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會址內景
一大會址的記憶與見證
一大會址是怎麼找到的
1950年夏末， 為紀念建黨30周年， 上海市委展開了尋訪中共一大會址的工作。
這項任務由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姚溱， 帶領著軍管會文藝處沈之瑜和市委宣傳部楊重光具體承擔。 一大是在法租界開的， 但法租界的範圍很大， 怎麼找？尋訪小組從周佛海之子周之友那裡得知， 周佛海曾寫過一本回憶錄， 書中記載， 一大會址在“貝勒路李漢俊家”， 而代表住宿則在“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貝勒路即為今天的黃陂南路， 在1950年大體北起延安東路， 南至徐家匯路， 兩側約有2000棟房子。 經過幾天的反復查訪， 終於打聽到， 與貝勒路交叉的一條橫向馬路， 原名是望志路， 當時已改為興業路。 周佛海妻子楊淑慧凝視著交叉路口寫著“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一所房子及白牆上一個巨大的“醬”字，
上海市委立即派人為這些舊址拍了照片， 派楊重光專程送京審定， 得到了毛澤東和董必武的肯定。 但為了把“一大”會址考證得更準確， 中央又委託“一大”參加者李達專程到上海實地考察。 李達進入“恒昌福面坊”後認定：“這是漢俊的家， 黨的一大就在這裡召開。 ”
中共一大代表居住的博文女校宿舍
用什麼掩護會議的召開
1921年7月30日晚，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進行， 一個陌生男子從後門闖了進來， 說找人， 可又慌忙離開了。 有長期地下工作經驗的馬林斷定他是個密探， 建議會議立即停止， 大家趕緊撤離， 只留下了房子主人李漢俊和廣州代表陳公博。
果然， 就在大家撤離會場10多分鐘後， 法租界巡捕房的巡捕來了。
原來， 早在籌備會議期間， 李大釗、陳獨秀、李達、李漢俊、沈雁冰等15人就先在此設立了公開的新時代叢書社通信處， 這使李漢俊可以用出版機構召集作者商議為由， 應對巡捕質疑。
紀念館有哪些珍貴文物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中藏有許多珍貴的革命文物。 每一件藏品背後， 都有著一個塵封已久卻依然打動人心的故事。
一份黨刊
一本紙張已經泛黃的刊物， 靜靜地躺在陳列室櫥窗裡， 它看似尋常， 卻曾如一盞指路明燈， 照亮了中國共產主義者前進的道路。 它就是創立於1920年11月7日的《共產黨》月刊， 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份黨刊。
當時反動派當局嚴禁“過激主義”言論， 追查“共產主義宣傳”， 刊物主編李達在險惡環境下堅持工作， 編輯部的處所、刊物的印刷和發行都極其機密，文章也不署真名。但不幸的事情還是發生了。正當月刊第三期即將付印出版時，法國巡捕房突然派密探干擾，沒收了這期的首篇文章。現在人們看到的這期月刊上有一頁是空白的，印著“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沒收去了”的醒目大字。
不過，敵人的破壞並沒有使《共產黨》這盞指路明燈失去光芒。月刊流傳至廣，影響至深。
一台打字機
一台打字機，小巧別致，略有殘破，機身固定在黑色皮紙包裹的木盒內，合起來如同一隻微型手提箱，打開箱蓋則能立即進入工作模式。這台打字機牌子為“CORO－NA”，曾被李大釗使用過。
打字機的原主人是吳弱男，購自英國。1905年，吳弱男在民報社擔任孫中山秘書，用這台打字機為孫中山列印了不少英文函件。它後來怎麼到了李大釗手裡？原來，早在日本讀書期間，李大釗就經常向章士釗創辦的《甲寅》雜誌投稿，章士釗按照投稿信上附的地址寫信給李大釗，相約見面。後來，兩人幾乎每個月都會見面。在長期的交往過程中，李大釗與章士釗、吳弱男夫婦結下了深厚友誼。
回國後，章士釗和李大釗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兩家的友誼未受影響。1925年秋天，為了便於開展革命工作，李大釗向吳弱男借用這台打字機長達一個月之久。利用這台打字機，李大釗列印了不少黨的秘密檔，並與共產國際和蘇聯駐華代表進行了密切聯繫。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遇害。為了紀念李大釗，吳弱男一直精心保存著這台打字機。1964年7月，她把打字機捐獻給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
一個中譯本
李大釗、陳獨秀讀了《共產黨宣言》（下簡稱《宣言》）英文版後，都認為應當儘快將此書譯成中文。然而，翻譯此書絕非易事，就連作者之一的恩格斯也曾說翻譯《宣言》是異常困難的。
後來，戴季陶在上海主編《星期評論》，打算連載《宣言》，便著手物色合適的譯者，找到了當時年僅29歲的陳望道。陳望道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浙江義烏分水塘村，在自家破陋的柴房中開始了《宣言》的翻譯工作。他依據《宣言》日文本與英文本，憑著《日漢辭典》和《英漢辭典》，夜以繼日字斟句酌地翻譯，費了平時譯書的五倍工夫，把全文譯了出來。
但彼時《星期評論》已停刊，陳獨秀等人就籌措資金，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建起了一個秘密印刷所，1920年8月，《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在這裡問世。
編輯部的處所、刊物的印刷和發行都極其機密，文章也不署真名。但不幸的事情還是發生了。正當月刊第三期即將付印出版時，法國巡捕房突然派密探干擾，沒收了這期的首篇文章。現在人們看到的這期月刊上有一頁是空白的，印著“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沒收去了”的醒目大字。不過，敵人的破壞並沒有使《共產黨》這盞指路明燈失去光芒。月刊流傳至廣，影響至深。
一台打字機
一台打字機，小巧別致，略有殘破，機身固定在黑色皮紙包裹的木盒內，合起來如同一隻微型手提箱，打開箱蓋則能立即進入工作模式。這台打字機牌子為“CORO－NA”，曾被李大釗使用過。
打字機的原主人是吳弱男，購自英國。1905年，吳弱男在民報社擔任孫中山秘書，用這台打字機為孫中山列印了不少英文函件。它後來怎麼到了李大釗手裡？原來，早在日本讀書期間，李大釗就經常向章士釗創辦的《甲寅》雜誌投稿，章士釗按照投稿信上附的地址寫信給李大釗，相約見面。後來，兩人幾乎每個月都會見面。在長期的交往過程中，李大釗與章士釗、吳弱男夫婦結下了深厚友誼。
回國後，章士釗和李大釗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兩家的友誼未受影響。1925年秋天，為了便於開展革命工作，李大釗向吳弱男借用這台打字機長達一個月之久。利用這台打字機，李大釗列印了不少黨的秘密檔，並與共產國際和蘇聯駐華代表進行了密切聯繫。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遇害。為了紀念李大釗，吳弱男一直精心保存著這台打字機。1964年7月，她把打字機捐獻給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
一個中譯本
李大釗、陳獨秀讀了《共產黨宣言》（下簡稱《宣言》）英文版後，都認為應當儘快將此書譯成中文。然而，翻譯此書絕非易事，就連作者之一的恩格斯也曾說翻譯《宣言》是異常困難的。
後來，戴季陶在上海主編《星期評論》，打算連載《宣言》，便著手物色合適的譯者，找到了當時年僅29歲的陳望道。陳望道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浙江義烏分水塘村，在自家破陋的柴房中開始了《宣言》的翻譯工作。他依據《宣言》日文本與英文本，憑著《日漢辭典》和《英漢辭典》，夜以繼日字斟句酌地翻譯，費了平時譯書的五倍工夫，把全文譯了出來。
但彼時《星期評論》已停刊，陳獨秀等人就籌措資金，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建起了一個秘密印刷所，1920年8月，《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在這裡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