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人文地理
文君當壚， 皓腕如雪；相如立誓， 駟馬而歸。 這是成都人津津樂道的愛情佳話和勵志故事。
北門外的沙河在漢代名為升仙水， 河上有橋名為升仙橋， 是成都前往長安的必經之路。 因為司馬相如的這段故事， 在唐代以後， 升仙橋在各類筆記和地方誌裡逐漸被稱作駟馬橋， 並流傳至今， 已歷時2100餘年。
1952年成都站東鄉青杠坡出土漢墓畫像磚
駟馬橋堪稱蜀地最古老的橋樑。 1952年成都站東鄉漢墓出土了一批漢畫像磚， 其中有一塊畫磚上清晰地刻出了一座水上的橋樑。 水上立有許多排木柱， 每排四根， 木柱上架有橫木梁， 梁上鋪有木板， 兩匹馬拉著一輛高車行其上， 後側有隨從一名。
這個漢墓， 位於當時的站東鄉青杠坡（後稱青杠包）， 在成都北門駟馬橋之西， 火車站之東, 北為鳳凰山, 南接成都城桓。 這個漢墓距駟馬橋非常之近， 這不僅讓人產生聯想，
唐代以後， 文人墨客留詩此橋， 題詠碑記不斷， 大多借司馬相如一生行跡和功業懷古詠志。 可惜歷代屢經整修， 近代又飽經戰火， 古橋風貌已不可再現。
治河專家張鵬翮的過碑記
但近代曾有兩位大名鼎鼎的人為駟馬橋留下過碑記， 這段歷史鮮為人知。 一位是清代四川第一名臣張鵬翮， 另一位是清末民初著名金石學家、文字學家、書法家劉心源。
先說張鵬翮， 四川遂寧（蓬溪縣黑柏溝）人， 被譽為清代第一清官、治河專家、理學名臣， 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時人稱其為“遂甯相國”。 張鵬翮曾隨索額圖勘定中俄東段邊界， 為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作出積極貢獻。
1936年美術生活雜誌刊載的青羊宮的“青羊”
張鵬翮還是一位書法家。 成都“青羊宮”三字就是張鵬翮題書， 更有意思的是青羊宮裡鎮宮之寶獨角青羊也是張鵬翮于雍正元年（1723）， 從北京市場上購回， 贈送給青羊宮的。 底座銘刻記其事， 銘文雲：“京師市上得銅羊， 移往成都古道場。 出關尹喜似相識。 尋到華陽樂未央。 ”落款為“信陽子題”， 信陽子即張鵬翮之號。 字跡古樸蒼勁， 厚重圓潤， 堪書家之絕筆。 此羊為單角， 以十二生肖特徵合為一體， 似羊非羊， 形象古怪， 俗傳摸青羊可求福祛災， 婦女摸青羊可生男孩。
康熙末年， 成都駟馬橋進行整修， 竣工後特邀當時的吏部尚書張鵬翮撰寫碑誌並親書《成都駟馬橋碑記》，
但因為只有近人記錄， 張鵬翮是否確實題寫過駟馬橋碑記無法確認。
有意思的是， 這一事實在近期發現的一張由日本人拍攝的圖片中得到了證實。
日本間諜也“攝”過駟馬橋
近代以來， 日本在對外滲透及侵略的過程中， 曾派出大量間諜潛入中國各地進行活動。 1924到1942年間， 日本攝影師島崎役治以其創辦的《亞細亞大觀》刊物為陣地， 以旅行考察為掩護，潛入中國各地進行實地拍攝，足跡幾乎囊括了所有省份。其拍攝的內容，則涵蓋了人文、地理、經濟、軍事等方面，具有很高的情報價值。
島崎役治的公開身份，是亞細亞寫真大觀社社長，他于1918 年來到中國東北，1924年成立亞細亞寫真大觀社並創辦攝影月刊《亞細亞大觀》，發行一直持續到1942 年。透過其攝影活動和拍攝內容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作為一名職業攝影師和刊物經營者，島崎役治其實還扮演著日本間諜的角色，長期打著旅行考察的幌子在中國各地搜集情報，直接為日本政府的滲透與侵略服務。
日本間諜島崎役治所拍攝的駟馬橋
當代學者研究島崎役治行跡，發現他曾於1926年和1928年兩次入四川，這張駟馬橋的照片應該拍攝於這一期間。島崎役治在這張照片的文字說明中，提到橋頭有石碑，碑文為張鵬翮所題寫，並題寫了岑參的《升仙橋》“長橋題柱去，猶是未達時。及乘駟馬車，卻從橋上歸。名共東流水，滔滔無盡期。”
至此，我們可以確認，島崎役治曾親眼目睹張鵬翮的碑文，可惜的是島崎役治沒有把碑文拍攝清楚，我們現在無緣看到張鵬翮的書法墨蹟了。但照片中的石碑，是否是康熙年間所立或是為後人重立，仍無法確認。
對比昭覺寺中清咸豐四年（1854）的石碑拓片，右下角的駟馬橋的形狀與上述兩張照片極為接近，只是石碑比例略顯誇張。據此可以推斷，從康熙一朝直至近代，磚石結構的駟馬橋一直沒有大的變化。
金石學家劉心源寫《駟馬橋記》
再說另一位為駟馬橋題寫碑文的晚清金石學家、書法家劉心源，也同樣大名鼎鼎。
劉心源是湖北洪湖人，曾任四川夔州知府、成都知府。他有許多墨蹟被刻成石碑供後人欣賞。最為著名的就是三峽的瞿塘峽口他書寫的“夔門”二字。據說，1958年，毛澤東考察三峽，對此二字觀賞良久，讚不絕口，囑文物部門妥為保存，至今仍為三峽一景。劉心源篆、隸、楷、行、草皆精，信手而書，又別具一格。都江堰伏龍觀《離堆》刻石，武侯祠《出師表》石刻，都是劉心源手筆。
劉心源《駟馬橋記》拓片
而劉自認為滿意的是篆刻《駟馬橋記》，他在《樂石文述》中稱其為最得意之作。幸而我們現在還能看到這個碑刻的拓片。
碑文記載,碑記立於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成都知府劉心源撰並書，監刻為江蘇武進劉鼎元、四川奉節張朝墉、湖北武昌張仲和。碑文大意記述了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字此橋。指出漢武疲于四方開疆拓土，營造宮苑。而長卿（司馬相如）以陵雲之才經略治世，而有赤車駟馬。撰書人自思才智不及長卿，而海內多事，過斯橋也，惴惴自省。
可能駟馬橋頭不止立過一塊石碑，從張鵬翮到劉心源，也許其中還有不為我們所知的故事。
現今駟馬古橋已不復存在。1951年修築成渝鐵路，原有河道被改道，照片中磚石結構的駟馬橋被拆毀，在改道的沙河上新修平交橋。1981年，地名普查時，仍然定名為駟馬橋。
在2001年前後的成都大規模水環境綜合整治工程中，沙河從上游到下游修建了八座大型遊園“沙河八景”。可惜的是，這一大型工程再一次將駟馬橋遺漏，以駟馬橋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澱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遺憾。現在解放路一段與駟馬橋街交界處，橫跨沙河的駟馬橋作為成都市的文化地標，矗立起了一座雕塑，其造型與神韻皆較為簡單粗糙，不足以供後人緬懷。
文/淺夏 （圖片由網友“衆人都是”提供）
以旅行考察為掩護，潛入中國各地進行實地拍攝，足跡幾乎囊括了所有省份。其拍攝的內容，則涵蓋了人文、地理、經濟、軍事等方面，具有很高的情報價值。島崎役治的公開身份，是亞細亞寫真大觀社社長，他于1918 年來到中國東北，1924年成立亞細亞寫真大觀社並創辦攝影月刊《亞細亞大觀》，發行一直持續到1942 年。透過其攝影活動和拍攝內容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作為一名職業攝影師和刊物經營者，島崎役治其實還扮演著日本間諜的角色，長期打著旅行考察的幌子在中國各地搜集情報，直接為日本政府的滲透與侵略服務。
日本間諜島崎役治所拍攝的駟馬橋
當代學者研究島崎役治行跡，發現他曾於1926年和1928年兩次入四川，這張駟馬橋的照片應該拍攝於這一期間。島崎役治在這張照片的文字說明中，提到橋頭有石碑，碑文為張鵬翮所題寫，並題寫了岑參的《升仙橋》“長橋題柱去，猶是未達時。及乘駟馬車，卻從橋上歸。名共東流水，滔滔無盡期。”
至此，我們可以確認，島崎役治曾親眼目睹張鵬翮的碑文，可惜的是島崎役治沒有把碑文拍攝清楚，我們現在無緣看到張鵬翮的書法墨蹟了。但照片中的石碑，是否是康熙年間所立或是為後人重立，仍無法確認。
對比昭覺寺中清咸豐四年（1854）的石碑拓片，右下角的駟馬橋的形狀與上述兩張照片極為接近，只是石碑比例略顯誇張。據此可以推斷，從康熙一朝直至近代，磚石結構的駟馬橋一直沒有大的變化。
金石學家劉心源寫《駟馬橋記》
再說另一位為駟馬橋題寫碑文的晚清金石學家、書法家劉心源，也同樣大名鼎鼎。
劉心源是湖北洪湖人，曾任四川夔州知府、成都知府。他有許多墨蹟被刻成石碑供後人欣賞。最為著名的就是三峽的瞿塘峽口他書寫的“夔門”二字。據說，1958年，毛澤東考察三峽，對此二字觀賞良久，讚不絕口，囑文物部門妥為保存，至今仍為三峽一景。劉心源篆、隸、楷、行、草皆精，信手而書，又別具一格。都江堰伏龍觀《離堆》刻石，武侯祠《出師表》石刻，都是劉心源手筆。
劉心源《駟馬橋記》拓片
而劉自認為滿意的是篆刻《駟馬橋記》，他在《樂石文述》中稱其為最得意之作。幸而我們現在還能看到這個碑刻的拓片。
碑文記載,碑記立於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成都知府劉心源撰並書，監刻為江蘇武進劉鼎元、四川奉節張朝墉、湖北武昌張仲和。碑文大意記述了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字此橋。指出漢武疲于四方開疆拓土，營造宮苑。而長卿（司馬相如）以陵雲之才經略治世，而有赤車駟馬。撰書人自思才智不及長卿，而海內多事，過斯橋也，惴惴自省。
可能駟馬橋頭不止立過一塊石碑，從張鵬翮到劉心源，也許其中還有不為我們所知的故事。
現今駟馬古橋已不復存在。1951年修築成渝鐵路，原有河道被改道，照片中磚石結構的駟馬橋被拆毀，在改道的沙河上新修平交橋。1981年，地名普查時，仍然定名為駟馬橋。
在2001年前後的成都大規模水環境綜合整治工程中，沙河從上游到下游修建了八座大型遊園“沙河八景”。可惜的是，這一大型工程再一次將駟馬橋遺漏，以駟馬橋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澱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遺憾。現在解放路一段與駟馬橋街交界處，橫跨沙河的駟馬橋作為成都市的文化地標，矗立起了一座雕塑，其造型與神韻皆較為簡單粗糙，不足以供後人緬懷。
文/淺夏 （圖片由網友“衆人都是”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