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王朝不設史官，亡國後由情報、供詞、遊記等三份資料構成其國史

太平天國運動是清朝後期的一次由農民起義創建的農民政權，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戰爭。

關於這場運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

有人讚美，有人詛咒。

但近些年來，史學主流鑒定為這是一個在運動過程中神權與君權相交織，從而建立在欺壓人性基礎上的農民暴力政權。

的確，太平天國能夠縱橫18年，先後佔據全國600多個府州縣，所依靠的就是強大的軍事暴力，而當暴力衰減、軍事失敗，整個政體便煙消雲散。

太平天國以宗教的名義立國，君權中交織著神權，不可避免帶上許多神秘色彩。

單以“太平天國”這四個字為例，太平天國領導者作出過明確規定，其中的“天”字兩橫，要寫成上長下短；“囯”字內為“王”字，後期更先後改稱上帝天囯、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至於“代天父傳言”，以太平天國高層使用的客家話為“國語”等等行為，也讓後世的研究者暈頭轉向，

難得要領。

最要命的是，這個以強大軍事暴力為支撐體的國家，雖然以“天朝”自居，但並不設史官，也無意保留其印書、文書，則其消亡後，給研究這段歷史的人帶來了巨大的困難。

所幸，在這個“天朝”的興起和消亡的過程中，先後出現了三份文獻，

這三份文獻，分別出自敵方、己方、中立方之手，可以互相參證、可相互補充，基本構建出其國史輪廓。

這三份文獻分別是：《賊情匯纂》、《李秀成供辭》、《太平天國天京觀察記》。

《賊情匯纂》稱太平天國為賊，表明了敵對立場，而從書名看，這應該是一本軍事情報集。

實際上，該書主要編撰者張德堅，原是任湖北撫轅巡捕官， 1853年，武昌被太平軍佔領後，他失業了，混跡在難民之中，失業後的憤怒和頭腦中固有忠君思想的支配，他呼太平軍為賊，留心收集太平軍內部情報， “所見行陣之士，被擄逃人，受害鄉民，不可勝計，留心訪究，隨時記載”。

注意，既然是情報，自然不能馬虎，必須力求準確，以求可以給清政府高層官員提供決策或指揮作戰之用。

張德堅自己也說了，

“敘事從實，不事潤飾”， “賊中情偽畢見，庶大軍剿辦愈得要領”。

而在1854年9月，當曾國藩收復武漢，張德堅將新集成的一冊托人上呈。曾國藩展書細看，再以所繳獲的太平軍文書核對，發現“所指悉不謬”，事事相合，不由拍案叫絕，立馬設立採編所，

任命張德堅為總纂官，六品銜即補縣丞，配以數人相協編纂、抄寫，從1854年編纂至1856年，書成十二卷，約二十余萬字，要目有《劇賊姓名》、《偽官制》、《偽軍制》、《偽禮制》、《偽文告》、《賊教》、《賊糧》、《賊數》、《雜載》等收錄了太平天國重要人物、官制、軍制、禮制、文告、宗教、糧食、各種人員數目，並準確地預言出“似不久必有內訌之事”，是太平天國天京事變之前的國史簡略史。

天京事變之後，曾國藩認為太平天國已走下坡路，消亡在即，《賊情匯纂》沒有繼續編纂下去，當時的曾國藩也許會想，《賊情匯纂》的情報功能已經消失，使命已經完成。

但，太平天國在李秀成、陳玉成等年輕一代將領的支撐下，又重新興起，並堅持了八、九年之久。而《賊情匯纂》雖然退出了情報舞臺，卻成了後世研究太平天國史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料。

那麼，天京事變之後尚有八、九年之久的太平天國史又是怎麼記錄下來的呢？

《李秀成供辭》很好地完成了這個任務。

1864年，天京失陷，太平軍敗亡，太平軍總指揮、忠王李秀成被俘。

懷著多種不可告人的目的，李秀成向曾國藩寫了長篇供辭。

李秀成成為太平天國高層領導人，是在天京事變之後，故對太平軍前期交待簡單，而著重於天京事變之後的敘述，恰好與《賊情匯纂》在敘事的時間上相銜接，合起來記述了太平軍興亡的全過程。

夾在《賊情匯纂》、《李秀成供辭》之中的是《太平天國天京觀察記》。

此書原題為Narrative ofthe war with China，直譯為：《中國戰爭的敘述》,是英國人伍士禮（G.L.Wolseley）寫的一篇遊記，全篇十四節，約一萬四千字。

伍士禮是英國陸軍中校，于1861年初，由美國牧師、太平軍的洋務丞相羅孝全（I.J.Roberts）安排，作為傳教士的隨員到南京考察，根據自身的見聞，以遊記方式記錄了許多不大為人知的太平天國軍事統治、聖庫制、廢止商業等等規定和制度。

這份三件文獻寫作的初衷，都不是為了單純的歌頌或詆毀太平天國而作，而且結合其他零散的邊角材料來看，它們在總體歷史軌跡的敘述上是一致的，則可以大致構成了太平天國的發展史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