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1月18日， 李德生向中央政治局請假， 回安徽檢查總結1970年的工作， 部署1971年的工作， 研究準備召開安徽省第三屆黨的代表大會。 在安徽， 他召開各種座談會， 到一些地區和單位檢查工作。 一個多月， 排程得滿滿的。
12月19日， 李德生突然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通知， 請他立刻回北京， 說是主席有事情找他。 他很瞭解， 即使在北京， 毛澤東那裡有了通知， 也是必須按時到達的；但是， 已經請假到外地工作的政治局委員， 日常的政治局會議一般可以不到。 自己這次外出， 是請了假的。 通知傳到安徽來， 顯然不同一般。 李德生趕緊把安徽的工作向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省革委會副主任宋佩璋作了交待。
李德生下了飛機， 沒有停留， 直接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的住地。
毛澤東見了李德生， 顯得很高興。 問道， 你回來了， 你們安徽形勢怎麼樣啊？
李德生不知道毛澤東特地把他叫回來， 要談什麼事情， 顯然不是談安徽的情況吧。 他簡要地彙報說：“從現在看， 今年安徽糧食豐收已成定局， 比去年增產， 工業生產也不錯。 黨的各級組織基本恢復了， 我們正在籌備召開省的黨代表大會。 ”
果然， 毛澤東沒有接著問下去， 而是鄭重地說：“我和恩來商量了， 確定你到北京軍區去， 擔任司令員。 ”毛澤東讓李德生到北京軍區工作，
李德生毫無思想準備。 他一直感到職務太多， 擔子太重， 剛到北京的時候， 曾經提出減少兼任的職務， 當時毛澤東就說， 一個也不要免， 安徽的不要免， 南京的也不要免。 每當提起工作壓力大時， 毛澤東總是鼓勵他。 現在竟然又要他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 他想， 自己已經有那麼多的職務， 一個也不免， 再管一個大軍區的工作， 而且這個大軍區， 北有蘇聯大兵壓境， 內有京畿衛戍重任， 所屬野戰部隊在各個軍區裡面是最多的， 這個軍區司令員的擔子更重。 如果關照不好， 將會給黨的工作帶來損失。 可是毛澤東已經作出決定， 是不可能輕易改變的， 他不能再提出推辭的意見了。
李德生向毛澤東建議：“主席，
不料毛澤東回答說：“管!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軍區， 把屁股坐在北京軍區， 兼管總政的工作。 總政治部還有副主任嘛。 ”
毛澤東說：“總政治部的工作還是搞好承辦、批轉。 ”毛澤東接著講開了總政治部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 評價了從紅軍時期到解放以後， 總政治部歷屆主任的情況。
李德生
同李德生剛到北京時毛澤東同他談話一樣， 毛澤東沒有講到北京軍區的具體任務是什麼， 到北京軍區應當注意什麼， 而是向李德生說：“你看過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嗎， 這是一部軍事地理的參考書， 要找來看看哦。 ”
毛澤東又問李德生：“你知道北京最早是在什麼地方嗎？”李德生當然答不上來。 毛澤東說：“有一個說法， 叫做先有蓮花池， 後有北京城。 當北京軍區司令員， 要瞭解北京的歷史、地理， 瞭解華北的歷史、地理啊。 ”
毛澤東交待李德生：“你先去參加華北會議，
21日， 也就是李德生趕回北京的第二天， 他就到京西賓館， 以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份， 參加華北會議。 這個會議， 是北京軍區召開的， 由於會議的主題是集中討論北京軍區和華北地區對陳伯達問題的認識和揭發陳伯達， 所以稱之為華北會議。
1970年12月22日， 華北會議正式召開。 周恩來親自主持會議。
李德生對於到北京軍區任職， 對於參加華北會議， 毫無思想準備；對北京軍區的歷史和現實狀況， 不很瞭解。 在參加會議時， 無論大會小會， 他按照自己的一貫作風， 認真聽各方面的發言， 在沒有形成準確的看法前， 不輕易發表意見。 但是， 毛澤東已有交待， 他積極瞭解和分析情況，會議期間，他多次參加了向中央政治局的彙報。
華北會議開了一個月零兩天。首先展開了對陳伯達的批判，主要是揭批他的歷史問題，破壞“文化大革命”，反黨亂軍，陰謀篡權等。
華北會議接著又批評幫助在陳伯達問題上有“錯誤”的領導同志，主要是北京軍區和河北省的領導同志李雪峰、鄭維山。廬山會議期間，由於李雪峰、鄭維山也在華北組，聽了陳伯達的發言，同意出簡報，廬山會議後“不認真開會傳達”；於是，華北會議批評他們“積極配合，表態支持”，“犯了方向、路線的嚴重錯誤”。
華北會議於1971年1月24日結束。周恩來作總結講話，講話提綱事先經毛澤東審閱。講話系統地揭發和批判了陳伯達，對進一步開展批陳整風作了部署，最後提出：“中央認為李、鄭兩同志繼續留在北京軍區和河北省擔任原來的領導工作是有困難的，因此，中央決定：將李、鄭兩同志調離原職”，以後“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周恩來同時宣佈，中央決定：李德生任北京軍區司令員、黨委第二書記(謝富治為第一政治委員、黨委第一書記，謝去世後，1972年10月，李德生任第一書記)，紀登奎任第二政治委員、黨委第三書記。
按照中央決定，鄭維山調離原職，被中央安排到安徽休息。李德生專門向十二軍交待，要他們在生活上關照好鄭維山，有病治病，不得耽誤。十二軍經常派管理人員和醫生去看望。粉碎“四人幫”後，鄭維山見到李德生說：“我1971年到安徽以後，得到十二軍的很多照顧，我是很感謝的。”李德生很誠懇地說：“華北會議和軍區的批陳整風會議，對你的批評，是不實的，我很不安。”李德生說的是真心話，即使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違心地批評一位領導同志，對於李德生來說，也是極少有的。鄭維山的問題，在粉碎“四人幫”之後，197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所謂“華北山頭主義”平反的通知，宣佈所謂“晉察冀山頭主義”、“華北山頭主義”、“壞人當道”等等，以及後來又說北京軍區是所謂“林彪反黨集團經營多年的窩子”，“純系污蔑不實之詞，應予徹底推倒”。“凡由於這個案件受到打擊迫害和受株連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毛澤東交待李德生，調一個師進駐北京市郊
在毛澤東外出巡視期間，按照中央的決定，李德生於1971年8月14日至9月3日，率中共中央代表團訪問了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
這次訪問，是在我們黨為了改變我國在國際關係上比較孤立的狀態、加強與各國發展關係的大背景下進行的。李德生從參加政治局多次活動中，體會到毛澤東、周恩來花很大精力抓國際大事。
李德生率中共中央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後，9月3日回到北京，接著就參加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11日起，又參加了修改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的政治局會議。當時中央已經決定，準備在國慶日前召開三中全會，國慶日後，召開四屆人大。時間已經很緊迫，各項準備工作安排得都很緊張。
9月12日臨近中午，李德生在家裡接到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從天津打來的電話，要求他中午12時前到達豐台車站。一般情況下，中央辦公廳的通知，都由秘書處打電話，將活動的時間、地點、內容、帶什麼檔，講得具體明瞭。有時為了保密就不通知會議內容。這次通知也是這樣，顯得很緊急，很重要，卻沒有告訴去幹什麼。
李德生接到通知後，匆匆吃點東西，按時趕到豐台車站。中央警衛團已經在車站佈置了警衛。只見紀登奎和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先後來到。不遠處，毛澤東的專列進站，緩緩停在專用車道上。李德生聽說過，每次毛澤東出巡迴京，極少中午到達，也極少在豐台車站停留。這次為什麼例外？
正想著，只見隨同毛澤東出巡的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走下專列，同大家打過招呼後，請他們四位一起上了毛澤東所在的車廂。
李德生和紀登奎、吳德、吳忠三位上車後，看到毛澤東面帶微笑，精神很好，依然一副從容不迫的神態。
大家就座後，毛澤東點燃煙捲，不緊不忙地問李德生：“你這次訪問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怎麼樣啊？”
李德生回答說：“他們對中國還是很友好的，國內政治是穩定的，只是從市面上看，群眾生活不是那麼好。”
毛澤東又問： “你同他們談尼克森將要訪華，他們有什麼反應？”
李德生如實說：“阿爾巴尼亞雖然沒有直接說，但是他們講了他們自己對美國的態度，表示他們堅決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從會談中聽得出來，他們對我們處理中美關係的政策，是有保留的。”
毛澤東笑著說：“他們是左派，我們是右派。他們是怕美國從亞洲撤走，會增加他們的壓力，要我們把美國拖住。他們(指東歐諸國)只有兩億人口，經不起傷亡嘛，所以他們不要美國撤軍。”毛澤東補充說：“撤軍不一定就會增加他們的壓力。”
大家也都笑起來，氣氛一時顯得輕鬆。
在大家的笑聲中，毛澤東講話轉入正題。他從黨的歷史講起，再次分析廬山會議的情況，批評了林彪設國家主席的政治綱領和“天才論”的理論綱領。
李德生已經熟悉了毛澤東的談話藝術。他談話的開頭，總是談些輕鬆的話題，是使大家心情放鬆，以便吸引人們注意他講的主題。李德生的思緒，隨著毛澤東的談話，進入我們黨的歷史和現實，進入毛澤東的分析與判斷。
四個人都在認真傾聽，認真記錄，紀登奎的記錄速度快，記得仔細。事後核對筆記，大體以他的記錄為准。
毛澤東說：“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五個常委隱瞞了三個，一點氣都不透。來了個突然襲擊，出簡報煽風點火。這樣搞總是有個目的嘛。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
毛澤東說：“什麼‘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話就是一句話，怎麼能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是講了一句，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半句也不頂，等於零。還有什麼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嘛。什麼‘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
……
談話進行了一個多小時，四個人靜靜地聽，認真地記錄。毛澤東向他們講了黨內這麼大的事，每個人的思緒，都隨著毛澤東的分析馳騁。
這次談話，連同毛澤東在武漢、長沙、南昌、杭州等地的多次談話記錄，後來經過整理，經中央政治局1972年3月15日討論修改，毛澤東批示“同意”後，於3月17日發至全黨，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作了傳達。
有些話，當時沒有引用。比如，在談到林彪是上了黨章的“接班人”時，毛澤東8月16日在武漢，同劉豐、劉建勳等談話，9月10日在杭州同南萍、熊應堂、陳勵耘等談話，都曾談到關於培養接班人的問題。毛澤東說：“我們都是六十歲以上的人了，要培養六十歲以下三十歲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紀登奎同志等。”“要培養年輕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紀登奎、華國鋒那樣的，光是老將不行。”
李德生第一次聽到毛澤東系統地講了黨內這場鬥爭的經過、性質和方針政策，深感鬥爭的嚴重性。
在談話結束後，毛澤東示意李德生留下。毛澤東鄭重地交待李德生，要他準備從三十八軍調一個師到北京北郊的南口。此時情景，使李德生覺得像接受戰鬥任務那樣的緊張鄭重。看來，同林彪、黃、吳、葉、李、邱之間的鬥爭，不止是在會議上、文字上的交鋒，還要準備武的一手。林彪、黃、吳、葉、李、邱現在掌握兵權，不能沒有防備。毛澤東歷來講，有備無患。李德生懂得，毛澤東的決策，關乎鬥爭大局，非常重要。
李德生告別毛澤東，從專列上下來，立即會同紀登奎，驅車直奔西山北京軍區機關駐地。
這一天是星期日，李德生讓作戰值班室立即通知軍區陳先瑞政委等幾位主要領導同志到作戰值班室來，大家一起研究部署調動三十八軍一個師進京的緊急任務。
離開北京軍區，李德生又趕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早已確定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
他積極瞭解和分析情況，會議期間，他多次參加了向中央政治局的彙報。華北會議開了一個月零兩天。首先展開了對陳伯達的批判，主要是揭批他的歷史問題，破壞“文化大革命”，反黨亂軍，陰謀篡權等。
華北會議接著又批評幫助在陳伯達問題上有“錯誤”的領導同志，主要是北京軍區和河北省的領導同志李雪峰、鄭維山。廬山會議期間，由於李雪峰、鄭維山也在華北組，聽了陳伯達的發言，同意出簡報，廬山會議後“不認真開會傳達”；於是，華北會議批評他們“積極配合，表態支持”，“犯了方向、路線的嚴重錯誤”。
華北會議於1971年1月24日結束。周恩來作總結講話，講話提綱事先經毛澤東審閱。講話系統地揭發和批判了陳伯達，對進一步開展批陳整風作了部署，最後提出：“中央認為李、鄭兩同志繼續留在北京軍區和河北省擔任原來的領導工作是有困難的，因此，中央決定：將李、鄭兩同志調離原職”，以後“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周恩來同時宣佈，中央決定：李德生任北京軍區司令員、黨委第二書記(謝富治為第一政治委員、黨委第一書記，謝去世後，1972年10月，李德生任第一書記)，紀登奎任第二政治委員、黨委第三書記。
按照中央決定，鄭維山調離原職，被中央安排到安徽休息。李德生專門向十二軍交待，要他們在生活上關照好鄭維山，有病治病，不得耽誤。十二軍經常派管理人員和醫生去看望。粉碎“四人幫”後，鄭維山見到李德生說：“我1971年到安徽以後，得到十二軍的很多照顧，我是很感謝的。”李德生很誠懇地說：“華北會議和軍區的批陳整風會議，對你的批評，是不實的，我很不安。”李德生說的是真心話，即使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違心地批評一位領導同志，對於李德生來說，也是極少有的。鄭維山的問題，在粉碎“四人幫”之後，197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所謂“華北山頭主義”平反的通知，宣佈所謂“晉察冀山頭主義”、“華北山頭主義”、“壞人當道”等等，以及後來又說北京軍區是所謂“林彪反黨集團經營多年的窩子”，“純系污蔑不實之詞，應予徹底推倒”。“凡由於這個案件受到打擊迫害和受株連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毛澤東交待李德生，調一個師進駐北京市郊
在毛澤東外出巡視期間，按照中央的決定，李德生於1971年8月14日至9月3日，率中共中央代表團訪問了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
這次訪問，是在我們黨為了改變我國在國際關係上比較孤立的狀態、加強與各國發展關係的大背景下進行的。李德生從參加政治局多次活動中，體會到毛澤東、周恩來花很大精力抓國際大事。
李德生率中共中央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後，9月3日回到北京，接著就參加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11日起，又參加了修改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的政治局會議。當時中央已經決定，準備在國慶日前召開三中全會，國慶日後，召開四屆人大。時間已經很緊迫，各項準備工作安排得都很緊張。
9月12日臨近中午，李德生在家裡接到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從天津打來的電話，要求他中午12時前到達豐台車站。一般情況下，中央辦公廳的通知，都由秘書處打電話，將活動的時間、地點、內容、帶什麼檔，講得具體明瞭。有時為了保密就不通知會議內容。這次通知也是這樣，顯得很緊急，很重要，卻沒有告訴去幹什麼。
李德生接到通知後，匆匆吃點東西，按時趕到豐台車站。中央警衛團已經在車站佈置了警衛。只見紀登奎和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先後來到。不遠處，毛澤東的專列進站，緩緩停在專用車道上。李德生聽說過，每次毛澤東出巡迴京，極少中午到達，也極少在豐台車站停留。這次為什麼例外？
正想著，只見隨同毛澤東出巡的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走下專列，同大家打過招呼後，請他們四位一起上了毛澤東所在的車廂。
李德生和紀登奎、吳德、吳忠三位上車後，看到毛澤東面帶微笑，精神很好，依然一副從容不迫的神態。
大家就座後，毛澤東點燃煙捲，不緊不忙地問李德生：“你這次訪問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怎麼樣啊？”
李德生回答說：“他們對中國還是很友好的，國內政治是穩定的，只是從市面上看，群眾生活不是那麼好。”
毛澤東又問： “你同他們談尼克森將要訪華，他們有什麼反應？”
李德生如實說：“阿爾巴尼亞雖然沒有直接說，但是他們講了他們自己對美國的態度，表示他們堅決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從會談中聽得出來，他們對我們處理中美關係的政策，是有保留的。”
毛澤東笑著說：“他們是左派，我們是右派。他們是怕美國從亞洲撤走，會增加他們的壓力，要我們把美國拖住。他們(指東歐諸國)只有兩億人口，經不起傷亡嘛，所以他們不要美國撤軍。”毛澤東補充說：“撤軍不一定就會增加他們的壓力。”
大家也都笑起來，氣氛一時顯得輕鬆。
在大家的笑聲中，毛澤東講話轉入正題。他從黨的歷史講起，再次分析廬山會議的情況，批評了林彪設國家主席的政治綱領和“天才論”的理論綱領。
李德生已經熟悉了毛澤東的談話藝術。他談話的開頭，總是談些輕鬆的話題，是使大家心情放鬆，以便吸引人們注意他講的主題。李德生的思緒，隨著毛澤東的談話，進入我們黨的歷史和現實，進入毛澤東的分析與判斷。
四個人都在認真傾聽，認真記錄，紀登奎的記錄速度快，記得仔細。事後核對筆記，大體以他的記錄為准。
毛澤東說：“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五個常委隱瞞了三個，一點氣都不透。來了個突然襲擊，出簡報煽風點火。這樣搞總是有個目的嘛。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
毛澤東說：“什麼‘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話就是一句話，怎麼能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是講了一句，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半句也不頂，等於零。還有什麼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嘛。什麼‘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
……
談話進行了一個多小時，四個人靜靜地聽，認真地記錄。毛澤東向他們講了黨內這麼大的事，每個人的思緒，都隨著毛澤東的分析馳騁。
這次談話，連同毛澤東在武漢、長沙、南昌、杭州等地的多次談話記錄，後來經過整理，經中央政治局1972年3月15日討論修改，毛澤東批示“同意”後，於3月17日發至全黨，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作了傳達。
有些話，當時沒有引用。比如，在談到林彪是上了黨章的“接班人”時，毛澤東8月16日在武漢，同劉豐、劉建勳等談話，9月10日在杭州同南萍、熊應堂、陳勵耘等談話，都曾談到關於培養接班人的問題。毛澤東說：“我們都是六十歲以上的人了，要培養六十歲以下三十歲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紀登奎同志等。”“要培養年輕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紀登奎、華國鋒那樣的，光是老將不行。”
李德生第一次聽到毛澤東系統地講了黨內這場鬥爭的經過、性質和方針政策，深感鬥爭的嚴重性。
在談話結束後，毛澤東示意李德生留下。毛澤東鄭重地交待李德生，要他準備從三十八軍調一個師到北京北郊的南口。此時情景，使李德生覺得像接受戰鬥任務那樣的緊張鄭重。看來，同林彪、黃、吳、葉、李、邱之間的鬥爭，不止是在會議上、文字上的交鋒，還要準備武的一手。林彪、黃、吳、葉、李、邱現在掌握兵權，不能沒有防備。毛澤東歷來講，有備無患。李德生懂得，毛澤東的決策，關乎鬥爭大局，非常重要。
李德生告別毛澤東，從專列上下來，立即會同紀登奎，驅車直奔西山北京軍區機關駐地。
這一天是星期日，李德生讓作戰值班室立即通知軍區陳先瑞政委等幾位主要領導同志到作戰值班室來，大家一起研究部署調動三十八軍一個師進京的緊急任務。
離開北京軍區，李德生又趕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早已確定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