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 “九一八”事變以後， 全國各族各界各階層的抗日救亡怒潮洶湧澎湃的發展起來。 綏遠地處抗日救亡前線， 各界群眾特別是進步文藝工作者和愛國青年知識份子， 以文藝、教育為武器， 掀起了愛國進步思想文化運動。 宣傳、鼓舞各族各階層在國土淪喪， 民族危亡的時刻， 迅速參加正在興起的抗日救亡鬥爭。 他們積極組織進步文藝團體， 創辦各種文藝刊物、報紙， 開展新詩歌運動；創辦以“抗日救亡”為宗旨的學校， 用各種方式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 抨擊國民黨的賣國投降政策， 喚醒民眾推動綏遠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1933年八、九月間， 中共黨員武達平等返回中山學院讀書。 他們組織了進步文藝團體“塞原社”， 並在校內出《塞原》壁報。 後來《綏遠民國日報》把《塞原》作為該報副刊的專欄， 發表反映現實生活、追求真理的新詩、散文、小說、翻譯作品、書報評價和關於新詩歌運動的文章等。 在塞原社的影響和宣導下， 歸綏的文藝愛好者逐漸多起來， 文壇充滿生機。 各中等學校學生紛紛創辦詩歌專刊， 發表具有進步思想的詩作。 綏遠師範學校出刊《藝苑》、《心波》等， 歸綏中學出刊了《三家材》、《沙駝》等詩歌專號。
為了加強對新詩歌和創作的研究， 進一步推動新詩歌運動的發展， 塞原社於1936年4月組織了塞原社詩歌研究會。 研究會聯合歸綏喜愛藝術的愛國青年，
《塞北詩草》共出了七期， 最後一期於1931年1月23日出刊。 因《西北日報》副刊編輯楊令德在《邊防文壘》上發表了美國記者斯諾寫的《與毛澤東會談記》而被撤職， 《塞原》和《塞北詩草》也同時被迫停刊。 這兩個專刊受到綏遠文藝界特別是廣大青年學生的歡迎， 曾被人們譽為“綏遠文壇的巨星”。 “塞原社”的這兩個刊物內容豐富， 有力地推動了綏遠進步文藝運動的發展。
1935年冬， 章葉頻、袁塵穎和演員淩信之以及綏遠飯店的青年工人， 共同創辦了“漠南劇團”。 邀請了一些戲劇愛好者， 經過緊張的業餘排練， 與1936年春節， 在舊城“九一八”紀念堂公演， 演出中外進步劇碼， 宣傳抗日救亡， 頗受愛國群眾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