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今天的北大燕園未名湖畔， 很容易找到這個地方——被毛主席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之墓。 未名湖畔的斯諾墓， 正對著“慈濟寺”廟門的土丘上， 長方形的墓碑上用中英文鐫刻著葉劍英親筆題寫的金色字：“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愛德格•斯諾 1905年—1972年”。
美國進步記者愛德格·斯諾，
於1934年1月應司徒雷登之邀兼任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
斯諾在燕園裡開設過特寫課、新聞撰述學和旅行通訊等課程。
愛德格·斯諾
1936 年6 月， 斯諾在隻身獨闖陝北抗日根據地採訪之前， 曾與司徒雷登有過一次秘密長談。 雖說沒有人知道他們談話的具體內容， 但是有一點是無庸置疑的， 即他們的談話與斯諾的陝北之行有關， 而且斯諾此行是得到司徒雷登校長支持的。
斯諾在延安
斯諾從陝北回來後， 為了讓更多的人瞭解抗日根據地的情況， 在司徒雷登的住宅臨湖軒多次為燕大和清華的教師及學生代表放映他攝製的反映蘇區情況的影片和幻燈片。 燕大學生第一次看到紅旗下的中國， 看到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影像。
臨湖軒
在司徒雷登支持下， 燕大開啟了投奔解放區的洪流。 在斯諾陝北之行的影響下， 許多進步教師和學生萌發了到抗日根據地參加革命的想法， 並於1937 年兩次組織考察團， 沿斯 諾走過的道路訪問延安。 抗戰爆發後， 司徒雷登甚至把自己的專車借給他們裝運器材， 因為美國當時還是中立國， 日軍也拿他沒辦法。 就這樣， 他們先後運送了“五部收發報機， 三箱空氣電池， 一台內燃發電機， 一批照相器材、醫藥用品和汽油、機油、電線等”， 有力地支援了根據地。
抗戰時期的燕京大學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
日本不再顧忌美國方面的反映。
在戰爭爆發的當天早晨，
早已經對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學心懷不滿的日本憲兵隊闖進燕園，
對學校實行包圍和封鎖，
並逮捕了燕大師生18人。
從這天開始，
日軍霸佔了燕園，
這裡成為日軍的病院。
日軍佔領後的燕京大學
事發的當天，司徒雷登不在學校。他應天津校友會的邀請在前一天到天津去度週末。12月9日一早，正當他準備回校時，兩個日本憲兵找到他在天津的下榻處將他逮捕，押送回北京，當時司徒雷登並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想到燕大和他本人對日本人一貫採取的陽奉陰違的態度，自然也就明白了。那一年，司徒雷登已經65 歲了。
被日本人囚禁的司徒雷登
其實，日本人早就對司徒雷登支持抗日運動懷恨在心了，只是一直沒機會動手。這不，等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剛一爆發，第二天早上8點就風風火火趕來抓人了。司徒雷登也成了第一個在中國從事抗日活動被日本人關押4年的美國人。
美國國務院一再態度強硬地要求日本釋放司徒雷登，這反倒讓日本認為司徒雷登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日本人審問了司徒雷登，但一無所獲，周恩來為此曾高度評價了司徒雷登在坐牢時的氣節。
重慶談判期間，周恩來接見司徒雷登
1919至1952年，燕京大學存在三十三年，培養出黃家駟、侯仁之、吳階平、黃昆等兩院院士五十余人；冰心、費孝通、周汝昌、蕭乾、孫道臨等名家不勝枚舉。晚年的司徒雷登在回憶錄中寫道：“我覺得多年的金錢和汗水沒有白費。整整三十年，燕大作為一個高等學府釋放了無窮的力量，在學生身上激發出了光輝燦爛的精神火花。”
中國人不應該忘記司徒雷登
日軍佔領後的燕京大學
事發的當天，司徒雷登不在學校。他應天津校友會的邀請在前一天到天津去度週末。12月9日一早，正當他準備回校時，兩個日本憲兵找到他在天津的下榻處將他逮捕，押送回北京，當時司徒雷登並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想到燕大和他本人對日本人一貫採取的陽奉陰違的態度，自然也就明白了。那一年，司徒雷登已經65 歲了。
被日本人囚禁的司徒雷登
其實，日本人早就對司徒雷登支持抗日運動懷恨在心了，只是一直沒機會動手。這不，等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剛一爆發，第二天早上8點就風風火火趕來抓人了。司徒雷登也成了第一個在中國從事抗日活動被日本人關押4年的美國人。
美國國務院一再態度強硬地要求日本釋放司徒雷登，這反倒讓日本認為司徒雷登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日本人審問了司徒雷登，但一無所獲，周恩來為此曾高度評價了司徒雷登在坐牢時的氣節。
重慶談判期間，周恩來接見司徒雷登
1919至1952年，燕京大學存在三十三年，培養出黃家駟、侯仁之、吳階平、黃昆等兩院院士五十余人；冰心、費孝通、周汝昌、蕭乾、孫道臨等名家不勝枚舉。晚年的司徒雷登在回憶錄中寫道：“我覺得多年的金錢和汗水沒有白費。整整三十年，燕大作為一個高等學府釋放了無窮的力量，在學生身上激發出了光輝燦爛的精神火花。”
中國人不應該忘記司徒雷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