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輝
泰戈爾訪華期間與徐志摩、畫家波斯（Nandala Bose）、加爾各答史學館教授納格（Kalidas Nag）、社會工作者格林斯（Greenes）、泰戈爾私人秘書姆赫斯特（Elmhirct）， 即我們常稱的恩厚之。
泰戈爾在華排程充實有序， 徐志摩充當翻譯， 常陪在泰氏左右。 除參加上海的各種活動外， 泰戈爾還在徐志摩的陪同下去了杭州， 遊了西湖和靈隱寺。
在北上的時候， 路過南京和濟南， 泰戈爾停足演講。 據說在南京演講時， 東南大學圖書館擠滿了3000多聽眾。
4月26日， 泰戈爾一行到了北京， 梁啟超、蔣百里等講學會主持者設宴歡迎。 之後參加了京中各種歡迎儀式， 4月30日到清華園， 一邊演講， 一邊休息。 期間， 也有很多文化人前去拜訪泰戈爾， 和他探討詩歌和東方文化。
5月8日是泰戈爾64歲生日， 北京文藝界人士為他準備了一場生日慶祝會， 當然以新月社諸君為主。 這場慶祝會由胡適作主持人。 盛會上， 中國人送給泰戈爾的生日禮物是19幅中國畫和一件瓷器。
根據梁啟超的意思， 泰戈爾在會上獲得了刻有中文名字“竺震旦”的大印章， “竺”當然是中國對古印度的稱呼， “震旦”則是印度對古中國的稱呼， 意味著泰戈爾是中印文化的聯繫紐帶。
除用中文和梵文朗誦泰氏的詩歌外， 最重要的一個節目是徐志摩等人演出了泰戈爾的戲劇《齊德拉》， 而且為了讓壽星理解， 特地用英文演出。
泰戈爾（中）與徐志摩（右）、林徽因（左）
臺上演戲的徐志摩， 據說對林徽因的愛慕之心復發， 借助演戲的掩護， 與林徽因有了進一步的接觸。 可惜姻緣天定， 他們最終還是沒有走到一起。
後來， 因為中國知識界很多人攻擊泰戈爾， 說他是過時的人物， 因此他後面的演講就取消了。 在西潮湧動的五四前後， 中國新文學界注重的是西方思想， 泰戈爾的東方情思， 顯然與他們的追求存在一定的距離。
5月20日， 泰戈爾一行去太原， 目的是宣揚印度的農村建設計畫， 但此事不了了之。 5月23日， 泰戈爾離開太原， 返回石家莊， 然後南下武漢，
泰戈爾訪華， 給徐志摩和林徽因的見面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他們倆同為泰氏的翻譯， 而且共同演出泰戈爾的劇本， 這讓徐志摩陷入更為嚴重的單相思狀態。 泰戈爾在北平的時候， 徐志摩特地請泰戈爾出面勸說林徽因， 還是無果而終。
1924年5月20日， 文化界人士送泰戈爾山西之行， 林徽因也前來與泰氏道別。 徐志摩在車窗裡望著這個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 心潮澎湃。
聯想到林徽因下個月即將和未婚夫梁思成赴美留學， 從此與他天各一方， 或許形同陌路， 唯有茫茫的大海萬古不變地鼓動著波濤。 徐志摩此時感到“眼前又黑了”， 在車未啟動前即刻給林徽因寫信，
20世紀70年代， 這封信被香港徐志摩研究專家梁錫華尋得， 其中所寫無非是不相信他和林徽因會分手：“離別！怎麼能叫人相信？我想著了就要發瘋， 這麼多的絲， 誰能割得斷？我的眼前又黑了！”
徐志摩和林徽因的這段戀情， 似乎從一開始都不在徐的掌控之下， 林從來沒有給他任何約定， 他們之間也沒有任何承諾。
時過境遷， 也許當時在心靈的碰撞中產生過熱量的林徽因， 回國後面對更為現實的生活， 開始逐漸冷卻， 徐志摩已經成為她成長過程中熟悉的朋友， 而不再是戀人。
1924年6月， 浩淼的太平洋上， 一艘輪船載著兩個年輕的中國人駛向美國， 逐漸接近他們的人生目標。而大洋的另一端，徐志摩的人生目標卻越來越遠，他與林徽因的緣分似乎已經到了盡頭。
泰戈爾與徐志摩
泰戈爾訪華期間，徐志摩與他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誼。
徐志摩一直陪伴在泰戈爾左右，擔任翻譯工作，排演泰戈爾的戲劇，陪泰戈爾遊山玩水，深得泰戈爾的喜愛。泰戈爾給徐志摩取了一個印度名“索思瑪”，徐志摩則直呼泰戈爾“老戈爹”。1924年7月，徐志摩陪同泰戈爾訪問了日本。
1925年，泰戈爾要去南美講學，希望3月能在義大利與徐志摩相會，然後一起旅遊歐洲。
1924年新月社的成立給徐志摩的交往構築了平臺。梁啟超的弟子們是新月社聚餐會的常客，其中，王賡和陸小曼夫婦就是徐志摩在新月社活動中認識並成為朋友的。
隨著接觸時間的增多，徐志摩和陸小曼逐漸產生了戀情。在那個時代，著名詩人愛上有夫之婦，而且雙方都是社會名流，當事人難以招架突如其來的巨大輿論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躲避風頭正勁的流言，徐志摩選擇了出遊歐洲。此次出遊，也有泰戈爾的邀請，他希望能在義大利見到徐志摩。
1925年3月，徐志摩經西伯利亞到歐洲。3月下旬拜訪托爾斯泰的女兒，祭掃契訶夫、列寧等人的墓地；在柏林見到了張幼儀，見到了兒子彼得的骨灰，陪張幼儀遊覽了義大利北部；四月初赴法國，祭掃波特賴爾、小仲馬、伏爾泰、盧梭、雨果、曼殊斐兒等人的墓地；在羅馬，祭掃雪萊、濟慈的墳墓。
徐志摩自己說：“這次到來倒像是專做清明來的。”徐志摩懷著虔誠的態度去瞻仰文化名人的墓地，從內心來說，是景仰他們的作品，而不是名人崇拜症。但泰戈爾在徐志摩到達歐洲時先行離開，二人沒有碰上面，雖屬遺憾，但徐志摩畢竟借助泰戈爾的邀請避過了情感的旋渦。
1928年6月，徐志摩為躲避家庭的殘缺現狀，為躲避無法正視的婚姻，他決定再次出國。出國前，翁瑞午交給徐志摩一些珍藏的字畫，希望他拿到國外變賣，攢錢滿足陸小曼的生活開銷。
這次出遊，是徐志摩此生最後一次出國。也許心裡隱隱覺得時日不多，他要將之前走過的地方，重新再溫故一遍。
照例是乘船，照例經由日本，橫渡太平洋到達美國；照例穿越大西洋到達歐洲，照例去了劍橋，照例拜訪昔日的朋友，甚至繞道去印度，在秋天的時候見到了思念已久的泰戈爾。舊地重遊，物是人非，徐志摩感慨良多。
泰戈爾訪華期間與辜鴻銘（前排右坐者）等人合影
1929年，泰戈爾去美國和日本講學，順便到上海看望了徐志摩和陸小曼。徐志摩夫婦為泰戈爾精心設計了印度式的住房，泰戈爾和他們相處得像家人一樣。返程的時候，徐志摩又把泰戈爾接到家中休養了幾日。
泰戈爾來華之前，中國學界一片歡呼聲。但等到泰戈爾抵華後，部分人卻唱起了反對的調子，讓泰氏的中國之行蒙上了陰影。
聞一多曾批評泰戈爾的詩“是沒有形式的，我不能相信沒有形式的東西能存在，我更不能明瞭若沒有形式藝術怎能存在！”聞一多代表了當時冷靜思考泰戈爾熱的部分人的觀點，但他對泰氏詩歌的批評似乎並不準確。
泰戈爾的詩歌採用孟加拉文寫成，原詩具有節奏、韻律和排列等形式要素，但翻譯成英文後原詩的形式藝術便遭受了部分折損，而五四前後人們又根據英譯本翻譯泰詩，受翻譯自身的局限使英譯本泰詩的形式藝術再次遭受了折損。
泰戈爾雖然主張創作自由詩和散文詩，但他本人卻十分重視詩歌的形式建構，認為“正是格律才能以它均衡、流暢的節奏表達找到通向人類心靈之路的感情”，而且“缺乏精雕細琢的自由體詩應該受到鄙視和嘲笑”。
不管當時人們對泰戈爾訪華以及他的詩歌持怎樣的看法，泰戈爾詩歌對中國新詩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是無法抹去的，它業已成為中國新詩發展進程中一份珍貴的外來資源。
逐漸接近他們的人生目標。而大洋的另一端，徐志摩的人生目標卻越來越遠，他與林徽因的緣分似乎已經到了盡頭。泰戈爾與徐志摩
泰戈爾訪華期間，徐志摩與他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誼。
徐志摩一直陪伴在泰戈爾左右，擔任翻譯工作，排演泰戈爾的戲劇，陪泰戈爾遊山玩水，深得泰戈爾的喜愛。泰戈爾給徐志摩取了一個印度名“索思瑪”，徐志摩則直呼泰戈爾“老戈爹”。1924年7月，徐志摩陪同泰戈爾訪問了日本。
1925年，泰戈爾要去南美講學，希望3月能在義大利與徐志摩相會，然後一起旅遊歐洲。
1924年新月社的成立給徐志摩的交往構築了平臺。梁啟超的弟子們是新月社聚餐會的常客，其中，王賡和陸小曼夫婦就是徐志摩在新月社活動中認識並成為朋友的。
隨著接觸時間的增多，徐志摩和陸小曼逐漸產生了戀情。在那個時代，著名詩人愛上有夫之婦，而且雙方都是社會名流，當事人難以招架突如其來的巨大輿論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躲避風頭正勁的流言，徐志摩選擇了出遊歐洲。此次出遊，也有泰戈爾的邀請，他希望能在義大利見到徐志摩。
1925年3月，徐志摩經西伯利亞到歐洲。3月下旬拜訪托爾斯泰的女兒，祭掃契訶夫、列寧等人的墓地；在柏林見到了張幼儀，見到了兒子彼得的骨灰，陪張幼儀遊覽了義大利北部；四月初赴法國，祭掃波特賴爾、小仲馬、伏爾泰、盧梭、雨果、曼殊斐兒等人的墓地；在羅馬，祭掃雪萊、濟慈的墳墓。
徐志摩自己說：“這次到來倒像是專做清明來的。”徐志摩懷著虔誠的態度去瞻仰文化名人的墓地，從內心來說，是景仰他們的作品，而不是名人崇拜症。但泰戈爾在徐志摩到達歐洲時先行離開，二人沒有碰上面，雖屬遺憾，但徐志摩畢竟借助泰戈爾的邀請避過了情感的旋渦。
1928年6月，徐志摩為躲避家庭的殘缺現狀，為躲避無法正視的婚姻，他決定再次出國。出國前，翁瑞午交給徐志摩一些珍藏的字畫，希望他拿到國外變賣，攢錢滿足陸小曼的生活開銷。
這次出遊，是徐志摩此生最後一次出國。也許心裡隱隱覺得時日不多，他要將之前走過的地方，重新再溫故一遍。
照例是乘船，照例經由日本，橫渡太平洋到達美國；照例穿越大西洋到達歐洲，照例去了劍橋，照例拜訪昔日的朋友，甚至繞道去印度，在秋天的時候見到了思念已久的泰戈爾。舊地重遊，物是人非，徐志摩感慨良多。
泰戈爾訪華期間與辜鴻銘（前排右坐者）等人合影
1929年，泰戈爾去美國和日本講學，順便到上海看望了徐志摩和陸小曼。徐志摩夫婦為泰戈爾精心設計了印度式的住房，泰戈爾和他們相處得像家人一樣。返程的時候，徐志摩又把泰戈爾接到家中休養了幾日。
泰戈爾來華之前，中國學界一片歡呼聲。但等到泰戈爾抵華後，部分人卻唱起了反對的調子，讓泰氏的中國之行蒙上了陰影。
聞一多曾批評泰戈爾的詩“是沒有形式的，我不能相信沒有形式的東西能存在，我更不能明瞭若沒有形式藝術怎能存在！”聞一多代表了當時冷靜思考泰戈爾熱的部分人的觀點，但他對泰氏詩歌的批評似乎並不準確。
泰戈爾的詩歌採用孟加拉文寫成，原詩具有節奏、韻律和排列等形式要素，但翻譯成英文後原詩的形式藝術便遭受了部分折損，而五四前後人們又根據英譯本翻譯泰詩，受翻譯自身的局限使英譯本泰詩的形式藝術再次遭受了折損。
泰戈爾雖然主張創作自由詩和散文詩，但他本人卻十分重視詩歌的形式建構，認為“正是格律才能以它均衡、流暢的節奏表達找到通向人類心靈之路的感情”，而且“缺乏精雕細琢的自由體詩應該受到鄙視和嘲笑”。
不管當時人們對泰戈爾訪華以及他的詩歌持怎樣的看法，泰戈爾詩歌對中國新詩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是無法抹去的，它業已成為中國新詩發展進程中一份珍貴的外來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