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調聚人氣,張揚遭人嫉
做人是一種藝術,能夠把個性融入到創造性的才華和能力中,是一門高境界的低調處世的藝術,只有掌握了這樣的藝術,才能在生活中遊刃有餘。
許多年輕人都喜歡但丁的那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的確,能夠這樣做是何等的灑脫?但是,許多人誤把任性和張揚當做灑脫,他們不知道這種所謂的灑脫會在無形中招來很多麻煩。 其實做人是一種藝術,能夠把個性融入到創造性的才華和能力中,是一門高境界的低調處世的藝術,只有掌握了這樣的藝術,才能在生活中遊刃有餘。
當今社會,許多圖書、雜誌、電視等媒體都在宣揚個性的重要。 的確,許多名人都表現出非同尋常的個性,像愛因斯坦,生活極其不拘小節;巴頓將軍,性格粗暴至極;畫家凡高,缺少理性、充滿藝術幻想。 這些人因為在各自的領域中有突出的成績,所以媒體開始宣揚他們的張揚行為,誤導了許許多多的年輕人,讓他們認為:怪異行為是天才的標誌,成功的秘訣。
大科學家牛頓說:“如果說我比別人看得更遠一點,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肩上的緣故。 ”相信其他名人也有同樣的心態,所以他們的個性並不是表現在高人一等的做氣和張揚,而是體現在低調做人的藝術風格上,這樣才使他們的特殊個性得到社會的肯定。
現在的年輕人所表現的個性內容和這些名人有很大的區別:
首先,年輕氣盛的人希望別人崇拜自己,所以表現欲非常強烈,這其中還夾雜了許多情緒,比如,他們不喜歡束縛在條條框框中,渴望淋漓盡致地發洩自己的情緒。
其次,年輕氣盛的人都希望完全釋放情感。 所以表現出極其任性、意氣用事的姿態,甚至還會放縱自己的缺陷和陋習,那麼,這樣的張揚個性與那些名人更是有太大的區別。
由此可見,我們在釋放自己情感的時候,千萬不要忽視低調做人的優勢,更不要把張揚個性當成縱容自己虛榮心的藉口。 時刻謹記,我們來到這個社會上,
首先是為社會創造價值,把自己的個性融入到創造性才華和能力之中,以低調的姿態為社會創造出價值,然後再表現個性,這樣才會被社會所接受,反之,如果個性僅表現為一種脾氣,而沒有絲毫的相容性,那麼,必然會導致不好的結果。
宋代大詩人蘇軾,可謂一生命運多舛,究其原因何在呢?
北末神宗在位期間,支持王安石變法,而有許多官吏不同意使用新法,這樣就形成了支持變法的新黨派和反對變法的舊黨派。 舊黨派的代表人物是司馬光,新黨派的代表人物當然就是主張變法的宰相王安石。 蘇軾同這“兩黨”的代表人物都很要好,所以就個人感情而言毫無偏愛之心。 但是他認為王安石要革新舊的立法理念固然好,但是在改革措施、舉薦人才方面,都非常欠妥,所以,他對王安石變法持反對態度。 這樣一來,司馬光自然高興,以為蘇軾是他的一黨,所以對蘇軾大加稱讚。
在王安石緊鑼密鼓地籌辦立新法的同時,司馬光也在緊急搜羅幫手,阻止王安石推行新法。
蘇軾不但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張揚個性,還有一顆愛國愛民的赤子之心於是,在短短的兩個月間,他給神宗皇帝上了《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皇帝書》兩道奏章,全面批評了王安石的新法,朝野上下無不震驚。王安石的新黨派人士更是恨得咬牙切齒。
王安石當然不會無動於衷,派謝景溫把蘇軾請來,設宴款待蘇軾。席間,王安石憤怒地斥責蘇軾道:“你同司馬光站在一邊,竭力反對新法,用心何在?”蘇軾聽了這樣的斥責,忍不住火氣道:“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王安石說:“仁宗在時,你主張革新立法,打破傳統理念,而且其意非常堅決,如今到我王安石推行新法,你卻又夥同司馬光排斥我,還敢說沒有任何目的?”蘇軾更怒:“既然話你已經挑明,那我就告訴你,我既反對司馬光‘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泥古不化,又反對你不審時度勢,冒然推行新法的草率行為!”說罷拂袖而去。
不久便有人上書誣告蘇軾,說他利用官船販運私鹽。雖然官方調查並無此事,但早已厭惡朝廷爭鬥的蘇軾,並沒有為自己爭辯,任由新黨排除異己,被貶杭州任杭州通判。
蘇軾雖被貶,但是他仍然為國為民著想,在杭州、徐州輾轉期間,興水利,救水災,為百姓做了不計其數的好事。幾年後,蘇軾又從徐州遷到湖州。此時的
朝廷的新黨派內部鉤心鬥角,相互傾軋。最終王安石被貶庶民,李定、舒宣等人獨朝權,蘇軾看到朝廷發生的這些事,氣憤不已,於是在給朝廷上謝表時加了這樣的詞句:“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份謝表正給小人一個彈劾他的“時機”,李定、舒宣等人唯恐聞名于天下的蘇軾東山再起,於是,決定借此機會彈劾他,結果彈劾成功,蘇軾被神宗勒令拿問。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字獄—“烏台詩案”。此後,蘇軾又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由於功績顯著,連升幾次官,升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制法、侍讀等職。但又因為其直言不諱,意見與朝臣不合,被貶瓊州別駕,昌軍安置,在瓊州,蘇軾以他堅韌超脫的態度不僅活了下來,還為海南島的百姓作出了巨大的頁獻,使荒涼的海南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才華卓著的人總是不能被人們所遺忘。蘇軾終於在宋徽宗趙估即位後,為調新舊兩黨的關係被詔還朝。
蘇軾這一生的挫折,追根究底是因為他的張揚個性,如果他說話委婉些、處世低調些,就不會同時激怒王安石和司馬光,使自己淪為成為眾矢之的。
由此可見,無論你是什麼樣的人,都不要盡顯張揚,低調地處理事情,才能在紛爭中左右逢源,遊刃有餘。
蘇軾不但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張揚個性,還有一顆愛國愛民的赤子之心於是,在短短的兩個月間,他給神宗皇帝上了《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皇帝書》兩道奏章,全面批評了王安石的新法,朝野上下無不震驚。王安石的新黨派人士更是恨得咬牙切齒。
王安石當然不會無動於衷,派謝景溫把蘇軾請來,設宴款待蘇軾。席間,王安石憤怒地斥責蘇軾道:“你同司馬光站在一邊,竭力反對新法,用心何在?”蘇軾聽了這樣的斥責,忍不住火氣道:“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王安石說:“仁宗在時,你主張革新立法,打破傳統理念,而且其意非常堅決,如今到我王安石推行新法,你卻又夥同司馬光排斥我,還敢說沒有任何目的?”蘇軾更怒:“既然話你已經挑明,那我就告訴你,我既反對司馬光‘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泥古不化,又反對你不審時度勢,冒然推行新法的草率行為!”說罷拂袖而去。
不久便有人上書誣告蘇軾,說他利用官船販運私鹽。雖然官方調查並無此事,但早已厭惡朝廷爭鬥的蘇軾,並沒有為自己爭辯,任由新黨排除異己,被貶杭州任杭州通判。
蘇軾雖被貶,但是他仍然為國為民著想,在杭州、徐州輾轉期間,興水利,救水災,為百姓做了不計其數的好事。幾年後,蘇軾又從徐州遷到湖州。此時的
朝廷的新黨派內部鉤心鬥角,相互傾軋。最終王安石被貶庶民,李定、舒宣等人獨朝權,蘇軾看到朝廷發生的這些事,氣憤不已,於是在給朝廷上謝表時加了這樣的詞句:“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份謝表正給小人一個彈劾他的“時機”,李定、舒宣等人唯恐聞名于天下的蘇軾東山再起,於是,決定借此機會彈劾他,結果彈劾成功,蘇軾被神宗勒令拿問。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字獄—“烏台詩案”。此後,蘇軾又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由於功績顯著,連升幾次官,升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制法、侍讀等職。但又因為其直言不諱,意見與朝臣不合,被貶瓊州別駕,昌軍安置,在瓊州,蘇軾以他堅韌超脫的態度不僅活了下來,還為海南島的百姓作出了巨大的頁獻,使荒涼的海南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才華卓著的人總是不能被人們所遺忘。蘇軾終於在宋徽宗趙估即位後,為調新舊兩黨的關係被詔還朝。
蘇軾這一生的挫折,追根究底是因為他的張揚個性,如果他說話委婉些、處世低調些,就不會同時激怒王安石和司馬光,使自己淪為成為眾矢之的。
由此可見,無論你是什麼樣的人,都不要盡顯張揚,低調地處理事情,才能在紛爭中左右逢源,遊刃有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