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歷史上， 有一些現象似乎已經形成規律。 那就是：凡是一刀一槍打下了天下的皇帝， 對人都要厲害一些， 兇惡一些， 似乎老百姓都是他的俘虜、奴僕、戰利品。 秦始皇是如此， 朱溫是如此， 朱元璋也是如此。 反之， 如果一個人的帝位來得比較容易（巧取）， 比較偶然（僥倖）， 他就會對老百姓溫和一些， 客氣一些。 這樣， 老百姓的日子就要好過得多。 例如通過首次玄武門之變而奪位的李世民是如此（他開創了“貞觀之治”）， 通過第四次玄武門之變而上臺的李隆基也是如此（他開創了“開元之治”），
宋太祖趙匡胤像
其實， 對老百姓來說， 你的帝位怎麼得來的， 其實是沒太大關係的。 老百姓只希望政策寬鬆， 生產發展， 日子好過， 你們誰做皇帝都可以。 政變也行， 禪讓也行， 但願不要大打出手， 大動干戈， 讓老百姓遭到池魚之殃。 大凡改朝換代， 總難免要亂一陣子。
不過這種亂也有幾個不同的檔次。 最好的是雞犬不驚。 不論是政變、逼宮、禪讓或者受降， 只要雙方所採取的是和平交接的方式， 不是兵戎相見的方式， 就可以做到雞犬不驚。
其次是雞犬不寧。 在政權接替的過程中， 雖無激烈的戰鬥， 但是仍然引起不少騷亂。
最壞是雞犬不留。 因為戰爭過於激烈， 或者戰勝一方過於殘暴， 主要戰場成為一片廢墟， 既然雞犬都已不存， 必然人煙斷絕。
趙匡胤所建立的宋王朝取代柴氏的後周王朝， 實在是遇上了大好機會。 當時後周世宗柴榮十分有為， 南征北戰， 開疆拓土， 抗擊了北方遼國的入侵， 打下了建國的基礎。 可惜他在三十多歲即英年早逝， 其子周恭帝柴宗訓繼位時年方七歲， 孤兒寡婦， 實在是無力管理朝政。 殿前都點檢趙匡胤手握兵權， 又受到許多同僚將領的擁護， 所以奪取帝位， 易如反掌。 西元960年， 他們借出兵抗遼的機會， 把軍隊開拔到東京（今開封）郊區的陳橋驛， 由將士們把預先準備好的黃袍披到趙匡胤的身上， 擁立為帝。 然後回師東京， 逼柴氏母子移交政權， 輕而易舉地建立了宋王朝。 在那時候， 由於軍閥長期混戰， 將士們強行擁立有能力的將領做皇帝的事，
陳橋兵變， 黃袍加身
趙匡胤的得天下實在是太容易了， 可以說是像演戲一樣， 東京全城雞犬不驚就登上了帝位。 既然有了一個好的開頭， 他就希望儘量化解各種矛盾，
按照過去的慣例， 一個新王朝建立起來之後， 為了增加自己的安全係數， 最好把前朝的皇族一律斬盡殺絕。 趙匡胤的江山不是打下來的， 是柴家母子拱手相送的， 而且勢孤力單的柴家母子對於他的帝位不會產生任何威脅， 所以他決定長期優待他們， 對柴宗訓封以爵位， 長期養起來。 他這種做法贏得了朝野上下一致的好感， 大家都認為他為人寬厚， 對他以後解決別的矛盾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從唐代安史之亂以來， 大小軍閥擁兵自重， 各據一方， 長期混戰， 連皇帝也管不了他們， 有時候皇帝還會成為他們爭來奪去的傀儡。 這個嚴重問題不徹底解決， 國家就會長期亂下去， 無法進入太平盛世。趙匡胤是軍人出身，他不僅親眼見到軍閥混戰對地方破壞之慘烈與帶給老百姓的苦難之深重，而且深知那些驕兵悍將的想法與做法。也就是說，深知軍閥思想產生的根源。所以能夠想得出一個從根本上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舉重若輕，使得多年來干戈擾攘都解決不了的矛盾，一旦化解於言談歡笑之間杯酒釋兵權。只有這個最大的矛盾解決了，才能開始建設國家，求得大治。
建設國家，要靠文臣。“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這個道理我們早就懂得，但是做起來非常困難。江山是靠武人打下來的，武人打得了天下，卻治不了天下。治天下要靠文臣，拿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要靠知識，要靠知識份子。但是武人肯讓位麼？肯交權麼？趙匡胤在“杯酒釋兵權”之後，就為重用文臣，讓文臣治國創造了條件。
在中國歷史上，宋代的禮遇文臣是最為突出的。首先，趙匡胤在太廟裡立了“誓碑”，規定“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這個誓言，給文臣以最大的保障，你做錯了事，說錯了話，絕對不會殺頭，最多貶官、流放了事。其次，給文臣以優厚的待遇，即現代所說的“高薪養廉”，退休後也有妥善安置，讓你能夠息影林泉，著書立說。在對待文臣這一方面，宋代與明代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宋代對待文臣如賓客，文臣一旦任職，生活上即無後顧之憂。明代對待文臣如奴僕，一旦忤旨，不僅會坐牢殺頭，還會當眾脫褲子打屁股；薪俸極其微薄，卸任官員，往往無路費回原籍。宋代的禮遇文臣，大大地化解了統治集團內部矛盾，讓文臣得以放手做事，放膽說話。
歷代中原王朝與邊疆民族的矛盾，也是一個很難妥善解決的問題。有些大皇帝就在這個問題上栽了筋斗。例如楊廣傾全國的兵力三次去打高麗，實在無此必要，完全是鬧意氣，結果是引爆了內部矛盾，身死國亡。唐代與南詔的衝突，兵連禍結，宰相楊國忠大征天下之兵，往攻南詔，結果一敗塗地，成為唐代由盛轉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對於這些教訓，趙匡胤引以為戒，於是作出了一個重要的決策，即君子顧其本，先把國內治理好了再說，一切對外的矛盾，都作低調處理。對南方，他以“玉斧畫河”（大渡河）曰：此外非我有也。對南詔、吐蕃之事一律不加過問。對北方，他為了避免與遼國直接衝突，對北漢這個地方割據政權暫時保留，作為緩衝地帶。他對邊疆民族這種讓步政策，緩和了民族矛盾，贏得了邊疆的安定，從而爭取了在國內發展經濟，提高文化，增強國力的充分時間。
北宋統一全國之後，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以趙匡胤為首的統治集團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發展經濟與文化事業上，這無疑是一個正確的決策。其實，只要戰亂停止了，社會安定了，知識得到重視了，文臣得到重用了，不需要你大皇帝自己操心，如何發展經濟、提高文化，文臣們自會替你策劃，全國老百姓的生產積極性也會大大提高。中國的四大發明，除了造紙術早就應用於生產以外，其餘的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都是在宋代才普遍應用的。中國的印刷術對於人類知識的傳播所做的巨大貢獻，眾所周知，無須多說。用火藥製造武器，始于宋代，經過蒙古西侵傳入歐洲。以有磁性的指南針製成羅盤，用於航海，也是始于宋代，經過阿拉伯商人之手傳入歐洲。這些發明創造都是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出現的。不管宋代君臣是否有意化解國內貧富不均的階級矛盾，只要社會安定，生產發展，老百姓的日子能夠過得下去，階級矛盾自然就會得到緩和。兩宋三百多年間，就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有些小規模的農民起義，居然可以用“招安”這樣特殊的辦法來解決。《水滸傳》當然是小說，不是歷史，但此書的某些內容確也反映了宋代歷史的一個側面，那就是許多被“逼上梁山”的弟兄們“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說明宋王朝與別的王朝相比，階級矛盾並不十分突出。
趙匡胤力求化解各種矛盾，希望做到長治久安，這並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要求他的子子孫孫都能貫徹執行下去。從他在太廟中所立的不許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誓碑”的內容就可以看得出來。這個“誓碑”是不公開的，只存放在太廟裡告誡自己的子孫的，因此沒有半點對外宣傳的用意在內。
對於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一事，歷代史家評價不一。我們不妨先來看看趙匡胤與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幾位元大將的對話：
西元961年的一天晚上，太祖（趙匡胤）邀請石守信等人到宮裡宴會。酒過三巡，太祖叫左右侍者一律回避，然後舉杯向石守信等人說：“我不是得到你們的支持，當不上這個皇帝，所以今天先敬你們一杯，謝謝你們！不過這個皇帝也不好當，還不如我當節度使的時候日子好過，我現在夜裡常常睡不著覺。”
石守信等人惶恐地說：“陛下為什麼說這種話？現在天命已定，未必誰還敢有異心？”
太祖歎息說：“對於你們，我是完全相信的。但是你們的部下中間，難保沒有貪圖富貴的驕兵悍將。一旦有了機會，說不定他們會將黃袍強加到你的身上，到那時候，恐怕你不想幹也不行。”
石守信等更加惶恐地說：“臣等腦子太笨，我們該怎麼做，請陛下指教！”
太祖從容不迫地說：“我倒有個想法，現在坦率地說出來，請你們考慮。人生在世有如白駒過隙，能有多長時間？大家拼命尋求富貴，不過是想日子過得富裕一點，子孫後代不為生活發愁。你們不如辭掉職務，交出兵權，外出當個地方官，多買良田美宅，歌兒舞女，日夕歡樂，以終天年。我再和你們結成兒女親家，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互相保全，這不成了一件大好事麼！”
石守信等人離席叩頭說：“謝謝陛下的開導，陛下為我們想得這麼周到，真是深仁厚澤！”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都寫了報告，請辭軍職，太祖一一批准，對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張令鐸、趙彥徽都釋去兵權，外放為節度使，定期赴任。不久之後，太祖又宴請一批有兵權的地方藩鎮，如法炮製。對於收回兵權這樣一件大事，就輕輕鬆松地完成。
杯酒釋兵權
讀者讀了上面這一段對話，也許會覺得趙匡胤思想境界不高，說話未免太俗，怎麼盡說些“人生苦短，及時行樂”的話。其實我們略一思考，就會啞然失笑。首先，趙匡胤談話的物件本來就是些拼性命求富貴的武夫，思想境界本來就不高。你對他們談為國為民的大道理，豈不是對牛彈琴；其次，如果你不勸他們及時行樂，還勸他們再做一番事業，那他們肯釋兵權麼？足見趙匡胤的談話很講策略，效果頗佳。
“杯酒釋兵權”一事的圓滿成功，不僅有利於國，有利於民，對趙匡胤與那些被釋兵權的將領來說，也是“雙贏”。那些將領大都是趙匡胤的鐵哥們，對於他們的經歷，他們的認識，他們的想法，趙匡胤無不了然於胸，所以設計出來的“雙贏”方案，能被他們欣然接受。那些將領都是一介武夫，他們開始從軍，也可能是為國為民，也可能是混碗飯吃，這就不必多說；但在立了戰功有了兵權之後，尋求富貴的想法肯定是有的。在參與軍閥混戰之時，獲利的機會與風險並存。獲利最大是當皇帝，其次是當節度使做一方的小皇帝。但在混戰期中，風險是長期存在的。你打了十次勝仗，未必當得上皇帝；打了一次敗仗，也可能人頭落地。只要混戰不已，風險永遠存在，正如俗話所說“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如果接受了“杯酒釋兵權”，算盤又是另一種打法。皇帝當然是當不成了，這也不過是“放棄一個最高分”而已。當大官（節度使）是不成問題的，風險則大大下降；如按“君臣互保永享太平”的設計藍圖來考慮，則風險等於零。權衡利害，接受“杯酒釋兵權”是合算的。那些將領雖是大老粗，但都是老兵油子，生活經歷豐富，算盤還是打得來的。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能夠成功，不是由於他狡猾，而是由於他明智。
趙匡胤出身軍旅，打了半輩子的仗；在陳橋兵變登上帝位之後，又開創了長達年的宋王朝。照說，像他這樣的人對於帶兵打仗自是不在話下。但他並不想靠打仗解決問題。在他登位後的十餘年間，他除了親自領兵平李重進之亂與抗擊過一次北漢軍隊之外，就再沒有親自帶兵。在解決對內對外各種矛盾的時候，他盡可能地採用折衝樽俎的辦法。對於改朝換代奪取帝位這樣的大事，他能客客氣氣，談判成功；對一些大將收回兵權，他不用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手法，而是“杯酒釋兵權”；甚至於對抵禦外侮收復失地這樣非用兵不可的事，他也想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來解決。後晉石敬塘曾經割燕雲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地方）給遼國。宋初，君臣多次計議如何收復失地。趙匡胤曾經公開提出一個兵不血刃而收復失地的設想。在平定荊、湖、西蜀之後，他把得到的眾多金帛，另藏一庫，稱為“封樁”。以後每年國家的結餘，也都存入這個庫中。
他向臣下說：“燕雲十六州的百姓久陷於敵國，我很可憐他們，常常想把他們解救出來。我想等到這個庫藏有了四五百萬之數，就派使臣去與遼國談判，以這些金帛把失地贖回來。”雖然他這個設想後來沒有實現，他死後，繼位的趙光義急於向遼國用兵，否定了這個計畫，但他作為一個軍人出身的皇帝，為了愛惜民命，竟然想出了努力發展經濟，以金帛贖回失地的計畫，實在太不容易。如果這麼大的矛盾都可以通過和平談判來解決，那麼人世間還有什麼化解不了的矛盾呢？
對於趙匡胤，我們與其說他是軍人，是專制帝王，倒不如說他是一位大政治家。其實，發現、研究與解決人群之中的各種矛盾就是政治，善於化解各種矛盾的人就是大政治家。根據這一思路，我們說趙匡胤是一位大政治家並不為過。不少開國之君都是軍人，他們急功近利，希望一戰而勝，求大，求強，能夠功業蓋世。頗有政治眼光的趙匡胤的思路就和他們大不相同，他希望在和諧中求發展，求穩，求富。通過發展經濟，提高文化，加強國家內部的團結，在逐漸富足的物質基礎上建立精神文明。因此，宋王朝開國的形勢，遠不及漢唐兩代的轟轟烈烈，但是他們的建國計畫，穩步發展，經濟和文化兩方面的成就，終於達到了中國古代兵權社會中所能達到的最高峰。正如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所說“中華文明登峰造極于趙宋之時。”當然，歷史的發展是由各種力量共同推動的；但是趙匡高瞻遠矚的政治眼光與他善於化解矛盾的政治手腕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容忽略。
清明上河圖（局部），宋代是中華文明輝煌的頂點
趙匡胤是一介武夫、職業軍人，他的前半生又是在軍閥混戰的大環境中度過的。在他的身上難免也保留著一些軍閥的霸氣，他對南唐使臣徐鉉所說的“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一語就足以說明這一點。作為一個開國之君，他並不缺少耍弄陰謀的本領。陳橋兵變之前，他的龍袍與登位詔書早就準備好了；但在將士擁戴他登位之時，他卻再三辭謝，情詞懇切，聲淚俱下，其做秀的工夫也是一流的。難能可貴的是他身為武夫卻重文事，懂得治國要靠文臣，所以禮遇文臣，重用文臣，銳意發展經濟、文化。更為難得的是，他不嗜殺人，對於內外許多矛盾全都化解於言談歡笑之間，不以兵戎相見，這真是功德無量。專制帝王中間能出這樣的人物，已經大不容易，我們對他難道還能作更高的要求嗎？
正因為趙匡胤的這些所作所為，從不濫殺無辜，愛惜民力，使得百姓能夠安居樂業，百姓對他還是十分感激的。所以，他儘管是篡位之君，但他在民間的名聲卻是相當的好。民間一直將他視為俠客，視為英雄，至今仍流傳著他“千里送京娘”的俠義故事。
無法進入太平盛世。趙匡胤是軍人出身，他不僅親眼見到軍閥混戰對地方破壞之慘烈與帶給老百姓的苦難之深重，而且深知那些驕兵悍將的想法與做法。也就是說，深知軍閥思想產生的根源。所以能夠想得出一個從根本上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舉重若輕，使得多年來干戈擾攘都解決不了的矛盾，一旦化解於言談歡笑之間杯酒釋兵權。只有這個最大的矛盾解決了，才能開始建設國家，求得大治。建設國家，要靠文臣。“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這個道理我們早就懂得，但是做起來非常困難。江山是靠武人打下來的，武人打得了天下，卻治不了天下。治天下要靠文臣，拿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要靠知識，要靠知識份子。但是武人肯讓位麼？肯交權麼？趙匡胤在“杯酒釋兵權”之後，就為重用文臣，讓文臣治國創造了條件。
在中國歷史上，宋代的禮遇文臣是最為突出的。首先，趙匡胤在太廟裡立了“誓碑”，規定“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這個誓言，給文臣以最大的保障，你做錯了事，說錯了話，絕對不會殺頭，最多貶官、流放了事。其次，給文臣以優厚的待遇，即現代所說的“高薪養廉”，退休後也有妥善安置，讓你能夠息影林泉，著書立說。在對待文臣這一方面，宋代與明代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宋代對待文臣如賓客，文臣一旦任職，生活上即無後顧之憂。明代對待文臣如奴僕，一旦忤旨，不僅會坐牢殺頭，還會當眾脫褲子打屁股；薪俸極其微薄，卸任官員，往往無路費回原籍。宋代的禮遇文臣，大大地化解了統治集團內部矛盾，讓文臣得以放手做事，放膽說話。
歷代中原王朝與邊疆民族的矛盾，也是一個很難妥善解決的問題。有些大皇帝就在這個問題上栽了筋斗。例如楊廣傾全國的兵力三次去打高麗，實在無此必要，完全是鬧意氣，結果是引爆了內部矛盾，身死國亡。唐代與南詔的衝突，兵連禍結，宰相楊國忠大征天下之兵，往攻南詔，結果一敗塗地，成為唐代由盛轉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對於這些教訓，趙匡胤引以為戒，於是作出了一個重要的決策，即君子顧其本，先把國內治理好了再說，一切對外的矛盾，都作低調處理。對南方，他以“玉斧畫河”（大渡河）曰：此外非我有也。對南詔、吐蕃之事一律不加過問。對北方，他為了避免與遼國直接衝突，對北漢這個地方割據政權暫時保留，作為緩衝地帶。他對邊疆民族這種讓步政策，緩和了民族矛盾，贏得了邊疆的安定，從而爭取了在國內發展經濟，提高文化，增強國力的充分時間。
北宋統一全國之後，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以趙匡胤為首的統治集團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發展經濟與文化事業上，這無疑是一個正確的決策。其實，只要戰亂停止了，社會安定了，知識得到重視了，文臣得到重用了，不需要你大皇帝自己操心，如何發展經濟、提高文化，文臣們自會替你策劃，全國老百姓的生產積極性也會大大提高。中國的四大發明，除了造紙術早就應用於生產以外，其餘的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都是在宋代才普遍應用的。中國的印刷術對於人類知識的傳播所做的巨大貢獻，眾所周知，無須多說。用火藥製造武器，始于宋代，經過蒙古西侵傳入歐洲。以有磁性的指南針製成羅盤，用於航海，也是始于宋代，經過阿拉伯商人之手傳入歐洲。這些發明創造都是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出現的。不管宋代君臣是否有意化解國內貧富不均的階級矛盾，只要社會安定，生產發展，老百姓的日子能夠過得下去，階級矛盾自然就會得到緩和。兩宋三百多年間，就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有些小規模的農民起義，居然可以用“招安”這樣特殊的辦法來解決。《水滸傳》當然是小說，不是歷史，但此書的某些內容確也反映了宋代歷史的一個側面，那就是許多被“逼上梁山”的弟兄們“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說明宋王朝與別的王朝相比，階級矛盾並不十分突出。
趙匡胤力求化解各種矛盾，希望做到長治久安，這並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要求他的子子孫孫都能貫徹執行下去。從他在太廟中所立的不許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誓碑”的內容就可以看得出來。這個“誓碑”是不公開的，只存放在太廟裡告誡自己的子孫的，因此沒有半點對外宣傳的用意在內。
對於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一事，歷代史家評價不一。我們不妨先來看看趙匡胤與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幾位元大將的對話：
西元961年的一天晚上，太祖（趙匡胤）邀請石守信等人到宮裡宴會。酒過三巡，太祖叫左右侍者一律回避，然後舉杯向石守信等人說：“我不是得到你們的支持，當不上這個皇帝，所以今天先敬你們一杯，謝謝你們！不過這個皇帝也不好當，還不如我當節度使的時候日子好過，我現在夜裡常常睡不著覺。”
石守信等人惶恐地說：“陛下為什麼說這種話？現在天命已定，未必誰還敢有異心？”
太祖歎息說：“對於你們，我是完全相信的。但是你們的部下中間，難保沒有貪圖富貴的驕兵悍將。一旦有了機會，說不定他們會將黃袍強加到你的身上，到那時候，恐怕你不想幹也不行。”
石守信等更加惶恐地說：“臣等腦子太笨，我們該怎麼做，請陛下指教！”
太祖從容不迫地說：“我倒有個想法，現在坦率地說出來，請你們考慮。人生在世有如白駒過隙，能有多長時間？大家拼命尋求富貴，不過是想日子過得富裕一點，子孫後代不為生活發愁。你們不如辭掉職務，交出兵權，外出當個地方官，多買良田美宅，歌兒舞女，日夕歡樂，以終天年。我再和你們結成兒女親家，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互相保全，這不成了一件大好事麼！”
石守信等人離席叩頭說：“謝謝陛下的開導，陛下為我們想得這麼周到，真是深仁厚澤！”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都寫了報告，請辭軍職，太祖一一批准，對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張令鐸、趙彥徽都釋去兵權，外放為節度使，定期赴任。不久之後，太祖又宴請一批有兵權的地方藩鎮，如法炮製。對於收回兵權這樣一件大事，就輕輕鬆松地完成。
杯酒釋兵權
讀者讀了上面這一段對話，也許會覺得趙匡胤思想境界不高，說話未免太俗，怎麼盡說些“人生苦短，及時行樂”的話。其實我們略一思考，就會啞然失笑。首先，趙匡胤談話的物件本來就是些拼性命求富貴的武夫，思想境界本來就不高。你對他們談為國為民的大道理，豈不是對牛彈琴；其次，如果你不勸他們及時行樂，還勸他們再做一番事業，那他們肯釋兵權麼？足見趙匡胤的談話很講策略，效果頗佳。
“杯酒釋兵權”一事的圓滿成功，不僅有利於國，有利於民，對趙匡胤與那些被釋兵權的將領來說，也是“雙贏”。那些將領大都是趙匡胤的鐵哥們，對於他們的經歷，他們的認識，他們的想法，趙匡胤無不了然於胸，所以設計出來的“雙贏”方案，能被他們欣然接受。那些將領都是一介武夫，他們開始從軍，也可能是為國為民，也可能是混碗飯吃，這就不必多說；但在立了戰功有了兵權之後，尋求富貴的想法肯定是有的。在參與軍閥混戰之時，獲利的機會與風險並存。獲利最大是當皇帝，其次是當節度使做一方的小皇帝。但在混戰期中，風險是長期存在的。你打了十次勝仗，未必當得上皇帝；打了一次敗仗，也可能人頭落地。只要混戰不已，風險永遠存在，正如俗話所說“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如果接受了“杯酒釋兵權”，算盤又是另一種打法。皇帝當然是當不成了，這也不過是“放棄一個最高分”而已。當大官（節度使）是不成問題的，風險則大大下降；如按“君臣互保永享太平”的設計藍圖來考慮，則風險等於零。權衡利害，接受“杯酒釋兵權”是合算的。那些將領雖是大老粗，但都是老兵油子，生活經歷豐富，算盤還是打得來的。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能夠成功，不是由於他狡猾，而是由於他明智。
趙匡胤出身軍旅，打了半輩子的仗；在陳橋兵變登上帝位之後，又開創了長達年的宋王朝。照說，像他這樣的人對於帶兵打仗自是不在話下。但他並不想靠打仗解決問題。在他登位後的十餘年間，他除了親自領兵平李重進之亂與抗擊過一次北漢軍隊之外，就再沒有親自帶兵。在解決對內對外各種矛盾的時候，他盡可能地採用折衝樽俎的辦法。對於改朝換代奪取帝位這樣的大事，他能客客氣氣，談判成功；對一些大將收回兵權，他不用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手法，而是“杯酒釋兵權”；甚至於對抵禦外侮收復失地這樣非用兵不可的事，他也想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來解決。後晉石敬塘曾經割燕雲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地方）給遼國。宋初，君臣多次計議如何收復失地。趙匡胤曾經公開提出一個兵不血刃而收復失地的設想。在平定荊、湖、西蜀之後，他把得到的眾多金帛，另藏一庫，稱為“封樁”。以後每年國家的結餘，也都存入這個庫中。
他向臣下說：“燕雲十六州的百姓久陷於敵國，我很可憐他們，常常想把他們解救出來。我想等到這個庫藏有了四五百萬之數，就派使臣去與遼國談判，以這些金帛把失地贖回來。”雖然他這個設想後來沒有實現，他死後，繼位的趙光義急於向遼國用兵，否定了這個計畫，但他作為一個軍人出身的皇帝，為了愛惜民命，竟然想出了努力發展經濟，以金帛贖回失地的計畫，實在太不容易。如果這麼大的矛盾都可以通過和平談判來解決，那麼人世間還有什麼化解不了的矛盾呢？
對於趙匡胤，我們與其說他是軍人，是專制帝王，倒不如說他是一位大政治家。其實，發現、研究與解決人群之中的各種矛盾就是政治，善於化解各種矛盾的人就是大政治家。根據這一思路，我們說趙匡胤是一位大政治家並不為過。不少開國之君都是軍人，他們急功近利，希望一戰而勝，求大，求強，能夠功業蓋世。頗有政治眼光的趙匡胤的思路就和他們大不相同，他希望在和諧中求發展，求穩，求富。通過發展經濟，提高文化，加強國家內部的團結，在逐漸富足的物質基礎上建立精神文明。因此，宋王朝開國的形勢，遠不及漢唐兩代的轟轟烈烈，但是他們的建國計畫，穩步發展，經濟和文化兩方面的成就，終於達到了中國古代兵權社會中所能達到的最高峰。正如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所說“中華文明登峰造極于趙宋之時。”當然，歷史的發展是由各種力量共同推動的；但是趙匡高瞻遠矚的政治眼光與他善於化解矛盾的政治手腕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容忽略。
清明上河圖（局部），宋代是中華文明輝煌的頂點
趙匡胤是一介武夫、職業軍人，他的前半生又是在軍閥混戰的大環境中度過的。在他的身上難免也保留著一些軍閥的霸氣，他對南唐使臣徐鉉所說的“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一語就足以說明這一點。作為一個開國之君，他並不缺少耍弄陰謀的本領。陳橋兵變之前，他的龍袍與登位詔書早就準備好了；但在將士擁戴他登位之時，他卻再三辭謝，情詞懇切，聲淚俱下，其做秀的工夫也是一流的。難能可貴的是他身為武夫卻重文事，懂得治國要靠文臣，所以禮遇文臣，重用文臣，銳意發展經濟、文化。更為難得的是，他不嗜殺人，對於內外許多矛盾全都化解於言談歡笑之間，不以兵戎相見，這真是功德無量。專制帝王中間能出這樣的人物，已經大不容易，我們對他難道還能作更高的要求嗎？
正因為趙匡胤的這些所作所為，從不濫殺無辜，愛惜民力，使得百姓能夠安居樂業，百姓對他還是十分感激的。所以，他儘管是篡位之君，但他在民間的名聲卻是相當的好。民間一直將他視為俠客，視為英雄，至今仍流傳著他“千里送京娘”的俠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