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早期的小說中很少寫到“新女性”， 因為在他此前的生活中， 幾乎很少與這樣一類女性打交道。 魯迅筆下的女性， 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祝福》中的祥林嫂、《故鄉》中的豆腐西施楊二嫂、《離婚》中的愛姑、《明天》中的單四嫂子等等， 她們都是以故鄉的婦女為原型。 《呐喊》《彷徨》中也有幾篇描寫了北京知識份子家庭裡的“太太們”， 如《端午節》中方玄綽的太太， 《肥皂》中的四銘太太， 《幸福的家庭》中的主婦等。 這些“太太們”幾乎都不大有知識， 面色是灰黃的， 所關心的無非是柴米油鹽， 丈夫的薪水， 偶爾還會撒撒潑。 他描寫起這些太太們，
從羽太信子到芳子、朱安， 她們都是依靠著男人的薪水過日子的主婦。 許羨蘇曾指出， 《幸福的家庭》裡所描寫的床底下堆著劈柴、牆角堆著大白菜的那種局促的生活， 正是魯迅與朱安在磚塔胡同生活的寫照。 《傷逝》中的子君是作為新女性的形象而出現的， 但正如不少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 在子君的身上， 也分明有著朱安的影子。 最初的子君是無畏的， 大膽的， 有著新女性的姿態， 但和涓生同居後， 她關心的範圍局限於每日的三餐、小油雞和一隻叫阿隨的狗， 與同院官太太之間的明爭暗鬥， 她的神情不再活潑，
朱安小像
荊有麟曾寫道：“魯迅先生筆下， 無論是論文， 是雜感， 或者散文與小說， 很少寫到戀愛同溫暖的家庭。 在《野草》上雖有《我的失戀》， 在《彷徨》上雖有《幸福的家庭》， 但那‘戀’與‘家’， 是充滿了怎樣失望與狼狽的氣氛，
從1906年結婚起， 到1926年， 整整20年， 魯迅的家庭生活是和朱安這樣一個舊式女性聯繫在一起的。 魯迅對舊女性太熟悉， 太瞭解了， 因為她就真正切切地在他眼前， 形影不離， 時時刻刻讓他體會到“濃黑的悲涼”。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 朱安“作為一個舊式女性， 在不斷追求著新社會的丈夫的心中， 她像一片無法醫治的病灶一樣牢牢地駐紮下來。 ”
雖然他稱她為“婦”， 當她不存在， 可是他提筆的時候， 盤旋在他腦海的正是那個整日愁眉苦臉操持家務的主婦， “兩隻陰淒淒的眼睛恰恰釘住他的臉”， 將他逼到牆角， 無路可逃。
然而， 情況也在發生變化。 20世紀20年代的北京， 是新文化的發源地，
在日本留學時的魯迅
身為舊女性， 朱安對於新女性抱有一種本能的排斥和敵意， 這是可以理解的。 也許， 對於所有來訪的女學生， 她都會因為自卑而對她們抱著一種戒備。 當她目送家中那些穿著竹布短衫玄色短裙的女學生， 當她端茶遞水時， 見大先生正在讀著不知是什麼人的來信， 她的心情大約是很沮喪的。 以她的能力， 她無法瞭解大先生心裡在想些什麼， 只是在一旁擔心地窺伺著， “失掉了她往常的麻木似的鎮靜， 雖然竭力掩飾， 總還時時露出猶疑的神色來……”
曾有不少人勸說過魯迅放棄朱安：“當時大先生的朋友、學生們都是經過‘五四’運動洗禮的， 大多思想進步，特別是孫伏園、章川島、常維鈞等人，思想都很解放。他們都曾勸過大先生，有的直言不諱地說：既然沒有感情，就送她回娘家，負擔她的生活費，這是很客氣也很合理的辦法，何必為此苦惱著自己，和她一起做封建婚姻的犧牲品呢?”
確實，在對待婚姻的問題上，魯迅跟同時代知識份子如胡適、陳獨秀、徐志摩等相比，都要更為彷徨，更為矛盾。在巴金的小說《家》中，覺新身為高家的長子長孫，不得不犧牲掉個人的自主選擇，按照家族長輩的意思走進婚姻生活。“接受了新思想，卻生活在舊式的空氣中”——這正是魯迅那一代人命運的寫照。然而，就拿魯迅和胡適來說，他們的做法也
不盡相同。作為“五四”時代名噪一時的新人物，魯迅與胡適的婚姻都是全憑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地地道道的舊式婚姻。但胡適與江冬秀的婚姻，在“五四”時期，曾經獲得社會上各種人物的贊許，特別得到許多舊人物的恭維，被認為是舊式婚姻中罕見的幸福的例子。對此，胡適在寫給好友胡近仁的信中曾有如下表白：“吾之就此婚事，全為吾母起見，故從不曾挑剔為難。(若不為此，吾決不就此婚，此意但可為足下道，不足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遷就，以博吾母歡心。”胡適出於對母親的孝心，對江冬秀的同情，奉母命成婚。這一點與魯迅並無不同。但他於婚後又“力求遷就”，極力表現閨房之愛，強以恩愛的外表，來掩飾無愛的內心，這魯迅是絕對做不到的。
許廣平
魯迅的矛盾在於，他決定陪著無辜的女性做一世的犧牲，可同時他又不願意遷就朱安的那些缺點，不願違心地表示“虛偽的溫存”。當然，可能也因為這是“母親娶來的媳婦”，礙于母親的情面，考慮到母親的感情，他也很難有所決斷。20年的時光，他就這樣帶著壓抑痛苦的心情步入中年，心理承受著巨大的煎熬，也把自己逼到了一個死角。但也許，就是在這樣的困境下，反而能獲得轉機。在1925年寫作的《傷逝》中，他反反復複地念叨著“新的路的開闢，新的生活的再造，為的是免得一同滅亡。”正如小說的主人公涓生，他的內心在苦苦地掙扎：
我同時豫期著大的變故的到來，然而只有沉默。
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了，懺悔了。
新的生路還很多，我必須跨進去，因為我還活著。
1925年的魯迅，內心交戰著。“他”曾想到“她的死”，不想被“她”捶著衣角，一同滅亡。雖然他馬上萌生了一種罪惡感，自責而且懺悔。但畢竟，他曾希望過“她的死”，在心底裡宣告了“她的死”。
我們知道，最終促使魯迅“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的人，是許廣平。經歷了女師大學潮、三·一八慘案後，魯迅對女性的評價明顯發生了變化。在發表於1926年4月的《紀念劉和珍君》中，他寫道：“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歎。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這意義，不止是證明了中國女子的勇毅，而且也讓魯迅重新認識了女性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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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
作者：喬麗華, 著
出 版 社：九州出版社
定價：￥48.00
大多思想進步，特別是孫伏園、章川島、常維鈞等人，思想都很解放。他們都曾勸過大先生，有的直言不諱地說：既然沒有感情，就送她回娘家，負擔她的生活費，這是很客氣也很合理的辦法，何必為此苦惱著自己，和她一起做封建婚姻的犧牲品呢?”確實，在對待婚姻的問題上，魯迅跟同時代知識份子如胡適、陳獨秀、徐志摩等相比，都要更為彷徨，更為矛盾。在巴金的小說《家》中，覺新身為高家的長子長孫，不得不犧牲掉個人的自主選擇，按照家族長輩的意思走進婚姻生活。“接受了新思想，卻生活在舊式的空氣中”——這正是魯迅那一代人命運的寫照。然而，就拿魯迅和胡適來說，他們的做法也
不盡相同。作為“五四”時代名噪一時的新人物，魯迅與胡適的婚姻都是全憑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地地道道的舊式婚姻。但胡適與江冬秀的婚姻，在“五四”時期，曾經獲得社會上各種人物的贊許，特別得到許多舊人物的恭維，被認為是舊式婚姻中罕見的幸福的例子。對此，胡適在寫給好友胡近仁的信中曾有如下表白：“吾之就此婚事，全為吾母起見，故從不曾挑剔為難。(若不為此，吾決不就此婚，此意但可為足下道，不足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遷就，以博吾母歡心。”胡適出於對母親的孝心，對江冬秀的同情，奉母命成婚。這一點與魯迅並無不同。但他於婚後又“力求遷就”，極力表現閨房之愛，強以恩愛的外表，來掩飾無愛的內心，這魯迅是絕對做不到的。
許廣平
魯迅的矛盾在於，他決定陪著無辜的女性做一世的犧牲，可同時他又不願意遷就朱安的那些缺點，不願違心地表示“虛偽的溫存”。當然，可能也因為這是“母親娶來的媳婦”，礙于母親的情面，考慮到母親的感情，他也很難有所決斷。20年的時光，他就這樣帶著壓抑痛苦的心情步入中年，心理承受著巨大的煎熬，也把自己逼到了一個死角。但也許，就是在這樣的困境下，反而能獲得轉機。在1925年寫作的《傷逝》中，他反反復複地念叨著“新的路的開闢，新的生活的再造，為的是免得一同滅亡。”正如小說的主人公涓生，他的內心在苦苦地掙扎：
我同時豫期著大的變故的到來，然而只有沉默。
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了，懺悔了。
新的生路還很多，我必須跨進去，因為我還活著。
1925年的魯迅，內心交戰著。“他”曾想到“她的死”，不想被“她”捶著衣角，一同滅亡。雖然他馬上萌生了一種罪惡感，自責而且懺悔。但畢竟，他曾希望過“她的死”，在心底裡宣告了“她的死”。
我們知道，最終促使魯迅“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的人，是許廣平。經歷了女師大學潮、三·一八慘案後，魯迅對女性的評價明顯發生了變化。在發表於1926年4月的《紀念劉和珍君》中，他寫道：“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歎。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這意義，不止是證明了中國女子的勇毅，而且也讓魯迅重新認識了女性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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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
作者：喬麗華, 著
出 版 社：九州出版社
定價：￥4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