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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雞境內的絲綢之路考察研究

寶雞是一個與道路密切相關的城市。 寶雞古稱陳倉, 因“明修棧道, 暗度陳倉”這個成語而聞名。 這個成語中就包涵有陳倉道、褒斜道等古道, 許多外地人也就是通過這個成語來瞭解寶雞的;現代的寶雞市也是一個因路而興的城市, 因為有了隴海鐵路才有了寶雞這個新興城市, 民國30年(1941年)2月, 因隴海鐵路建成, 寶雞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由鳳翔遷至寶雞。 寶雞也與西安、成都、重慶一起並稱西部鐵路四大樞紐。

今天, 我要與大家交流的是寶雞境內的絲綢之路。 2008年初以來, 筆者有幸參加了中國城科會歷史文化名城委員會絲綢之路文化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段絲綢之路考察活動, 具體負責絲綢之路東段南線長安至隴山段的路線考察與研究工作。 通過考察, 對寶雞境內的絲綢之路有了一個比較系統全面和清晰的認識。

今寶雞境內的長安溯渭水至隴山段曾是我國古代通往甘、青地區重要的通道。

早在周秦時期, 秦文公東獵汧渭之會, 開闢了著名的隴關道, 打通了秦人由西漢水流域逐步進入關中地區的通道;秦始皇統一六國後, 修築了從咸陽經雍城到隴西(今甘肅省臨洮南)的馳道, 長安溯渭水至隴山段的道路成為全國馳道網上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西漢初期, 皇帝多次出行直達隴南進行郊祀活動, 以及東西貿易的繁榮, 這裡成為絲綢之路主幹道之一, 常有關外交使團、商旅過境往來長安;漢唐至宋元時期, 此道仍是我國與中亞、歐洲交通通道上重要的一部分, 亦是驛郵通往西部各地的必由之路。

一、寶雞境內絲綢之路骨幹路

寶雞境內的絲綢之路有兩大天塹,

一為汧(汧同千)河, 二為隴山。 由於這兩大屏障的阻隔, 也相應制約與影響了兩條主幹道的走向, 一條為汧渭穀道, 即水上通道;另一條則為長安—雍城—隴州道, 即陸上通道。

1、汧渭穀道

汧渭谷道渭河段走向很清楚, 本文不再驁述, 重點探討研究汧河谷道。

汧河谷道又稱汧水道, 即利用水道與河谷並用的通道。 因隴山山地路徑陡險, 相比之下, 汧河河谷至渭河平原、渭北台原的通道比較平坦和便利, 應為古人開闢最早的西行通道之一。 從交通角度講, 以河谷作為交通要道是我們祖先的發明, 因為沿河要比翻山容易得多, 而且可隨時取水捕魚, 補充給養。 逐水而行, 擇水而棲, 是人類活動的基本規律。

汧河谷道為水陸並用通道, 具體路線走向為從長安溯渭河西行至汧河口, 沿汧河河谷向西北行進, 經今鳳翔境內的長青鎮孫家南頭村一帶至千陽境內, 北行至隴縣, 再西行經隴關到今甘肅境內。

汧河谷道的開闢與秦人東遷的歷史背景息息相關。 商周之際, 秦人就在隴山以西先後為商周王朝“在西戎,

保西垂”, 西周孝王時, 非子被封召於汧渭之間為周王室牧馬, 這是秦人第一次越過隴山東行的記載。 雖然秦人為周人創建並管理畜牧業基地, 但當時秦文化的重心仍在西垂舊地。 周宣王時, “以秦仲為大夫, 誅西戎, 西戎殺秦仲”, 文獻的記載也印證了此時秦人活動的主要地區在汧河上游及其以西的戎人聚居區。

秦人的兩處都邑“汧邑”和“汧渭之會”均在汧河之畔。 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 隴山一帶自然植被很好, 到處是原始的大片森林, 受自然條件的限制, 開闢一條在原始森林中行進的山路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而利用天然的汧河河谷不但平緩, 而且沿途都是“周餘民”和部分秦人先前曾經生活過的地方, 不但地形地貌比較熟悉,軍隊在行進中不容易迷失方向,而且經長期經營,生活給養有保障。選擇這條道路行進,應是最明智和最便捷的選擇。秦人自非子為周王畜,秦仲為大夫到襄公始國,直至文公東獵,這個逐步壯大的部族往復活動於西垂與汧渭之間,正是經由汧河谷道完成了文明發展進程中的躍進。

著名的石鼓文《汧繄》和《霝雨》就描述了秦君在汧河流域漁獵遊樂之事。《汧繄》中寫道:“汧繄(也)沔沔,烝皮(彼)淖淵。”《霝雨》則直接寫道“舫舟自廓”、“隹(唯)舟以行” ,郭沫若認為上述詩所記就是“追敘(秦君)初由汧源出發攻救周之時事”。由此推測,此前文獻中記載的周穆王西巡也可能就是沿此道西行。汧河西北岸有黃梅山,位於今鳳翔與陳倉區交界處,俗稱黃米山,又稱馬跡山、馬脊山。山下有馬跡泉,相傳為周穆王西巡馬死所葬之處。今隴縣原子頭、店子、千陽冉家溝等地的考古發掘也表明,自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開始,經仰紹文化及周秦,汧河流域的與渭河流域的古文化面貌別無二致,表明隴山與關中一帶的溝通早已存在。

汧河谷道另外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利用漕運作為輜重及後勤保障,秦文公初到“汧渭之會”時,其後勤的給養補充當有一部分就來自西垂,而通過汧河漕運則是最好的方式。古時汧河水量較大,大多季節可以行船,其上游今隴縣境內蒲峪川古時稱“弦蒲藪”,就是有名的大湖泊。《禹貢》載:“天下九藪,此其一也。”隋代《九域志》載:汧源縣有弦蒲藪,經長期淤積,決口變湖為川。上游有大湖泊,可見當時汧河水量不小。另據《隴縣誌》載,唐武德八年(625年)十二月十八日,水部郎中姜行本奏請於隴州汧源縣修五節堰,許之。後遂引汧水通漕灌田,並始行水運。《新唐書地理志》亦載:“汧源(今隴縣)有五節堰,引隴川水通漕,武德八年,水部郎中姜行本開,後廢。”唐代許棠《題千湖》詩雲:“偶得湖中趣,都忘隴坻愁。邊聲風下雁,楚思浪舟移。靜極亭連寺,涼多島近樓。吟遊終不厭,還似曲江頭。”可見,汧河在唐時水量較豐,可以形成湖泊,且已有行船歷史。宋代仍以汧河筏運隴山木材。《隴縣新志》載:“宋初,市木秦隴,以春秋二時聯巨筏,自(汧)河達渭,曆砥柱以集京,設官監市,其利甚溥。隴河渠在唐、宋固有益於國,非只利民田也。”今汧河河谷建有馮家山、王家崖和段家峽三座水庫,其中,馮家山水庫庫容達3.89億立方米,至今水量亦不小。2004年,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與寶雞市考古隊聯合組隊,在鳳翔縣長青鎮孫家南頭村發現了一處距今兩千多年的西漢時期大型漕運碼頭倉儲建築基址,為研究寶雞境內古絲綢之路和漢代漕運、倉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實物資料。

關於大型漕運最早的文獻記載當屬秦穆公時期的“泛舟之役”。據《史記·秦本紀》記載“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支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傒、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東轉,自雍相望至絳。”這一歷史事件史稱“泛舟之役”。當晉遭到糧荒時,秦向晉兩次輸粟以解饑荒,雍城附近只有利用今鳳翔孫家南頭的汧河碼頭作為渡口,再進入渭河東去經黃河入汾河直達山西新絳,才能體現“船漕東轉,自雍相望至絳”的景象。

2、長安—雍城—隴州道

長安—雍城—隴州道(陸路)較汧河谷道開通稍後。西周時稱西方幹道、西方大道,西漢稱長安高平道。具體走向為:由長安出發,經今咸陽、禮泉、乾縣、扶風、岐山、今鳳翔、千陽、隴縣,之後入甘肅境(圖五)。唐宋以後,長安—雍城—隴州道走向變更為:由長安出發,經今咸陽、興平、武功、扶風、岐山、經鳳翔、千陽、隴縣入甘肅境內。從周秦至明清,長安—雍城—隴州道是歷朝京都通往隴西、西域的主幹道之一,在歷代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為久負盛名的絲綢之路的溯渭道。秦穆公伐戎、秦始皇加冕和秦漢多位帝王至雍祭畤、唐代高僧玄藏西天取經和文成公主入藏聯姻就行經此道。這條道路為溝通世界東西方兩大文明的重要路段和加強西北邊防的重要戰略通道,對於社會的安定與歷史的進步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對世界文明進程的影響具有深遠的意義。

《史記·秦本紀》記載,秦穆公三十七年,發動了一次較大規模西征,“秦用由餘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秦在西方的霸權得到了周王室的承認。所謂“益國十二”,《史記·匈奴列傳》作“八國服秦”,《李斯列傳》作“並國二十”,《文選》卷三九《李斯上秦始皇書》作“並國三十”。總之,通過這場戰爭,秦人取得了西北地方的實際控制權。《漢書·韓安國傳》說,“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並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秦國這一戰略勝利,使西北地方成為秦後來向東方作戰的大後方,秦穆公的成功顯然是以隴山通道的暢通為基礎的。從此,關中至隴西的陸上通道得以打通暢行,為長安—雍城—隴州間的通行便利奠定了基礎。

長安—雍城—隴州道的開通與秦漢時代帝王西行效祀有關,所以,這條道路沿途建有多處的帝王行宮,如咸陽阿房宮和咸陽宮、蘭池宮,乾縣梁山宮,周至長楊宮和五柞宮,眉縣成山宮,扶風高泉宮和美陽宮,岐山李家道行宮,鳳翔凹裡行宮和蘄年宮、囊泉宮、來谷宮、竹泉宮,千陽走馬棱行宮和尚家嶺行宮,隴縣汧邑行宮和回中宮等,均分佈於此道沿途各地。此道開通後,長安、雍城與隴西一帶的商貿往來也日漸頻繁,《史記·貨殖列傳》載:“及秦文、德、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

唐朝時期,國力逐漸強大,漠北的突厥被打敗後,東西方的貿易往來比漢代更加頻繁。一般所謂的“絲路黃金時代”,主要是指唐代前期的陸上絲路。時至“安史之亂”以前,陸上絲路發展到了高峰,形成了自漢以來東西陸路交通的極盛高潮,亦如《全唐文·卷六·討高昌詔》所載:“伊吾之右,波斯以東,商旅相繼,職貢不絕。” 而絲綢之路南線長安至隴山段一直是主幹道路,為當時陸路交通的最繁忙的交通要道之一。

唐宋時代長安—雍城—隴州道的興盛與驛路有關,這條道沿途建有多處驛站,如長安臨皋驛(今西安市蓮湖區潘家村鄉棗園村東南)、咸陽陶化驛、興平槐裡驛、武功縣驛、美陽驛(今扶風法門鎮),岐山石豬驛、龍尾驛,鳳翔岐陽驛、鳳鳴驛,千陽驛、隴縣在城驛。1986年出版的《公路交通編史研究》第4期對唐蕃古道的走向說:“其主幹道大致是:從長安出發西行,越隴山經今天水、隴西、臨夏,在炳靈寺附近渡黃河入青海”。金城公主入藏,唐中宗親率大臣送到距長安百里(50公里)的興平,其行色必壯,所經道路進一步開拓無疑。唐兩公主進藏,使“絲綢之路”的使吏往來更加頻繁。唐代詩人岑參《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詩中“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流星。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記敘了唐代長安—雍城—隴州道的繁忙與興盛。

長安—雍城—隴州道在今隴縣境內因隴山天塹阻隔而稱為隴阪道,又稱為隴關道、隴道、逾隴道、隴山道、秦汧道。隴山又稱隴阪、隴坻,南北走向,是關中平原與隴西高原的分界線,在古代也曾是中原地區與周邊少數民族地區的分界線。《通典·天水郡》載:“郡有大阪,名曰隴阪,亦曰隴山”,《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二載,隴阪“山高而長,北連沙漠,南帶千渭,關中四塞,此為西面之險。”隴山為六盤山南延之餘脈,海拔高度約在2000米左右,自寧夏南部向南延伸經甘肅平涼地區,直至陝西寶雞以西的渭河北岸,與秦嶺西段群峰夾渭對峙,閉合了八百里秦川的平原曠野,成為中原通向西域的第一道天然屏障。東漢初此段道路已明確稱隴道,《後漢書·光武帝紀》載:六年夏四月,“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公孫述。” 位於道中的固關鎮,古名新關集,漢唐時置有關隘,駐兵把守。後在該鎮置大寨巡檢司、關山營,設遊擊都司、把總駐守。固關鎮西南就是著名的大震關。唐大歷年間(766年—779年),為防禦吐蕃東進,朝廷令馬燧在隴州西部的通道上立石植樹,隴關道一度阻塞。元和二年(807年),局勢緩和,疏于防禦,林木被伐,隴關道又開通。大中(849年),秦州複歸唐朝統治,隴關道重新暢通。

北宋以後,長安—雍城—隴州道逐漸衰落。明清時期,官驛改行長安—涇州—平涼—蕭關線路。

二、寶雞境內的古絲綢之路支線便道

絲綢之路是東西方文明相互交流、聯繫的紐帶和橋樑,它不單是一條單純貿易運輸的道路,而是一條東西政治、經濟、文化互動的大動脈,它也不只是一條路線,而是由一個龐大的交通運輸網構成。歷史上的絲綢之路走向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自然地理、人文環境的變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絲綢之路的走向或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而一些新的區段道路會逐步形成。《後漢書·隗囂傳》記載了隴山防線的攻守“(建武)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隗)器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眾轉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弇助囂攻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可見當時克服隴山天險確有“數道”相通。長安溯渭水至隴山段較常通行的絲綢之路支線便道有以下七條:

1、陳倉狹道

又稱渭水狹道,主要指寶雞以西、天水以東渭河流域的狹長古道。即從今寶雞市沿渭河北岸西行,經峽石、六川河、車轍至城隍廟,或從今寶雞市出發,經太寅、甘峪、晁峪、坪頭或碼頭,到城隍廟,然後再經靈寶、香泉、赤沙、通河、拓石到三岔城(吳砦),渡東岔河直通上邽。此段道路為水陸並用,但由於水道數段狹窄,兩岸山崖險峻,導致其通行能力效果不佳。

2、鳳翔—平涼道

即由今鳳翔縣城西北方向經董家河鄉張家店村,沿棗子河越老爺嶺,入麟游縣麻夫鎮,北經酒房、中湖、花花廟入今甘肅靈台縣境內百里鎮,經盤口(今甘肅涇川縣境內)到涇川,沿涇河至平涼。。

3、鳳翔—靈台道

即自今鳳翔縣城東北過狼溝橋,經蕭史宮、竹園、上石佛寺頂,沿五曲灣到湯房廟,穿駱駝巷、大峽、越羊引關(古稱羊峪關),經麟遊縣兩亭、水磨溝過天堂到達甘肅靈台,皆沿河覓道,線型適順。此道為古時甘肅隴東地區與鳳翔相通的一條便道,與絲綢之路北線相接。

4、回中道

回中道為逾隴通道中早期通道之一,為秦代修築,因秦始皇曾行經此道而聞名,全線正式開通則在漢武帝時期。回中道南起汧水河谷,經汧縣(今隴縣),北出簫關(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東南),因道中有回中宮而得名,為關中平原與隴東高原間的交通要道。回中宮在簫關與雍縣之間,其具體位置史學界目前尚無定論。回中道雖在西漢時貫通,但後來時有荒廢。。

5、金川隴州道

為隴關道輔助路線,原為馱道,民國二年(1913年),寶雞縣知事方大柱將此馱道創修為車路。具體路線為從今寶雞市循金陵河北上,經陳倉區縣功鎮葫蘆溝村經新街鎮、車道、菜園進入隴縣境內,越八渡梁、朝天嶺至隴縣縣城。或由縣功鎮經箭舌關進入千陽境內,接隴阪道進入隴縣。

6、鹹宜道

或稱“長寧驛道”,是隴縣境內通往西南方向的一條支道。開通時間較晚,為唐代以後的交通要道。道中有咸宜關,位於隴縣西20多公里處,此道由今曹家灣沿鹹宜河流經渠、三裡營、咸宜關、長寧驛(今甘肅省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到清水、天水。咸宜道開通後成為又一條徑通秦(天水)、鳳(鳳翔)的通道,民國年間道衰人稀。

7、安夷關道

南北朝時,寶雞西部渭河北岸、隴山南麓有條東西通道稱安夷關道。因北魏孝明帝于南由(峪)口(今陳倉區香泉街南)設南由縣,又稱南由路。安夷關道與放馬灘地圖第2塊地圖所標注的東北方向道路大致相近[28],這條路對於連結天水地區和寶雞地區來說相當便捷,雖然無法通行車輛,但卻避開了渭水峽谷和汧河峽谷。

三、寶雞境內絲綢之路考察的啟示

1、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中西方就已經有了文化的交流。秦穆公伐戎時,一部分戎人逃往西亞和歐洲,使“秦”這一稱謂早在西元前四、五世紀就被西方國家所聞名。古代印度、羅馬等帝國的人,均尊稱中國為Cina、Thin、Sinae,譯成中文即為支那、希尼、震旦、至那、脂那(後四種都是“支那”的異譯)等,這些名稱都是“秦”的外文對應發音。此外,西元前5世紀巴澤雷克(今俄羅斯烏拉幹河畔)古墓群和西元前4世紀前後在中亞、印度等國的古墓中,都發現有精美的中國絲綢殘片,甚至出土了刺繡著鳳凰圖案的中國絲綢。考古工作者曾在秦都雍城宗廟遺址內發掘出土的陶片上發現一些“H、X”等符號,據專家推測,這些外文符號可能為春秋戰國時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1980年秋,陝西扶風西周宮殿遺址中發掘出兩件西周蚌雕人頭像,高鼻深目,頭戴堅硬高帽,與居住在中亞地區“塞種”人像完全一致。不管這種蚌雕頭像是周人製作,還是中亞遊牧部落獻給周王朝的貢品,都說明早在張騫開通絲綢之路前,中西文化的交往就已經開始。

2、以河谷作為交通要道,逐水而行,擇水而棲,是古人交通出行的一大發明。因為沿河要比翻山容易得多,而且可隨時取水捕魚,補充給養。這個活動規律一直自用至今,現代人在山區修路,不論是公路還是鐵路,也會延河谷而建。

3、寶雞境內既有絲綢之路,也有蜀道,許多重要的歷史事件發生在寶雞,搞清此這些古道的走向、歷史和變遷,對申報歷史文化遺產和沿線文物保護有著重要意義。

不但地形地貌比較熟悉,軍隊在行進中不容易迷失方向,而且經長期經營,生活給養有保障。選擇這條道路行進,應是最明智和最便捷的選擇。秦人自非子為周王畜,秦仲為大夫到襄公始國,直至文公東獵,這個逐步壯大的部族往復活動於西垂與汧渭之間,正是經由汧河谷道完成了文明發展進程中的躍進。

著名的石鼓文《汧繄》和《霝雨》就描述了秦君在汧河流域漁獵遊樂之事。《汧繄》中寫道:“汧繄(也)沔沔,烝皮(彼)淖淵。”《霝雨》則直接寫道“舫舟自廓”、“隹(唯)舟以行” ,郭沫若認為上述詩所記就是“追敘(秦君)初由汧源出發攻救周之時事”。由此推測,此前文獻中記載的周穆王西巡也可能就是沿此道西行。汧河西北岸有黃梅山,位於今鳳翔與陳倉區交界處,俗稱黃米山,又稱馬跡山、馬脊山。山下有馬跡泉,相傳為周穆王西巡馬死所葬之處。今隴縣原子頭、店子、千陽冉家溝等地的考古發掘也表明,自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開始,經仰紹文化及周秦,汧河流域的與渭河流域的古文化面貌別無二致,表明隴山與關中一帶的溝通早已存在。

汧河谷道另外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利用漕運作為輜重及後勤保障,秦文公初到“汧渭之會”時,其後勤的給養補充當有一部分就來自西垂,而通過汧河漕運則是最好的方式。古時汧河水量較大,大多季節可以行船,其上游今隴縣境內蒲峪川古時稱“弦蒲藪”,就是有名的大湖泊。《禹貢》載:“天下九藪,此其一也。”隋代《九域志》載:汧源縣有弦蒲藪,經長期淤積,決口變湖為川。上游有大湖泊,可見當時汧河水量不小。另據《隴縣誌》載,唐武德八年(625年)十二月十八日,水部郎中姜行本奏請於隴州汧源縣修五節堰,許之。後遂引汧水通漕灌田,並始行水運。《新唐書地理志》亦載:“汧源(今隴縣)有五節堰,引隴川水通漕,武德八年,水部郎中姜行本開,後廢。”唐代許棠《題千湖》詩雲:“偶得湖中趣,都忘隴坻愁。邊聲風下雁,楚思浪舟移。靜極亭連寺,涼多島近樓。吟遊終不厭,還似曲江頭。”可見,汧河在唐時水量較豐,可以形成湖泊,且已有行船歷史。宋代仍以汧河筏運隴山木材。《隴縣新志》載:“宋初,市木秦隴,以春秋二時聯巨筏,自(汧)河達渭,曆砥柱以集京,設官監市,其利甚溥。隴河渠在唐、宋固有益於國,非只利民田也。”今汧河河谷建有馮家山、王家崖和段家峽三座水庫,其中,馮家山水庫庫容達3.89億立方米,至今水量亦不小。2004年,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與寶雞市考古隊聯合組隊,在鳳翔縣長青鎮孫家南頭村發現了一處距今兩千多年的西漢時期大型漕運碼頭倉儲建築基址,為研究寶雞境內古絲綢之路和漢代漕運、倉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實物資料。

關於大型漕運最早的文獻記載當屬秦穆公時期的“泛舟之役”。據《史記·秦本紀》記載“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支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傒、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東轉,自雍相望至絳。”這一歷史事件史稱“泛舟之役”。當晉遭到糧荒時,秦向晉兩次輸粟以解饑荒,雍城附近只有利用今鳳翔孫家南頭的汧河碼頭作為渡口,再進入渭河東去經黃河入汾河直達山西新絳,才能體現“船漕東轉,自雍相望至絳”的景象。

2、長安—雍城—隴州道

長安—雍城—隴州道(陸路)較汧河谷道開通稍後。西周時稱西方幹道、西方大道,西漢稱長安高平道。具體走向為:由長安出發,經今咸陽、禮泉、乾縣、扶風、岐山、今鳳翔、千陽、隴縣,之後入甘肅境(圖五)。唐宋以後,長安—雍城—隴州道走向變更為:由長安出發,經今咸陽、興平、武功、扶風、岐山、經鳳翔、千陽、隴縣入甘肅境內。從周秦至明清,長安—雍城—隴州道是歷朝京都通往隴西、西域的主幹道之一,在歷代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為久負盛名的絲綢之路的溯渭道。秦穆公伐戎、秦始皇加冕和秦漢多位帝王至雍祭畤、唐代高僧玄藏西天取經和文成公主入藏聯姻就行經此道。這條道路為溝通世界東西方兩大文明的重要路段和加強西北邊防的重要戰略通道,對於社會的安定與歷史的進步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對世界文明進程的影響具有深遠的意義。

《史記·秦本紀》記載,秦穆公三十七年,發動了一次較大規模西征,“秦用由餘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秦在西方的霸權得到了周王室的承認。所謂“益國十二”,《史記·匈奴列傳》作“八國服秦”,《李斯列傳》作“並國二十”,《文選》卷三九《李斯上秦始皇書》作“並國三十”。總之,通過這場戰爭,秦人取得了西北地方的實際控制權。《漢書·韓安國傳》說,“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並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秦國這一戰略勝利,使西北地方成為秦後來向東方作戰的大後方,秦穆公的成功顯然是以隴山通道的暢通為基礎的。從此,關中至隴西的陸上通道得以打通暢行,為長安—雍城—隴州間的通行便利奠定了基礎。

長安—雍城—隴州道的開通與秦漢時代帝王西行效祀有關,所以,這條道路沿途建有多處的帝王行宮,如咸陽阿房宮和咸陽宮、蘭池宮,乾縣梁山宮,周至長楊宮和五柞宮,眉縣成山宮,扶風高泉宮和美陽宮,岐山李家道行宮,鳳翔凹裡行宮和蘄年宮、囊泉宮、來谷宮、竹泉宮,千陽走馬棱行宮和尚家嶺行宮,隴縣汧邑行宮和回中宮等,均分佈於此道沿途各地。此道開通後,長安、雍城與隴西一帶的商貿往來也日漸頻繁,《史記·貨殖列傳》載:“及秦文、德、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

唐朝時期,國力逐漸強大,漠北的突厥被打敗後,東西方的貿易往來比漢代更加頻繁。一般所謂的“絲路黃金時代”,主要是指唐代前期的陸上絲路。時至“安史之亂”以前,陸上絲路發展到了高峰,形成了自漢以來東西陸路交通的極盛高潮,亦如《全唐文·卷六·討高昌詔》所載:“伊吾之右,波斯以東,商旅相繼,職貢不絕。” 而絲綢之路南線長安至隴山段一直是主幹道路,為當時陸路交通的最繁忙的交通要道之一。

唐宋時代長安—雍城—隴州道的興盛與驛路有關,這條道沿途建有多處驛站,如長安臨皋驛(今西安市蓮湖區潘家村鄉棗園村東南)、咸陽陶化驛、興平槐裡驛、武功縣驛、美陽驛(今扶風法門鎮),岐山石豬驛、龍尾驛,鳳翔岐陽驛、鳳鳴驛,千陽驛、隴縣在城驛。1986年出版的《公路交通編史研究》第4期對唐蕃古道的走向說:“其主幹道大致是:從長安出發西行,越隴山經今天水、隴西、臨夏,在炳靈寺附近渡黃河入青海”。金城公主入藏,唐中宗親率大臣送到距長安百里(50公里)的興平,其行色必壯,所經道路進一步開拓無疑。唐兩公主進藏,使“絲綢之路”的使吏往來更加頻繁。唐代詩人岑參《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詩中“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流星。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記敘了唐代長安—雍城—隴州道的繁忙與興盛。

長安—雍城—隴州道在今隴縣境內因隴山天塹阻隔而稱為隴阪道,又稱為隴關道、隴道、逾隴道、隴山道、秦汧道。隴山又稱隴阪、隴坻,南北走向,是關中平原與隴西高原的分界線,在古代也曾是中原地區與周邊少數民族地區的分界線。《通典·天水郡》載:“郡有大阪,名曰隴阪,亦曰隴山”,《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二載,隴阪“山高而長,北連沙漠,南帶千渭,關中四塞,此為西面之險。”隴山為六盤山南延之餘脈,海拔高度約在2000米左右,自寧夏南部向南延伸經甘肅平涼地區,直至陝西寶雞以西的渭河北岸,與秦嶺西段群峰夾渭對峙,閉合了八百里秦川的平原曠野,成為中原通向西域的第一道天然屏障。東漢初此段道路已明確稱隴道,《後漢書·光武帝紀》載:六年夏四月,“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公孫述。” 位於道中的固關鎮,古名新關集,漢唐時置有關隘,駐兵把守。後在該鎮置大寨巡檢司、關山營,設遊擊都司、把總駐守。固關鎮西南就是著名的大震關。唐大歷年間(766年—779年),為防禦吐蕃東進,朝廷令馬燧在隴州西部的通道上立石植樹,隴關道一度阻塞。元和二年(807年),局勢緩和,疏于防禦,林木被伐,隴關道又開通。大中(849年),秦州複歸唐朝統治,隴關道重新暢通。

北宋以後,長安—雍城—隴州道逐漸衰落。明清時期,官驛改行長安—涇州—平涼—蕭關線路。

二、寶雞境內的古絲綢之路支線便道

絲綢之路是東西方文明相互交流、聯繫的紐帶和橋樑,它不單是一條單純貿易運輸的道路,而是一條東西政治、經濟、文化互動的大動脈,它也不只是一條路線,而是由一個龐大的交通運輸網構成。歷史上的絲綢之路走向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自然地理、人文環境的變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絲綢之路的走向或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而一些新的區段道路會逐步形成。《後漢書·隗囂傳》記載了隴山防線的攻守“(建武)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隗)器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眾轉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弇助囂攻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可見當時克服隴山天險確有“數道”相通。長安溯渭水至隴山段較常通行的絲綢之路支線便道有以下七條:

1、陳倉狹道

又稱渭水狹道,主要指寶雞以西、天水以東渭河流域的狹長古道。即從今寶雞市沿渭河北岸西行,經峽石、六川河、車轍至城隍廟,或從今寶雞市出發,經太寅、甘峪、晁峪、坪頭或碼頭,到城隍廟,然後再經靈寶、香泉、赤沙、通河、拓石到三岔城(吳砦),渡東岔河直通上邽。此段道路為水陸並用,但由於水道數段狹窄,兩岸山崖險峻,導致其通行能力效果不佳。

2、鳳翔—平涼道

即由今鳳翔縣城西北方向經董家河鄉張家店村,沿棗子河越老爺嶺,入麟游縣麻夫鎮,北經酒房、中湖、花花廟入今甘肅靈台縣境內百里鎮,經盤口(今甘肅涇川縣境內)到涇川,沿涇河至平涼。。

3、鳳翔—靈台道

即自今鳳翔縣城東北過狼溝橋,經蕭史宮、竹園、上石佛寺頂,沿五曲灣到湯房廟,穿駱駝巷、大峽、越羊引關(古稱羊峪關),經麟遊縣兩亭、水磨溝過天堂到達甘肅靈台,皆沿河覓道,線型適順。此道為古時甘肅隴東地區與鳳翔相通的一條便道,與絲綢之路北線相接。

4、回中道

回中道為逾隴通道中早期通道之一,為秦代修築,因秦始皇曾行經此道而聞名,全線正式開通則在漢武帝時期。回中道南起汧水河谷,經汧縣(今隴縣),北出簫關(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東南),因道中有回中宮而得名,為關中平原與隴東高原間的交通要道。回中宮在簫關與雍縣之間,其具體位置史學界目前尚無定論。回中道雖在西漢時貫通,但後來時有荒廢。。

5、金川隴州道

為隴關道輔助路線,原為馱道,民國二年(1913年),寶雞縣知事方大柱將此馱道創修為車路。具體路線為從今寶雞市循金陵河北上,經陳倉區縣功鎮葫蘆溝村經新街鎮、車道、菜園進入隴縣境內,越八渡梁、朝天嶺至隴縣縣城。或由縣功鎮經箭舌關進入千陽境內,接隴阪道進入隴縣。

6、鹹宜道

或稱“長寧驛道”,是隴縣境內通往西南方向的一條支道。開通時間較晚,為唐代以後的交通要道。道中有咸宜關,位於隴縣西20多公里處,此道由今曹家灣沿鹹宜河流經渠、三裡營、咸宜關、長寧驛(今甘肅省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到清水、天水。咸宜道開通後成為又一條徑通秦(天水)、鳳(鳳翔)的通道,民國年間道衰人稀。

7、安夷關道

南北朝時,寶雞西部渭河北岸、隴山南麓有條東西通道稱安夷關道。因北魏孝明帝于南由(峪)口(今陳倉區香泉街南)設南由縣,又稱南由路。安夷關道與放馬灘地圖第2塊地圖所標注的東北方向道路大致相近[28],這條路對於連結天水地區和寶雞地區來說相當便捷,雖然無法通行車輛,但卻避開了渭水峽谷和汧河峽谷。

三、寶雞境內絲綢之路考察的啟示

1、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中西方就已經有了文化的交流。秦穆公伐戎時,一部分戎人逃往西亞和歐洲,使“秦”這一稱謂早在西元前四、五世紀就被西方國家所聞名。古代印度、羅馬等帝國的人,均尊稱中國為Cina、Thin、Sinae,譯成中文即為支那、希尼、震旦、至那、脂那(後四種都是“支那”的異譯)等,這些名稱都是“秦”的外文對應發音。此外,西元前5世紀巴澤雷克(今俄羅斯烏拉幹河畔)古墓群和西元前4世紀前後在中亞、印度等國的古墓中,都發現有精美的中國絲綢殘片,甚至出土了刺繡著鳳凰圖案的中國絲綢。考古工作者曾在秦都雍城宗廟遺址內發掘出土的陶片上發現一些“H、X”等符號,據專家推測,這些外文符號可能為春秋戰國時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1980年秋,陝西扶風西周宮殿遺址中發掘出兩件西周蚌雕人頭像,高鼻深目,頭戴堅硬高帽,與居住在中亞地區“塞種”人像完全一致。不管這種蚌雕頭像是周人製作,還是中亞遊牧部落獻給周王朝的貢品,都說明早在張騫開通絲綢之路前,中西文化的交往就已經開始。

2、以河谷作為交通要道,逐水而行,擇水而棲,是古人交通出行的一大發明。因為沿河要比翻山容易得多,而且可隨時取水捕魚,補充給養。這個活動規律一直自用至今,現代人在山區修路,不論是公路還是鐵路,也會延河谷而建。

3、寶雞境內既有絲綢之路,也有蜀道,許多重要的歷史事件發生在寶雞,搞清此這些古道的走向、歷史和變遷,對申報歷史文化遺產和沿線文物保護有著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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