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即位之初， 雖然海內早已平定， 大唐王朝也已經走過九個春秋， 但是李世民從高祖手中接過來的卻仍然是一座百廢待興的江山——“率土之眾， 百不存一；干戈未靜， 桑農鹹廢；凋弊之後， 饑寒重切。 ”（《全唐文》卷二）
而此時此刻， 新誕生的大唐帝國， 究竟能否汲取隋亡的歷史教訓， 建立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 居安思危， 勵精圖治， 在大一統的基礎上重建一條堅實的上升通道， 再造媲美于大漢王朝的那樣一個繁榮強大的帝國？這是擺在貞觀君臣面前的一道歷史課題。
為此， 早在武德九年末， 即李世民登基數月後， 大唐君臣就圍繞著未來的施政方式展開了一場至關重要的討論。
話題由李世民提出。 他說：“我朝承大亂之後， 恐怕人民不容易接受教化；欲求天下大治， 恐怕也不容易見成效。 ”
魏徵率先亮出了他的觀點：“不然。 長期安定之人容易驕逸， 驕逸才難以教化；而久經離亂之民愁苦，
李世民說：“賢明的人為政百年， 才能祛除殘忍好殺之風。 大亂之後， 欲求大治， 怎麼可能像你說的那麼容易， 在短時間內達到？”
魏徵胸有成竹地答道：“百年而治者是庸常之主， 非聖哲之君。 若明君施政， 上下同心， 四方回應， 相信大治並不太難， 三年成功尤嫌太晚！”
可是， 魏徵的觀點立刻遭致大多數宰執重臣的反駁，
為首的人就是右僕射封德彝。 他用一種近乎嘲笑的口吻說：“自夏、商、周三代以降， 人心日漸澆薄詭詐， 所以秦朝專以嚴刑峻法治國， 漢朝也不得不兼雜王道與霸道， 此乃欲教化而不能， 又豈是能教化而不欲？魏徵一介書生， 不識時務， 若信其虛論， 恐敗亂國家！”
魏征反唇相譏， 引經據典， 淳厚質樸， 說道：“後世澆薄詭詐， 那麼迄於今日， 人民應悉數變為鬼魅， 人君又如何教化治理？”眾人皆語塞， 但反對之人心中仍然不服氣。
很顯然， 魏徵所堅持的觀點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王道仁政。
而封德彝等人的立場則是與王道對立的霸道。
所謂霸道， 是指君主憑藉權術、暴力和嚴刑峻法進行統治的方式。 在春秋戰國以及一些亂世頗為受推崇。 但類似春秋五霸那樣的事功在儒家學者眼中根本是微不足道的， 而霸道之術當然也為絕大多數的後世儒者所不齒。
發生在武德末年的這場事關國家施政方式的高層辯論， 只有魏徵一個人堅持王道， 而以封德彝為首的朝廷重臣則普遍傾向於霸道。
然而， 最終結果卻是魏徵勝出了。
因為他得到了李世民的鼎力支持。
唐太宗李世民力排眾議， 最終選擇了儒家的王道仁政作為李唐王朝的意識形態和統治方式。 不久後， 李世民就在朝會上對文武百官公開宣佈：“朕所好者， 唯堯、舜、周、孔之道， 以為如鳥有翼， 如魚在水， 失之則死， 不可暫無耳！”
從此， 李世民開始不遺餘力地推行王道仁政， 輕徭薄賦， 寬減刑罰， 懲治腐敗， 戒奢從簡， 韜光養晦等多項舉措。
隨著李世民對王道仁政的大力推行， 儒家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實踐得以展開， 大唐帝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國力蒸蒸日上，開始進入一個空前繁榮的歷史時期。
大唐帝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國力蒸蒸日上，開始進入一個空前繁榮的歷史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