年輕的新聞工作者,以筆作武器,毅然投身於抗日鬥爭的烽火中,為民族解放而戰。當時周恩來同志在上海代表黨中央領導南方党的工作。他十分重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聞宣傳工作。他向在上海負責党的文化和宣傳工作的胡愈之、夏衍等同志傳達了黨中央的指示:廣泛團結愛國新聞工作者,組織統一戰線,為民族解放貢獻更大的力量。在周恩來同志的宣導和支持下,經胡愈之、夏衍、羊棗等同志的醞釀,確定在新聞工作者比較集中的上海,成立新聞工作者統一戰線組織,並推舉優秀新聞工作者范長江、羊棗、惲逸群等同志負責這一組織的籌備工作。1937年11月4日,范長江、羊棗、惲逸群、袁殊、邵宗漢、朱明等考慮到當時的國內形勢,把即將成立的組織定名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1937年11月8日,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中國記協的前身)在上海宣告成立。1949年,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備委員會同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共青團中央等15個全國性人民團體及民主黨派一起發起了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憑這一點就足以表明,中國記協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國新聞工作者的唯一有代表性的人民團體。幾十年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它積極開展了大量的工作和活動,為團結我國廣大新聞工作者,推動我國新聞事業的發展,以及在開展國際新聞界友好往來等方面做出了顯著成績,在國內外都有較大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以來,世界衝突和局部戰爭接連不斷,中國戰地記者主要經歷柬埔寨戰爭和中越邊境反擊戰的洗禮。中越反擊戰中首都女記協曾組織記者團到老山前線採訪,顯示出女性對戰地採訪的自強自信精神。柬埔寨戰爭中,女記者蔡錫梅曾兩次參加新華社記者組奔赴前線。中越邊境反擊戰,唯一代表《光明日報》的女記者吳力田拍攝不少頗有影響力的照片。20世紀90年代,北約轟炸南聯盟,中央國際廣播電臺的王智敏贏得了“身穿‘CRI’服裝的戰地之花”的評價。這個稱呼贏得女性戰地記者的一席之地。1999年北約空襲南聯盟,新華社女記者黃文是中國第一位前往國際戰場的攝影記者。香港第一位戰地女記者張翠容,歷經15年,跑遍世界局部衝突地區,於2001年出版記錄她戰地採訪心路歷程的《行過烽火大地》。

隨著戰爭向資訊化方向發展,戰場環境更加複雜多變、作戰節奏越來越快、武器打擊範圍增大,戰場已經沒有前後方之分。但無數事實證明,女記者正越來越多地在戰爭中成為暴力襲擊的目標,她們在戰地進行戰爭報導時遇到的危險越來越大。而在歷史上,已有眾多戰地女記者死于對戰爭進行報導的現場、為維護世界和平付出犧牲。新華社女記者邵雲環,1990年到1993年首赴貝爾格勒,1999年主動請纓再赴南斯拉夫,為世人報導北約空襲南斯拉夫的事實真相。同年5月7日在北約空襲中國駐南大使館事件中以身殉職。伊拉克戰爭中,閭丘、露薇等5位元女記者成為鳳凰衛視戰地報導的主力軍,她們報導技術水準、能力素質比起男記者絲毫都不遜色。特別是閭丘,被人稱為戰地玫瑰。2001年她三次入阿富汗、伊拉克,成為中國戰地記者第一人。2003年3月7日,《國際先驅導報》大篇幅報導《誰說戰爭讓女人走開》一文,刊發3篇新華社戰地女記者洪漫、周軼君、張蘭華分別從科威特、加沙、巴格達發回的戰地報導。同樣表現出色的還有中央電視臺的梁玉珍、上個世紀就以戰地報導著稱的張翠容等。

近年來,在這個曾經屬於男性報導的境地,世界戰地女記者呈現出以下發展趨勢:參與次數不斷增多、人數規模逐漸壯大、社會影響力越來越突出。外國戰地女記者們經常奔赴烽火彌漫的戰場,特別是在阿富汗、科索沃和伊拉克、敘利亞,她們臨危不懼,捨生忘死,將第一手的戰地報導公諸於眾,讓世人瞭解戰爭的殘酷慘烈和生命脆弱。2009年1月7日,幾名女攝影記者出現在加沙地帶北部的炮火隆隆的戰場上。據1995年《參考消息》報導:從波黑戰場回來的女記者們應邀出席一個研討會,講述各自經歷。聽眾恍然大悟地發現,女記者並沒有因性別歧視而影響戰地報導,有時還是戰地報導的軍中馬前卒。

文字作者:魏岳江 展婷婷 李春華

向戰地記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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