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 字公瑾， 廬江舒人。 是三國時輔佐孫伯符、孫仲謀安定江東之功臣， 東吳的第一謀士及軍事家。 他一生的最高軍事成就乃是指揮了發生于西元208年的赤壁之戰。 此次戰役的結果是全盤粉碎了曹孟德南下進而統一中夏的戰略意圖。 此戰公瑾以五萬江南健兒大破曹操的二十余萬北軍， 是中國歷史上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 當然， 近日有另一種說法說赤壁之戰是一場遭遇戰， 不過這也是一家之言， 尚在商榷之列， 即使真的是一場遭遇戰， 周公瑾也還是以少勝多， 擊破了曹孟德的南下計畫。
據《三國志》記載，
劉備以梟雄之姿， 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 必非久屈為人用者。 愚謂大計， 宜徙備置吳， 盛為築宮室， 多其美女玩好， 以娛其耳目。 分此二人， 各置一方， 使如瑜者， 得挾與攻戰， 大事可定也。 今猥割土地， 以資業之， 聚此三人， 俱在疆場， 恐蛟龍得雲雨， 終非池中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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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劉璋為益州牧， 外有張魯寇侵。 瑜乃詣京見權曰：
今曹操新折衄， 方憂在腹心， 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 乞與奮威俱進取蜀， 得蜀而並張魯， 因留奮威固守其地， 好與馬超結援。 瑜還與將軍， 據襄陽以蹙操， 北方可圖也
赤壁之役， 十分明顯地顯示了漢末軍事家和謀士們， 在“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一道上以及研究行軍用兵之道方面所達到的高明程度。 魯子敬是名士， 諸葛孔明是名士， 孫策令文中給他的評價， 及其與蔣幹的對話， 蔣幹對他的品題， 都可證明周公瑾也是個名士。
在曹操南下荊州的時候， 張子布等以畏敵的心理， 提出三大難題：第一，
孫子說：“朝氣銳， 晝氣惰， 暮氣歸。 ”《司馬法》：“新氣勝舊氣。 ”周公瑾正是有一股朝氣或新氣。 曹孟德在不戰而得荊州之後， 則是一股惰氣雜以驕氣。 而張子布輩則是頭巾氣未除， 加上一股暮氣。 故聞“水步八十萬”之虛聲恫嚇， 便自茫然無措， 從表面現象來立論。 而周公瑾在強敵之假像前，
以“梟雄”目劉備， 以“熊虎”目關、張， 品題恰到好處。 而“徙備置吳”， 娛以“宮室”“美女”， 拆開關、張， “挾與攻戰”之計， 老謀深算， 何等可畏。 程仲德輩， 何曾想到這一層， 只是勸曹孟德動刀耳!人之高下， 計之長短， 其相去又豈可以道裡計哉!
“蛟龍得雲雨， 終非池中物”， 此絕妙談辭， 又五言佳句也。 公瑾平生精於音樂， 又安知其不能詩耶?
一方大敗之後， 內部必不能穩定， 尤其是以力服人者， 此固另一方進取之機也。 “取蜀並張魯， 進據襄陽以蹙操”， 制敵機先， 規模弘選， 與孔明隆中之策， 大半不謀而合。 惜乎後繼者不能承用其方略。 孫仲謀與曹孟德角力於合肥濡須之間，自守而已，無進取之志矣。
曹、孫、劉赤壁之戰(208)，乃中古史上一大事。曹勝則漢末二十年分裂之局，可複歸統一。以曹孟德之明智，在眾多從漢末遺留下來的、有高度學術及操行修養的名士們的輔佐之下，可能做成比較像樣的統一事業。孫、劉勝，則三國鼎立之形勢以成，戰禍再延長七十年，民力物力，消耗殆盡。尤其糟糕的，由於分裂的時間長達九十年，人事推移，新陳代謝，一些在漢末分裂之初，飽經憂患，具有非凡才能的政略家、戰略家全數死光，政權卻落到一些襲祖父餘蔭的紈絝子弟手裡。由他們中間的一個，摘下了爛熟的統一之果，是為西晉王朝。西晉的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無經國之遠謨，無防患之預備，一味埋頭陶醉於腐化享樂之中，終於弄到骨肉相殘、蕭牆禍起。在階級矛盾及種族矛盾的激化下，不到二十年，又使中夏陷於血泊之中，導致三百年南北分裂之局。這一代價，真是太大了。客觀上不得辭其咎者，第一是周公瑾，第二是諸葛孔明。
秦末自陳涉首難，至項王烏江之敗，才八年，天下複歸一統。新莽之季，自新市、平林兵起，至公孫述敗死，凡十五年，天下複歸一統。隋末自李密起兵，到劉黑闥之敗，才八年，天下複歸一統。元末自方國珍起兵，至徐建入大都，凡二十年，天下複歸一統。大起義後，群雄角逐之最後獲勝者，其君臣之才智，必較傑出。他們在廣泛而頻繁的鬥智鬥力中，不斷豐富了政軍兩方面的經驗。他們對前朝的弊政，直接或間接嘗過味道。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瞭解民間的疾苦，從而採取相應的措施。加上分裂的時間短，有不少前朝遺留下來的人才，可資利用(分裂的時間愈短，則可資利用的人愈多)。這在政治的沿襲和制度的變革方面，便不致中斷或走錯路。兩漢唐明四朝之所以立國悠久，文治武功，炳耀史冊，統一全國的過程短，由角逐優勝者，親自在政軍兩方面，為新朝奠定鞏固的基礎，是一大原因。而西晉則否。且其政權之由來，是乃祖乃父靠陰謀手段取得(不少名士，被牽入政治漩渦，死在他們的屠刀之下)，其政治道德，較之曹孟德，尚差一大截。悖入悖出，原不足怪。所可痛惜者，帶累中夏之民，無辜遭池魚之殃耳!
孫仲謀與曹孟德角力於合肥濡須之間，自守而已，無進取之志矣。曹、孫、劉赤壁之戰(208)，乃中古史上一大事。曹勝則漢末二十年分裂之局，可複歸統一。以曹孟德之明智，在眾多從漢末遺留下來的、有高度學術及操行修養的名士們的輔佐之下，可能做成比較像樣的統一事業。孫、劉勝，則三國鼎立之形勢以成，戰禍再延長七十年，民力物力，消耗殆盡。尤其糟糕的，由於分裂的時間長達九十年，人事推移，新陳代謝，一些在漢末分裂之初，飽經憂患，具有非凡才能的政略家、戰略家全數死光，政權卻落到一些襲祖父餘蔭的紈絝子弟手裡。由他們中間的一個，摘下了爛熟的統一之果，是為西晉王朝。西晉的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無經國之遠謨，無防患之預備，一味埋頭陶醉於腐化享樂之中，終於弄到骨肉相殘、蕭牆禍起。在階級矛盾及種族矛盾的激化下，不到二十年，又使中夏陷於血泊之中，導致三百年南北分裂之局。這一代價，真是太大了。客觀上不得辭其咎者，第一是周公瑾，第二是諸葛孔明。
秦末自陳涉首難，至項王烏江之敗，才八年，天下複歸一統。新莽之季，自新市、平林兵起，至公孫述敗死，凡十五年，天下複歸一統。隋末自李密起兵，到劉黑闥之敗，才八年，天下複歸一統。元末自方國珍起兵，至徐建入大都，凡二十年，天下複歸一統。大起義後，群雄角逐之最後獲勝者，其君臣之才智，必較傑出。他們在廣泛而頻繁的鬥智鬥力中，不斷豐富了政軍兩方面的經驗。他們對前朝的弊政，直接或間接嘗過味道。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瞭解民間的疾苦，從而採取相應的措施。加上分裂的時間短，有不少前朝遺留下來的人才，可資利用(分裂的時間愈短，則可資利用的人愈多)。這在政治的沿襲和制度的變革方面，便不致中斷或走錯路。兩漢唐明四朝之所以立國悠久，文治武功，炳耀史冊，統一全國的過程短，由角逐優勝者，親自在政軍兩方面，為新朝奠定鞏固的基礎，是一大原因。而西晉則否。且其政權之由來，是乃祖乃父靠陰謀手段取得(不少名士，被牽入政治漩渦，死在他們的屠刀之下)，其政治道德，較之曹孟德，尚差一大截。悖入悖出，原不足怪。所可痛惜者，帶累中夏之民，無辜遭池魚之殃耳!