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一直以來都被人們譽為史料價值極高的紀傳體通史，
在我看來其實也不儘然。
理由之一是司馬遷為一個“莫須有”的人著書立傳，
那就是《伯夷叔齊列傳》中的傳主伯夷和叔齊,還有那個孤竹國(應為孤獨國吧)。
這種現象應該在《史記》中絕無僅有。
既然傳主都是“莫須有”，
而作者產生為之立傳的衝動,自然是想賦予自己某些理想成份,借傳主之口,說自己在現實中不敢說的話,寫現實中無法達到的狀態。
應該說,莫須有之人就是作者的一個影子,後人陳寅恪著《柳如是傳》亦是如此。
《史記伯夷叔齊列傳》中伯夷叔齊只做了兩件事：其一是孤竹國君去世前想讓小兒子叔齊繼位,等到國君死後,叔齊讓位給大哥伯夷。
古代記載的所謂仁、德， 總讓人覺得虛偽不真實。 古代的仁德似乎是壓在士大夫心上的一座大山， 又似披在士大夫身上的一件枷鎖。 有時為了成就所謂的高尚仁德， 眾人冥冥之中深受其害， 甚至不惜壓抑人性而欲罷不能。 孔子說“君子最感痛苦的是人死之後名聲不被後代所稱頌”。 一個人活著就想到死後之虛名， 這不是做人的悲哀又是什麼？生前名可以自己努力去營造， 死後名又豈是自己能夠操縱得了的。 死後聲名大振還是聲名狼藉只得從他活著時的為人做事中得出結論。
一個人就應該活在當下， 融于世方能顯其德。 隱於野之人， 其德自然也被隱藏了， 若被顯現， 也是從其融于世時的事情裡顯露出來。 只要憑著自己的良心為人做事， 只要不故意去損害他人的利益，
孤竹國君其實也是糊塗的， 所謂“知子莫若父”他去世前就應該知曉伯夷和叔齊的性格及才德。 但沒有選擇正確的接班人， 以致于出現所選的人不謀位， 謀位的人難以得其位的尷尬局面。 這不能不說是獨裁社會的一大悲哀。
《太史公自序》中說：“末世爭利， 唯彼爭義， 讓國而死，天下稱之”普通老百姓是不在乎誰做皇帝誰讓國的，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小日子過得舒服不舒服。誰讓老百姓過得舒坦，老百姓就說誰好，就會記得誰，他就是有仁德；誰讓老百姓的日子過得一籌莫展，老百姓就會討厭誰詛咒誰，他就沒有仁德。老百姓的愛憎就是那麼直接那麼分明。在其位謀其政者，就是有德之人；在其位不謀其政者，人們就說他無德。德須融于世方能顯現。伯夷叔齊不在其位，讓國不讓國，老百姓資訊敝塞無從知曉，更談不上‘天下稱之’。唯司馬遷知之才是準確的，他是以一人之言替代萬人之口，他是做了萬民的代表。這種代表有意義還是無意義，我也說不太清楚。
個人覺得司馬遷為莫須有的人立傳，主要還是想闡述自己對天道的質疑，對現實爭權奪利的憤慨，對自己懷才不遇的一種喧泄。伯夷叔齊只不過是替他說話而又不受責罰的一個木偶替身而已。世人不必追究伯夷叔齊這兩個人是否真實，也許是司馬遷放的一個煙幕彈。所謂“真作假時假亦真，假作真時真亦假”。（劉新安）
讓國而死，天下稱之”普通老百姓是不在乎誰做皇帝誰讓國的，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小日子過得舒服不舒服。誰讓老百姓過得舒坦，老百姓就說誰好，就會記得誰，他就是有仁德；誰讓老百姓的日子過得一籌莫展，老百姓就會討厭誰詛咒誰，他就沒有仁德。老百姓的愛憎就是那麼直接那麼分明。在其位謀其政者，就是有德之人；在其位不謀其政者，人們就說他無德。德須融于世方能顯現。伯夷叔齊不在其位，讓國不讓國，老百姓資訊敝塞無從知曉，更談不上‘天下稱之’。唯司馬遷知之才是準確的，他是以一人之言替代萬人之口，他是做了萬民的代表。這種代表有意義還是無意義，我也說不太清楚。個人覺得司馬遷為莫須有的人立傳，主要還是想闡述自己對天道的質疑，對現實爭權奪利的憤慨，對自己懷才不遇的一種喧泄。伯夷叔齊只不過是替他說話而又不受責罰的一個木偶替身而已。世人不必追究伯夷叔齊這兩個人是否真實，也許是司馬遷放的一個煙幕彈。所謂“真作假時假亦真，假作真時真亦假”。（劉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