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後首次公開為張學良鳴不平的人是誰

1955年， 郭增愷出於對老友楊虎城、張學良的情感和對歷史的責任， 以少有的知情者身份寫下長達20萬字的《一個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西安事變十八周年感言》，

在香港《熱風》雜誌上連載。 文中寫道：

“事變得到和平解決， 真的像蔣先生所公佈， 是由於張、楊等閱讀他的日記及重要文件， 才受其偉大人格所感動， 因而幡然醒悟那樣簡單嗎？倘不是那麼簡單， 則雙方所協定的內容是什麼？其經過又是怎樣的……

蔣先生與張、楊間在西安的成交， 宋子文和蔣夫人是保證者， 見證人一個是我， 另一個是周恩來， 誰料他竟行不顧言， 終於使我等幾個參與其事者， 迄今在痛深愧疚呢！

我也常常想， 以民主大道期諸蔣先生那是糊塗的妄想， 但讓他做皇帝吧， 做皇帝也該兼聽及於士夫， 做皇帝的秘訣， 無非是天下是我的， 老子的事你們都給我辦好， 可惜蔣先生只懂得這秘訣的上半句，

於是總理“我生則國死”那句名言， 就應驗在蔣先生身上了。 ”

“至於蔣先生所謂對張、楊‘時加愛護’的善意， 在他的日記中， 倒沒有片言隻字的表示。 有之， 只有在某某兩日的日記中， 無頭無尾的寫著‘東北軍問題’‘東北軍問題’十個字而已。 我不知道張漢卿看到這幾個字時有什麼感想。 但我確知若干東北軍將領則曾為這幾個字而發生驚懼的行動， 而更覺得蔣先生‘待人不公’更可能另有陰謀。 ”

晚年蔣介石

郭增愷的文章首先否定了了蔣介石所謂的“張、楊閱讀蔣氏日記及重要文件後， 才受其偉大人格所感動， 因而幡然醒悟”的這一提法。 這裡需要厘清的問題是西安事變後， 張學良是否閱讀蔣日記。 郭冠英在其發表在臺灣《傳記文學》（61卷1期）上的《給張學良自由》文中提到， 張學良在回答蔣經國副官羅先生提問時說， 西安事變時自己“未見過”蔣公日記。 查當年對張學良的軍法會審記錄， 張學良在軍法會審時明確表示“我始終是佩服蔣委員長的， 而看了他的日記和文電更加欽佩”1737年2月26日深夜，

他在溪口接見部下田雨時時也表示“檢讀過蔣公日記”並“深受感動”。 同一事件， 張學良前後兩種說辭， 大相徑庭， 讀來令人費解。 畢萬聞在著作《英雄本色》中提到曾就此採訪過張學良部下燕更奇， 他說事變後抓捕蔣的衛隊二營長孫銘九交給他一個大檔包， 裡面有蔣日記、戴笠報告及宋美齡給蔣的信。 燕讀後將重要內容向上級彙報。 東北軍將領于學忠在其回憶錄中記述， 兵諫中東北軍搜獲了蔣先生的日記和檔。 郭增愷在文章中表示， 在兵諫中東北軍確實搜獲了蔣先生的日記和文件。 文中說日記、檔的主要部分， 他曾“寓目”， 他還講述了他與楊虎城等西安將領就日記內容進行辯論的情形。

西安事變時的張學良

由此可見， 張學良確實瞭解蔣公日記內容， 然而“張學良幡然醒悟， 後悔發動西安事變”之說卻站不住腳。 查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扣蔣至25日放蔣15天裡， 他所有的公開講話、電文、信函， 都未提到蔣公日記， 更沒有“悔過”的表示， 相反為雙十二事變辯護的文電卻足足有10份。 從後來蔣介石在多數場合痛駡張學良“拒不悔過”，也能說明張學良並未悔過。倘若真是因為張學良“幡然醒悟”，應該立刻將蔣送回，也不至於等到十幾天後蔣夫人、宋子文、周恩來等人都到達西安後談判兩天，“蔣介石口頭接受了張、楊的條件”，才將蔣介石送回南京。

在文章中郭增愷鄭重表示，“茲願負責任指出，蔣先生所公佈的，不但是隱藏了許多事實，也是在公然說謊，偽造了許多故事。”所謂的《對張、楊的訓詞》，“完全是蔣先生事後編造的。當時根本就沒有什麼訓話。”

文章語言犀利、措辭強硬，不僅對蔣介石背信棄義的做法表達了強烈的不滿，並且嚴厲譴責蔣介石“公然說謊、偽造了許多故事”，在以見證人身份為張學良深感愧疚的同時，公然為張學良鳴不平。文章嚴重超出蔣介石的底線，引起他極大“震怒”。

從後來蔣介石在多數場合痛駡張學良“拒不悔過”，也能說明張學良並未悔過。倘若真是因為張學良“幡然醒悟”，應該立刻將蔣送回，也不至於等到十幾天後蔣夫人、宋子文、周恩來等人都到達西安後談判兩天，“蔣介石口頭接受了張、楊的條件”，才將蔣介石送回南京。

在文章中郭增愷鄭重表示，“茲願負責任指出，蔣先生所公佈的，不但是隱藏了許多事實，也是在公然說謊，偽造了許多故事。”所謂的《對張、楊的訓詞》，“完全是蔣先生事後編造的。當時根本就沒有什麼訓話。”

文章語言犀利、措辭強硬，不僅對蔣介石背信棄義的做法表達了強烈的不滿，並且嚴厲譴責蔣介石“公然說謊、偽造了許多故事”，在以見證人身份為張學良深感愧疚的同時，公然為張學良鳴不平。文章嚴重超出蔣介石的底線，引起他極大“震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