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 《語之可》
慈禧太后
1882年3月2日， 英國溫莎車站， 維多利亞女王剛下火車， 正準備上馬車， 一個叫麥克林的年輕人突然在幾碼遠的地方舉槍向她射擊。
這是維多利亞女王第7次也是最後一次遭遇槍擊事件。 儘管行刺者們古怪的動機不盡相同， 但法庭最終多以“精神錯亂”進行輕判。 為避免因對女王犯罪而判決過重， 1842年英國甚至專門通過一項法令， 規定任何試圖傷害女王的行為都定為輕罪， 判處流放7年或監禁， 同時服3年以下苦役勞動， 以後的四次槍擊女王案即按照新法令實施的。 作為全球最有權勢的女王， 維多利亞在英國神聖的法律面前無可奈何。
1896年2月17日， 身著重囚罪衣的一位太監神色鎮靜， 此人名叫寇連材， 因為公然違背清朝“太監不得干政”的祖制，
兩起相隔遙遠的刑事案件， 都因兩位君臨天下的女人而起。 而不同的判決結果， 卻彰顯不同政體下的程式正義。
如果我們認真回溯慈禧和維多利亞女王最初獲取權力的方式， 就會知道中英兩種政體——憲政與王權的天壤之別。
咸豐帝屍骨未寒， 慈禧就依靠手中的小皇帝和頒佈詔旨之權， 將咸豐遺詔中處心積慮設定的贊襄政務八大臣打倒在地， 可見正統皇權思想的巨大影響力。 誠如臺灣學者莊練先生所說：“死的皇帝敵不過活的太后。 ”
而維多利亞能夠登上王位， 實屬偶然。 按照英國1701年《大憲章》中《王位繼承法》的規定， 維多利亞原本只是繼承王位的第五人選，
需要強調的是， 這個過程中有許多激烈的爭鬥， 但全部是在《王位繼承法》的軌道上完成， 沒有任何人膽敢憑藉法律之外的陰謀為所欲為。
《大憲章》簽訂21年之後， 議會逐漸成為依靠《大憲章》的法制原則來限制君主權力的重要力量。 1649年1月30日， 被議會宣判為“暴君、殺人犯和國家公敵”的國王查理一世被推上斷頭臺。 這件事時刻警醒著維多利亞女王及其他後來者， 必須遵守《大憲章》的規定。
《大憲章》簽訂的八百年來， 世界上有多少王朝被推翻、多少國王在民眾的怒火中丟了性命？英國的溫莎王朝卻為何能經久不衰、受人愛戴？這不能不說它有傑出的適應社會變化的能力。 然而， 王權和民權之間的激烈鬥爭，
從表面看， 維多利亞女王留給人們的似乎一直是溫文爾雅的形象， 不計得失甘當幕後英雄的淡泊寧靜。 事實上大錯特錯， 她鞏固擴大專制王權的欲望和熱情， 並不見得比慈禧太后小。 在夫君阿爾伯特親王的鼎力輔佐下， 她甚至曾經有機會， 走上慈禧那樣一言九鼎的專制之路。
維多利亞女王
維多利亞與大臣帕麥斯頓的鬥爭，最典型地體現她的這一段心路歷程。
見多識廣的帕麥斯頓出任外交大臣時，根本不把女王夫婦放在眼裡。對於女王的意見，他從來不予理睬。當事情被女王發覺時，他便油滑地向女王賠不是。
女王向時任首相的約翰·羅素抱怨過多次。羅素首相對帕麥斯頓自作主張的行徑也不贊同，要求他以後謹慎行事。帕麥斯頓卻傲慢地回答說，每年經過外交部發出的公文有2.8萬件，如果每一份都要經過女王批閱後方能生效，延誤的後果將是極其嚴重的。不但如此，一些最重要的文件帕麥斯頓甚至連首相也不呈閱。外交大臣儼然成為了一個獨立的權力中心。
女王終於忍無可忍，不斷向新任首相約翰勳爵施加壓力。終於，一項旨在反對帕麥斯頓的議案以壓倒多數通過，帕麥斯頓最終遭到了罷免。
維多利亞女王和政敵的鬥爭，無論如何都是在憲政的軌道上進行。而慈禧對政敵的打壓，則完全取決於維護王權的需要，是千百年來宮廷陰謀的一再上演。
1865年4月14日，恭親王在兩宮面前“雙膝跪地，痛哭謝罪”——原來他沒把這個嫂子放在眼裡，誰知自己功高蓋世，命運竟然像羽毛一樣頃刻間被折轉翻覆，令他猝不及防。此後的短短3年裡，對恭親王的所有恩賞，蕩然無存。
這就是大清與英國法治傳統的區別。大清朝的法律只是侍奉王權的奴僕，是帝王絕對壟斷的統治工具，對於那些敢於窺視和更改帝王法律和“祖制”的人，都要受到最嚴厲的處罰。而在英國，憲政體制中的司法享有獨立崇高的地位，法庭判定之後“王者一字不能易”。兩種“一字不能易”，正是慈禧太后和維多利亞所執掌的政權，所具備完全截然不同的制度基石和法理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幾年後，這個叫帕麥斯頓的傢伙卻再度發跡，一舉成了英國的首相。這時的維多利亞逐漸明白，帕麥斯頓的最終勝利與其說是他個人能力與權術之勝利，不如說是他的主張與政策吻合了時代的節拍，如果她不順應這個潮流，就真的連現在的地位也無法維持下去了。
她的政治態度在晚年發生了重大變化，開始一步步朝一位成熟的立憲君主邁進，樂於只做帝國精神的象徵。英國君主立憲制，經過維多利亞與內閣的反復磨合較量，終於達到一種平衡並基本定形。
有意思的是，慈禧生前對維多利亞這種“統而不治”的方式嗤之以鼻。德齡作為慈禧的貼身宮婦女在清宮生活了兩年，她在回憶錄《清宮二年錄》裡，記載了慈禧太后一段值得玩味的話：
英國是世界上的列強之一，但這並不是維多利亞女王獨斷的功勞。她總是有議會裡的那些能人幫助她，凡事都替她想得非常周全。她其實對國家的方針政策無話可說，只需要檔上簽上字而已。再看看我吧，我的四億臣民，都是依仗著我的判斷。雖然我也有軍機大臣一起商議國家大事，但這些人主要負責官職任命之類的事情。遇到大事，還得我親自作主。
1861年咸豐皇帝去世之後，作為一個女人，為了避免成為他人刀俎之下的魚肉，慈禧一生都必須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她個人的命運何嘗不是專制王朝政治的縮影？在權力鬥爭的漩渦中，沒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況還想實現政治抱負呢！
然而，由於慈禧的一誤再誤，晚清社會的政治體系不但面臨著權威危機，而且還面臨著統治危機；從實現現代化的政治條件上觀察，清末的政治體制已經失去了實現現代化的政治功能。要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推進一場改天換地的社會變革，可能性幾乎為零。
1900年，當新世紀的曙光冉冉升起的時候，兒孫繞膝的維多利亞女王在英國倫敦白金漢宮安詳地渡過她最後的時光。8月15日，北京的德勝門，一身農婦打扮的慈禧太后帶領一幫蓬頭垢面的王公貴族，丟魂落魄地奔逃往西安。他們身後是火光沖天血流成河的皇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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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多利亞女王
維多利亞與大臣帕麥斯頓的鬥爭，最典型地體現她的這一段心路歷程。
見多識廣的帕麥斯頓出任外交大臣時，根本不把女王夫婦放在眼裡。對於女王的意見，他從來不予理睬。當事情被女王發覺時，他便油滑地向女王賠不是。
女王向時任首相的約翰·羅素抱怨過多次。羅素首相對帕麥斯頓自作主張的行徑也不贊同，要求他以後謹慎行事。帕麥斯頓卻傲慢地回答說，每年經過外交部發出的公文有2.8萬件，如果每一份都要經過女王批閱後方能生效，延誤的後果將是極其嚴重的。不但如此，一些最重要的文件帕麥斯頓甚至連首相也不呈閱。外交大臣儼然成為了一個獨立的權力中心。
女王終於忍無可忍，不斷向新任首相約翰勳爵施加壓力。終於，一項旨在反對帕麥斯頓的議案以壓倒多數通過，帕麥斯頓最終遭到了罷免。
維多利亞女王和政敵的鬥爭，無論如何都是在憲政的軌道上進行。而慈禧對政敵的打壓，則完全取決於維護王權的需要，是千百年來宮廷陰謀的一再上演。
1865年4月14日，恭親王在兩宮面前“雙膝跪地，痛哭謝罪”——原來他沒把這個嫂子放在眼裡，誰知自己功高蓋世，命運竟然像羽毛一樣頃刻間被折轉翻覆，令他猝不及防。此後的短短3年裡，對恭親王的所有恩賞，蕩然無存。
這就是大清與英國法治傳統的區別。大清朝的法律只是侍奉王權的奴僕，是帝王絕對壟斷的統治工具，對於那些敢於窺視和更改帝王法律和“祖制”的人，都要受到最嚴厲的處罰。而在英國，憲政體制中的司法享有獨立崇高的地位，法庭判定之後“王者一字不能易”。兩種“一字不能易”，正是慈禧太后和維多利亞所執掌的政權，所具備完全截然不同的制度基石和法理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幾年後，這個叫帕麥斯頓的傢伙卻再度發跡，一舉成了英國的首相。這時的維多利亞逐漸明白，帕麥斯頓的最終勝利與其說是他個人能力與權術之勝利，不如說是他的主張與政策吻合了時代的節拍，如果她不順應這個潮流，就真的連現在的地位也無法維持下去了。
她的政治態度在晚年發生了重大變化，開始一步步朝一位成熟的立憲君主邁進，樂於只做帝國精神的象徵。英國君主立憲制，經過維多利亞與內閣的反復磨合較量，終於達到一種平衡並基本定形。
有意思的是，慈禧生前對維多利亞這種“統而不治”的方式嗤之以鼻。德齡作為慈禧的貼身宮婦女在清宮生活了兩年，她在回憶錄《清宮二年錄》裡，記載了慈禧太后一段值得玩味的話：
英國是世界上的列強之一，但這並不是維多利亞女王獨斷的功勞。她總是有議會裡的那些能人幫助她，凡事都替她想得非常周全。她其實對國家的方針政策無話可說，只需要檔上簽上字而已。再看看我吧，我的四億臣民，都是依仗著我的判斷。雖然我也有軍機大臣一起商議國家大事，但這些人主要負責官職任命之類的事情。遇到大事，還得我親自作主。
1861年咸豐皇帝去世之後，作為一個女人，為了避免成為他人刀俎之下的魚肉，慈禧一生都必須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她個人的命運何嘗不是專制王朝政治的縮影？在權力鬥爭的漩渦中，沒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況還想實現政治抱負呢！
然而，由於慈禧的一誤再誤，晚清社會的政治體系不但面臨著權威危機，而且還面臨著統治危機；從實現現代化的政治條件上觀察，清末的政治體制已經失去了實現現代化的政治功能。要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推進一場改天換地的社會變革，可能性幾乎為零。
1900年，當新世紀的曙光冉冉升起的時候，兒孫繞膝的維多利亞女王在英國倫敦白金漢宮安詳地渡過她最後的時光。8月15日，北京的德勝門，一身農婦打扮的慈禧太后帶領一幫蓬頭垢面的王公貴族，丟魂落魄地奔逃往西安。他們身後是火光沖天血流成河的皇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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