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馬光， 兩人有很多相似之處。
首先是愛護百姓。 司馬光官越做越大， 排場卻越來越小， 乘馬車竟然不張車蓋， 自己舉著把扇子遮擋太陽。 理學家程頤都看不下去：“您老人家出門竟然沒有隨從騎士， 街市上老百姓不知道是誰， 萬一出點事咋辦？就算不出事， 也不夠威風。 ”司馬光說：“某惟求人不識耳。 ”一個字也沒提到安全和榮譽。
王安石也一樣， 他從總理的位置上退下來， 住在鐘山， 出門騎驢。 有人勸他：“騎驢不舒服， 還是坐肩輿(人抬的轎子)比較好。 ”王安石正色道：“自古王公雖不道， 未嘗敢以人代畜也。
可見兩人都是善良的好同志。 他們其他方面也很相似。 比如不好聲色， 不熱衷升官， 不貪財。 王安石每月俸祿到手， 弟弟就聞風趕來， 要求見者有份， 王安石總是一笑：“隨便拿。 ”司馬光晚年住在洛陽， 買田宅， 房產證卻寫哥哥的名字。 按說他們絕對是一對好基友， 很能談得來。
可是眾所周知， 他們在當時卻水火不容， 王安石要強行推廣新法， 司馬光拼死反對。 王認為新法對百姓好， 司馬光認為差。 最終為此絕交， 從此形同陌路。 這是為什麼呢？
我認為， 還是傳統思想的局限性， 限制了他們的眼界。
翻翻學術史就知道， 古往今來無數聰明人， 孜孜不倦地著書， 卻都是圍著六經打轉，
他們不知道， 中國的問題不是皇帝聖明與否的問題， 不是大臣忠奸的問題， 而是制度好壞的問題。 而好的制度需要好的理念， 好的理念也許會被現實摧毀， 但它是否存在過， 至少說明一個民族的思辨能力。 但中國從未出現過好的政治理念。
如果他們知道， 世上除了君主專制， 還有很多種制度， 除了君君臣臣， 還有憲法、民主這類理念；除了當忠臣， 還有做參議員、眾議員、總統的可能， 他們會糾結於新法舊法嗎？以他們的聰明， 很快就會發現， 無論新法舊法， 都沒有民主對百姓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