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偷襲珍珠港， 是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標誌， 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節點。 關於這一歷史事件， 學界長期以來都相當關注日本的“開戰決策”問題。 美國的工業發達、資源豐富、綜合國力遠超日本， 日本為何要發動這場並無勝算的戰爭？日本統治集團內部是如何論證和做出最終決策的？
從歷史的大視角來看， 發動太平洋戰爭無疑是日本軍國主義從“貪婪”到“冒險”， 再從“冒險”到“瘋狂”的必然結果；但從具體的政治、外交和軍事決策角度來看， 其中又有諸多值得研究的細節。
▲二戰時期的珍珠港
鬼迷心竅的擴張之路
正如許多讀者所知， 在1937年全面開始侵華戰爭之際， 日本政府及軍部均未做長期戰爭的打算。 狂妄的軍部仍以甲午戰爭和“九一八”事變時的眼光看待中國， 時任陸軍大臣的杉山元對天皇上奏時表示， 1個月就可以徹底解決“支那事變”。
而此後的戰爭進程卻完全出乎日方的意料：中國軍民雖然付出了重大代價， 但始終毫不動搖地堅持全民族抗戰；日本雖然佔領了中國的大片土地， 但卻陷入了難以自拔的戰爭泥潭。 隨著戰爭的消耗， 至1940年， 日本國內供應嚴重短缺， 生活物資全面實行配給制， 鋼鐵、石油等戰略物資儲備漸趨匱乏。
在此情況下， 日本決策層內對於下一步的行動目標， 產生了激烈的爭論。 所謂“有爭論”， 並不是“侵略”與“和平”之間的爭論， 而是“如何侵略”的爭論。 如果說在明治年間， 日本的對外戰爭往往是經過了精心算計、周密準備之後的冒險一搏， 那麼進入昭和年間之後， 對外擴張帶來的巨額利益， 已經讓日本決策層鬼迷心竅。 1941年在陸軍省負責起草提議的石井秋穗，
“當時最本質的問題在於， 決策層中沒有一個人對日本註定成為地區領導者有任何的懷疑， 所以日本需要不顧一切去擴張。 於是， 即使一項擴張計畫遭到否決， 政策規劃者還會拿出另一項擴張計畫。 他們會問：‘如果我們不能向那裡進發， 那我們還能向哪裡挺近？’”
正因為如此， 日本決策者的爭論主要是“南進”（對美開戰）或“北進”（對蘇開戰）的問題， 而非如何“收手”。 而他們中的很多人之所以主張“南進”或“北進”， 其實並非是為國家考慮， 而是為本位利益。
例如， 時任海軍次官澤本賴雄戰後如此描述他聽到“南進”設想時的感受：
我對此很震驚， 並詢問了海軍大臣及川古志郎的意見。 他說他也反對戰爭，
對於海軍領導層來說， 推動南進提議的通過……也意味著與陸軍的競爭。 打著備戰的旗號， 海軍就有可能獲得更多軍費預算份額。
如果“南進”對美作戰， 則海軍將是主要力量， 海軍可以獲得更多軍費；如果“北進”對蘇作戰， 則陸軍將是主要力量， 陸軍可以獲得更多軍費。 這是兩種政策選擇的利益本質。
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 日本海軍內部其實明白自己不可能戰勝美軍， 無論是時任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 還是其他高級軍官， 在專業領域內其實能夠認清現實。 而日本陸軍經過了1939年的諾門檻戰役後， 更知道自己不是蘇聯紅軍的對手。
於是， 日本軍國主義機器在沒有“減速器”的情況下， 向著錯誤軌道狂奔。
無人負責的決策機制
在“明治憲法”體制下， 日本的最高決策機制處於一種極為不正常的狀態：1， 政軍關係失衡， 政府不能干預軍部的決策和行動， 軍部反過來卻可以用陸軍大臣辭職等方式逼迫內閣就範；2， 在理論上， 軍部與政府同時對天皇負責， 但昭和天皇不是同時對軍政兩界均有駕馭能力的明治天皇， 這使得當時日本並無在決策體系頂點設定大戰略目標、統籌頂層設計的人或機構——在明治時期， 這一職能是由明治天皇與伊藤博文等“元老”承擔的；3， 整個1930年代，法西斯主義思想和軍國主義思想甚囂塵上，政界和軍界相對理性的人士，或是在各種政變中被殺，或是主動選擇自我邊緣化，已經很難再對決策產生影響。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自1941年7月2日起，日本先後召開了四次御前會議，最終確定對美開戰。
▲東條英機
而這四次御前會議的過程，讓人更加瞭解了當時日本決策機制的缺陷。
整個1930年代，法西斯主義思想和軍國主義思想甚囂塵上，政界和軍界相對理性的人士，或是在各種政變中被殺，或是主動選擇自我邊緣化，已經很難再對決策產生影響。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自1941年7月2日起，日本先後召開了四次御前會議，最終確定對美開戰。
▲東條英機
而這四次御前會議的過程，讓人更加瞭解了當時日本決策機制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