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每年擬定的《本科教學品質年度報告》（教務處負責）， 其中涉及畢業生培養結果的相關內容， 教務處每年都會利用人才社會需求與培養品質年度報告中的內容， 印證學校人才培養品質的具體情況以及與“211”院校的對比情況。
推進教育體制機制綜合改革創新、先試先行， 探索在全國可複製、可推廣的改革思路與舉措， 是“兩校一市”綜合教育改革承擔的重大使命和任務。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以下簡稱“上經貿大”）作為上海地方一所有特色的大學， 以培養知識、能力、素質協調發展的， 具有國際視野和創新思維的高層次、應用型、國際化人才為目標，
那麼， 畢業生就業調研在上經貿大的綜合改革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上經貿大如何利用畢業生就業品質跟蹤資料， 進一步推動學校人才培養模式改革？高校在綜合改革過程中需注意哪些重點難點問題？圍繞以上問題， 《麥可思研究》（以下簡稱《麥》）對話上經貿大規劃處處長兼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宋彩萍， 請她分享該校的經驗和觀點。
《麥》：“組織開展學校人才社會需求與培養品質年度評估工作”被列為上經貿大規劃處的部門工作職責之一。 您認為做好畢業生調研對學校發展的意義與價值何在？
宋彩萍：關於我校畢業生調研工作，
注：
2013年4月， 經教育部批准， 上經貿大由原來的“上海對外貿易學院”更名為現在的“上海對外經貿大學”。
因此， 我們在準備更名大學論證報告時向校領導提議， 學校畢業生培養品質不能自說自話， 需要有外部協力廠商機構的證明， 需要有一套科學的指標和標準來印證。 在得到領導同意與支持後， 通過外部協力廠商的畢業生就業調研資料， 證明了學校應用型、國際化人才的高品質培養， 為更名大學發揮了重要的印證作用。 當時與上經貿大一起提出更名的還有其他三所各有競爭優勢的高校， 最終只有我校通過了更名， 其中本科人才培養很好支撐了我校的更名工作。
一開始， 我校主要利用這些資料去摸清各學院的人才培養結果的狀況，
我校每年擬定的《本科教學品質年度報告》（教務處負責）， 其中涉及畢業生培養結果的相關內容， 教務處每年都會利用人才社會需求與培養品質年度報告中的內容， 印證學校人才培養品質的具體情況以及與“211”院校的對比情況， 利用客觀資料進一步提升了學校的社會聲譽。
資料鏈接：
麥可思資料顯示， 上經貿大2012~2015屆畢業生月收入水準（分別為5393元、5453元、5726元、6448元）呈現上升趨勢， 且連續四屆與全國“211”本科平均水準（分別為4119元、4123元、4394元、4718元）相比均具有較為明顯的優勢， 畢業生薪資水準較高， 具有較強的就業競爭力。
上經貿大應屆畢業生月收入變化趨勢圖
注：上經貿大2012~2014屆、全國“211”本科2012~2015屆均為畢業半年後數據；上經貿大2015屆為畢業一年後資料。
除了以上幾點，我校現在也面臨一些困難。如現在上海市正在建設高水準大學，那麼高水準大學必然要有人才培養的高品質和鮮明特色，而應用型、國際化作為上經貿大本科人才培養的特色，如何保持、維繫和發展呢？尤其是在當今變化莫測的時代，對於變數因素特別多的涉外商科大學，真的非常難，特別需要資料監測，就如同陰晴表的作用，對學校的人才培養發揮監測和調控作用。
《麥》：對於人才社會需求與培養品質年度報告中的調研資料，您能否詳細舉例說明上經貿大具體是如何應用的？對上經貿大的人才培養模式工作，發揮了怎樣的推動作用？
宋彩萍：以上經貿大的更名大學工作為例來舉例說明。我校在更名時總結的人才培養特色是“應用型、國際化”，但如何證明呢？我們就是通過學校辦學過程中積累的資料以及麥可思報告的比較資料來證明的，也得到了教育部專家的認可。
我校主要是通過四個方面證明人才培養特色的，並將其總結為“一好三強”。“好”指生源品質好，學校錄取分數線在上海地方高校中一直比較靠前。“三強”：一是就業競爭力強，通過畢業生就業調研資料，學校畢業生連續多年畢業半年後的月收入均高於全國“211”院校畢業生水準；二是專業應用能力強，除了外部畢業生就業調研資料的證明之外，還獲得用人單位多年對畢業生業務精、懂實務的高評價；三是英語應用能力強，畢業生四、六級考試成績明顯高於全國本科院校的平均水準，並且目前我校是上海唯一一所要求本科畢業獲得學位要與英語六級水準掛鉤的高校。
我校作為一所涉外商科大學，剛剛也提到了學校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問題之一就是變數因素太多。譬如以貿易行業為例，原來是單邊貿易，後來變成雙邊貿易，現在是多邊貿易。以前是兩大超級大國，現在是政治多級化，文化多元化。這些變數因素都直接影響著經貿類畢業生的培養。
那麼畢業生培養中除了遵循一些恒定因素之外，學校還必須通過哪些變化因素，促使畢業生適應變化多端的市場需求，滿足社會需求呢？對此上經貿大提出知識、能力和素質“三位一體”的人才培養模式。
其實很多高校都已經在採用該培養模式，但每所學校的具體內容都不一樣，這也就使得不同高校的人才培養具有差異性。上經貿大現在提出把人才培養劃分為通識培養階段、大類培養階段、專業培養階段和多元培養階段，通過配套開發通識課程模組、學科課程模組、專業課程模組和開放課程模組，培養研究型、應用型、複合交叉型、創新創業型人才。同時，我們也注意根據畢業就業調研中的原始基本資料，瞭解人才培養模式的實施效果。
除此之外，上經貿大還會依據校友對母校人才培養品質的建議，改善培養模式。譬如有校友指出學校人才培養的應用型、國際化特色非常明顯，但是基礎不夠厚，口徑不夠寬，導致畢業生在職場中期階段的職位晉升相比某些院校畢業生不夠理想。
擁有好生源，還要為學生提供優質學習資源和環境，這是現在人才培養過程中必須加以注意並加以完善的。我們上經貿大在瞭解到這一情況後，在綜合改革方案和“十三五”規劃中均做了戰略設計。
《麥》：高校綜合改革工作中除了“人才培養模式”之外，您認為還有哪方面需特別注意，上經貿大又是如何推動改革的呢？
宋彩萍：上海市的教育綜合改革試點工作，主要圍繞六方面進行。其中剛剛談到的“人才培養模式”是綜合改革最核心的部分，除此之外我認為“內部治理結構”也需要高校特別是地方高校引起重視。
高校章程制定完成後，激發基層學術組織的活力和動力，還需通過機制體制改革來實現，這就涉及學校的內部治理結構問題。對於這方面的工作，做好畢業生就業調研也給了上經貿大很多啟示。
比如說院系設置是否合適，是否尊崇學科和專業的發展規律來設置，這種設置是否有利於推進交叉和跨學科的發展，是否有機制體制的障礙。坦白說，我校現在面臨的這方面問題同許多高校一樣也比較突出，規劃處最近也在思考、調研這些問題。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發現這方面工作甚至還涉及師資隊伍的配置等。
如在畢業生就業調研中發現，各院系畢業生求學深造的比例，看似與教師沒有直接關係，實則關係很密切。如果院系教師具有國外長期留學經歷，有一定的國外人脈資源，那麼這樣的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在學生的畢業論文輔導過程中，可能會主動把這些資源分享、提供給學生，間接地提升了學生國外留學讀研的比例。
這種相關性的深層分析，肯定對學校的內部治理結構、治理理念有價值。資料之間是具有相關性的，所以我覺得推進綜合改革，高校還需深入挖掘資料的價值，用實實在在的資料說話。
《麥》：作為上經貿大規劃處處長兼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依據自身工作經驗，您認為高校推進綜合改革的重點難點是什麼，需注意哪些問題？
宋彩萍：對於該問題，我有以下四個方面的觀點。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各高校面臨的發展階段不同，資源配置不同，綜合改革過程中面臨的重點難點都是不一樣的。但在同一地區，比如上海市的高校，特別是上海市地方高校面臨的重點難點，還是具有一定共識性的，主要普遍面臨以下六個方面的重點難點：內部治理結構如何完善，人事制度改革如何深化，創新型高水準學科建設的運行機制如何建立，人才培養模式如何創新，教育國際化程度與水準如何提升，資源配置如何優化等。
第二，依據自身工作經驗以及近兩年上海市高校的大量實例證明，我認為高校綜合改革真的是一項“一把手”工程。綜合改革工作推進效果，依靠校領導的重視，特別是主要校領導的重視。實踐證明，如果校領導真心俯身去抓這項工作，學校將會利用這樣的契機帶領學校發生大變化。
第三，學校是否真的形成了一種聯動的協同推進機制，真正達成了共識。我認為綜合改革是全校性的戰略，而不是單個部門的戰略。特別是對於上海市的各高校來說，綜合改革方案出來之後，各高校除了按自身方案執行開展，每年還會通過典型優秀案例的形式向外部報送。如上經貿大第一次報送的案例就是推進綜合改革的“協同機制”建立方面的內容，現在越來越感到這樣的機制是非常必要的。我感覺在當下這樣一個協同的時代，遇到的問題基本都會涉及機制體制，需要彼此協同解決。
為此，上經貿大提出校校、校企、校地、校所以及國際合作的“五協同機制”。同時還需指出的是，協同機制一定要真的成為一種機制體制，不是面子工程，不能提出之後就不管不問，需要學校通過人財物的配置，保障這一機制體制良好運行下去。
第四，綜合改革的舉措與做法是否符合學校現階段的發展實際。比如，雖然上經貿大現在以對外經貿大學和上海財經大學作為學習的標杆院校，但我校和這兩所標杆學習院校的發展階段不一樣，這兩所標杆學習院校現在的一些優秀舉措和做法，我校能不能學，要不要學，學到哪個層面等等，這些均需謹慎決定。
《麥》：一些高校的教務、招就部門負責人表示，利用畢業生就業調查資料形成教學、就業和招生的多方聯動，目前還只是他們所在學校追求中的理想完美狀態。您認為什麼問題導致高校多部門難以聯動？有何改進建議？
宋彩萍：歸根結底還是機制體制問題，這也就是為什麼要大力推進高校綜合改革。我不清楚其他高校的具體情況，一些大學的招生和就業部門是分開的，一些大學是合二為一。當通過招生或就業資料發現一些教育教學改進的問題後，難以與教務處溝通並形成聯動，這時缺乏的正是某種機制體制的設計。
譬如說相關工作如果與教務處長的工作績效相掛鉤，那麼自然就更能促使教務處長主動地去與招就部門溝通。所以說出現這一情況，與學校機制體制改革有關係，綜合改革真的非常重要，並且一定要提倡問題導向、目標導向，即這些問題究竟因何出現，學校想要達成怎樣的目標。
當然，除了招就部門和教務部門的溝通，一般情況下還涉及多元多方的溝通需要，如還需與校領導溝通，與其他行政處室及學院溝通等等，這裡面也存在工作方式方法的講究。
要化解這一情況，我認為還有一個辦法就是真正實行管辦評分離。現在上海市也在開展管辦評分離工作，如果管理、辦學和評價能真正分開，都是獨立運作這些事情的話，並且這些工作完成後真正與績效掛鉤，這個問題肯定也就好解決了。其實這還是機制體制方面的問題。
不過現在對一些高校來說，因為學校各處室是活生生的個體，出於一些利益方面的考慮，太深入涉及機制體制方面的改革，可能暫時比較難推進。
但從專業化治理的角度看，如果建立了一套比較順暢的管理機制體制，其實對大家都有益，能在輕鬆又高效的環境中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對每個大學人來說應該是一件比較幸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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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經貿大2012~2014屆、全國“211”本科2012~2015屆均為畢業半年後數據；上經貿大2015屆為畢業一年後資料。
除了以上幾點，我校現在也面臨一些困難。如現在上海市正在建設高水準大學，那麼高水準大學必然要有人才培養的高品質和鮮明特色，而應用型、國際化作為上經貿大本科人才培養的特色，如何保持、維繫和發展呢？尤其是在當今變化莫測的時代，對於變數因素特別多的涉外商科大學，真的非常難，特別需要資料監測，就如同陰晴表的作用，對學校的人才培養發揮監測和調控作用。
《麥》：對於人才社會需求與培養品質年度報告中的調研資料，您能否詳細舉例說明上經貿大具體是如何應用的？對上經貿大的人才培養模式工作，發揮了怎樣的推動作用？
宋彩萍：以上經貿大的更名大學工作為例來舉例說明。我校在更名時總結的人才培養特色是“應用型、國際化”，但如何證明呢？我們就是通過學校辦學過程中積累的資料以及麥可思報告的比較資料來證明的，也得到了教育部專家的認可。
我校主要是通過四個方面證明人才培養特色的，並將其總結為“一好三強”。“好”指生源品質好，學校錄取分數線在上海地方高校中一直比較靠前。“三強”：一是就業競爭力強，通過畢業生就業調研資料，學校畢業生連續多年畢業半年後的月收入均高於全國“211”院校畢業生水準；二是專業應用能力強，除了外部畢業生就業調研資料的證明之外，還獲得用人單位多年對畢業生業務精、懂實務的高評價；三是英語應用能力強，畢業生四、六級考試成績明顯高於全國本科院校的平均水準，並且目前我校是上海唯一一所要求本科畢業獲得學位要與英語六級水準掛鉤的高校。
我校作為一所涉外商科大學，剛剛也提到了學校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問題之一就是變數因素太多。譬如以貿易行業為例，原來是單邊貿易，後來變成雙邊貿易，現在是多邊貿易。以前是兩大超級大國，現在是政治多級化，文化多元化。這些變數因素都直接影響著經貿類畢業生的培養。
那麼畢業生培養中除了遵循一些恒定因素之外，學校還必須通過哪些變化因素，促使畢業生適應變化多端的市場需求，滿足社會需求呢？對此上經貿大提出知識、能力和素質“三位一體”的人才培養模式。
其實很多高校都已經在採用該培養模式，但每所學校的具體內容都不一樣，這也就使得不同高校的人才培養具有差異性。上經貿大現在提出把人才培養劃分為通識培養階段、大類培養階段、專業培養階段和多元培養階段，通過配套開發通識課程模組、學科課程模組、專業課程模組和開放課程模組，培養研究型、應用型、複合交叉型、創新創業型人才。同時，我們也注意根據畢業就業調研中的原始基本資料，瞭解人才培養模式的實施效果。
除此之外，上經貿大還會依據校友對母校人才培養品質的建議，改善培養模式。譬如有校友指出學校人才培養的應用型、國際化特色非常明顯，但是基礎不夠厚，口徑不夠寬，導致畢業生在職場中期階段的職位晉升相比某些院校畢業生不夠理想。
擁有好生源，還要為學生提供優質學習資源和環境，這是現在人才培養過程中必須加以注意並加以完善的。我們上經貿大在瞭解到這一情況後，在綜合改革方案和“十三五”規劃中均做了戰略設計。
《麥》：高校綜合改革工作中除了“人才培養模式”之外，您認為還有哪方面需特別注意，上經貿大又是如何推動改革的呢？
宋彩萍：上海市的教育綜合改革試點工作，主要圍繞六方面進行。其中剛剛談到的“人才培養模式”是綜合改革最核心的部分，除此之外我認為“內部治理結構”也需要高校特別是地方高校引起重視。
高校章程制定完成後，激發基層學術組織的活力和動力，還需通過機制體制改革來實現，這就涉及學校的內部治理結構問題。對於這方面的工作，做好畢業生就業調研也給了上經貿大很多啟示。
比如說院系設置是否合適，是否尊崇學科和專業的發展規律來設置，這種設置是否有利於推進交叉和跨學科的發展，是否有機制體制的障礙。坦白說，我校現在面臨的這方面問題同許多高校一樣也比較突出，規劃處最近也在思考、調研這些問題。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發現這方面工作甚至還涉及師資隊伍的配置等。
如在畢業生就業調研中發現，各院系畢業生求學深造的比例，看似與教師沒有直接關係，實則關係很密切。如果院系教師具有國外長期留學經歷，有一定的國外人脈資源，那麼這樣的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在學生的畢業論文輔導過程中，可能會主動把這些資源分享、提供給學生，間接地提升了學生國外留學讀研的比例。
這種相關性的深層分析，肯定對學校的內部治理結構、治理理念有價值。資料之間是具有相關性的，所以我覺得推進綜合改革，高校還需深入挖掘資料的價值，用實實在在的資料說話。
《麥》：作為上經貿大規劃處處長兼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依據自身工作經驗，您認為高校推進綜合改革的重點難點是什麼，需注意哪些問題？
宋彩萍：對於該問題，我有以下四個方面的觀點。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各高校面臨的發展階段不同，資源配置不同，綜合改革過程中面臨的重點難點都是不一樣的。但在同一地區，比如上海市的高校，特別是上海市地方高校面臨的重點難點，還是具有一定共識性的，主要普遍面臨以下六個方面的重點難點：內部治理結構如何完善，人事制度改革如何深化，創新型高水準學科建設的運行機制如何建立，人才培養模式如何創新，教育國際化程度與水準如何提升，資源配置如何優化等。
第二，依據自身工作經驗以及近兩年上海市高校的大量實例證明，我認為高校綜合改革真的是一項“一把手”工程。綜合改革工作推進效果，依靠校領導的重視，特別是主要校領導的重視。實踐證明，如果校領導真心俯身去抓這項工作，學校將會利用這樣的契機帶領學校發生大變化。
第三，學校是否真的形成了一種聯動的協同推進機制，真正達成了共識。我認為綜合改革是全校性的戰略，而不是單個部門的戰略。特別是對於上海市的各高校來說，綜合改革方案出來之後，各高校除了按自身方案執行開展，每年還會通過典型優秀案例的形式向外部報送。如上經貿大第一次報送的案例就是推進綜合改革的“協同機制”建立方面的內容，現在越來越感到這樣的機制是非常必要的。我感覺在當下這樣一個協同的時代，遇到的問題基本都會涉及機制體制，需要彼此協同解決。
為此，上經貿大提出校校、校企、校地、校所以及國際合作的“五協同機制”。同時還需指出的是，協同機制一定要真的成為一種機制體制，不是面子工程，不能提出之後就不管不問，需要學校通過人財物的配置，保障這一機制體制良好運行下去。
第四，綜合改革的舉措與做法是否符合學校現階段的發展實際。比如，雖然上經貿大現在以對外經貿大學和上海財經大學作為學習的標杆院校，但我校和這兩所標杆學習院校的發展階段不一樣，這兩所標杆學習院校現在的一些優秀舉措和做法，我校能不能學，要不要學，學到哪個層面等等，這些均需謹慎決定。
《麥》：一些高校的教務、招就部門負責人表示，利用畢業生就業調查資料形成教學、就業和招生的多方聯動，目前還只是他們所在學校追求中的理想完美狀態。您認為什麼問題導致高校多部門難以聯動？有何改進建議？
宋彩萍：歸根結底還是機制體制問題，這也就是為什麼要大力推進高校綜合改革。我不清楚其他高校的具體情況，一些大學的招生和就業部門是分開的，一些大學是合二為一。當通過招生或就業資料發現一些教育教學改進的問題後，難以與教務處溝通並形成聯動，這時缺乏的正是某種機制體制的設計。
譬如說相關工作如果與教務處長的工作績效相掛鉤，那麼自然就更能促使教務處長主動地去與招就部門溝通。所以說出現這一情況，與學校機制體制改革有關係，綜合改革真的非常重要，並且一定要提倡問題導向、目標導向，即這些問題究竟因何出現，學校想要達成怎樣的目標。
當然，除了招就部門和教務部門的溝通，一般情況下還涉及多元多方的溝通需要，如還需與校領導溝通，與其他行政處室及學院溝通等等，這裡面也存在工作方式方法的講究。
要化解這一情況，我認為還有一個辦法就是真正實行管辦評分離。現在上海市也在開展管辦評分離工作，如果管理、辦學和評價能真正分開，都是獨立運作這些事情的話，並且這些工作完成後真正與績效掛鉤，這個問題肯定也就好解決了。其實這還是機制體制方面的問題。
不過現在對一些高校來說，因為學校各處室是活生生的個體，出於一些利益方面的考慮，太深入涉及機制體制方面的改革，可能暫時比較難推進。
但從專業化治理的角度看，如果建立了一套比較順暢的管理機制體制，其實對大家都有益，能在輕鬆又高效的環境中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對每個大學人來說應該是一件比較幸福的事情。
麥可思研究所有原創內容，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對於使用產生的一切侵權問題，我們將保留依法追究的權利。專注高等教育，微信搜索“麥可思研究”查看更多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