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縣治， 天下安”， 這是中國的古訓。 縣， 是兩千多年間中國社會最基層的治理單位， 甚至連名字也一直沒有變動過。
繁體的“縣”字，
從大禹的兒子夏啟建立統一國家起， 夏、商、週三個王朝一直推行分封制的社會治理模式。 所謂分封制， 就是天子把天下的土地與人口永遠授給自己的血緣子弟與功臣戰將， 讓他們成為一個個享有高度自治權力的地方諸侯。
分封制的缺點是， 時間一長， 這些封國之間的血緣親情、戰友之誼越來越疏遠， 難免會因利益引起各種紛爭。 但是，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進步， 國君對地方的直接管理也越來越變得可能。 縣， 就是國君直接管理地方的產物。
據《左傳》記載， 楚國是第一個建縣的諸侯國。 西元前690年， 強大的楚文王打敗申國和息國後，
值得一提的是， “申縣”自戰國中期之後即已更改縣名而不復存在， 很多歷史學家在史籍中曾反復尋找， 仍難見其蹤影。 而“息縣”自建縣之後， 天下改朝換代不知多少回， 但息縣的縣名與縣府的治所幾乎沒有變化， 堪稱“中國第一縣”。
春秋戰國時期， “縣”作為新的社會組織和新的行政管理體系， 開始在各地區迅速成長起來。 緊隨楚國的就是秦國。 關於秦國最終統一六國的原因， 有人指出， 秦國有著當時最管用的制度—郡縣制。 正因為有了郡縣制度， 才使得秦國成為統一的專制帝國的締造者。
秦國完成統一後， 秦始皇聽取廷尉（注：主管刑獄，
郡縣制出現以來， 分封制並沒有就此消失， 而是時隱時現。 然而， 事實證明， 郡縣制優點更多， 最終成為了行政管理制度的主流。
中國兩千多年的歷朝歷代， 行政管理層級曾經經過很多變化， 有過兩級制， 也有過三級制， 還有過四級制， 縣之上的行政管理單位有過郡、州、道、路、府等變化， 然而， 作為最基層的行政管理單位， 縣制一直高度穩定， 甚至連名稱也不曾變化。
秦制規定， “縣大率方百里， 其民稠則減， 稀則曠”。 漢代之縣的規模一般只分兩級：萬戶以上為大縣， 其長官稱“令”；萬戶以下為小縣， 其長官稱“長”。 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庫法》中對此有明確的記載：“（大縣）百里， （中）縣七十裡， 小縣五十裡。
秦代有縣約1000個， 人口約為2000萬， 平均每個縣僅為2萬人。 據《漢書》記載， 西漢最繁榮時期的戶數為1200多萬， 人口數為5700多萬， 這個人口規模是中國古代社會前半期的頂峰， 一直到宋代仁宗嘉祐八年（西元1063年）才被超過。 但就算是此時， 若除以1587個縣， 每縣人口也僅為3.6萬餘人。
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西元740年）為840多萬戶， 4800多萬人， 除以1806個縣， 每縣平均人口尚不及3萬人。 到了宋徽宗大觀四年（西元1110年）， 全國戶數達到2000多萬戶， 人口總數終於過億， 約為1.25億人， 若除以1234個縣， 每縣平均約為10萬多人。
到了明崇禎十三年（西元1640年）的時候， 全國約有1.4億人口， 除以1385個縣， 縣均人口仍然約為10萬多人。 迄至清代光緒二十七年（西元1901年）， 全國人口已高達4.5億。 當時，全國縣域為1325個，縣均人口高達近34萬人之多。
縣官的稱呼，各朝各代有所不同，有縣令、縣長、知縣、縣尹等，但縣官的職責是基本相同的。自秦至清，只要是統一的王朝，縣官都由吏部銓選，皇帝直接任命，因此，人們常將縣官稱為朝廷命官。
在中國官僚體系中，根據職官與百姓關係的不同，可分為管民的官與管官的官。縣官處於國家政權的基層，是典型的管民官，所以常被人稱為“父母官”。一般來說，縣官的職責包含以下一些方面：
教化。教化百姓是縣官的首要責任。縣官負有貫徹執行皇帝詔令，以儒家思想教化百姓的職責。明清時期，全國每一個縣都有專講鄉規民約的場所，稱為“約所”。作為一縣之長，負有樹立本地各種各樣典型，以供百姓學習的重任。如忠臣烈士經朝廷批准可以立祠，孝子賢孫貞婦烈女也可以掛匾、立牌坊。
司法。中國自古以來將司法、行政合為一體，縣官既是一縣的行政長官，也是司法長官，負責本轄區內的治安和刑獄案件管理。民有冤屈，先赴縣衙門告狀。縣官要親自受理案件，對命案、盜案等刑事案件，縣官必須親自勘驗現場、檢驗屍傷、偵查、緝捕、查贓，實行強制措施，還要進行初審，定罪量刑，逐級上報作為定案依據。清代的法定刑罰，按輕重劃分依次是笞（音chī讀“吃”，用鞭打的意思）、杖、徒、流、死五刑。它們分別由不同級別的衙門來行使。縣的司法權限最小，只限判笞、杖兩個輕刑。其他刑罰都要經縣衙門初審後交上級單位審定。
徵稅。中國古代是農業社會，農業幾乎是唯一的經濟產業，國家財政收入、官吏的俸祿和軍隊所需的一切大多通過縣官之手，取之於民。因此，徵收賦稅是縣官的重要職責，也是考評縣官政績的重要指標之一。
勸農。為表示勸農，歷代規定把立春日作為勸農日，縣官于立春前一日迎春牛于大堂前，次日于大堂前舉行迎春動員，以紅綠彩鞭打春牛，稱之為“打春”。
賑災。明清時期的救災程式有報災、勘災、審戶、發賑等。救災措施有蠲免、賑濟、調粟、借貸、除害、撫恤等。這一切措施都由知縣實施。
興學。為了滿足培養人才的需求，古代縣官還擔負著興辦縣學和主持科舉前最初考試—縣試的職能。
由於朝廷的一切治民政務都要靠縣來組織實施，因此，古人曾以“萬事胚胎皆在州縣”來形容縣官作為實際處理政務的重要性。
縣官的選任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制度，就是任官回避制度。這一異地任官制度始創於西漢時期。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以其深邃的政治洞察力，敏銳地意識到了異地為官對維護中央集權，對防止裙帶關係滋生、抑制盤根錯節的地方勢力的重要意義。
到了東漢桓帝時期，中國第一個關於任官回避的法規正式出臺。到了宋代，回避制度進一步被細化為籍貫回避、親屬回避、職務回避以及科舉回避四大類。
明清兩代回避制度更加嚴格。明朝規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只要想做官，就只能穿越半個中國。清朝法律略有放寬，只規定不得本省為官，這稱為“避籍”。避籍的好處在於使官吏孑然一身，在轄地舉目無親，避免過多的社會關係編織出徇私舞弊的人情網。
從唐代開始，考中進士者要任官，先要通過由吏部組織的“釋褐試”。因為宋以前沒有棉花，只有絲綢和麻布，一般百姓只能穿褐色的麻布衣，唯有官員才有穿絲綢服裝的特權，所以，釋褐試是決定一個知識份子是進入官場為官、改穿絲綢衣服，還是繼續當老百姓穿麻布衣的命運抉擇。
始自唐代的脫掉麻布衣的“釋褐試”按“身、言、書、判”四方面要求進行。“身正”，即家庭出身和個人品行符合要求，出身于奴僕、皂隸（舊時衙門裡差役）、娼妓等家庭的賤籍之人，不得做官。還要觀察相貌，有無疾患，有無隱瞞歲數等。“言簡”，要求參試者口齒清楚，表述流利。“書美”，要求參試者書法端正，文辭優美，能在最短的時間裡寫出高品質的政論文章。“判准”，要求參試者對策論試題反應靈敏，能抓住本質，準確判斷，迅捷決策。
明代全國共有1170余個知縣，幾乎都在赴任前接受過朱元璋的親自接見和告誡。上任以後，凡清廉正直的，朝廷還要派專人前往慰勞，增加俸祿或額外給一筆獎金。任期滿後考核優異者，就可以調到京裡任六部主事一類的官職。
清朝滅亡後，縣官不再是皇帝委任。新中國成立後，各級政府都是人民政府，已和舊時代不可同日而語。然而，縣作為最基層的社會治理單位，卻延續兩千多年，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鮮明特色。
當時，全國縣域為1325個，縣均人口高達近34萬人之多。
縣官的稱呼，各朝各代有所不同，有縣令、縣長、知縣、縣尹等，但縣官的職責是基本相同的。自秦至清，只要是統一的王朝，縣官都由吏部銓選，皇帝直接任命，因此，人們常將縣官稱為朝廷命官。
在中國官僚體系中，根據職官與百姓關係的不同，可分為管民的官與管官的官。縣官處於國家政權的基層，是典型的管民官，所以常被人稱為“父母官”。一般來說，縣官的職責包含以下一些方面：
教化。教化百姓是縣官的首要責任。縣官負有貫徹執行皇帝詔令，以儒家思想教化百姓的職責。明清時期，全國每一個縣都有專講鄉規民約的場所，稱為“約所”。作為一縣之長，負有樹立本地各種各樣典型，以供百姓學習的重任。如忠臣烈士經朝廷批准可以立祠，孝子賢孫貞婦烈女也可以掛匾、立牌坊。
司法。中國自古以來將司法、行政合為一體，縣官既是一縣的行政長官，也是司法長官，負責本轄區內的治安和刑獄案件管理。民有冤屈，先赴縣衙門告狀。縣官要親自受理案件，對命案、盜案等刑事案件，縣官必須親自勘驗現場、檢驗屍傷、偵查、緝捕、查贓，實行強制措施，還要進行初審，定罪量刑，逐級上報作為定案依據。清代的法定刑罰，按輕重劃分依次是笞（音chī讀“吃”，用鞭打的意思）、杖、徒、流、死五刑。它們分別由不同級別的衙門來行使。縣的司法權限最小，只限判笞、杖兩個輕刑。其他刑罰都要經縣衙門初審後交上級單位審定。
徵稅。中國古代是農業社會，農業幾乎是唯一的經濟產業，國家財政收入、官吏的俸祿和軍隊所需的一切大多通過縣官之手，取之於民。因此，徵收賦稅是縣官的重要職責，也是考評縣官政績的重要指標之一。
勸農。為表示勸農，歷代規定把立春日作為勸農日，縣官于立春前一日迎春牛于大堂前，次日于大堂前舉行迎春動員，以紅綠彩鞭打春牛，稱之為“打春”。
賑災。明清時期的救災程式有報災、勘災、審戶、發賑等。救災措施有蠲免、賑濟、調粟、借貸、除害、撫恤等。這一切措施都由知縣實施。
興學。為了滿足培養人才的需求，古代縣官還擔負著興辦縣學和主持科舉前最初考試—縣試的職能。
由於朝廷的一切治民政務都要靠縣來組織實施，因此，古人曾以“萬事胚胎皆在州縣”來形容縣官作為實際處理政務的重要性。
縣官的選任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制度，就是任官回避制度。這一異地任官制度始創於西漢時期。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以其深邃的政治洞察力，敏銳地意識到了異地為官對維護中央集權，對防止裙帶關係滋生、抑制盤根錯節的地方勢力的重要意義。
到了東漢桓帝時期，中國第一個關於任官回避的法規正式出臺。到了宋代，回避制度進一步被細化為籍貫回避、親屬回避、職務回避以及科舉回避四大類。
明清兩代回避制度更加嚴格。明朝規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只要想做官，就只能穿越半個中國。清朝法律略有放寬，只規定不得本省為官，這稱為“避籍”。避籍的好處在於使官吏孑然一身，在轄地舉目無親，避免過多的社會關係編織出徇私舞弊的人情網。
從唐代開始，考中進士者要任官，先要通過由吏部組織的“釋褐試”。因為宋以前沒有棉花，只有絲綢和麻布，一般百姓只能穿褐色的麻布衣，唯有官員才有穿絲綢服裝的特權，所以，釋褐試是決定一個知識份子是進入官場為官、改穿絲綢衣服，還是繼續當老百姓穿麻布衣的命運抉擇。
始自唐代的脫掉麻布衣的“釋褐試”按“身、言、書、判”四方面要求進行。“身正”，即家庭出身和個人品行符合要求，出身于奴僕、皂隸（舊時衙門裡差役）、娼妓等家庭的賤籍之人，不得做官。還要觀察相貌，有無疾患，有無隱瞞歲數等。“言簡”，要求參試者口齒清楚，表述流利。“書美”，要求參試者書法端正，文辭優美，能在最短的時間裡寫出高品質的政論文章。“判准”，要求參試者對策論試題反應靈敏，能抓住本質，準確判斷，迅捷決策。
明代全國共有1170余個知縣，幾乎都在赴任前接受過朱元璋的親自接見和告誡。上任以後，凡清廉正直的，朝廷還要派專人前往慰勞，增加俸祿或額外給一筆獎金。任期滿後考核優異者，就可以調到京裡任六部主事一類的官職。
清朝滅亡後，縣官不再是皇帝委任。新中國成立後，各級政府都是人民政府，已和舊時代不可同日而語。然而，縣作為最基層的社會治理單位，卻延續兩千多年，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鮮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