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幣跟美元掛鉤， 這事讓日本很不爽。 日本政府抗議、強烈抗議！各界都玩命叫囂著在經濟和財政上擊潰中國。
在這場貨幣大戰中， 日軍更是無所不用其極， 甚至連印假鈔的陰損手段都使出來了， 煞費苦心地在本土打造“印假鈔研究所”， 並制定了周密計畫。
為便於在上海搞事情， 阪田誠盛還娶了上海青幫頭目杜月笙的女兒。
然而， 剛印好、還熱乎著的大批假幣， 還沒運到中國就成了廢紙——看到中國人從兜裡掏出來的一張張錢， 日本人自己先崩潰了。
“假鈔研究所”負責人不禁哀歎：中國實在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國家！
文 | 陳忠海 瞭望智庫特約研究員
中國發新幣， 英美都想插一腳
20世紀30年代中期， 為結束晚清以來貨幣混亂的狀況， 南京國民政府著手進行貨幣改革， 擬推出新貨幣， 即法幣。
然而， 南京國民政府幾乎沒什麼外匯儲備， 所以， 必須尋求一筆巨額借款作為發行新幣的準備金。
英鎊、美元或法郎都在備選之列。 實際上， 哪個國家能提供這筆貸款， 它就擁有了對中國幣改的話語權。
控制貨幣就能控制金融， 控制金融相當於控制了一國經濟。 因此， 對中國的這次貨幣改革， 各列強均打著自己的算盤。
英國最積極， 專門派李滋羅斯擔任南京國民政府首席經濟顧問， 並且， 連法幣與英鎊之間的匯率都定下來了：1法幣=1先令2便士。
一時間， 傳言四起， 很多人說李滋羅斯是法幣改革的“幕後操盤手”。
英國給這筆貸款附加了很多條件：
該貸款必須提供足夠擔保；
要保留英籍總稅務司對中國海關的管理；
聘請英國人擔任南京國民政府中央銀行顧問；
……
英國似乎想把鴉片戰爭後逼迫清政府簽的那些喪權辱國條款再來一遍， 中國人自然不會答應。
美國人一看， 機會來了。
1936年3月， 美國邀請南京國民政府派幣制代表團訪美， 南京國民政府於是任命中國銀行常務董事陳光甫為財政部高等顧問， 由他率團訪問美國。
經過2個多月的商談， 雙方簽訂了《中美白銀協定》。
根據《協定》， 美國將以0.5美元/盎司的價格從中國收購7500萬盎司白銀， 交易金額3750萬美元， 美國另接受中國以5000萬盎司白銀作擔保貸款2000萬美元，
陳光甫（左一）訪美期間與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右一）、美國財政部長摩根韜（中）合影
這樣， 法幣就與美元直接掛鉤， 被納入到美元體系之中。
美國勝出， 日本人十分不爽
不光英美眼饞中國這塊肥肉， 日本也一直在尋求影響甚至控制中國經濟。 為此， 他們打出了“中日經濟提攜”等口號， 並表示願意向南京國民政府提供“信用放款”。
可是， “九一八”之後， 中國人怎麼可能會選擇跟侵略者合作！
所以， 日本人看著乾著急， 但是沒有辦法。
讓日本人鬧心的不止這一點。
法幣改革措施中有一條：法幣推出後， 禁止白銀流通， 個人手中的白銀須兌換成法幣。 這項規定適用於中國境內一切機構和人員， 包括外國商人和銀行。
要知道， 當時日本在上海、南京以及華南地區均有大量投資， 日本銀行在中國內地也有廣泛的業務。
據估算， 在華日本銀行手中所持有的白銀約值1000萬元。
如果執行南京國民政府的幣改法令， 日本銀行必須交出所有白銀！
並且， 日本判斷中國的這場幣制改革必將失敗。
日本陸軍參謀本部認為：“鑒於南京政府不能取信于國民的現狀， 白銀國有令的強制實行很明顯終將歸於失敗， 南京政府所發行的法幣也可能化為一片廢紙。 ”
拿價值上千萬元的白花花的銀子去換一堆廢紙？日本人當然不幹。
日本政府抗議、強烈抗議！
1935年11月2日， 《施行法幣佈告》正式頒佈的前一天， 南京國民政府中央銀行副總裁張嘉璈奉命在上海拜會了日本駐中國大使有吉明（1935年5月至1936年2月在任）， 通報將要實施幣制改革的情況。
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
張嘉璈解釋道：中國改革幣制是為了救濟市場、挽救中國經濟，希望在華的日本銀行能遵照法令向中國的中央銀行兌換法幣，並表示此項規定已獲得其它大部分國家在華銀行的支持。
有吉明當場表態：強烈反對。
11月4日，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孔祥熙親自去拜會有吉明，繼續解釋。
有吉明繼續強烈反對。
不僅如此，日本政府、金融界密集發聲抗議，軍部甚至以武力相脅迫：
日本在華的正金、三井、三菱、臺灣、朝鮮、住友等銀行迅速召開緊急會議，統一口徑，一致反對中國幣改。
11月7日，在上海的外國銀行召開會議，商討落實中國政府幣改事宜，日資銀行在會上集體反對用白銀去兌換法幣。
11月8日，日本駐華使館武官磯谷廉介代表軍方要求日本政府正式表態反對並阻撓中國的幣制改革，必要時不惜動用“實力”。
次日，日本外務省公開指責中國政府——幣制改革前未與日本方面協商，對中國幣改“堅持持反對之態度”。
緊接著，日本軍部發表聲明，強烈反對中國的幣制改革，並陳重兵於熱河，聲稱要對南京國民政府“決斷”性打擊。
這時，中國的幣制改革已呈不可逆轉之勢。
於是，日本加快了在中國的軍事行動。“盧溝橋事變”之後，日本開始了全面侵華戰爭。
調整策略要把中國經濟搞崩潰
全國抗戰爆發後，與軍事戰場一樣，南京國民政府在經濟和金融戰場上也岌岌可危。
日軍進攻上海，對中國金融市場造成了嚴重衝擊，人們紛紛把錢從中資銀行中提出，轉存到英美等外國銀行。很快，這種“擠提”風潮從江浙地區漫延到內地。
為防止法幣崩潰，南京國民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淞滬抗戰第3天（1937年8月15日），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頒佈了《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限制提取現款，鼓勵存款，以維護法幣的穩定。
在被日軍佔領的地區，國民政府所屬中央、中國以及交通等銀行所設分支構儘量通過撤至外國租借的方式堅持經營。
1938年3月，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根據當時各地區的不同情況，把金融業經營的地區分為陷敵區域、附近陷敵區域、距敵較遠區域、復興根據區域等4種類型，以“分別情形規定辦法”。
在陷敵區域（敵佔區）儘量不放棄經營，在其它區域則要求“往來匯兌，不收匯水（銀行或郵電局辦理業務匯款時，按匯款金額所收的手續費），不限數額”。
短期內滅亡中國的美夢破滅了，日本開始調整侵華策略。
1938年7月12日，日本首相、外相、海軍相、陸軍相和大藏相參加的“五相會議”決定，要設法造成法幣的崩潰，使中國從經濟上失去抵抗能力，從財政上徹底打垮中國。
一方面，日本在佔領區內限制法幣流通，打壓法幣；
另一方面，日軍侵佔到哪裡，就在哪裡組織偽金融機構發行偽幣，企圖以偽幣取代法幣。
佔領東北時，通過偽滿洲中央銀行發行了所謂的“中銀券”；
佔領察哈爾、綏遠後，通過偽蒙疆銀行發行了所謂的“偽蒙疆券”；
佔領華北後，通過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了所謂的“聯銀券”；
佔領華中地區後，通過汪偽政府的中央儲備銀行發行了所謂的“中儲券”。
上述4種偽幣是日本在中國實施金融統治和侵略的主要貨幣工具。此外，還有日軍發行的“軍票”、偽冀東銀行發行的“冀東券”、偽華興銀行發行的“華興券”、偽廣東省銀行發行的“通用券”、臺灣銀行發行的紙幣等雜幣。
隨著日占區的擴大，這些偽幣流通範圍大肆擴張，不斷擠佔法幣的生存空間。
日軍侵華期間發行的“軍票”
煞費苦心打造印假鈔研究所
為打擊法幣，日偽機構想出了更陰損的辦法——造假。
日軍把這次行動命名為“杉工作”，由日軍參謀本部下屬的“松機關”負責實施。
“松機關”總部在上海，由企業家阪田誠盛和日本陸軍參謀岡田芳政中佐擔綱，因此又稱“阪田機關”。
為便於在上海搞事情，阪田誠盛還娶了上海青幫頭目杜月笙的女兒，在岳父家中設立了據點。
他以個人名義註冊資本金１億日元，在中國開辦了“誠達公司”，並在中國各地廣泛設立分公司，最多時達53家，構成了“松機關”的特務網路。
印製假鈔是個技術活，要求很高，日本陸軍第九科學研究所（又稱“登戶研究所”，位於日本神奈川縣川崎市）負責提供技術支援。
擔任研究所主任的山本憲藏，在滿洲服役期間，曾花數年時間詳細研究中國幣制，專門前往華中地區觀察法幣流通情況。
他注意到，在中國流通的法幣主要由英國德納羅公司、華德路公司以及美國印鈔公司印製，主要防偽手段是浮水印和暗記，造假難度不大。
在此基礎上，山本憲藏提交了《法幣謀略工作計畫》，受到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高度重視。
1938年12月，陸軍大臣的東條英機下令批准實施該計畫。
憑著造假，“登戶研究所”進入鼎盛時期，職員最多時超過了1000人，研究所內有100多棟建築，占地面積達到36萬平方米。
印好的假鈔交由上海“松機關”負責在中國投放，日本陸軍省規定：
“投放工作要隱蔽進行，主要目的在於擾亂敵方經濟，用偽造法幣進行正常的交易，採購軍需品和民用品”。
“通過假鈔獲得的物資按軍隊規定的價格分別交給指定的軍事補給廠，所得款項用作摧毀法幣的活動費，但另有命令時不受限制。”
這些假鈔經過“做舊”處理後運到中國，與真鈔混在一起，由日偽控制的商社、公司投向市場，用來搶購物資。
陰謀卻被通貨膨脹打敗
中國各地陸續出現了這些假法幣。
曾在此工作過的大島康弘回憶，“登戶研究所”印製的假鈔很難辨別真偽，“幾乎不存在真鈔與偽鈔之分”。
“登戶研究所”每天可印10萬張假鈔，如果以面額計算，相當於中國國內貨幣流通量的10%。
當年登戶研究所儲藏偽鈔的倉庫
抗戰期間，日軍偽造的法幣總面值高達40億元，相當於日軍2至3年的軍費。
到日本投降時，日造的各類假鈔有20多種。
如果這些法幣全部被投放到市場，殺傷力是無法估量的。
這引起了中國各界的關注。1939年，南京國民政府頒佈《日人偽造法幣對付辦法》，其中規定：
*四行在接近淪陷區域發行處，多備舊券發行，使淪陷區內所有流通者盡屬舊券，則日人新制之偽券不易魚目混珠；
*由財政部通令各關卡嚴密檢查日人印製偽券，絕對不使竄入未淪陷區域內，則受害地方不致蔓延；
*四行應擇要發送各種樣本券，與接近淪陷區之縣政府請其張貼示眾，使人民發現偽券時，就近可以核驗不致受欺；
*四行應宣示真券偽券不同之點，並將行使偽券之害剴切詳列，印製宣傳品，由中央宣傳機關設法在淪陷區域內散發；
*中央宣傳機關，或駐在就近淪陷區域之軍委會政治部之各種宣傳方法同時進行，俾得民眾知所從違而拒絕行使；
*凡據情報知日人偽造法幣印造制運等情時，應由國際宣傳機關對各友邦極力宣傳其狡謀，如知偽券號碼數額時，由外交部正式對各友邦聲明，該項偽券本國不能承認，務使日人不正當醜態舉世畢露。
上述“四行”，指的是南京國民政府所控制的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
不僅如此，1941年，重慶印鈔廠還對法幣進行了一次大的改版，讓日本人的假鈔剛印出來就作廢，加大了法幣造假的技術難度。
然而，真正對日偽“杉工作”產生致命打擊的，是嚴重的通貨膨脹。
戰前，法幣總發行量不過10多億元，到1944年就達到了1890億元，7年增長了100多倍，這讓日本人始料未及。
日本人一直把偽造的重點放在１元、５元和10元面額，千元、萬元甚至10萬元面值的法幣不斷出現，讓他們很尷尬：
一方面，時間太短，日本人造假根本跟不上發現新鈔的步伐；
另一方面， 滿大街的人，從兜裡一掏就是萬元、十萬元的鈔票，小面額鈔票都不如草紙價值高。
因此，日本人剛印好的大批假幣，還沒運到中國就成了廢紙。
日本人的美夢再次落空，山本憲藏哀歎道：中國實在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國家！
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偽造他國法定貨幣是一項國際法禁止的行為，所以，日本人偽造法幣的活動一直在極為隱秘的狀態下進行。
注：該計畫在當時屬絕密事項，在陸軍省內部，僅限陸軍省大臣、次長、軍務局長以及相關的幾位軍事課長知道，假鈔印刷工作具體由陸軍第九科學研究所負責，經陸軍省批准“可利用民間工廠”，但也要絕對保密。印製偽鈔的區域被3米多高的木板牆圍了起來，即便在該研究所內部，一般人員也無法接觸到核心。
日本投降前夕，日軍陸軍參謀部擔心東窗事發，下令銷毀所有相關設備和資料，並命令曾在“登戶研究所”工作的人員保持沉默、不得說出真相。
與強擄勞工和慰安婦等犯罪不同，偽造貨幣沒有特定的受害者，因此，戰後，沒有人就此向日本政府提出賠償訴訟。而相關證據證物大多已銷毀，日本政府更不願意公開承認這段不光彩的歷史。
20世紀70年代，在原“登戶研究所”舊址上建起了明治大學的校園，日軍的醜惡罪行似乎消失得無影無蹤。
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2006年，日本一家造紙廠計畫編纂企業史，在收集資料過程中發現了一批印鈔的特殊用紙。
這批紙共279張，約30釐米見方，每張紙上都印有孫中山的側臉像浮水印，紙張中間鑲嵌有絲纖維。
日本明治大學職員在登戶研究所博物館展示二戰時偽造的中國紙幣
經專家鑒定後確認，這就是“登戶研究所”當年印偽鈔的專用紙。後來，明治大學開設了“和平教育登戶研究所資料館”，進一步將“登戶研究所”的罪行昭示天下。
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
張嘉璈解釋道：中國改革幣制是為了救濟市場、挽救中國經濟，希望在華的日本銀行能遵照法令向中國的中央銀行兌換法幣，並表示此項規定已獲得其它大部分國家在華銀行的支持。
有吉明當場表態：強烈反對。
11月4日，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孔祥熙親自去拜會有吉明，繼續解釋。
有吉明繼續強烈反對。
不僅如此，日本政府、金融界密集發聲抗議，軍部甚至以武力相脅迫：
日本在華的正金、三井、三菱、臺灣、朝鮮、住友等銀行迅速召開緊急會議，統一口徑，一致反對中國幣改。
11月7日，在上海的外國銀行召開會議，商討落實中國政府幣改事宜，日資銀行在會上集體反對用白銀去兌換法幣。
11月8日，日本駐華使館武官磯谷廉介代表軍方要求日本政府正式表態反對並阻撓中國的幣制改革，必要時不惜動用“實力”。
次日，日本外務省公開指責中國政府——幣制改革前未與日本方面協商，對中國幣改“堅持持反對之態度”。
緊接著，日本軍部發表聲明，強烈反對中國的幣制改革，並陳重兵於熱河，聲稱要對南京國民政府“決斷”性打擊。
這時，中國的幣制改革已呈不可逆轉之勢。
於是，日本加快了在中國的軍事行動。“盧溝橋事變”之後，日本開始了全面侵華戰爭。
調整策略要把中國經濟搞崩潰
全國抗戰爆發後，與軍事戰場一樣，南京國民政府在經濟和金融戰場上也岌岌可危。
日軍進攻上海，對中國金融市場造成了嚴重衝擊，人們紛紛把錢從中資銀行中提出，轉存到英美等外國銀行。很快，這種“擠提”風潮從江浙地區漫延到內地。
為防止法幣崩潰，南京國民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淞滬抗戰第3天（1937年8月15日），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頒佈了《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限制提取現款，鼓勵存款，以維護法幣的穩定。
在被日軍佔領的地區，國民政府所屬中央、中國以及交通等銀行所設分支構儘量通過撤至外國租借的方式堅持經營。
1938年3月，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根據當時各地區的不同情況，把金融業經營的地區分為陷敵區域、附近陷敵區域、距敵較遠區域、復興根據區域等4種類型，以“分別情形規定辦法”。
在陷敵區域（敵佔區）儘量不放棄經營，在其它區域則要求“往來匯兌，不收匯水（銀行或郵電局辦理業務匯款時，按匯款金額所收的手續費），不限數額”。
短期內滅亡中國的美夢破滅了，日本開始調整侵華策略。
1938年7月12日，日本首相、外相、海軍相、陸軍相和大藏相參加的“五相會議”決定，要設法造成法幣的崩潰，使中國從經濟上失去抵抗能力，從財政上徹底打垮中國。
一方面，日本在佔領區內限制法幣流通，打壓法幣；
另一方面，日軍侵佔到哪裡，就在哪裡組織偽金融機構發行偽幣，企圖以偽幣取代法幣。
佔領東北時，通過偽滿洲中央銀行發行了所謂的“中銀券”；
佔領察哈爾、綏遠後，通過偽蒙疆銀行發行了所謂的“偽蒙疆券”；
佔領華北後，通過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了所謂的“聯銀券”；
佔領華中地區後，通過汪偽政府的中央儲備銀行發行了所謂的“中儲券”。
上述4種偽幣是日本在中國實施金融統治和侵略的主要貨幣工具。此外，還有日軍發行的“軍票”、偽冀東銀行發行的“冀東券”、偽華興銀行發行的“華興券”、偽廣東省銀行發行的“通用券”、臺灣銀行發行的紙幣等雜幣。
隨著日占區的擴大，這些偽幣流通範圍大肆擴張，不斷擠佔法幣的生存空間。
日軍侵華期間發行的“軍票”
煞費苦心打造印假鈔研究所
為打擊法幣，日偽機構想出了更陰損的辦法——造假。
日軍把這次行動命名為“杉工作”，由日軍參謀本部下屬的“松機關”負責實施。
“松機關”總部在上海，由企業家阪田誠盛和日本陸軍參謀岡田芳政中佐擔綱，因此又稱“阪田機關”。
為便於在上海搞事情，阪田誠盛還娶了上海青幫頭目杜月笙的女兒，在岳父家中設立了據點。
他以個人名義註冊資本金１億日元，在中國開辦了“誠達公司”，並在中國各地廣泛設立分公司，最多時達53家，構成了“松機關”的特務網路。
印製假鈔是個技術活，要求很高，日本陸軍第九科學研究所（又稱“登戶研究所”，位於日本神奈川縣川崎市）負責提供技術支援。
擔任研究所主任的山本憲藏，在滿洲服役期間，曾花數年時間詳細研究中國幣制，專門前往華中地區觀察法幣流通情況。
他注意到，在中國流通的法幣主要由英國德納羅公司、華德路公司以及美國印鈔公司印製，主要防偽手段是浮水印和暗記，造假難度不大。
在此基礎上，山本憲藏提交了《法幣謀略工作計畫》，受到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高度重視。
1938年12月，陸軍大臣的東條英機下令批准實施該計畫。
憑著造假，“登戶研究所”進入鼎盛時期，職員最多時超過了1000人，研究所內有100多棟建築，占地面積達到36萬平方米。
印好的假鈔交由上海“松機關”負責在中國投放，日本陸軍省規定：
“投放工作要隱蔽進行，主要目的在於擾亂敵方經濟，用偽造法幣進行正常的交易，採購軍需品和民用品”。
“通過假鈔獲得的物資按軍隊規定的價格分別交給指定的軍事補給廠，所得款項用作摧毀法幣的活動費，但另有命令時不受限制。”
這些假鈔經過“做舊”處理後運到中國，與真鈔混在一起，由日偽控制的商社、公司投向市場，用來搶購物資。
陰謀卻被通貨膨脹打敗
中國各地陸續出現了這些假法幣。
曾在此工作過的大島康弘回憶，“登戶研究所”印製的假鈔很難辨別真偽，“幾乎不存在真鈔與偽鈔之分”。
“登戶研究所”每天可印10萬張假鈔，如果以面額計算，相當於中國國內貨幣流通量的10%。
當年登戶研究所儲藏偽鈔的倉庫
抗戰期間，日軍偽造的法幣總面值高達40億元，相當於日軍2至3年的軍費。
到日本投降時，日造的各類假鈔有20多種。
如果這些法幣全部被投放到市場，殺傷力是無法估量的。
這引起了中國各界的關注。1939年，南京國民政府頒佈《日人偽造法幣對付辦法》，其中規定：
*四行在接近淪陷區域發行處，多備舊券發行，使淪陷區內所有流通者盡屬舊券，則日人新制之偽券不易魚目混珠；
*由財政部通令各關卡嚴密檢查日人印製偽券，絕對不使竄入未淪陷區域內，則受害地方不致蔓延；
*四行應擇要發送各種樣本券，與接近淪陷區之縣政府請其張貼示眾，使人民發現偽券時，就近可以核驗不致受欺；
*四行應宣示真券偽券不同之點，並將行使偽券之害剴切詳列，印製宣傳品，由中央宣傳機關設法在淪陷區域內散發；
*中央宣傳機關，或駐在就近淪陷區域之軍委會政治部之各種宣傳方法同時進行，俾得民眾知所從違而拒絕行使；
*凡據情報知日人偽造法幣印造制運等情時，應由國際宣傳機關對各友邦極力宣傳其狡謀，如知偽券號碼數額時，由外交部正式對各友邦聲明，該項偽券本國不能承認，務使日人不正當醜態舉世畢露。
上述“四行”，指的是南京國民政府所控制的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
不僅如此，1941年，重慶印鈔廠還對法幣進行了一次大的改版，讓日本人的假鈔剛印出來就作廢，加大了法幣造假的技術難度。
然而，真正對日偽“杉工作”產生致命打擊的，是嚴重的通貨膨脹。
戰前，法幣總發行量不過10多億元，到1944年就達到了1890億元，7年增長了100多倍，這讓日本人始料未及。
日本人一直把偽造的重點放在１元、５元和10元面額，千元、萬元甚至10萬元面值的法幣不斷出現，讓他們很尷尬：
一方面，時間太短，日本人造假根本跟不上發現新鈔的步伐；
另一方面， 滿大街的人，從兜裡一掏就是萬元、十萬元的鈔票，小面額鈔票都不如草紙價值高。
因此，日本人剛印好的大批假幣，還沒運到中國就成了廢紙。
日本人的美夢再次落空，山本憲藏哀歎道：中國實在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國家！
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偽造他國法定貨幣是一項國際法禁止的行為，所以，日本人偽造法幣的活動一直在極為隱秘的狀態下進行。
注：該計畫在當時屬絕密事項，在陸軍省內部，僅限陸軍省大臣、次長、軍務局長以及相關的幾位軍事課長知道，假鈔印刷工作具體由陸軍第九科學研究所負責，經陸軍省批准“可利用民間工廠”，但也要絕對保密。印製偽鈔的區域被3米多高的木板牆圍了起來，即便在該研究所內部，一般人員也無法接觸到核心。
日本投降前夕，日軍陸軍參謀部擔心東窗事發，下令銷毀所有相關設備和資料，並命令曾在“登戶研究所”工作的人員保持沉默、不得說出真相。
與強擄勞工和慰安婦等犯罪不同，偽造貨幣沒有特定的受害者，因此，戰後，沒有人就此向日本政府提出賠償訴訟。而相關證據證物大多已銷毀，日本政府更不願意公開承認這段不光彩的歷史。
20世紀70年代，在原“登戶研究所”舊址上建起了明治大學的校園，日軍的醜惡罪行似乎消失得無影無蹤。
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2006年，日本一家造紙廠計畫編纂企業史，在收集資料過程中發現了一批印鈔的特殊用紙。
這批紙共279張，約30釐米見方，每張紙上都印有孫中山的側臉像浮水印，紙張中間鑲嵌有絲纖維。
日本明治大學職員在登戶研究所博物館展示二戰時偽造的中國紙幣
經專家鑒定後確認，這就是“登戶研究所”當年印偽鈔的專用紙。後來，明治大學開設了“和平教育登戶研究所資料館”，進一步將“登戶研究所”的罪行昭示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