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受訪者沈志華教授生於1950年， 現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主任， 兼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學術專長為冷戰史、中蘇關係史、亞洲冷戰史、朝鮮戰爭研究。
沈志華教授的代表性著作包括：《毛澤東、史達林與朝鮮戰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年）、《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1956-1957年的中國》（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3年）、《無奈的選擇 : 冷戰與中蘇同盟的命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年）、《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年）等。 並主編有《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蘇聯歷史專題研究（1917-199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7年10月11日， 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博士後陳特一行前往沈志華教授家中對其進行專訪， 沈志華教授著重介紹了當代史材料中最重要的部分即檔案文獻的獲取與使用。 以下是部分訪談內容， “陳”即陳特， “沈”即沈志華教授。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沈志華。 視覺中國 資料圖
沈：我原本沒有受過史學訓練， 在中國社科院讀書時， 我的導師是外聘的齊世榮先生， 齊先生對我最主要的訓練， 就是史料學。 比如說齊先生會向我佈置這樣的作業：找十條列寧關於“十月革命”的論述， 注明出處。 在這個基礎上， 分析列寧對於“十月革命”的訓練。 當然， 我讀書的時候還看不到檔案， 但齊先生對史料的高度重視， 在文獻方面的訓練， 和以後對檔案的使用是相通的， 道理也是一樣的。 齊先生當時反復向我們強調， 歷史研究者必須“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
陳：那麼蘇聯檔案大致分哪幾類？對於歷史研究而言各有什麼作用呢？
沈：俄國檔案大致可以分這麼幾類：
首先是會議會談記錄， 這其中又有兩類， 一是“速記記錄”， 也就是當場的全部記錄；二是“工作記錄”， 也就是會議會談之後由相關負責部分整理加工的， 比如領導人會見外國領導人，
其次是領導人的談話和報告， 又分公開的和內部的。
再次是各部門的決議、決定和通知。
然後是各部門的報告， 報告是向上彙報用的， 在反映問題時， 會詳細描述某些事件供領導瞭解。 同時， 很多請示最後有領導人的批示， 這些批件在研究某些歷史事件的決定時就很珍貴。
還有基層的工作文件。
這些檔案的價值高下， 和研究物件有很大關係， 比如要研究高層政治， 那麼政治局的會議記錄就非常重要。 我最近複製了戈巴契夫時期全部的政治局會議記錄， 將來研究蘇聯解體問題，
在國內基本上靠關係才有機會查檔案
陳：您除了大量運用俄國檔案以外， 對於美國檔案也有充分的使用， 能不能談談各國檔案的不同， 以及在不同國家、地區查看檔案的故事？
沈：看檔案的故事實在太多了， 各國各地的檔案確實各有不同。
美國的檔案最規範， 開放科學， 他們有明確的規定， 不同性質的檔案按照不同的年限開放， 檔案館每天什麼時候開放、如何複製也有詳細的規定，只要按規矩辦就可以了。
俄國的檔案開放就沒那麼規範，他們比較隨性，憑感覺來，感覺對自己不利，就不讓看，所以看俄國檔案很多時候要憑運氣。
不過故事最多的還是中國的檔案。我做完朝鮮戰爭的研究後，發現順著中蘇關係這條線索有大量的研究可以進行，於是就開始研究中蘇關係，這時候就必須要看包括中國檔案在內的多國檔案，此後我進一步關注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關係，那麼中國檔案的重要性就愈發上升了。
就國內而言，我在中央檔案館之外還跑了不少省市檔案館，就省一級來說，我沒有去過的省（區）應該只有以下幾個：河南、山東、江西、寧夏、安徽。剩下的省檔案館全部去過了，市一級的去過的就更多。
我國雖然有明確的《檔案法》，但我們的檔案管理開放比俄國還要不規範，基本上不讓看，只能靠關係才能有機會查檔案。
比如中央檔案館，我前後去了三次。第一次去，直接擋在門外，一件檔案都不讓看。我只能想辦法、找關係，就去找了鄧力群，跟他說：鄧伯伯，你能不能幫忙打了個招呼，讓我去看一下。鄧馬上就打了電話，他們這才同意接待。（鄧力群生於1915年，卒於2015年，曾任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編注。）
於是我第二次去，第二次又發生了爭執。他們問我：你要看哪件檔案？我說我怎麼知道，有目錄嗎？他們說不行，目錄不能看，你必須明確報出年、月、日，我們才能給你看那件檔案。我說我都不知道你們有什麼，怎麼可能？但來都來了，我就想了個折衷的辦法，當時我已經獲取了前蘇聯檔案，這其中有很多中蘇高層的來往電報，理論上蘇方和中方各有存檔，那我就說我可否根據蘇方的年月日，來要求看保存在中國的對應檔案？對方說可以。
於是我回去好好整理了一番，以俄國檔案為標準，整理出八百多條，第三次又跑過去了。誰知道人家一看嚇壞了，說怎麼這麼多，這麼多不行，我們頂多給你看一兩件。這把我氣得啊，當時中央檔案館所在的小湯山交通很不方面，我每跑一趟都非常辛苦，就這麼連跑三趟，你還就給我看一兩件，我乾脆就說不要了，一件沒看。
省市兩級檔案館沒有中央檔案館那麼嚴，但大多也得找關係才能看得到比較全面的檔案。就我走過的省級檔案館來說，吉林省和上海市的檔案館最規範，不需要托關係，按照他們的規矩就可以看到檔案。但大多數檔案館回憶起來都是氣人的事多，我可以給你舉兩個例子。
大約是2000年前後，我正在研究中蘇關係史，當時一個研究重點是蘇聯專家在中國的情況，於是我和李丹慧跑了黑龍江和遼寧兩省的檔案館，因為這兩個省在當時是重工業集中的單位，蘇聯專家比較多。（李丹慧是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研究員。——編注）
在黑龍江檔案館，一開始一切都很好，我們就住在省檔案館對面的一個賓館，每天準時去，他們閉館了才回。他們館長還過來說，沒見過像我們這樣認真的人。當時他們週末是不上班的，但我們覺得這兩天太浪費了，就跟他們商量說，能不能週末也上班，加班費我來出。檔案館的人說，週末要來不能只來幾個人呀，管理水電的都要來。我說成，你們都來，這兩天的工資我負責。於是我們複印了幾千頁的資料，十分滿意。
結果，到了我們決定要走的前兩天，他們省檔案局局長出差回來了，一聽說有兩個人天天來看檔案還複印了很多，就說要檢查。一檢查，局長說這裡有一半不能帶走，要扣下。我說你們檔案館館長都同意了，為什麼你又變卦？局長不解釋，就是要扣下，沒辦法，我們只能帶走一半的複印資料。
離開黑龍江之後，我們馬上就去了遼寧。遼寧當時是蘇聯援建的大省，我們先看了鞍鋼的檔案館和一汽的檔案館，這是兩個大項目，看得也還順利。但當我們去遼寧省檔案館的時候，對方說涉外的檔案一律不准看，負責的是個老太太，態度非常冷漠，不管怎麼說就是不讓看，我們甚至連目錄室的門都沒進。沒辦法，我們就只能飛回北京了。
回到北京後，在一個飯局上碰到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的某位元教授，喝了幾杯酒之後，我就跟他說起了這件氣人的事情。這位元教授說不要緊，遼寧省檔案局的局長是我的學生，我跟他說。他在飯桌上當場就給這位元局長打了個電話，說我有個朋友要看檔案。局長說，沒問題啊，你讓他來吧。第二天我就買了機票飛到瀋陽，接待我的還是那位老太太，這次她的態度大不一樣，和原來的冷冰冰不同，滿面春風，服務非常到位，想看哪件檔案就看哪件檔案，甚至還問我們：我們這兒有內部檔案，你們要不要看？
從上面這兩個例子就能看到，我國雖然有了《檔案法》，但要看檔案，還是得托關係。我這些年為了看檔案，不僅動用了自己的社交關係，還開拓了很多關係，通過朋友認識新朋友，這樣才能看到檔案。
最近幾年我們對蘇聯解體、蘇東劇變的歷史比較關心，於是又開始涉足東歐檔案。前段時間，我、李丹慧和一位匈牙利學者一起跑了東歐七國，複製了大量東歐檔案，就我目前的感覺來說，東歐各國檔案和國際接軌得較好，開放得比較完整，也不難查看。這也可以理解，他們現在都不是共產黨執政了，所以檔案裡即使記載了當時執政的負面問題，與現在的執政者也沒有關係。
不同國家檔案各有特點，使用時不能一概而論
陳：您剛才講述了不同國家區域檔案的開放情況，讓我們瞭解到了您多年搜求檔案的艱辛。那麼不同國家的檔案作為史料是否有各自的特點，在歷史研究中，使用檔案又有怎樣的邊界呢？
沈：不同國家的檔案確實各有特點，在使用時不能一概而論。
西方國家的檔案，總體上比較可靠。所謂比較可靠，指的是：第一，它們的檔案往往有話直說；第二，它們的檔案會把爭議爭論、不同意見都呈現出來，因此反映情況比較客觀。比如說美國的檔案裡，經常有某些部門上呈給總統的報告，討論關於某一問題的看法。這種報告並不會只有一種意見，而是會詳細寫出各方不同意見，有時候直接在正文呈現，有時候則是最後達成統一意見了，但在注釋中說明原先有哪些不同意見。因此，西方國家的檔案，往往能夠比較完整地提供爭論、決策的資訊，其利用率和可信度都比較高。
而蘇聯和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的檔案，可靠性就相對要差一些，這些國家的上呈報告，往往都是“一致通過”，讓人誤以為都是那麼一條心。實際上，蘇聯的有些報告，恰恰是下級揣摩了上級的心態後再寫就的，並不能反映當時相關部門的實際態度。
此外，就中國檔案而言，據我瞭解，現在的很多檔案是在原始材料的基礎上修改過的。我們在閱讀檔案時會發現有的檔案上有一行字：“未經本人審閱”，這種檔案我認為是比較可靠的。再如領導人的講話，要下發的講話才會整理，而在整理中往往會刪除部分重要內容。在修改過程中，很多內容就改了。
不過，總體上，檔案材料要“無中生有”地造假是極難的，可以說基本不可能。因為檔案是有連續編號的。只是我們要知道檔案是如何產生的，產生過程中會有修改，因此未必就是最初的實錄。
雖然檔案資料基本上不可能偽造，但銷毀檔案是常見的。一方面，並不是所有的檔案都有保存，我國的檔案分“永久”和“長期”，許多檔案屬於“長期”，超過規定的年限就要銷毀。這也可以理解，檔案的量實在太大，每天都要產生大量的檔案，全部保存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某些政治人物也會有意銷毀重要檔案，貝利亞、赫魯雪夫、江青都幹過這類事情，他們銷毀的往往是非常重要的檔案文獻，對於歷史研究來說這是很大的遺憾。
鑒於不同國家的檔案各有特點，所以我覺得在使用檔案時，如果是對外檔案，那就一定要想辦法找到對方國家的相應檔案來對讀。這是一條重要原則。
有關中朝關係史，價值最高的是東歐檔案
陳：那麼具體到您的不同類型研究中，檔案運用又有何不同呢？我們知道，您最初研究朝鮮戰爭、中蘇關係，之後又轉而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最近又出版了中朝關係史的著作。在當代中國史和中朝關係史的研究中，檔案使用又有何特色？
沈：我最近出版的關於中朝關係的書中，能夠利用的檔案就更少了。中國方面有關中朝關係的資料，有含金量的不多，只能從很多蛛絲馬跡中去推考。
朝鮮方面則徹底沒有檔案可看，但朝鮮的文獻非常多，比如說《金日成全集》篇幅很大，而且全部有中文版。但是，對於朝鮮文獻，一定要小心使用。比如說《金日成全集》的中文版、俄文版和朝鮮文版，內容都不完全一樣，中文版中有一些對中方不友好的話就刪掉了，這些話就要到俄文版和朝鮮文版中找。至於流傳更廣、版次更多的《金日成選集》，情況就更複雜了，朝鮮出版《金日成選集》，每印刷一個版本都有改動，有的改動還很大，比如說某位領導，原來還是“金日成同志的親密戰友”，過幾年被清洗了，那再版的《金日成選集》就要刪掉相關內容，這些都是要注意的。
雖然朝鮮方面的檔案完全看不到，但我感覺要完整敘述這段歷史，仍然離不開檔案資料。
有關這段歷史的檔案，價值最高的是東歐檔案，因為朝鮮與東歐聯繫很多，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互動也很密切。而這些國家現在大都規範地開放檔案，從這些國家的檔案裡，可以獲取有關朝鮮和中朝關係的寶貴資料。
其次，美國檔案也很重要，尤其是七十年代以後，美國檔案中關於朝鮮的資料的含金量顯著提高，這之前的則並不重要。這是因為七十年代開始，中美合作越來越多，而在朝鮮問題上，中美戰略利益是一致的，因此美國可以從中國獲得有關朝鮮的重要訊息。
再次，韓國檔案也很珍貴，尤其是七一年以後的檔案。這裡我要補充，韓國的檔案開放非常正規，也很前沿，他們目前檔案開放到八六年，這在世界範圍內都是不多見的。韓國從1971年開始就有意與中國拉近關係，他們在1972年的報紙上就稱中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從他們的檔案看，這是有意為之的。同時，韓國政權怕中國臺灣方面的抗議和本土反對方的壓力，又只敢偶爾在報紙上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稱呼，大部分時間還是使用“中共政權”。可惜中國方面並沒有感受到他們的小心思。
這幾方面的檔案之外，蒙古檔案、柬埔寨檔案、馬來西亞檔案中也都有關於中朝關係的資料，我和我的團隊最近幾年四處搜集檔案，這些周邊國家的檔案都獲得了不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缺少翻譯人才，畢竟懂這些國家語言的人不多，請過一些外語專業的學生來翻譯，但因為對歷史不熟悉，翻譯出來品質也不高。因此這些國家的檔案還有很多可以研究的空間。
從中朝關係研究中，我深切體會到研究雙邊關係，也要充分注意多國檔案的使用。
歷史學家應當永遠把史料擺在第一位
陳：您對朝鮮戰爭的研究，可以說和現實關聯度尤其密切，最近幾年我們都很關注朝鮮的發展。關於這本書您還可以多談幾句嗎？
沈：我是歷史研究者，所以我這本書只處理歷史，不涉及現實，因此我在本書的副標題就明確劃定了時間範圍“1945-1976”。不過把下限定在1976年，是有我的判斷在其中的。
我認為，到了1976年，中朝之間就不再是原來的盟友關係了。七十年代中美關係解凍以後，中國就開始和朝鮮分道揚鑣，朝鮮的主要價值就在於它的地緣意義。而到了1985年，中蘇關係恢復正常以後，中國就開始全面調整中朝關係，不論怎麼說，都不再是原來的“盟友”關係。我之前在大連發表演講以後，網上罵聲不斷，這些叫駡的人基本上連我的演講稿都沒有讀完讀懂。後來我乾脆又寫了一章，好幾萬字，關於八十年代的中朝關係，之後出增訂版會添加進去。（沈志華教授于2017年3月19日在大連外國語大學發表了有關中朝關係的學術演講。——編注）
陳：您這幾十年的研究都是很“實”的，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不過我還是想談一談“虛”的部分，就我有限的閱讀來說，我覺得您的研究背後是有一貫的方法論的，那就是比較重視歷史進程的動態部分，而不大傾向於用一種一以貫之的線索去解釋。
沈：你提到的，其實就是歷史研究中“邏輯思維”的位置問題。
我們從事研究，邏輯思維當然很重要，但作為歷史學家，史料永遠是第一位的，邏輯思維不能擺在第一位。道理很簡單，同樣一個事件，可以有很多種解釋，這些解釋在邏輯上都是成立的。所以我認為歷史研究最根本的還是搜集史料，盡可能全面；在此基礎上辨別史料、考辨真偽，判斷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對於一個歷史學者來說，研究的基本點應該是事實，首先要把事實說清楚。再把事實說清楚的基礎上，再站出來，將一件事實放到歷史的長河中來考察。
同時，就我研究的領域而言，新材料是會不斷出現的，所以當我在建構一個歷時脈絡時，會相當留心新材料的出現是否會影響到我的邏輯敘述。因此有不少人曾經指責我說“你沈志華拿了那麼多材料，該說的話卻沒說完”，其實並不是我故意留一些話，而是我在研究中始終留有餘地，尤其是我對某個問題展開初步研究的時候。
可以舉一個例子，1952年，史達林與印度共產黨領導人談話時指出，中國的武裝鬥爭是遊擊戰，你們不能學，因為中國背靠蘇聯，所以有條件進行遊擊戰。從這個記錄中，我們可以知道史達林對於印度等國家進行革命的一個態度。
但是，1949年底，在北京曾經召開過“亞洲澳洲工會會議”，劉少奇擔任這個會議主席團的主席並致開幕詞，在開幕詞中，劉少奇明確提出中國的道路也可能是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革命的道路。這個開幕詞，《人民日報》沒有刊登，但史達林卻有一個指示表示劉少奇是對的，並且讓《真理報》刊登了劉的意見。這兩個事實都是有明確記錄的，但這兩個事實反映的史達林對於其他國家革命的態度卻是相反的。為了搞清楚這是為什麼，我逐日翻檢這兩件事情之間的《真理報》，這才明白，原來史達林在毛澤東離開蘇聯後就改口了，就不再認為其他國家也可以走中國的革命道路。
由此我推斷：史達林在1949年的時候對劉少奇意見的支援，其實是為了討好中方，希望中國能夠沿用老的中蘇條約，而在毛澤東訪蘇簽訂了新的條約後，史達林也就改變了說法。
這個例子能夠說明，新的史料如何改變我們的邏輯敘述。
簡單地說，全面搜集、考辨史料是第一位的，在這個基礎上研究者再來建構脈絡。
陳：在這個意義上，我倒覺得古代史的研究者也應該適當關注近現代史，或許會對史料少很多的古代史研究多一分反思。
沈：古代史我是完全不敢涉足，材料那麼少，要做判斷實在是太難了。
檔案館每天什麼時候開放、如何複製也有詳細的規定，只要按規矩辦就可以了。俄國的檔案開放就沒那麼規範，他們比較隨性，憑感覺來，感覺對自己不利，就不讓看，所以看俄國檔案很多時候要憑運氣。
不過故事最多的還是中國的檔案。我做完朝鮮戰爭的研究後，發現順著中蘇關係這條線索有大量的研究可以進行，於是就開始研究中蘇關係，這時候就必須要看包括中國檔案在內的多國檔案，此後我進一步關注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關係，那麼中國檔案的重要性就愈發上升了。
就國內而言，我在中央檔案館之外還跑了不少省市檔案館，就省一級來說，我沒有去過的省（區）應該只有以下幾個：河南、山東、江西、寧夏、安徽。剩下的省檔案館全部去過了，市一級的去過的就更多。
我國雖然有明確的《檔案法》，但我們的檔案管理開放比俄國還要不規範，基本上不讓看，只能靠關係才能有機會查檔案。
比如中央檔案館，我前後去了三次。第一次去，直接擋在門外，一件檔案都不讓看。我只能想辦法、找關係，就去找了鄧力群，跟他說：鄧伯伯，你能不能幫忙打了個招呼，讓我去看一下。鄧馬上就打了電話，他們這才同意接待。（鄧力群生於1915年，卒於2015年，曾任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編注。）
於是我第二次去，第二次又發生了爭執。他們問我：你要看哪件檔案？我說我怎麼知道，有目錄嗎？他們說不行，目錄不能看，你必須明確報出年、月、日，我們才能給你看那件檔案。我說我都不知道你們有什麼，怎麼可能？但來都來了，我就想了個折衷的辦法，當時我已經獲取了前蘇聯檔案，這其中有很多中蘇高層的來往電報，理論上蘇方和中方各有存檔，那我就說我可否根據蘇方的年月日，來要求看保存在中國的對應檔案？對方說可以。
於是我回去好好整理了一番，以俄國檔案為標準，整理出八百多條，第三次又跑過去了。誰知道人家一看嚇壞了，說怎麼這麼多，這麼多不行，我們頂多給你看一兩件。這把我氣得啊，當時中央檔案館所在的小湯山交通很不方面，我每跑一趟都非常辛苦，就這麼連跑三趟，你還就給我看一兩件，我乾脆就說不要了，一件沒看。
省市兩級檔案館沒有中央檔案館那麼嚴，但大多也得找關係才能看得到比較全面的檔案。就我走過的省級檔案館來說，吉林省和上海市的檔案館最規範，不需要托關係，按照他們的規矩就可以看到檔案。但大多數檔案館回憶起來都是氣人的事多，我可以給你舉兩個例子。
大約是2000年前後，我正在研究中蘇關係史，當時一個研究重點是蘇聯專家在中國的情況，於是我和李丹慧跑了黑龍江和遼寧兩省的檔案館，因為這兩個省在當時是重工業集中的單位，蘇聯專家比較多。（李丹慧是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研究員。——編注）
在黑龍江檔案館，一開始一切都很好，我們就住在省檔案館對面的一個賓館，每天準時去，他們閉館了才回。他們館長還過來說，沒見過像我們這樣認真的人。當時他們週末是不上班的，但我們覺得這兩天太浪費了，就跟他們商量說，能不能週末也上班，加班費我來出。檔案館的人說，週末要來不能只來幾個人呀，管理水電的都要來。我說成，你們都來，這兩天的工資我負責。於是我們複印了幾千頁的資料，十分滿意。
結果，到了我們決定要走的前兩天，他們省檔案局局長出差回來了，一聽說有兩個人天天來看檔案還複印了很多，就說要檢查。一檢查，局長說這裡有一半不能帶走，要扣下。我說你們檔案館館長都同意了，為什麼你又變卦？局長不解釋，就是要扣下，沒辦法，我們只能帶走一半的複印資料。
離開黑龍江之後，我們馬上就去了遼寧。遼寧當時是蘇聯援建的大省，我們先看了鞍鋼的檔案館和一汽的檔案館，這是兩個大項目，看得也還順利。但當我們去遼寧省檔案館的時候，對方說涉外的檔案一律不准看，負責的是個老太太，態度非常冷漠，不管怎麼說就是不讓看，我們甚至連目錄室的門都沒進。沒辦法，我們就只能飛回北京了。
回到北京後，在一個飯局上碰到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的某位元教授，喝了幾杯酒之後，我就跟他說起了這件氣人的事情。這位元教授說不要緊，遼寧省檔案局的局長是我的學生，我跟他說。他在飯桌上當場就給這位元局長打了個電話，說我有個朋友要看檔案。局長說，沒問題啊，你讓他來吧。第二天我就買了機票飛到瀋陽，接待我的還是那位老太太，這次她的態度大不一樣，和原來的冷冰冰不同，滿面春風，服務非常到位，想看哪件檔案就看哪件檔案，甚至還問我們：我們這兒有內部檔案，你們要不要看？
從上面這兩個例子就能看到，我國雖然有了《檔案法》，但要看檔案，還是得托關係。我這些年為了看檔案，不僅動用了自己的社交關係，還開拓了很多關係，通過朋友認識新朋友，這樣才能看到檔案。
最近幾年我們對蘇聯解體、蘇東劇變的歷史比較關心，於是又開始涉足東歐檔案。前段時間，我、李丹慧和一位匈牙利學者一起跑了東歐七國，複製了大量東歐檔案，就我目前的感覺來說，東歐各國檔案和國際接軌得較好，開放得比較完整，也不難查看。這也可以理解，他們現在都不是共產黨執政了，所以檔案裡即使記載了當時執政的負面問題，與現在的執政者也沒有關係。
不同國家檔案各有特點，使用時不能一概而論
陳：您剛才講述了不同國家區域檔案的開放情況，讓我們瞭解到了您多年搜求檔案的艱辛。那麼不同國家的檔案作為史料是否有各自的特點，在歷史研究中，使用檔案又有怎樣的邊界呢？
沈：不同國家的檔案確實各有特點，在使用時不能一概而論。
西方國家的檔案，總體上比較可靠。所謂比較可靠，指的是：第一，它們的檔案往往有話直說；第二，它們的檔案會把爭議爭論、不同意見都呈現出來，因此反映情況比較客觀。比如說美國的檔案裡，經常有某些部門上呈給總統的報告，討論關於某一問題的看法。這種報告並不會只有一種意見，而是會詳細寫出各方不同意見，有時候直接在正文呈現，有時候則是最後達成統一意見了，但在注釋中說明原先有哪些不同意見。因此，西方國家的檔案，往往能夠比較完整地提供爭論、決策的資訊，其利用率和可信度都比較高。
而蘇聯和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的檔案，可靠性就相對要差一些，這些國家的上呈報告，往往都是“一致通過”，讓人誤以為都是那麼一條心。實際上，蘇聯的有些報告，恰恰是下級揣摩了上級的心態後再寫就的，並不能反映當時相關部門的實際態度。
此外，就中國檔案而言，據我瞭解，現在的很多檔案是在原始材料的基礎上修改過的。我們在閱讀檔案時會發現有的檔案上有一行字：“未經本人審閱”，這種檔案我認為是比較可靠的。再如領導人的講話，要下發的講話才會整理，而在整理中往往會刪除部分重要內容。在修改過程中，很多內容就改了。
不過，總體上，檔案材料要“無中生有”地造假是極難的，可以說基本不可能。因為檔案是有連續編號的。只是我們要知道檔案是如何產生的，產生過程中會有修改，因此未必就是最初的實錄。
雖然檔案資料基本上不可能偽造，但銷毀檔案是常見的。一方面，並不是所有的檔案都有保存，我國的檔案分“永久”和“長期”，許多檔案屬於“長期”，超過規定的年限就要銷毀。這也可以理解，檔案的量實在太大，每天都要產生大量的檔案，全部保存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某些政治人物也會有意銷毀重要檔案，貝利亞、赫魯雪夫、江青都幹過這類事情，他們銷毀的往往是非常重要的檔案文獻，對於歷史研究來說這是很大的遺憾。
鑒於不同國家的檔案各有特點，所以我覺得在使用檔案時，如果是對外檔案，那就一定要想辦法找到對方國家的相應檔案來對讀。這是一條重要原則。
有關中朝關係史，價值最高的是東歐檔案
陳：那麼具體到您的不同類型研究中，檔案運用又有何不同呢？我們知道，您最初研究朝鮮戰爭、中蘇關係，之後又轉而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最近又出版了中朝關係史的著作。在當代中國史和中朝關係史的研究中，檔案使用又有何特色？
沈：我最近出版的關於中朝關係的書中，能夠利用的檔案就更少了。中國方面有關中朝關係的資料，有含金量的不多，只能從很多蛛絲馬跡中去推考。
朝鮮方面則徹底沒有檔案可看，但朝鮮的文獻非常多，比如說《金日成全集》篇幅很大，而且全部有中文版。但是，對於朝鮮文獻，一定要小心使用。比如說《金日成全集》的中文版、俄文版和朝鮮文版，內容都不完全一樣，中文版中有一些對中方不友好的話就刪掉了，這些話就要到俄文版和朝鮮文版中找。至於流傳更廣、版次更多的《金日成選集》，情況就更複雜了，朝鮮出版《金日成選集》，每印刷一個版本都有改動，有的改動還很大，比如說某位領導，原來還是“金日成同志的親密戰友”，過幾年被清洗了，那再版的《金日成選集》就要刪掉相關內容，這些都是要注意的。
雖然朝鮮方面的檔案完全看不到，但我感覺要完整敘述這段歷史，仍然離不開檔案資料。
有關這段歷史的檔案，價值最高的是東歐檔案，因為朝鮮與東歐聯繫很多，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互動也很密切。而這些國家現在大都規範地開放檔案，從這些國家的檔案裡，可以獲取有關朝鮮和中朝關係的寶貴資料。
其次，美國檔案也很重要，尤其是七十年代以後，美國檔案中關於朝鮮的資料的含金量顯著提高，這之前的則並不重要。這是因為七十年代開始，中美合作越來越多，而在朝鮮問題上，中美戰略利益是一致的，因此美國可以從中國獲得有關朝鮮的重要訊息。
再次，韓國檔案也很珍貴，尤其是七一年以後的檔案。這裡我要補充，韓國的檔案開放非常正規，也很前沿，他們目前檔案開放到八六年，這在世界範圍內都是不多見的。韓國從1971年開始就有意與中國拉近關係，他們在1972年的報紙上就稱中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從他們的檔案看，這是有意為之的。同時，韓國政權怕中國臺灣方面的抗議和本土反對方的壓力，又只敢偶爾在報紙上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稱呼，大部分時間還是使用“中共政權”。可惜中國方面並沒有感受到他們的小心思。
這幾方面的檔案之外，蒙古檔案、柬埔寨檔案、馬來西亞檔案中也都有關於中朝關係的資料，我和我的團隊最近幾年四處搜集檔案，這些周邊國家的檔案都獲得了不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缺少翻譯人才，畢竟懂這些國家語言的人不多，請過一些外語專業的學生來翻譯，但因為對歷史不熟悉，翻譯出來品質也不高。因此這些國家的檔案還有很多可以研究的空間。
從中朝關係研究中，我深切體會到研究雙邊關係，也要充分注意多國檔案的使用。
歷史學家應當永遠把史料擺在第一位
陳：您對朝鮮戰爭的研究，可以說和現實關聯度尤其密切，最近幾年我們都很關注朝鮮的發展。關於這本書您還可以多談幾句嗎？
沈：我是歷史研究者，所以我這本書只處理歷史，不涉及現實，因此我在本書的副標題就明確劃定了時間範圍“1945-1976”。不過把下限定在1976年，是有我的判斷在其中的。
我認為，到了1976年，中朝之間就不再是原來的盟友關係了。七十年代中美關係解凍以後，中國就開始和朝鮮分道揚鑣，朝鮮的主要價值就在於它的地緣意義。而到了1985年，中蘇關係恢復正常以後，中國就開始全面調整中朝關係，不論怎麼說，都不再是原來的“盟友”關係。我之前在大連發表演講以後，網上罵聲不斷，這些叫駡的人基本上連我的演講稿都沒有讀完讀懂。後來我乾脆又寫了一章，好幾萬字，關於八十年代的中朝關係，之後出增訂版會添加進去。（沈志華教授于2017年3月19日在大連外國語大學發表了有關中朝關係的學術演講。——編注）
陳：您這幾十年的研究都是很“實”的，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不過我還是想談一談“虛”的部分，就我有限的閱讀來說，我覺得您的研究背後是有一貫的方法論的，那就是比較重視歷史進程的動態部分，而不大傾向於用一種一以貫之的線索去解釋。
沈：你提到的，其實就是歷史研究中“邏輯思維”的位置問題。
我們從事研究，邏輯思維當然很重要，但作為歷史學家，史料永遠是第一位的，邏輯思維不能擺在第一位。道理很簡單，同樣一個事件，可以有很多種解釋，這些解釋在邏輯上都是成立的。所以我認為歷史研究最根本的還是搜集史料，盡可能全面；在此基礎上辨別史料、考辨真偽，判斷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對於一個歷史學者來說，研究的基本點應該是事實，首先要把事實說清楚。再把事實說清楚的基礎上，再站出來，將一件事實放到歷史的長河中來考察。
同時，就我研究的領域而言，新材料是會不斷出現的，所以當我在建構一個歷時脈絡時，會相當留心新材料的出現是否會影響到我的邏輯敘述。因此有不少人曾經指責我說“你沈志華拿了那麼多材料，該說的話卻沒說完”，其實並不是我故意留一些話，而是我在研究中始終留有餘地，尤其是我對某個問題展開初步研究的時候。
可以舉一個例子，1952年，史達林與印度共產黨領導人談話時指出，中國的武裝鬥爭是遊擊戰，你們不能學，因為中國背靠蘇聯，所以有條件進行遊擊戰。從這個記錄中，我們可以知道史達林對於印度等國家進行革命的一個態度。
但是，1949年底，在北京曾經召開過“亞洲澳洲工會會議”，劉少奇擔任這個會議主席團的主席並致開幕詞，在開幕詞中，劉少奇明確提出中國的道路也可能是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革命的道路。這個開幕詞，《人民日報》沒有刊登，但史達林卻有一個指示表示劉少奇是對的，並且讓《真理報》刊登了劉的意見。這兩個事實都是有明確記錄的，但這兩個事實反映的史達林對於其他國家革命的態度卻是相反的。為了搞清楚這是為什麼，我逐日翻檢這兩件事情之間的《真理報》，這才明白，原來史達林在毛澤東離開蘇聯後就改口了，就不再認為其他國家也可以走中國的革命道路。
由此我推斷：史達林在1949年的時候對劉少奇意見的支援，其實是為了討好中方，希望中國能夠沿用老的中蘇條約，而在毛澤東訪蘇簽訂了新的條約後，史達林也就改變了說法。
這個例子能夠說明，新的史料如何改變我們的邏輯敘述。
簡單地說，全面搜集、考辨史料是第一位的，在這個基礎上研究者再來建構脈絡。
陳：在這個意義上，我倒覺得古代史的研究者也應該適當關注近現代史，或許會對史料少很多的古代史研究多一分反思。
沈：古代史我是完全不敢涉足，材料那麼少，要做判斷實在是太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