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抗日華僑的後代， 一代文豪的“遺腹女”， 從未曾見過面的父親， 是她一生的榮耀與思念。 而她又把這種榮耀與思念， 轉化為了一心為僑的巨大熱情
◎ 李肖含
初秋時節， 天氣仍有些燥熱。 南京傅厚崗一處幽靜的院子裡， 郁美蘭正和老伴兒悠閒地聊著天。 雖然已經從江蘇省僑聯主席的職位上退休， 但她還是對外界的新聞保持了應有的關注。 抗戰勝利日、僑情動態， 乃至最近國際局勢的變化， 都是他們口中的話題。
當然， 郁達夫也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這位國人眼中的著名文學家、抗戰英烈， 郁美蘭心中高大、可敬的父親， 已經犧牲整整72年了。 作為抗日華僑的後代， 一代文豪的“遺腹女”， 從未曾見過面的父親， 是她一生的榮耀與思念。 而她又把這種榮耀與思念， 轉化為了一心為僑的巨大熱情。
“在我出生前的幾個小時， 父親犧牲了”郁美蘭1945年8月27日出生於印尼蘇門答臘島一個名叫巴雅公務的小鎮上。
當時的郁達夫化名趙廉， 在小鎮上開了一家名為“趙豫記”的小酒廠。 由於中共黨員胡愈之、沈茲九、王任叔等人的加入， 這裡實際上成為中共地下組織的一個活動地點。 郁達夫還曾以酒廠老闆的身份掩護過不少當地華僑華人和印尼民眾。 但由於叛徒的出賣， 他的真實身份還是暴露了。 在日本憲兵的軟禁與監控之下， 危險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1945年8月27日， 同在酒廠工作的胡愈之等人撤離印尼。 而為了避免引起日本憲兵隊的懷疑， 郁達夫堅持沒有一同撤離。 危險卻恰在這個時候發生了。
“母親告訴我， 當天吃過晚飯以後， 一個印尼青年把我的父親叫了出去， ”郁美蘭說， “出去時他還穿著睡衣和木屐， 說馬上就會回來， 可是幾個小時過去了， 他還是沒有回來。 ”
郁美蘭的母親頭腦中閃過一種不祥的預感， 而就在這時， 郁美蘭降生了。 “就在我出生前的幾個小時， 父親犧牲了， ”郁美蘭說， “父親對我來說就像是天上的星星， 在我心中永遠閃閃發光， 但卻又是那麼遙遠而不可及。 ”
對於父親的印象， 郁美蘭基本上得自于自己的母親和身邊的華人華僑。 “小時候， 母親曾告訴我， 父親非常善於廣交朋友， 他的朋友中， 除了印尼的華僑華人和當地人外， 甚至還有日本人， ”郁美蘭說， “但是， 每當有日本憲兵到家裡來作客並要酒喝時，
著名僑領陳嘉庚曾對中共在南洋地區從事統一戰線工作的負責人夏衍說：“抗戰時期的郁達夫除了編輯進步報刊宣傳抗日， 還利用自己的身份掩護了一大批華人華僑。 不僅掩護了我， 還援救了許多被日本人逮捕的僑領。 ”一位馬來西亞共產黨的負責人也對郁達夫心懷感激：“達夫真了不起， 沒有他的説明， 我們的組織會遭到不可補救的損失。 ”
夏衍曾說， 郁達夫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 愛國是他畢生的精神支柱。 胡愈之說， 在中國文學史上， 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的名字，
“父親既是作家， 更是一位優秀的、偉大的戰士， ”郁美蘭說， “他以獨特的方式抗戰， 以筆、以生命作投槍， 寫下了人生壯麗的詩篇， 他以愛國主義為精神支柱， 在抗戰中走完了他絢麗的人生， 也用實際行動闡釋了中國文人所具有的風骨。 ”
郁美蘭與物理學家吳健雄博士
從烈士遺孤到僑聯主席郁達夫犧牲後，剛剛出生的郁美蘭和自己的母親何麗有以及剛周歲的哥哥郁大亞相依為命，並得到了印尼當地華僑華人的照顧。剛開始，他們一起住在一棟漂亮的洋房裡，“獨門獨戶，有點兒像別墅”。但是，由於沒有經濟來源，在郁美蘭7歲時，一家人不得不從那裡離開。
“那時候我雖然很小，但是已經記事了，”郁美蘭說，“那棟房子很好，離開的時候我們一直不住地回頭看，這麼好的一個房子，為什麼要離開？”
隨後，他們一起住進了郁達夫生前的好友、印尼華僑蔡清竹先生家裡。蔡清竹建議郁美蘭的母親何麗有改嫁。她同意改嫁，但提出了一個條件——“送郁達夫的這兩個孩子到雅加達讀書”。
在雅加達，郁美蘭對自己從未見過面的父親有了更多的瞭解。當時很多華僑到雅加達看望蔡清竹，一定要看一下郁達夫的子女，並且給他們送東西、送錢。“等到稍大了以後，經常還會有人告訴我，報紙上有你父親的消息，”郁美蘭說，“當時我已經知道，自己的父親是一個很偉大的人。”
1954年，中國文化代表團出訪印尼，郁達夫的好友、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的胡愈之委託團長鄭振鐸幫忙尋找失蹤多年的郁達夫遺孤，找到了郁美蘭和其兄郁大亞。1960年，在使館方面的安排下，郁美蘭回到中國。
回國後，她先去了集美僑校，一個月後又到了北京，居無定所、漂泊流離的日子終於結束了。其後，郁美蘭在北京上了大學，並和胡愈之的侄子結婚。婚後，她隨著丈夫到了新疆。十年後，郁美蘭回到南京安家，先後在金陵石化和江蘇省僑辦工作，後來又擔任了江蘇省僑聯主席。
獨特的身世與生活經歷，不僅使郁美蘭對海外僑情非常熟悉，更讓她對海外僑胞們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從在省僑辦工作開始，郁美蘭就堅持認真地辦好僑胞提出的每一件事，能解決的儘快幫助解決，暫時不能解決的也耐心地做好解釋工作。
擔任江蘇省僑聯主席後，面對新的僑情，她提出僑聯既要繼續很好地為老僑服務，又要適應文化層次高、思想觀念新的新僑的情況和需要，並在改善貧困老歸僑生活、認定新華僑身份、保護新華僑權益等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
如今的郁美蘭雖然退休在家，但仍時刻關心、關注著僑界的動態。“我出生在海外，從小時候起就受到海外僑胞們的照料和説明，為僑服務，我有很強的使命感，”郁美蘭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在繼承我父親未竟的事業。”
2015年9月3日，郁美蘭受邀參加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式
“父親是作家，更是戰士”《中華兒女》：您出生的當天，也是郁達夫先生不幸蒙難的日子。這位與您素未謀面的父親，在哪些方面影響了您？
郁美蘭：我是郁達夫最小的女兒，出生于父親“失蹤”後的幾個小時，是郁達夫的“遺腹女”。我的出生地印尼也是郁達夫烈士的殉難處。我與父親從未見過面，對我來說，父親就像是天上的星星，在我心中永遠閃閃發光，但卻又是那麼遙遠而不可及。
父親早年留學日本，與魯迅、郭沫若等人交情甚篤，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傑出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新文學團體“創造社”的發起人之一、新文學運動史上擁有最多讀者的著名作家之一。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在上海成立，他也是發起人之一。
抗戰開始後，郁達夫曾任福建省參議兼公報室主任。他趁赴日採購印刷機和應邀演講的機會，敦請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回國參加抗戰，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38年4月，台兒莊大捷後，郁達夫又作為勞軍特使前往前線勞軍。其間，他還幫助美國駐華武官史迪威上校順利到達台兒莊前線。史迪威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寫了一篇關於台兒莊戰役的詳細報導，發表在美國最重要的軍事雜誌上。這篇報導在美國政府和軍方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促使他們很快改變對華的觀望態度。接著，美國在經援中國的同時還派陳納德的航空隊來華參戰，這無疑是對中華民族抗戰的大力支持。
1938年末，應新加坡《星洲日報》之邀，郁達夫前往新加坡參加抗日宣傳工作。在擔任《星洲日報》主筆的同時，他還編輯了四五種刊物，極大地鼓舞了南洋華僑抗日救國的熱情。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新加坡文化界同仁在胡愈之領導下成立“星州華僑文化界戰時工作團”，郁達夫任團長兼戰時幹部訓練班主任，胡愈之任副團長。1942年初，郁達夫出席了由陳嘉庚領導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敵聯合會”成立大會，被選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實際上已成為新加坡華僑中的抗日領袖之一。新加坡淪陷後，他與胡愈之、沈茲九、王任叔、張楚琨、汪金丁等人，撤退到印尼蘇門答臘的巴雅公務市落腳。他化名趙廉，在巴雅公務開辦了一家“趙豫記”酒廠，暗中做了許多幫助當地印尼群眾、華人華僑和革命志士的事情。
縱觀父親的一生，我認為他既是作家，更是一位優秀的、偉大的戰士，他以獨特的方式抗戰，以筆、以生命作投槍，寫下了人生壯麗的詩篇，他以愛國主義為精神支柱，在抗戰中走完了他絢麗的人生，也用實際行動闡釋了中國文人所具有的風骨。
《中華兒女》：郁達夫“失蹤”之後，遺體也一直沒有找到，這件事成為一個未解之謎。
郁美蘭：父親郁達夫是在日本戰敗投降後“失蹤”的。7年後的1952年，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郁達夫被追認為革命烈士。關於父親的“失蹤”， 曾與父親在印尼並肩戰鬥過的胡愈老在從印尼回國以後，寫過一本書 《郁達夫的流亡與失蹤》。當時他下定論說是失蹤，推測是被日本人殺害了，但是沒有證據。1985年7月17日，在浙江富陽舉辦的郁達夫遇難四十周年的研討會上，一位名叫鈴木正夫的日本學者發表論文《郁達夫的被害真相》，證實了郁達夫確實是被日本憲兵殺害的。1945年8月27日的晚上，日本憲兵接到命令，把他騙出去以後，拉到印尼巴雅公務的荒山野嶺，然後用電線把他勒死的。這是一種很殘忍的手段。但由於沒有確實證據，父親的遺骨也下落不明，郁達夫的死還是一個未解之謎。我在父親遇難的幾個小時後出生，心中只有對父親的無盡懷念。
《中華兒女》：能否談一談您的母親？
郁美蘭：我的母親何麗有是父親的第三位妻子，1921年出生在廣東臺山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在她10歲那年，因為家中貧困潦倒，外祖父不得不忍痛把母親送給一位陳姓人家。她改名陳蓮有，隨陳家人來到印尼。1943年經人介紹與父親結婚，時年22歲。由於母親從小家境貧寒，沒有機會上學，只會講廣東臺山方言和印尼語，所以也不可能對父親有很深入的瞭解，這也就是在那種特定歷史背景下，父親最後時期的苦心所在吧。母親在晚年時，曾深情地對我說，與父親一起生活的那幾年時間雖短，但卻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時期。
《中華兒女》：您特殊的身世與經歷，對您後來從事僑務工作有哪些影響？
郁美蘭：我出生在印尼，是郁達夫的“遺腹女”。15歲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印尼，和自己的母親、哥哥在相依為命。這期間，我們一直得到眾多僑胞的資助，許許多多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都來看望我們，並給我們送錢、送東西……這些雖是小事，但對於當時的我們是多麼巨大的安慰啊！
後來，我有機會從事僑務工作，由於從小在海外長大，我對海外華人華僑的情況比較瞭解，知道他們的想法和需求，這也讓我在工作時有一種特殊的“使命感”。我的父親在抗戰時期用自己手中的筆，團結和動員了大批海外華人華僑共同參加抗戰。現在我從事僑務工作，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繼承我父親未竟的事業。廣大的海外僑胞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解放初期、改革開放時期，只要當祖國面臨危難的時候，他們總會挺身而出。海外僑胞血濃於水的深情是讓人非常感動的。在為僑服務中，我一直不斷感受著僑胞們濃濃的愛國情懷。
2011年12月，郁美蘭（左二）陪同中國僑聯時任主席林軍（左三）參觀鑒真佛教學院
原載于《中華兒女（海外版）》2017年10月號（下），總第617期。本刊文章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或出版。
郁美蘭與物理學家吳健雄博士
從烈士遺孤到僑聯主席郁達夫犧牲後，剛剛出生的郁美蘭和自己的母親何麗有以及剛周歲的哥哥郁大亞相依為命，並得到了印尼當地華僑華人的照顧。剛開始，他們一起住在一棟漂亮的洋房裡，“獨門獨戶，有點兒像別墅”。但是，由於沒有經濟來源，在郁美蘭7歲時，一家人不得不從那裡離開。
“那時候我雖然很小，但是已經記事了，”郁美蘭說，“那棟房子很好，離開的時候我們一直不住地回頭看，這麼好的一個房子，為什麼要離開？”
隨後，他們一起住進了郁達夫生前的好友、印尼華僑蔡清竹先生家裡。蔡清竹建議郁美蘭的母親何麗有改嫁。她同意改嫁，但提出了一個條件——“送郁達夫的這兩個孩子到雅加達讀書”。
在雅加達，郁美蘭對自己從未見過面的父親有了更多的瞭解。當時很多華僑到雅加達看望蔡清竹，一定要看一下郁達夫的子女，並且給他們送東西、送錢。“等到稍大了以後，經常還會有人告訴我，報紙上有你父親的消息，”郁美蘭說，“當時我已經知道，自己的父親是一個很偉大的人。”
1954年，中國文化代表團出訪印尼，郁達夫的好友、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的胡愈之委託團長鄭振鐸幫忙尋找失蹤多年的郁達夫遺孤，找到了郁美蘭和其兄郁大亞。1960年，在使館方面的安排下，郁美蘭回到中國。
回國後，她先去了集美僑校，一個月後又到了北京，居無定所、漂泊流離的日子終於結束了。其後，郁美蘭在北京上了大學，並和胡愈之的侄子結婚。婚後，她隨著丈夫到了新疆。十年後，郁美蘭回到南京安家，先後在金陵石化和江蘇省僑辦工作，後來又擔任了江蘇省僑聯主席。
獨特的身世與生活經歷，不僅使郁美蘭對海外僑情非常熟悉，更讓她對海外僑胞們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從在省僑辦工作開始，郁美蘭就堅持認真地辦好僑胞提出的每一件事，能解決的儘快幫助解決，暫時不能解決的也耐心地做好解釋工作。
擔任江蘇省僑聯主席後，面對新的僑情，她提出僑聯既要繼續很好地為老僑服務，又要適應文化層次高、思想觀念新的新僑的情況和需要，並在改善貧困老歸僑生活、認定新華僑身份、保護新華僑權益等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
如今的郁美蘭雖然退休在家，但仍時刻關心、關注著僑界的動態。“我出生在海外，從小時候起就受到海外僑胞們的照料和説明，為僑服務，我有很強的使命感，”郁美蘭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在繼承我父親未竟的事業。”
2015年9月3日，郁美蘭受邀參加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式
“父親是作家，更是戰士”《中華兒女》：您出生的當天，也是郁達夫先生不幸蒙難的日子。這位與您素未謀面的父親，在哪些方面影響了您？
郁美蘭：我是郁達夫最小的女兒，出生于父親“失蹤”後的幾個小時，是郁達夫的“遺腹女”。我的出生地印尼也是郁達夫烈士的殉難處。我與父親從未見過面，對我來說，父親就像是天上的星星，在我心中永遠閃閃發光，但卻又是那麼遙遠而不可及。
父親早年留學日本，與魯迅、郭沫若等人交情甚篤，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傑出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新文學團體“創造社”的發起人之一、新文學運動史上擁有最多讀者的著名作家之一。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在上海成立，他也是發起人之一。
抗戰開始後，郁達夫曾任福建省參議兼公報室主任。他趁赴日採購印刷機和應邀演講的機會，敦請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回國參加抗戰，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38年4月，台兒莊大捷後，郁達夫又作為勞軍特使前往前線勞軍。其間，他還幫助美國駐華武官史迪威上校順利到達台兒莊前線。史迪威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寫了一篇關於台兒莊戰役的詳細報導，發表在美國最重要的軍事雜誌上。這篇報導在美國政府和軍方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促使他們很快改變對華的觀望態度。接著，美國在經援中國的同時還派陳納德的航空隊來華參戰，這無疑是對中華民族抗戰的大力支持。
1938年末，應新加坡《星洲日報》之邀，郁達夫前往新加坡參加抗日宣傳工作。在擔任《星洲日報》主筆的同時，他還編輯了四五種刊物，極大地鼓舞了南洋華僑抗日救國的熱情。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新加坡文化界同仁在胡愈之領導下成立“星州華僑文化界戰時工作團”，郁達夫任團長兼戰時幹部訓練班主任，胡愈之任副團長。1942年初，郁達夫出席了由陳嘉庚領導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敵聯合會”成立大會，被選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實際上已成為新加坡華僑中的抗日領袖之一。新加坡淪陷後，他與胡愈之、沈茲九、王任叔、張楚琨、汪金丁等人，撤退到印尼蘇門答臘的巴雅公務市落腳。他化名趙廉，在巴雅公務開辦了一家“趙豫記”酒廠，暗中做了許多幫助當地印尼群眾、華人華僑和革命志士的事情。
縱觀父親的一生，我認為他既是作家，更是一位優秀的、偉大的戰士，他以獨特的方式抗戰，以筆、以生命作投槍，寫下了人生壯麗的詩篇，他以愛國主義為精神支柱，在抗戰中走完了他絢麗的人生，也用實際行動闡釋了中國文人所具有的風骨。
《中華兒女》：郁達夫“失蹤”之後，遺體也一直沒有找到，這件事成為一個未解之謎。
郁美蘭：父親郁達夫是在日本戰敗投降後“失蹤”的。7年後的1952年，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郁達夫被追認為革命烈士。關於父親的“失蹤”， 曾與父親在印尼並肩戰鬥過的胡愈老在從印尼回國以後，寫過一本書 《郁達夫的流亡與失蹤》。當時他下定論說是失蹤，推測是被日本人殺害了，但是沒有證據。1985年7月17日，在浙江富陽舉辦的郁達夫遇難四十周年的研討會上，一位名叫鈴木正夫的日本學者發表論文《郁達夫的被害真相》，證實了郁達夫確實是被日本憲兵殺害的。1945年8月27日的晚上，日本憲兵接到命令，把他騙出去以後，拉到印尼巴雅公務的荒山野嶺，然後用電線把他勒死的。這是一種很殘忍的手段。但由於沒有確實證據，父親的遺骨也下落不明，郁達夫的死還是一個未解之謎。我在父親遇難的幾個小時後出生，心中只有對父親的無盡懷念。
《中華兒女》：能否談一談您的母親？
郁美蘭：我的母親何麗有是父親的第三位妻子，1921年出生在廣東臺山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在她10歲那年，因為家中貧困潦倒，外祖父不得不忍痛把母親送給一位陳姓人家。她改名陳蓮有，隨陳家人來到印尼。1943年經人介紹與父親結婚，時年22歲。由於母親從小家境貧寒，沒有機會上學，只會講廣東臺山方言和印尼語，所以也不可能對父親有很深入的瞭解，這也就是在那種特定歷史背景下，父親最後時期的苦心所在吧。母親在晚年時，曾深情地對我說，與父親一起生活的那幾年時間雖短，但卻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時期。
《中華兒女》：您特殊的身世與經歷，對您後來從事僑務工作有哪些影響？
郁美蘭：我出生在印尼，是郁達夫的“遺腹女”。15歲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印尼，和自己的母親、哥哥在相依為命。這期間，我們一直得到眾多僑胞的資助，許許多多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都來看望我們，並給我們送錢、送東西……這些雖是小事，但對於當時的我們是多麼巨大的安慰啊！
後來，我有機會從事僑務工作，由於從小在海外長大，我對海外華人華僑的情況比較瞭解，知道他們的想法和需求，這也讓我在工作時有一種特殊的“使命感”。我的父親在抗戰時期用自己手中的筆，團結和動員了大批海外華人華僑共同參加抗戰。現在我從事僑務工作，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繼承我父親未竟的事業。廣大的海外僑胞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解放初期、改革開放時期，只要當祖國面臨危難的時候，他們總會挺身而出。海外僑胞血濃於水的深情是讓人非常感動的。在為僑服務中，我一直不斷感受著僑胞們濃濃的愛國情懷。
2011年12月，郁美蘭（左二）陪同中國僑聯時任主席林軍（左三）參觀鑒真佛教學院
原載于《中華兒女（海外版）》2017年10月號（下），總第617期。本刊文章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