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節中的民國大學與大師
——2017年11月11日在瓊台師範學院的學術演講
遊宇明
衷心感謝龍文希主任， 使我有機會穿越遼闊的瓊州海峽， 來到咱們瓊台師範學院， 與中文系的師生們一起探討民國的大學與大師這個話題。 我剛來的時候到校區走了走， 發現咱們這個學校非常漂亮， 白雲藍天、綠草繁花、高樓林立。 大學需要一個好環境， 咱們學校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環境， 坐在這裡的同學們都是很幸運的， 當然最幸運的還在於我們是處在一個和平的時代， 我們已經不需要像民國時代的人們一樣為逃離戰火東奔西跑了。
一、我們為什麼要研究民國的大學與大師
民國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時代， 一方面戰火紛飛， 物價飛漲， 民不聊生；另一方面這一時期文化、科學相當繁榮， 大師輩出。 辜鴻銘的狂放、金嶽霖的率真、陳寅恪的耿介、豐子愷的溫情、傅斯年的認真、葉企孫的純淨、傅斯年的仁愛、嚴怪愚的血性、魯迅的孤介、吳宓的寬容、胡適的襟懷……構成了一個時代的精神高度。
有句話叫：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這句話至少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寫史者往往是為了滿足現實政治需要去分析、評價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二是歷史只有對現實“有用”才能顯出自己的價值。 前面一種做法對不對， 我沒有作過研究， 但後面這種做法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民國的大學
（一）民國大學的校內權力機制
大學的人員主要分為三類：一是教學人員， 這些人直接面對學生，
由此可見，教授會、評議會掌控了學校的教育方針和人、財、物之權力。評議會職權中的第一、二、三、六項，評議會必須徵求教授會的意見，如果被教授會以三分之二否決，就要覆議。也就是說教授會對評議會的權力是有較大制衡的。
我們不妨看一次教授會的具體的開會情況。1926年4月19日晚上，在清華的科學館212號教室，清華歷史上的第一次教授會如期舉行。到會的教授有47人，占了教授會人數的78%，而且發言非常熱烈。比如選舉教務長的過程。會場上由余日宜教授與趙元任教授建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票選時，通過者須超過三分之二多數，而第三次票選半數通過就可以。另有陳福田教授主張採用不記名投票方式，大家都贊成。結果，梅貽琦在第三次投票時獲得33票，成為清華有史以來第一位民主選出的教務長。接著，教授會和評議會不斷開會，設計各學系的設立，選舉出系主任，決定課程大綱。後人從清華名教授吳宓留下的日記中，可以看到趙元任、陳寅恪、李濟、金嶽霖等中國大牌教授私下如何頻繁聚會，討論校務，商量對策，起草宣言。做學問的人並非只是對學問感興趣，當他們的意見可以對校內權力運行產生相當影響，他們的“參政議政”意識會非常強烈。
（二）民國大學的課堂
大學從“道”（根本目的）的層面說，主要功能是延續文明、創新學術、服務社會；從“術”（具體做事方法）的角度說，主要是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教給學生一定的專業知識和讀書做學問的方法，所有這一切，有相當一部分是在課堂上完成的。民國大學的教學比較自由，一是教同一門課的教師可以選用不同的教材；二是老師教課的方法自主，沒有誰來干涉；三是許多時候考試完全由任課老師說了算。
當年的暨南大學辦在上海，馬來西亞作家溫梓川曾是那所學校的學生。據他回憶：翻譯家鐘作猷早年在暨南大學教英文，他選用的教材是牛津大學出版的《黃金庫》詩選，他教課幾乎天天讀詩，有時也選一些小泉八雲的詩歌講義發給學生作補充讀物。碰到他高興，還會選譯郁達夫的小說與徐志摩的詩歌，叫學生對照讀，看有什麼地方譯錯沒有。由於教學內容極其豐富，方法靈活多變，深受學生歡迎。
鐘作猷去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後，接替他的是戲劇家顧仲彝。非常奇怪的是，早在學生時代就因自編、自導、自演《朝鮮亡國恨》、《雲南起義》、《中國魂》等戲劇名噪一時的顧仲彝卻不選戲劇做教材，而要選《伊利亞隨筆集》和莎士比亞樂府，並且在課堂裡完全不談戲劇。
著名戲劇家洪深當時也在暨南大學教英文，與顧仲彝不同，洪深最喜歡用戲劇做課文。他教英文簡直像演戲，聲音又特別抑揚頓挫，仿佛是在舞臺上念臺詞，有動作，有表情，把學生們迷死了，上課時教務部門非得給他安排科學館的大教室才行，就是大教室也常常擠得水泄不通。
老師的課如何教，也一切悉聽尊便。民國史作家傅國湧有一篇文章介紹：清華大學外文系主任王文顯是劇作家，也教的是戲劇。王文顯講課的方法是照他編的講義在課堂上讀，年年照本宣科，從不增刪，不動感情，給人的印象“仿佛是長老會的牧師在主持葬禮”，下課鐘聲一響，他馬上離開。王文顯的學生、著名電影導演張駿祥晚年說：“回想起來，他那份講稿倒是扎扎實實，對於初接觸西方戲劇的人來說，是個入門基礎。”
吳宓上課則是另一種風采，溫源寧說他“講起課來就像羅馬艦船上的劃槳奴隸在做工”，講課涉及到的引文，別人都是照著參考書朗讀，或抄在黑板上，而他總是背誦出來，講解什麼問題，他會像軍訓教官一樣，“第一這個”、“第二這個”……有條不紊，雖然有些枯燥，但不會言不及義。他上課很有個人見解，也有可能說得不對，但不會言之無物。他不繞著問題走，而是直截了當把腳踩到問題上去。
葉公超講課最有意思。他上課從不講解，只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課文，到了一定的段落，他大喊一聲“Stop”,問大家有問題沒有。沒人回答，就讓學生一直朗讀下去。有人偶爾提一個問題，他斷喝一聲：“查字典去！”這一聲吼大有威力，從此天下太平，相安無事。
那時在學生中最叫座的是張申府的邏輯學，張申府的邏輯課很少講邏輯，而是大罵蔣介石，簡直成了熱門的政治論壇。張申府用一口並不濃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講課，聽課的人很多，擁護的來聽，反對的也來聽，不但課堂中擠滿了人，連窗口也站著人。
民國時期的考試也不追求整齊劃一。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錢玄同在北京大學、北京師大做教授。錢玄同的課上得特別好，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深入淺出，條理清晰，不帶書和紙，只帶一支粉筆，而講每一個字的起源，從甲骨、鐘鼎、大小篆、隸，源源本本，手寫口談，把演變的經過，旁及各家學說，講得清清楚楚。張中行他們讀書時，曾以口才給老師排名次，結果是胡適第一，錢玄同第二，錢穆第三。錢玄同上課如此認真，對點名、考試卻輕描淡寫。據他的學生回憶：錢玄同每次上課，從不看學生是否缺席，而是用筆在點名簿上一豎到底，算是該到的學生全到了。錢玄同對待考試也很有意思，學校規定要期考，錢玄同期考卻不閱卷。學校只好刻個‘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封面印一個，只要作答就及格。有時，錢玄同也會閱卷，不過他是按點名冊的先後，六十分、六十一分這麼批下去，如果選這一課程的學生是四十人，最後一個就得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呢？重新從六十分開始。當然，在現在看來，錢玄同式的考核方法還是有缺點的，最主要的是對勤奮刻苦的學生鼓勵不夠，很容易讓少數不思進取的學生蒙混過關。不過，我們也可以因此推知民國課堂之開放。
（三）民國大學主事者的人才意識
梅貽琦先生說過：“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他甚至說過：我這個大學校長就是給教授搬椅子的，大學是培養人才的，它自己首先得有人才。
北大校長蔡元培、清華校長梅貽琦、清華理學院院長葉企孫、南開校長張伯苓都是延聘人才的典範。比如為了聘請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蔡元培去陳獨秀所住的旅館跟他商量，碰上陳獨秀午睡，他就搬個小凳坐在門口等他醒來。他發現梁漱溟對印度佛學有一定研究，就邀請他到北大來教印度哲學。當時的梁漱溟只有中等學歷，其印度佛學也是剛剛自學的，對印度哲學並沒有多少見識。但蔡元培覺得他的《究元決疑論》寫得好，是可造之才，就堅決將其聘進北大。
為了延攬人才，梅貽琦曾主動到陳寅恪家裡商討聘請中國文學教授事宜；敢於當面與蔣介石對罵的劉文典被迫離開安徽大學，梅貽琦隨即請他擔任了清華國文系主任；工學院院長顧毓琇也是梅貽琦親自邀請的。據說，抗戰時，梅貽琦常到顧宅，無需打招呼，顧如不在，他就自己做飯吃，宛如回到自己家裡。
20世紀30年代葉企孫提攜華羅庚更是傳為佳話。某次，熊慶來教授看到華羅庚一篇論文，覺得寫得特別好，推薦給理學院院長葉企孫。葉企孫認真看了華羅庚寫的3篇論文，覺得是個人才，決定將其調來。當時調華羅庚來算學系，阻力極大。一是華羅庚只念過初中，是浙江金壇縣（現歸江蘇）中學的勤雜工。二是華羅庚腿有殘疾，走路時必須左手執拐，右腳先邁，左腳得在空中劃一個圓圈才能落地。葉企孫力排眾議，堅持將華羅庚調來，他說：“我希望大家認真看看華羅庚先生的論文再說話。他來清華後，我們曾經交談多次，每次我都頗受教益。以我個人的判斷，不日之後，華羅庚會成為我國數學界閃亮的星辰，我們清華會引以為榮的。至於他的殘疾，這正是華羅庚的驕人之處。有人說他走路是‘圓和切線的運動’，是的，華羅庚先生就是為數學而生。我們清華大學應該為擁有這樣一位獨特的人物而倍感自豪！”在葉企孫的支持下，華羅庚當上了算學系的助理員，任務是整理圖書報刊、收發檔、代領工具、繪製圖表等。不久，葉企孫又破格提升他為教員，幾年之後又送他到英國留學，華羅庚從此走向了國際數學舞臺。
南開大學的張伯苓當年為了留住教經濟學的何廉教授，甚至專門為他設立一個研究所。
（四）民國大學的師生關係
民國時期也是國家危機四伏的時候，十四年抗戰幾乎耗盡了這個國家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那時的教授們責任感、使命感格外強烈，他們將培育人才視作知識報國的一個重要環節。
沈從文先生曾在西南聯大任教，他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各體文習作是中文系二年級必修課，其餘兩門是選修。沈從文教《創作實習》時經常給學生佈置作文，然後認認真真批改，在學生作業後面寫很長的讀後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後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有時從這個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寫了讀後感，還會介紹學生去看一些與他們所寫作品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這些書都是沈先生親自找來，帶給學生的。他每次上課，走進教室時，總要夾著一大摞書。學生習作寫得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報刊發表，郵費他自己承擔，經他的手介紹出去的稿子不計其數，汪曾祺在1946年以前寫的作品幾乎全部是沈從文先生寄出去的。沈先生講《中國小說史》，有些資料不容易找到，他就自己用毛筆抄，筷子頭大的小行書抄在雲南竹紙上。這種竹紙高一尺，長四尺，並不裁斷，抄好了卷成一卷，上課時分發給學生。
1945年美國在日本投放了兩個原子彈。由於看到了原子彈在戰爭中的巨大威力，這一年年底，蔣介石找了吳大猷、曾昭倫、華羅庚到重慶去。這三位學者，吳大猷是物理學家，曾昭倫是化學家，華羅庚是數學家。蔣準備給他們一個大禮堂和十萬美元，要他們做一個原子彈。吳先生說原子彈是研究的，不能只在一個大禮堂煉一個彈，應該先派人出國考察一下科技。1946年他們三位教授帶了五位研究員，這五位研究員是朱光亞(物理)、唐敖慶和王瑞詵shēn (化學)、孫本旺(數學)和李政道。事實上研究員應該是大學畢業生。可是李政道那個時候一年級在浙大，1945年二年級轉到雲南昆明西南聯大，不夠學歷，後來在吳大猷的極力推舉下，李政道得以赴美留學，並在50年代與楊振寧一起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吳大猷對李政道的器重有著葉企孫一份功勞。李政道剛入西南聯大，葉企孫發現其理論水準高過別的同學，自學能力也特別強，便建議他不聽物理方面的理論課，但要認真學實驗課。李政道當年有一張理論課試卷，卷面只扣了兩分，總分卻只有83分。原因是李政道當年實驗成績不好，葉企孫把他的兩門功課加起來算分，以此提醒他，理論必須建立在實驗的基礎上。1945年，西南聯大物理系吳大猷教授接到國民政府通知，讓其挑送兩個學生去美國留學。吳大猷挑了物理系助教朱光亞。知道此事後，葉企孫主動找到吳大猷，勸其破格錄用大二學生李政道。葉企孫去世後，人們從遺物中發現了一張保存了60多年的李政道的考卷。李政道這才知道，自己離開大陸後，老師一直在牽掛他。
民國學人之關愛學生，除了學業方面的關心，還有生活方面的照顧。曾昭燏于1935年留學英國，留學之前曾就讀于中央大學，起初是住在哥哥曾昭掄家裡。曾昭掄因故赴北京大學化學系任教後，曾昭燏失去依靠，便移居到老師胡小石家吃住。對於這段生活，曾昭燏後來回憶說：“師所居在城北將軍巷，為自築小樓一所，號為願夏廬。師自居二樓北室中，稱北樓。一榻倚壁，前列幾案，皆堆典籍，室中置大案，為師揮毫作書之所。亦于此教余書法，初學即命寫鐘鼎文，不令習法帖，恐開頭便落圓熟陳套也。余每習書，師自後觀之。耳提面命，如誨蒙童。”又說：“願夏樓之三樓，為藏書樓，牙籤萬卷，師甚珍之，外人罕得窺，余常讀書其中，竟日不下。”三年之間師生朝夕相處，曾昭燏就在這段寄居的日子，學到了有關金石、書法、藝術、音韻學的精深學問。
三、 民國的大師
（一） 民國大師的操守
民國雖然也出現過周作人、沈啟無、錢稻蓀這樣的漢奸文人，但絕大多數文人卻非常有操守。所謂操守，就是堅守內心的準則，不為五斗米折腰，不向權勢低頭，不為一時的私利所誘。
這裡我們不妨舉胡適和傅斯年做例子。1932年11月下旬，胡適利用去武漢大學講學的機會，特地拜訪正在漢口的蔣介石，兩人共進晚餐。因為有其他人在場，沒有單獨談話的機會，胡適送給蔣介石一本《淮南王書》後，便早早離去。胡適的意思是蔣介石事必躬親，不懂得發揮別人的積極性，不是一種好的做事方法，希望他學會無為而治。1948年９月下旬，國民黨軍隊在東北、華北戰場節節敗退，國民政府推行的幣制改革又嚴重受挫，整個社會一片混亂。胡適去武漢大學講演路過南京，蔣介石請他與傅斯年一起吃飯，蔣氏對幣制改革津津樂道，胡適卻認為這正是“新政策崩潰的一個大原因。”10月底，蔣介石再次請胡適吃飯。這次見面，胡適不留情面地提出十條意見。有些話非常尖銳，比如“必須認錯，必須虛心；國軍紀律之壞是我回國後最傷心的事；‘經濟財政改革’案實有大錯誤，不可不早早救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見所聞，實在應該令人警惕”等語。
1938年7月12日，傅斯年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致書蔣介石，炮轟孔祥熙的種種惡行。蔣介石沒作反應，傅斯年對此極其不滿，他千方百計搜尋孔祥熙貪贓枉法、以權謀私的材料，又在其後的國民參政會上公開孔祥熙的不法之舉，終於導致孔祥熙倒臺。1945年5月，宋子文接替孔祥熙擔任行政院長，此人上臺後，其斂財的手段較孔氏有過之而無不及，傅斯年先是在《大公報》發表了一篇相對溫和的文章，提醒宋子文關注民意，不要激起民怨。宋子文執迷不悟，1947年2月15日至3月1日，傅斯年接連在《世紀評論》、《觀察》發表了三篇怒氣衝天的文章，對宋子文進行猛烈抨擊，這就是著名的《這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子文的失敗》、《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他在一篇文章中說：“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當然有人歡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們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們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國人不忍見此罷？便要不再見宋氏盤踞著。”這三篇文章一問世，全國報刊紛紛轉載，一時間，全國到處是討宋聲浪，最後宋子文只好狼狽下臺。
梅貽琦的操守更是被人常常提起。1938年，奉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組西南聯合大學，遷往昆明，當時的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在人財物等方面給了西南聯大最大的支持。有一天，龍雲特地來拜訪梅貽琦，說孩子沒有考取聯大附中，請求破例錄取。梅貽琦留龍雲吃飯，並請聯大教務長潘光旦作陪。席間，梅貽琦先生請潘光旦派老師晚上輔導龍雲的孩子，等明年再考，並且言明老師的家教費得由龍主席支付。對別人堅守規矩，對自己的子侄更不例外。當年，梅貽琦的侄子梅祖武、小女兒梅祖芬都報考過清華大學，因為成績不合格，一個去了北洋大學北京分部（即後來的北京大學工學院），一個去了燕京大學。梅貽琦做了那麼多年的清華大學校長，沒有憑個人關係錄取過一個“自己人”，他曾囑咐秘書和有關招生的老師，凡要求破例錄取的信件，不必轉給他本人，一律按學校既有規定辦事。
梅貽琦特別廉潔，首先是使用公款非常節省。劉宜慶《絕代風流》一書介紹：抗戰之初，梅貽琦剛到昆明，就退掉司機，將個人使用的小汽車拿來公用。他外出有公務，近則步行，遠則搭蔣夢麟或別人的車。1941年7月，梅貽琦、鄭天挺、羅常培在成都準備轉重慶回昆明，梅貽琦聯繫到了飛機票，此時恰好又有個乘郵政汽車的機會，想到乘郵政汽車可以給公家節約兩百多元，梅貽琦毫不猶豫地退掉了飛機票。
梅貽琦非常鄙夷化公為私的行為，寧可委屈自己，也決不占公家半點便宜。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梅貽琦剛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就主動放棄前任校長享受的免交電話費、免費雇傭家庭幫工、免費拉兩噸煤等幾項“特權”。 1939年以後，昆明物價飛漲，師生基本生活極難維持，梅貽琦向國民政府教育部申請了一些補助金，有給老師的，有給學生的。梅貽琦的四個子女都在聯大讀書，他卻不讓妻子領取補助金。其實，梅貽琦一家也過得非常清苦，他一個月的工資只能維持一家人半個月的生活，其妻子不得不做些糕點寄賣以補家用。1942年，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費正清來昆明，拜訪聯大的金岳霖、張奚若、錢端升等人，梅貽琦請其吃飯，本來完全可以用公款報銷，他卻為費正清舉辦家宴，一頓飯花了不下1000元，而他當時的月薪不足600元。
（二）民國大師之愛國
國家，按歷史學家錢穆的說法，它是土地、資源、人口的總和。這個總和就像一座大房子，屋頂破了，所有的人都會遭殃。要讓國家繼續存在下去，大家就要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國家做事。民國的大師們非常明白這個道理。抗戰爆發後，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流亡到了西南，因為敵強我弱，當時不少大師對戰爭前途極其悲觀，我們從這些人當時寫的一些詩裡可以看出來。1938年2月，因為幾次大的戰爭失利，臨時大學被迫遷往昆明，馮友蘭、陳岱孫、朱自清等人途經桂林、柳州時，乘船遊覽了桂林山水。想到戰時局勢，朱自清不禁悲從中來，作《灕江絕句》：“招攜南渡亂烽催，碌碌湘衡小住才。誰分灕江清淺水，征人又照鬢絲來。”與馮友蘭、朱自清相比，吳宓和陳寅恪詩中的悲觀的情緒更深一層。吳宓《大劫一首》雲：“綺夢空時大劫臨，西遷南渡共浮沉。魂依京闕煙塵黯，愁對瀟湘霧雨深。入郢yǐnɡ焚麋仍苦戰，碎甌焦土費籌吟。惟祁更始全邦夢，萬眾安危在帝心。”雲南蒙自有一南湖，湖中有一個叫松島的小島，一天傍晚，陳寅恪與吳宓從松島散步回來，看著湖面的荷花，聽著橋旁酒樓的劃拳、碰杯聲，不禁悲從中來：“景物居然似舊京，荷花海子憶升平，橋邊鬢影還明滅，樓外笙歌雜醉醒。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黃河難塞黃金盡，日暮人間幾萬程？”然而，儘管這些學人對國家前途如此悲觀，甚至認為這輩子沒有希望“北歸”了，但他們依然兢兢業業跟抗戰政府共進退，依然矢志不渝地堅守在戰時教育的陣地上，依然大量地著書立說，以圖保持民族文化的火種。就在西南聯大時期，金嶽霖寫出了力作《論道》和一生的代表作《知識論》。當時像金嶽霖這樣的學者還很多，比如機械工程學家劉仙洲跑警報之餘寫出了著名的《熱工學》；社會學家陶雲逵則冒著被敵人炸死的危險跑遍雲南全省，調查少數民族的社會經濟、語言分佈、宗教信仰、地理環境，創辦邊疆人文研究室和《邊疆人文》雜誌。
與政府共進退是愛國，在敵佔區千方百計保護國家利益，同樣是愛國。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軍開始大規模侵略平津，7月29日，日軍炮轟南開大學，該校圖書館、秀山堂、芝琴樓女生宿舍、單身教師宿舍均被擊中，幾十萬冊寶貴圖書和珍稀資料化為灰燼。在一些知名學人的敦促下，國民政府作出決定，國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組成長沙臨時大學。當時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梅貽琦、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因為參加蔣介石主持的廬山牯嶺國防座談會，並不在校，組織師生撤退的工作也就順理成章地落到了其他一些擔任行政職務的學人身上。
早在宋哲元、張自忠等人與日本人拉拉扯扯、想以所謂“和談”的方式解決平津問題時，南開大學秘書長黃玨生、理學院院長楊石先已感到事態的嚴重，他們組織部分留守師生向校外轉移圖書設備，動員教授眷屬盡可能撤 出校園，轉往安全的地方。日軍轟炸南開之後，黃玨生、楊石先、郭屏藩等教授冒著被槍彈擊中的危險，查看詳情。因為忙著處理學校的事情，黃玨生、楊石先無暇顧及家庭財產，撤離校園時，黃玨生只從自家的廢墟中扒出未燒著的被褥和一件襯衣，而楊石先則只有身上的一套單衣和一架相機，他們就帶著這樣的家當踏上了南下之路。
就在北平淪陷的7月29日下午，日軍竄入北京西北郊的清華園進行騷擾。後來又以參觀為名，數次竊取清華大學大批珍貴圖書、儀器設備，並用卡車運出校園。見此情形，代理校務的葉企孫心急如焚，他與陳岱孫等幾個教授會商決定，儘快組織師生及家屬撤退，同時決定由秘書處畢正宣與汪健君、施廷鏞、陳傳緒、傅任敢等五人留守，組成“清華大學保管委員會”，保護校園和校產。日軍見此情形，派部隊公開侵入學校，強佔校舍，搶劫校產，並將“校產保管委員會”人員驅逐出校。葉企孫們不得已才離開學校。
與南開、清華的留守學人相比，北大秘書長兼歷史系教授鄭天挺在時局激流深處的表現一點也不遜色。北京大學位於北京城的中心地帶，北平淪陷後，某些沒有民族氣節的文人紛紛下水，他們與日寇狼狽為奸，企圖阻止師生南下。鄭天挺不顧夫人新喪、子女年幼的困難，天天堅持到校辦公，將全部身心投入到保護校產和組織師生轉移上。他先是決定向經濟困難的滯校學生每人發款20元，促其迅速離校，爾後又精心安排一些北大教授和家屬安全轉移。1937年9月3日，大批日軍進入北大第一院和灰樓新宿舍，於門口掛上了各分隊、小隊的日文牌號。在如此危境中，鄭天挺依然每天到校料理校產與未能脫身的教授們的生活，10月18日，地方維持會將保管北京大學的佈告掛到北大二院門口，鄭天挺再也無法工作，才一步三顧地離開自己的崗位。
（三）民國大師的才藝
民國大師們往往多才多藝，第一流的文人魯迅是醫生、文學家、翻譯家、學者。在文學領域，除了戲劇沒有涉獵，他對其他體裁都很精通。胡適是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家、哲學家。在詩歌上，他寫過中國現代文學史必提的《嘗試集》；在文學研究上，他寫過諸多有關《紅樓夢》等十幾部古典小說的論文，後來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還著有《中國白話文學史》（上卷）；在歷史學方面，他寫過《中國禪宗史》；在哲學方面，他寫過《中國哲學史》（上卷）。在民國，最博學的人文學者是陳寅恪，他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於一身，精通梵、巴厘、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八種語言。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證歷史；或引詩舉史，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20世紀30年代年曾任清華大學歷史、國文、哲學三系教授，還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
四、民國特殊的辦學環境
（一）戰爭使政府的控制力弱化
民國時代戰亂頻繁，北洋軍閥和後來的國民黨忙於戰事，沒有太多的時間對大學進行精神控制。那時的大學教授多半有海歸經歷，受西方自由主義影響較深，也對政府的過多干預持抵制態度。1925年8月，北京大學就曾因為教育總長章士釗處理女師大問題不當，而由評議會表決通過脫離教育部；1940年國民政府教育部下達指令，要審核大學的課程和實行統一考試，受到西南聯大全體教授的抵制，委託馮友蘭先生起草回絕函。信中說：“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若大學內部甚至一課程之興廢亦須聽命教部，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而堅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二）當時有學問的人總體數量偏少
民國時代中國經濟非常落後，經濟落後直接影響到教育的規模，那時能夠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比例是非常低的。物以稀為貴，正因為人才的總體數量少，社會就比較重視知識份子。有個故事很能說明問題。張作霖是個大軍閥，殺人不貶眼睛。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每到孔子誕辰日，都要換會上長袍馬褂，去學校看望老師，並給老師送禮金，說：我是大老粗，什麼都不懂，教育子弟的事就拜託各位先生了。劉文輝在西康省做主席時規定：地方政府必須尊師重教，如果縣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建得好，縣長就地正法。
（三）民國知識份子的待遇相對較好
民國時期的大學教授待遇非常好，一個人教書，可以養活一大家子人。中國這幾年發展家用小轎車，我們一些大學教授開始有了自己的小車。可大家也許不知道，20世紀30年代的胡適就有自己的小汽車，而且只花了500大洋，相當於他一個月的工資。
民國大學的待遇到底是個什麼樣子呢？據歷史記載：1926年，廣州軍政府明文規定，一等教授月薪500圓、二等教授450圓(一圓合今人民幣50餘元)。須知，1924年北京普通一個平民五口之家每個月平均開支14圓2角5分；而人力車夫養家得費用則是每月11圓6角2分，教授收入之高可以想見。國民政府入主南京後，全國局面漸變，尤其是東北易幟、軍閥混戰結束後，軍費漸少而教費增加，中國大學漸入黃金時期。20世紀30年代，大學教師的收入繼續增長，其中，一級教授月薪可達500圓(與當年廣州方面相當)。教授在經濟實力方面如此強勢，在社會活動中自然頗有能量。戰前生活在清華園的王元化說：“當時的教授看不起一般在國民黨當官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陳垣、胡適等學界名人月薪有五六百元，另還有大量稿費、演講費、研究費等，平均月入達1500圓以上（合今之人民幣7萬餘，即年收入能達到人民幣90萬元左右）。正因為民國教授待遇高，加上國家積弱積貧，容易激發人的愛國心，民國時留學生回國踴躍。晚清民國總計大約20萬留學生，歸國率遠遠超過90％，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官費留學生。當然，民國大學教授待遇高，主要是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以前。隨著日軍的大規模入侵和中國軍隊在戰場最初的敗退，民國時的國民經濟一潰千里，通貨膨脹開始是幾倍、幾十倍，後來是幾百倍、幾千倍。我最近在看周有光先生口述的《逝年如水》，裡面他講到一個細節，20世紀40年代初，他去西北考察，發現西安人賣東西不收貨幣，而要收糧食、布匹。原因是貨幣貶值得特別厲害，常常一日之內就是多個價格，紙幣等同於廢紙，而布匹等東西是日常生活用得著的，時局越混亂，它就越稀缺。不過，即使是通貨膨脹最厲害的時候，大學教授的生活也還是比一般人相對優越。
民國的大學與文人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限於時間，我們今天只能講到這裡，大家想更深入地瞭解的話，不妨看看我寫的《不為繁華易素心.民國文人風骨》（浙江大學出版社版）和其他一些作家的民國史著作。謝謝大家！
當年清華、北大等學校的教務長不等於教務處長，而是相當於今天管教學的副校長）和教授會選出的教授代表組成。我們不妨以清華大學為例，看看教授會、評議會幹些什麼。1926年4月15日，清華教職員會議三讀通過了《清華學校組織大綱》，大綱設了兩個重要的權力機關，一為評議會，一為教授會。教授會的職權是：1、選舉評議員及教務長；2、審定全校課程；3、議決向評議會建議事件；4、議決其他教務上公共事項；5、討論決定由評議會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提出對本組織大綱之修正案。評議會，則由校長、教務長及教授會選出的評議員共7人組成，校長為主席，評議會的職權範圍是：1、規定全校教育方針；2、議決各學系的廢立與變更；3、議決校內各機關的廢立與變更；4、制定校內各種規則；5、委任財務、訓育、出版、建築四種常設委員會委員；6、審定預算決算；7、授予學位；8、議決教授、講師與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9、議決其他重要事項。此外，各系的主任，也由該系教授、教員于教授中推舉，任期二年。甚至出任院長和校長的人選也得事先徵詢評議會的同意。由此可見，教授會、評議會掌控了學校的教育方針和人、財、物之權力。評議會職權中的第一、二、三、六項，評議會必須徵求教授會的意見，如果被教授會以三分之二否決，就要覆議。也就是說教授會對評議會的權力是有較大制衡的。
我們不妨看一次教授會的具體的開會情況。1926年4月19日晚上，在清華的科學館212號教室，清華歷史上的第一次教授會如期舉行。到會的教授有47人，占了教授會人數的78%，而且發言非常熱烈。比如選舉教務長的過程。會場上由余日宜教授與趙元任教授建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票選時，通過者須超過三分之二多數，而第三次票選半數通過就可以。另有陳福田教授主張採用不記名投票方式，大家都贊成。結果，梅貽琦在第三次投票時獲得33票，成為清華有史以來第一位民主選出的教務長。接著，教授會和評議會不斷開會，設計各學系的設立，選舉出系主任，決定課程大綱。後人從清華名教授吳宓留下的日記中，可以看到趙元任、陳寅恪、李濟、金嶽霖等中國大牌教授私下如何頻繁聚會，討論校務，商量對策，起草宣言。做學問的人並非只是對學問感興趣，當他們的意見可以對校內權力運行產生相當影響，他們的“參政議政”意識會非常強烈。
（二）民國大學的課堂
大學從“道”（根本目的）的層面說，主要功能是延續文明、創新學術、服務社會；從“術”（具體做事方法）的角度說，主要是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教給學生一定的專業知識和讀書做學問的方法，所有這一切，有相當一部分是在課堂上完成的。民國大學的教學比較自由，一是教同一門課的教師可以選用不同的教材；二是老師教課的方法自主，沒有誰來干涉；三是許多時候考試完全由任課老師說了算。
當年的暨南大學辦在上海，馬來西亞作家溫梓川曾是那所學校的學生。據他回憶：翻譯家鐘作猷早年在暨南大學教英文，他選用的教材是牛津大學出版的《黃金庫》詩選，他教課幾乎天天讀詩，有時也選一些小泉八雲的詩歌講義發給學生作補充讀物。碰到他高興，還會選譯郁達夫的小說與徐志摩的詩歌，叫學生對照讀，看有什麼地方譯錯沒有。由於教學內容極其豐富，方法靈活多變，深受學生歡迎。
鐘作猷去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後，接替他的是戲劇家顧仲彝。非常奇怪的是，早在學生時代就因自編、自導、自演《朝鮮亡國恨》、《雲南起義》、《中國魂》等戲劇名噪一時的顧仲彝卻不選戲劇做教材，而要選《伊利亞隨筆集》和莎士比亞樂府，並且在課堂裡完全不談戲劇。
著名戲劇家洪深當時也在暨南大學教英文，與顧仲彝不同，洪深最喜歡用戲劇做課文。他教英文簡直像演戲，聲音又特別抑揚頓挫，仿佛是在舞臺上念臺詞，有動作，有表情，把學生們迷死了，上課時教務部門非得給他安排科學館的大教室才行，就是大教室也常常擠得水泄不通。
老師的課如何教，也一切悉聽尊便。民國史作家傅國湧有一篇文章介紹：清華大學外文系主任王文顯是劇作家，也教的是戲劇。王文顯講課的方法是照他編的講義在課堂上讀，年年照本宣科，從不增刪，不動感情，給人的印象“仿佛是長老會的牧師在主持葬禮”，下課鐘聲一響，他馬上離開。王文顯的學生、著名電影導演張駿祥晚年說：“回想起來，他那份講稿倒是扎扎實實，對於初接觸西方戲劇的人來說，是個入門基礎。”
吳宓上課則是另一種風采，溫源寧說他“講起課來就像羅馬艦船上的劃槳奴隸在做工”，講課涉及到的引文，別人都是照著參考書朗讀，或抄在黑板上，而他總是背誦出來，講解什麼問題，他會像軍訓教官一樣，“第一這個”、“第二這個”……有條不紊，雖然有些枯燥，但不會言不及義。他上課很有個人見解，也有可能說得不對，但不會言之無物。他不繞著問題走，而是直截了當把腳踩到問題上去。
葉公超講課最有意思。他上課從不講解，只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課文，到了一定的段落，他大喊一聲“Stop”,問大家有問題沒有。沒人回答，就讓學生一直朗讀下去。有人偶爾提一個問題，他斷喝一聲：“查字典去！”這一聲吼大有威力，從此天下太平，相安無事。
那時在學生中最叫座的是張申府的邏輯學，張申府的邏輯課很少講邏輯，而是大罵蔣介石，簡直成了熱門的政治論壇。張申府用一口並不濃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講課，聽課的人很多，擁護的來聽，反對的也來聽，不但課堂中擠滿了人，連窗口也站著人。
民國時期的考試也不追求整齊劃一。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錢玄同在北京大學、北京師大做教授。錢玄同的課上得特別好，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深入淺出，條理清晰，不帶書和紙，只帶一支粉筆，而講每一個字的起源，從甲骨、鐘鼎、大小篆、隸，源源本本，手寫口談，把演變的經過，旁及各家學說，講得清清楚楚。張中行他們讀書時，曾以口才給老師排名次，結果是胡適第一，錢玄同第二，錢穆第三。錢玄同上課如此認真，對點名、考試卻輕描淡寫。據他的學生回憶：錢玄同每次上課，從不看學生是否缺席，而是用筆在點名簿上一豎到底，算是該到的學生全到了。錢玄同對待考試也很有意思，學校規定要期考，錢玄同期考卻不閱卷。學校只好刻個‘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封面印一個，只要作答就及格。有時，錢玄同也會閱卷，不過他是按點名冊的先後，六十分、六十一分這麼批下去，如果選這一課程的學生是四十人，最後一個就得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呢？重新從六十分開始。當然，在現在看來，錢玄同式的考核方法還是有缺點的，最主要的是對勤奮刻苦的學生鼓勵不夠，很容易讓少數不思進取的學生蒙混過關。不過，我們也可以因此推知民國課堂之開放。
（三）民國大學主事者的人才意識
梅貽琦先生說過：“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他甚至說過：我這個大學校長就是給教授搬椅子的，大學是培養人才的，它自己首先得有人才。
北大校長蔡元培、清華校長梅貽琦、清華理學院院長葉企孫、南開校長張伯苓都是延聘人才的典範。比如為了聘請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蔡元培去陳獨秀所住的旅館跟他商量，碰上陳獨秀午睡，他就搬個小凳坐在門口等他醒來。他發現梁漱溟對印度佛學有一定研究，就邀請他到北大來教印度哲學。當時的梁漱溟只有中等學歷，其印度佛學也是剛剛自學的，對印度哲學並沒有多少見識。但蔡元培覺得他的《究元決疑論》寫得好，是可造之才，就堅決將其聘進北大。
為了延攬人才，梅貽琦曾主動到陳寅恪家裡商討聘請中國文學教授事宜；敢於當面與蔣介石對罵的劉文典被迫離開安徽大學，梅貽琦隨即請他擔任了清華國文系主任；工學院院長顧毓琇也是梅貽琦親自邀請的。據說，抗戰時，梅貽琦常到顧宅，無需打招呼，顧如不在，他就自己做飯吃，宛如回到自己家裡。
20世紀30年代葉企孫提攜華羅庚更是傳為佳話。某次，熊慶來教授看到華羅庚一篇論文，覺得寫得特別好，推薦給理學院院長葉企孫。葉企孫認真看了華羅庚寫的3篇論文，覺得是個人才，決定將其調來。當時調華羅庚來算學系，阻力極大。一是華羅庚只念過初中，是浙江金壇縣（現歸江蘇）中學的勤雜工。二是華羅庚腿有殘疾，走路時必須左手執拐，右腳先邁，左腳得在空中劃一個圓圈才能落地。葉企孫力排眾議，堅持將華羅庚調來，他說：“我希望大家認真看看華羅庚先生的論文再說話。他來清華後，我們曾經交談多次，每次我都頗受教益。以我個人的判斷，不日之後，華羅庚會成為我國數學界閃亮的星辰，我們清華會引以為榮的。至於他的殘疾，這正是華羅庚的驕人之處。有人說他走路是‘圓和切線的運動’，是的，華羅庚先生就是為數學而生。我們清華大學應該為擁有這樣一位獨特的人物而倍感自豪！”在葉企孫的支持下，華羅庚當上了算學系的助理員，任務是整理圖書報刊、收發檔、代領工具、繪製圖表等。不久，葉企孫又破格提升他為教員，幾年之後又送他到英國留學，華羅庚從此走向了國際數學舞臺。
南開大學的張伯苓當年為了留住教經濟學的何廉教授，甚至專門為他設立一個研究所。
（四）民國大學的師生關係
民國時期也是國家危機四伏的時候，十四年抗戰幾乎耗盡了這個國家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那時的教授們責任感、使命感格外強烈，他們將培育人才視作知識報國的一個重要環節。
沈從文先生曾在西南聯大任教，他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各體文習作是中文系二年級必修課，其餘兩門是選修。沈從文教《創作實習》時經常給學生佈置作文，然後認認真真批改，在學生作業後面寫很長的讀後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後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有時從這個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寫了讀後感，還會介紹學生去看一些與他們所寫作品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這些書都是沈先生親自找來，帶給學生的。他每次上課，走進教室時，總要夾著一大摞書。學生習作寫得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報刊發表，郵費他自己承擔，經他的手介紹出去的稿子不計其數，汪曾祺在1946年以前寫的作品幾乎全部是沈從文先生寄出去的。沈先生講《中國小說史》，有些資料不容易找到，他就自己用毛筆抄，筷子頭大的小行書抄在雲南竹紙上。這種竹紙高一尺，長四尺，並不裁斷，抄好了卷成一卷，上課時分發給學生。
1945年美國在日本投放了兩個原子彈。由於看到了原子彈在戰爭中的巨大威力，這一年年底，蔣介石找了吳大猷、曾昭倫、華羅庚到重慶去。這三位學者，吳大猷是物理學家，曾昭倫是化學家，華羅庚是數學家。蔣準備給他們一個大禮堂和十萬美元，要他們做一個原子彈。吳先生說原子彈是研究的，不能只在一個大禮堂煉一個彈，應該先派人出國考察一下科技。1946年他們三位教授帶了五位研究員，這五位研究員是朱光亞(物理)、唐敖慶和王瑞詵shēn (化學)、孫本旺(數學)和李政道。事實上研究員應該是大學畢業生。可是李政道那個時候一年級在浙大，1945年二年級轉到雲南昆明西南聯大，不夠學歷，後來在吳大猷的極力推舉下，李政道得以赴美留學，並在50年代與楊振寧一起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吳大猷對李政道的器重有著葉企孫一份功勞。李政道剛入西南聯大，葉企孫發現其理論水準高過別的同學，自學能力也特別強，便建議他不聽物理方面的理論課，但要認真學實驗課。李政道當年有一張理論課試卷，卷面只扣了兩分，總分卻只有83分。原因是李政道當年實驗成績不好，葉企孫把他的兩門功課加起來算分，以此提醒他，理論必須建立在實驗的基礎上。1945年，西南聯大物理系吳大猷教授接到國民政府通知，讓其挑送兩個學生去美國留學。吳大猷挑了物理系助教朱光亞。知道此事後，葉企孫主動找到吳大猷，勸其破格錄用大二學生李政道。葉企孫去世後，人們從遺物中發現了一張保存了60多年的李政道的考卷。李政道這才知道，自己離開大陸後，老師一直在牽掛他。
民國學人之關愛學生，除了學業方面的關心，還有生活方面的照顧。曾昭燏于1935年留學英國，留學之前曾就讀于中央大學，起初是住在哥哥曾昭掄家裡。曾昭掄因故赴北京大學化學系任教後，曾昭燏失去依靠，便移居到老師胡小石家吃住。對於這段生活，曾昭燏後來回憶說：“師所居在城北將軍巷，為自築小樓一所，號為願夏廬。師自居二樓北室中，稱北樓。一榻倚壁，前列幾案，皆堆典籍，室中置大案，為師揮毫作書之所。亦于此教余書法，初學即命寫鐘鼎文，不令習法帖，恐開頭便落圓熟陳套也。余每習書，師自後觀之。耳提面命，如誨蒙童。”又說：“願夏樓之三樓，為藏書樓，牙籤萬卷，師甚珍之，外人罕得窺，余常讀書其中，竟日不下。”三年之間師生朝夕相處，曾昭燏就在這段寄居的日子，學到了有關金石、書法、藝術、音韻學的精深學問。
三、 民國的大師
（一） 民國大師的操守
民國雖然也出現過周作人、沈啟無、錢稻蓀這樣的漢奸文人，但絕大多數文人卻非常有操守。所謂操守，就是堅守內心的準則，不為五斗米折腰，不向權勢低頭，不為一時的私利所誘。
這裡我們不妨舉胡適和傅斯年做例子。1932年11月下旬，胡適利用去武漢大學講學的機會，特地拜訪正在漢口的蔣介石，兩人共進晚餐。因為有其他人在場，沒有單獨談話的機會，胡適送給蔣介石一本《淮南王書》後，便早早離去。胡適的意思是蔣介石事必躬親，不懂得發揮別人的積極性，不是一種好的做事方法，希望他學會無為而治。1948年９月下旬，國民黨軍隊在東北、華北戰場節節敗退，國民政府推行的幣制改革又嚴重受挫，整個社會一片混亂。胡適去武漢大學講演路過南京，蔣介石請他與傅斯年一起吃飯，蔣氏對幣制改革津津樂道，胡適卻認為這正是“新政策崩潰的一個大原因。”10月底，蔣介石再次請胡適吃飯。這次見面，胡適不留情面地提出十條意見。有些話非常尖銳，比如“必須認錯，必須虛心；國軍紀律之壞是我回國後最傷心的事；‘經濟財政改革’案實有大錯誤，不可不早早救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見所聞，實在應該令人警惕”等語。
1938年7月12日，傅斯年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致書蔣介石，炮轟孔祥熙的種種惡行。蔣介石沒作反應，傅斯年對此極其不滿，他千方百計搜尋孔祥熙貪贓枉法、以權謀私的材料，又在其後的國民參政會上公開孔祥熙的不法之舉，終於導致孔祥熙倒臺。1945年5月，宋子文接替孔祥熙擔任行政院長，此人上臺後，其斂財的手段較孔氏有過之而無不及，傅斯年先是在《大公報》發表了一篇相對溫和的文章，提醒宋子文關注民意，不要激起民怨。宋子文執迷不悟，1947年2月15日至3月1日，傅斯年接連在《世紀評論》、《觀察》發表了三篇怒氣衝天的文章，對宋子文進行猛烈抨擊，這就是著名的《這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子文的失敗》、《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他在一篇文章中說：“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當然有人歡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們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們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國人不忍見此罷？便要不再見宋氏盤踞著。”這三篇文章一問世，全國報刊紛紛轉載，一時間，全國到處是討宋聲浪，最後宋子文只好狼狽下臺。
梅貽琦的操守更是被人常常提起。1938年，奉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組西南聯合大學，遷往昆明，當時的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在人財物等方面給了西南聯大最大的支持。有一天，龍雲特地來拜訪梅貽琦，說孩子沒有考取聯大附中，請求破例錄取。梅貽琦留龍雲吃飯，並請聯大教務長潘光旦作陪。席間，梅貽琦先生請潘光旦派老師晚上輔導龍雲的孩子，等明年再考，並且言明老師的家教費得由龍主席支付。對別人堅守規矩，對自己的子侄更不例外。當年，梅貽琦的侄子梅祖武、小女兒梅祖芬都報考過清華大學，因為成績不合格，一個去了北洋大學北京分部（即後來的北京大學工學院），一個去了燕京大學。梅貽琦做了那麼多年的清華大學校長，沒有憑個人關係錄取過一個“自己人”，他曾囑咐秘書和有關招生的老師，凡要求破例錄取的信件，不必轉給他本人，一律按學校既有規定辦事。
梅貽琦特別廉潔，首先是使用公款非常節省。劉宜慶《絕代風流》一書介紹：抗戰之初，梅貽琦剛到昆明，就退掉司機，將個人使用的小汽車拿來公用。他外出有公務，近則步行，遠則搭蔣夢麟或別人的車。1941年7月，梅貽琦、鄭天挺、羅常培在成都準備轉重慶回昆明，梅貽琦聯繫到了飛機票，此時恰好又有個乘郵政汽車的機會，想到乘郵政汽車可以給公家節約兩百多元，梅貽琦毫不猶豫地退掉了飛機票。
梅貽琦非常鄙夷化公為私的行為，寧可委屈自己，也決不占公家半點便宜。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梅貽琦剛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就主動放棄前任校長享受的免交電話費、免費雇傭家庭幫工、免費拉兩噸煤等幾項“特權”。 1939年以後，昆明物價飛漲，師生基本生活極難維持，梅貽琦向國民政府教育部申請了一些補助金，有給老師的，有給學生的。梅貽琦的四個子女都在聯大讀書，他卻不讓妻子領取補助金。其實，梅貽琦一家也過得非常清苦，他一個月的工資只能維持一家人半個月的生活，其妻子不得不做些糕點寄賣以補家用。1942年，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費正清來昆明，拜訪聯大的金岳霖、張奚若、錢端升等人，梅貽琦請其吃飯，本來完全可以用公款報銷，他卻為費正清舉辦家宴，一頓飯花了不下1000元，而他當時的月薪不足600元。
（二）民國大師之愛國
國家，按歷史學家錢穆的說法，它是土地、資源、人口的總和。這個總和就像一座大房子，屋頂破了，所有的人都會遭殃。要讓國家繼續存在下去，大家就要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國家做事。民國的大師們非常明白這個道理。抗戰爆發後，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流亡到了西南，因為敵強我弱，當時不少大師對戰爭前途極其悲觀，我們從這些人當時寫的一些詩裡可以看出來。1938年2月，因為幾次大的戰爭失利，臨時大學被迫遷往昆明，馮友蘭、陳岱孫、朱自清等人途經桂林、柳州時，乘船遊覽了桂林山水。想到戰時局勢，朱自清不禁悲從中來，作《灕江絕句》：“招攜南渡亂烽催，碌碌湘衡小住才。誰分灕江清淺水，征人又照鬢絲來。”與馮友蘭、朱自清相比，吳宓和陳寅恪詩中的悲觀的情緒更深一層。吳宓《大劫一首》雲：“綺夢空時大劫臨，西遷南渡共浮沉。魂依京闕煙塵黯，愁對瀟湘霧雨深。入郢yǐnɡ焚麋仍苦戰，碎甌焦土費籌吟。惟祁更始全邦夢，萬眾安危在帝心。”雲南蒙自有一南湖，湖中有一個叫松島的小島，一天傍晚，陳寅恪與吳宓從松島散步回來，看著湖面的荷花，聽著橋旁酒樓的劃拳、碰杯聲，不禁悲從中來：“景物居然似舊京，荷花海子憶升平，橋邊鬢影還明滅，樓外笙歌雜醉醒。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黃河難塞黃金盡，日暮人間幾萬程？”然而，儘管這些學人對國家前途如此悲觀，甚至認為這輩子沒有希望“北歸”了，但他們依然兢兢業業跟抗戰政府共進退，依然矢志不渝地堅守在戰時教育的陣地上，依然大量地著書立說，以圖保持民族文化的火種。就在西南聯大時期，金嶽霖寫出了力作《論道》和一生的代表作《知識論》。當時像金嶽霖這樣的學者還很多，比如機械工程學家劉仙洲跑警報之餘寫出了著名的《熱工學》；社會學家陶雲逵則冒著被敵人炸死的危險跑遍雲南全省，調查少數民族的社會經濟、語言分佈、宗教信仰、地理環境，創辦邊疆人文研究室和《邊疆人文》雜誌。
與政府共進退是愛國，在敵佔區千方百計保護國家利益，同樣是愛國。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軍開始大規模侵略平津，7月29日，日軍炮轟南開大學，該校圖書館、秀山堂、芝琴樓女生宿舍、單身教師宿舍均被擊中，幾十萬冊寶貴圖書和珍稀資料化為灰燼。在一些知名學人的敦促下，國民政府作出決定，國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組成長沙臨時大學。當時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梅貽琦、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因為參加蔣介石主持的廬山牯嶺國防座談會，並不在校，組織師生撤退的工作也就順理成章地落到了其他一些擔任行政職務的學人身上。
早在宋哲元、張自忠等人與日本人拉拉扯扯、想以所謂“和談”的方式解決平津問題時，南開大學秘書長黃玨生、理學院院長楊石先已感到事態的嚴重，他們組織部分留守師生向校外轉移圖書設備，動員教授眷屬盡可能撤 出校園，轉往安全的地方。日軍轟炸南開之後，黃玨生、楊石先、郭屏藩等教授冒著被槍彈擊中的危險，查看詳情。因為忙著處理學校的事情，黃玨生、楊石先無暇顧及家庭財產，撤離校園時，黃玨生只從自家的廢墟中扒出未燒著的被褥和一件襯衣，而楊石先則只有身上的一套單衣和一架相機，他們就帶著這樣的家當踏上了南下之路。
就在北平淪陷的7月29日下午，日軍竄入北京西北郊的清華園進行騷擾。後來又以參觀為名，數次竊取清華大學大批珍貴圖書、儀器設備，並用卡車運出校園。見此情形，代理校務的葉企孫心急如焚，他與陳岱孫等幾個教授會商決定，儘快組織師生及家屬撤退，同時決定由秘書處畢正宣與汪健君、施廷鏞、陳傳緒、傅任敢等五人留守，組成“清華大學保管委員會”，保護校園和校產。日軍見此情形，派部隊公開侵入學校，強佔校舍，搶劫校產，並將“校產保管委員會”人員驅逐出校。葉企孫們不得已才離開學校。
與南開、清華的留守學人相比，北大秘書長兼歷史系教授鄭天挺在時局激流深處的表現一點也不遜色。北京大學位於北京城的中心地帶，北平淪陷後，某些沒有民族氣節的文人紛紛下水，他們與日寇狼狽為奸，企圖阻止師生南下。鄭天挺不顧夫人新喪、子女年幼的困難，天天堅持到校辦公，將全部身心投入到保護校產和組織師生轉移上。他先是決定向經濟困難的滯校學生每人發款20元，促其迅速離校，爾後又精心安排一些北大教授和家屬安全轉移。1937年9月3日，大批日軍進入北大第一院和灰樓新宿舍，於門口掛上了各分隊、小隊的日文牌號。在如此危境中，鄭天挺依然每天到校料理校產與未能脫身的教授們的生活，10月18日，地方維持會將保管北京大學的佈告掛到北大二院門口，鄭天挺再也無法工作，才一步三顧地離開自己的崗位。
（三）民國大師的才藝
民國大師們往往多才多藝，第一流的文人魯迅是醫生、文學家、翻譯家、學者。在文學領域，除了戲劇沒有涉獵，他對其他體裁都很精通。胡適是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家、哲學家。在詩歌上，他寫過中國現代文學史必提的《嘗試集》；在文學研究上，他寫過諸多有關《紅樓夢》等十幾部古典小說的論文，後來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還著有《中國白話文學史》（上卷）；在歷史學方面，他寫過《中國禪宗史》；在哲學方面，他寫過《中國哲學史》（上卷）。在民國，最博學的人文學者是陳寅恪，他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於一身，精通梵、巴厘、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八種語言。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證歷史；或引詩舉史，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20世紀30年代年曾任清華大學歷史、國文、哲學三系教授，還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
四、民國特殊的辦學環境
（一）戰爭使政府的控制力弱化
民國時代戰亂頻繁，北洋軍閥和後來的國民黨忙於戰事，沒有太多的時間對大學進行精神控制。那時的大學教授多半有海歸經歷，受西方自由主義影響較深，也對政府的過多干預持抵制態度。1925年8月，北京大學就曾因為教育總長章士釗處理女師大問題不當，而由評議會表決通過脫離教育部；1940年國民政府教育部下達指令，要審核大學的課程和實行統一考試，受到西南聯大全體教授的抵制，委託馮友蘭先生起草回絕函。信中說：“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若大學內部甚至一課程之興廢亦須聽命教部，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而堅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二）當時有學問的人總體數量偏少
民國時代中國經濟非常落後，經濟落後直接影響到教育的規模，那時能夠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比例是非常低的。物以稀為貴，正因為人才的總體數量少，社會就比較重視知識份子。有個故事很能說明問題。張作霖是個大軍閥，殺人不貶眼睛。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每到孔子誕辰日，都要換會上長袍馬褂，去學校看望老師，並給老師送禮金，說：我是大老粗，什麼都不懂，教育子弟的事就拜託各位先生了。劉文輝在西康省做主席時規定：地方政府必須尊師重教，如果縣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建得好，縣長就地正法。
（三）民國知識份子的待遇相對較好
民國時期的大學教授待遇非常好，一個人教書，可以養活一大家子人。中國這幾年發展家用小轎車，我們一些大學教授開始有了自己的小車。可大家也許不知道，20世紀30年代的胡適就有自己的小汽車，而且只花了500大洋，相當於他一個月的工資。
民國大學的待遇到底是個什麼樣子呢？據歷史記載：1926年，廣州軍政府明文規定，一等教授月薪500圓、二等教授450圓(一圓合今人民幣50餘元)。須知，1924年北京普通一個平民五口之家每個月平均開支14圓2角5分；而人力車夫養家得費用則是每月11圓6角2分，教授收入之高可以想見。國民政府入主南京後，全國局面漸變，尤其是東北易幟、軍閥混戰結束後，軍費漸少而教費增加，中國大學漸入黃金時期。20世紀30年代，大學教師的收入繼續增長，其中，一級教授月薪可達500圓(與當年廣州方面相當)。教授在經濟實力方面如此強勢，在社會活動中自然頗有能量。戰前生活在清華園的王元化說：“當時的教授看不起一般在國民黨當官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陳垣、胡適等學界名人月薪有五六百元，另還有大量稿費、演講費、研究費等，平均月入達1500圓以上（合今之人民幣7萬餘，即年收入能達到人民幣90萬元左右）。正因為民國教授待遇高，加上國家積弱積貧，容易激發人的愛國心，民國時留學生回國踴躍。晚清民國總計大約20萬留學生，歸國率遠遠超過90％，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官費留學生。當然，民國大學教授待遇高，主要是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以前。隨著日軍的大規模入侵和中國軍隊在戰場最初的敗退，民國時的國民經濟一潰千里，通貨膨脹開始是幾倍、幾十倍，後來是幾百倍、幾千倍。我最近在看周有光先生口述的《逝年如水》，裡面他講到一個細節，20世紀40年代初，他去西北考察，發現西安人賣東西不收貨幣，而要收糧食、布匹。原因是貨幣貶值得特別厲害，常常一日之內就是多個價格，紙幣等同於廢紙，而布匹等東西是日常生活用得著的，時局越混亂，它就越稀缺。不過，即使是通貨膨脹最厲害的時候，大學教授的生活也還是比一般人相對優越。
民國的大學與文人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限於時間，我們今天只能講到這裡，大家想更深入地瞭解的話，不妨看看我寫的《不為繁華易素心.民國文人風骨》（浙江大學出版社版）和其他一些作家的民國史著作。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